【納粹後的德國，如何轉型正義？】
有些國家認為，對加害者進行追訴，是轉型正義最關鍵的部份，藉此伸張正義，建立良好的法治基礎。
至於怎麼做？通常的審判機制區分成「國內刑事追訴」與「國際追訴機制」。
像是戰後同盟國為了處理戰爭發動者與嚴重的人權侵害問題，即在該國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審理戰犯問題；此外，德國也在境內針對納粹時期的不法行為，打造加害者與國家間的刑事訴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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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審判：紐倫堡大審
紐倫堡審判的緣起來自盟軍反抗納粹 ，盟軍在戰勝後，開始面對另一重要問題：誰該為這些罪行負責？
因此，歐洲戰場的四大戰勝國，便在紐倫堡開設軍事審判庭，開始審判戰犯，並且 同盟國更將許多納粹領導人予以起訴，強調其不贊同把戰爭責任綁在「國家組織」身上，反而應確認具體行為責任要由哪個特定的人來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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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怎麼追訴？
德國法院仍從 1945 年開始，與盟軍同時對納粹時期的犯行進行刑事追訴。戰後西德政府針對相關納粹犯行之追訴時效即將屆至，應如何處理，曾進行憲政與實務面向爭辯，後在無違憲疑慮的前提下，修法將殺人罪的追訴時效延長至30年。其後來更於 1979 年，將殺人罪名之訴訟時效完全廢除，使檢察官得以永久性地起訴納粹的屠殺行為，只要犯罪行為人還活著，檢察官原則上就可以將之起訴。
但這仍有其極限。
例如「恐怖伊凡」，聽說曾「親手」將數百位猶太人送入毒氣室；因此，他在 1986 年被送往以色列受審，並在 1988 年被判處死刑，但在 1993 年時，因以色列最高法院證實「恐怖伊凡」另有其人，撤銷他的罪名。
獲釋後，他回到美國繼續生活，但後來因檢調單位找到被他帶進毒氣室的「受害者名單」等罪證，將他送往德國受審，隨後在 2011 年被控謀殺、判處 5 年徒刑，但他在去世前，都還在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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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害者如何究責？
討論最為熱烈的問題就是：東德時期的邊境守衛及其上級長官，是否要為射殺「翻越邊境」的人民，負起刑事責任，畢竟那是法律所規定的。
而柏林圍牆建成後，首次發生擊斃情況，是發生在 1962 的 Peter Fechter 事件。Peter Fechter，當時 18 歲，是建築圍牆的工人，他利用修築隔離牆時，與朋友 Kulbeik 藏在邊境檢查哨附近的一個木匠工作室裡，企圖投奔到西柏林。
當 Kulbeik 已成功越過牆， Fechter 正準備跟著越過牆之際，卻被東德士兵槍擊。遭受槍擊後，他並沒有立刻死亡，而是爬回靠近東柏林鐵網圍籬邊求救。在長達一小時的時間裡，都等不到任何一方的醫療援助，終於失血過多而死。
後來當時兩名向 Fechter 開槍的東德士兵分別被判刑 21 個月及 20 個月。
在向法庭承認罪行之後，兩名士兵都為當年的射擊道歉，並為當年的行為悔恨，但也表示這是出於當年的職責所為。
然為何明明是合法行為，卻要被判有罪？
這是因為前述判決作成前， 1996 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即表示： 原則上犯行的確只有在違反當年東德有效的法律時才應受到制裁。
但在極端例外的狀況，特別是基於歷史的偶然，民主德國的法院必須依據非民主東德政權的舊法律進行審判時，如果東德政權的刑法規定一方面嚴禁殺人，一方面卻又把不正義的屠殺行為列為可以被正當化的殺人理由，等於是違反了憲法的法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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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呢？
目前大家對於加害者的想像，就是集中在對於威權領袖的責怪，但是對於整個社會各個職位上的加害行為，卻是缺少像德國這樣更細緻的檢討咎責。
當然原因也在於因為台灣的民主轉型和平，讓轉型正義在過程中被犧牲，加害者的討論十分缺乏。
正如這幾次舉辦活動中，一直有民眾提及：「時間，對於這些加害者來說，已經太寬容了。」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更多的資訊，在下面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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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
#撥開迷霧：釐清威權統治時期加害者責任討論會議網站
https://identify-t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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