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中離開的巴士媽媽］
巴士媽媽離開了。讀者們都知道，這幾年我兩次訪問這位「巴士媽媽」，數年前她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撥款，致電電台，因為兒子牙患影響儀容，而多搭不容易被別人看到臉容的巴士少搭地鐵，得到了這個稱號。
昨晚我出席了她的守靈祈禱會，訝異一位基層婦女的最後聚會，竟吸引近百人出席。巴士媽媽是虔誠天主教徒，她每個星期日定必帶智障兒子阿豪出席彌撒。這天，阿豪也來了，安靜地參與。院舍的工作人員，用圖片解釋了讓他明白，媽媽去了天家。
大家不用擔心阿豪，巴士媽媽雖然離開，但仍然有很多人愛護他。
巴士媽媽在患上肺癌的這段日子，病情有起有跌，公開替同路人爭取藥物治療，不願優先用民間捐款，拖着病軀到立法會陳情，最終獲得藥費，但癌病時好時壞，幸運地獲得愛心醫護幫助，最後有一段狀態好的時光，她約我和她全家一起品茗，更和家人短暫出遊。
她更細心地籌劃最後一段路，把自己心愛的物品送贈出去，把公屋收拾好交還政府，還教導女兒亦即是豪的妹妹如何接手照顧阿豪。
巴士媽媽就是如此一個負責任，為人設想的人。她的女婿在儀式上分享道，外母大人認識他之後，不斷請教他電腦剪片技術，由燒錄光碟，從網上下載音樂，他還好奇一個婦女在搞邊科？
原來巴士媽媽一直惦記其他同路人，希望其他智障子女的家長可以藉着聽粵曲放鬆，所以錄製音樂分享給其他家長，更籌備了一個粵曲小組，經常粉墨登場，定時到老人院表演。
自己已經很多負擔，但她總在想別人。這也解釋到，為何昨晚這位基層婦女的告別儀式上，即使在疫情寒冬裡，澳門的親友不能到來，也把偌大的教堂擠得人頭湧湧。天主教教友，弱能人士和家長們，粵曲小組的朋友們，院舍的工作人員們，都要親身來送別巴士媽媽。
那美好的仗她已經打過了。我沒有看過這麼充滿愛的喪禮。
在最後的日子，巴士媽媽和兩名一手帶大的孫女、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女婿透露，孫女和婆婆一起玩樂和鬥氣，「就像平日一樣」。這位婆婆非常搞笑，每日替孫女改一個不同的花名。
紀念冊裡有一幅照片，是阿豪拖着小女孩的背影，原來阿豪從院舍放假外出，外甥女會親切地牽着舅父的手「照顧」他，讓婆婆特別安慰。在滿滿的親情和愛裡，巴士媽媽最後一刻沒有經歷太多痛苦，離開了世界。
在喪禮上，巴士媽媽的女婿公開感謝不同的人，包括我這位記者和張超雄議員，我們實在受寵若驚。蘇小姐更親手送贈了孫女手繪的感謝卡給我們，對着女兒說：「這位就是記者姐姐」。我又感動得熱淚盈眶。
她們這一家，總是如此充滿感恩之情。這本應是她們一家人傷心的時候，她們卻永遠記着要感謝別人，蘇小姐的笑容，永遠溫暖和誠懇，我相信，這就是家教，來自巴士媽媽的承傳。
蘇小姐還替巴士媽媽編製了一本精緻的紀念冊，裡面寫了她和很多親友的懷念說話。
我也獲邀在紀念冊裡寫了悼念文章，特此獲蘇小姐同意轉載。她會想讓我在這裡感謝曾經關心過，祝福過她們一家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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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巴士媽媽這一家］
我在大學教新聞已十年，教導年輕人時，忍不住勸說學生若他日做記者，要學習和受訪者保持一定距離：「有熱情是好，想幫人也是好。但做一個好記者，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始終記者和受訪者關係微妙。」
但我也不忘補充：「或許你會問，記者可不可以和受訪者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對方像『巴士媽媽』這種人，你用長時間看得清楚了，作為受訪者的她不是想利用記者，反而倒過來說，你做記者在受訪者身上看到公義和人性的善良，當然可以做朋友呀。」
蘇太在我的新聞採訪裡，有「巴士媽媽」的暱稱，這是因為她在2017年3月公開爭取政府向智障人士牙科繼續撥款的時候，曾經致電到電台烽煙節目，談及曾經與未糾正牙患問題的成年智障兒子阿豪出街時，若坐港鐵時，因為座椅是面對面的，其他乘客會因兒子儀容被嚇到雞飛狗走，反而坐巴士因為別人只看到兒子背部，所以沒那麼大壓力。直到兒子醫好牙患戴上假牙，就成個「靚仔哂」。
我慨嘆，在現今香港還有人因為得不到醫療照顧而受着這種歧視。另外，蘇太那種黑色幽默，在苦難由仍會說冷笑話的性格，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於是我抽空替她和兒子做了半天深度採訪，在明報刊出了全版報導，後來收錄到我的著作《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裡。
我記得採訪那四小時裡，我窮追猛打地提問，讓我挖出了更多故事。例如即使蘇太兒子是政府資助牙科服務的受惠者，即使醫護人員有愛心地做了一套假牙給阿豪，蘇太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段很長時間去訓練兒子戴假牙才成事，那不只是撥款不只是純粹錢銀的問題。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慈母，還看到蘇太是一位有責任心，有智慧，有遠見的女性，她不但公開大方地告訴大家她的兒子有智障問題，亦沒有婦人之仁地溺愛兒子，而是咬實牙關訓練兒子餘下的能力，希望他能過有尊嚴的人生。
而公開自己的家庭狀況，她也不是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有多偉大，而是想社會更公平，想政府繼續支持特殊牙科服務的撥款，讓更多同路人受惠。也是因為有她的付出，後來政府再替這個牙科服務更新了維期三年的撥款，又有多幾千個智障人士受惠。
做記者多年來，我訪問過很多有需要群體，只要稍作交流，我就知道受訪者是不是只想從記者身上得到益處，是不是想利用記者的影響力，是不是只想求私利。蘇太和她的女兒蘇小姐，肯定不是這種人。
智障牙科的採訪過一段落之後，蘇太於2019年4月才聯絡我。短訊第一句就寫道：「我在三月初驗出肺癌」，我了解蘇太性格爽直，沒有多餘的客套，單刀直入，她清楚告訴了我治療過程，因為癌病的基因特變而適合使用一種新藥，而公立醫院的規定卻要求病人需要先服用舊藥証明沒用才可以獲得新藥資助，而這種新藥若由病人自已付費卻是天價。屋漏逢夜雨，蘇太已動用了原來給兒子儲下的基金應急。
我稍作資料搜集，即發現蘇太所言非虛。而我很了解蘇太為人，她是那種不想隨便麻煩別人的人。
在智障牙科服務記者會上，蘇太拿出了小型理髮器和口腔檢查小鏡控訴：「兒子的頭髮我會剪，牙齒我也幫他檢查。我想告訴政府，我們家長不是坐著等你幫，自己做到的一定做，是忍無可忍才向你們『官爺』出聲。」她說完這句話，全場喝彩。
蘇太就是這種人，沒有真正需要，不會找上我來。我立即採訪了她把文章在自己公眾臉書戶口上發佈，她亦公開到立法會申訴，說話鏗鏘有力，即使自己身體虛弱，正被病痛折磨。
讀者得知這位「巴士媽媽」患病的消息，熱情地留言：「請求蘇太接受大家捐款」「可不可以請蘇太先接受眾籌藥費，明白她想其他病友受惠，但請勸一勸她，爭取時間治療，再繼續申訴。」蘇太幫過很多人，這一次，公眾希望她先想一想自己和兒子。
然而蘇太和女兒蘇小姐婉拒了公眾的捐款，她們表示暫時可以應付，希望做的是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讓更多人受惠，不希望自己早於其他病友先用藥。
做了記者廿年，我採訪過這麼多人，蘇太和蘇小姐這兩母女，比社會上很多所謂的達官貴人，情操要高尚得多。即使她們一家面對着絕境，也沒有忘記同途人，不想自己先受惠。這種會考慮公義的做人處事方式，說的人多，做到的沒幾多。
所以我更盡力去幫助這一家人，即使我做的僅是做回一個記者做的事，把事實鋪陳，說服公眾，向政府施壓。
事情過後，蘇太和蘇小姐經常把感謝的話掛在嘴邊。但說實在，作為一個記者，我卻感到，我從這個家庭所見證到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來自平凡人的善良，所得到那種真摯的關懷，相比我所付出的，算不得甚麼。
坦白說，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一個兄長是長期病患者，但家人的應對態度，相比下沒有蘇太那麼勇敢，那麼坦然，那麼有遠見。而近來我亦因為要處理家事，自己的情緒也掉入了低谷。所謂能醫不自醫，記者幫不了自己的家人，唯有去幫更有勇氣的陌生人。
而令我領悟到的是，蘇太兩母女與我非親非故，對我的關愛，卻是如此的澎湃，潤澤了我的心靈。
在病患和喪親之後，蘇太和蘇小姐依然記念着我。蘇太在她離世前一個月，仍給我發短訊：「很掛念你，（記得）對自己公平一點呀！精神支持你。我們認為你定能跨過困境，天助好心人。有空隙就善用一分鐘來錫下自己！」
即使面對母親離開，蘇小姐仍不忘給我送上安慰：「感激你一直支持守護，好多謝您的大愛，在我們最無助時以您的專業和熱情扶我們一把。雖然一切已過去，但您的恩德我們會永存心中，媽在天上會為您祈禱。」
看到兩人的短訊，我總是熱淚盈眶，幾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我只是做了一個記者應做的事，並沒有甚麼特別。反而是蘇家的情操，不想打擾他人的體恤，對別人的感激之情，每一次都深深打動着我。能夠認識你們，是我在專業和人生裡的莫大運氣。
我永遠記得，蘇太那種舉重若輕的黑色幽默，談起艱難和挑戰，她總會說一些冷笑話，緩和一下人生的苦澀，讓氣氛不致太肉麻。這是我喜歡的蘇太，她身上有一種平凡婦女的獨有智慧和堅毅。她常說，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自己的經歷也很平凡，不明白為何我會那麼喜歡訪問她。她總是把自己那海量的付出和愛心，說得輕描淡寫。
為了忠於她本人的真性情，我在三年前訪問她的文章這樣作結，我相信，如今她在天堂，也喜歡我再次引述這一段，為她的地上人生作一個小結。
「蘇太叮囑筆者別把她寫得太偉大：『或許別人會說，你生了這個仔很委屈，但我信天主教，信仰令我覺得，我們來這個世界像是一趟旅遊，表面上角色扮演是『我是阿媽你是仔』，其實在神面前我們都是弟兄姐妹．我的態度好像嬉笑怒罵，只因我覺得沒所謂開心或屈辱，面前純粹是一個task，只能一往向前完成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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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媽媽的女兒蘇小姐在紀念冊裡寫了一個後記：
回想媽某天跟我說：「有個記者跟了我大半天，還跟我去佐敦接（孫女）放學。」我不以為然，原來那個「不明來歷」的記者，正是日後我家天使Vivian。她寫我媽，比我知的還要多，我沒耐性聽的，她甘之如飴；我沒空做的，她去做了，寫出一篇影響深遠的報導。
這位從空氣中冒出來的神奇人物，與我媽惺惺相惜，對媽的狀況她有切膚之痛。老實說，我覺得她和我媽很相似，認定了是對的事情，就一股腦兒去做，不計較付出，或許這就是緣份。雖然說了很多次，還是要再一次向妳道謝，願天主賞賜你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