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與傳說的建構,往往是一種論述的價值傳達與再生產的形式,因此,重新回頭對神話與傳說進行研究調查,透過歷史文獻、口述歷史以及實地訪查的方式,我們將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已經習以為常的傳說及神話。這之中,並沒有真實與否的問題,而是理解了不同版本如何被生產出來,進一步意識到這些生產過程中的論述、意識形態與文化脈絡,這樣才是認識神話與傳說的態度。套用一句Lévi-Strauss說的:「神話是一種適合思考的存在」,神話本身並不代表真實,思考神話傳說的過程,抽絲剝繭建立起脈絡與架構,才是神話與傳說對人類最有貢獻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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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曾經是臺灣社會當中耳熟能詳的人物,由於「捨身取義」的故事是一個政治上宣傳的好題材,日本政權與戰後來臺的國民政府,皆以官方之力,修繕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的吳鳳廟(阿里山忠王廟),並將其列入法定文化資產]的項目去保護(註1),兩個政權也都將這樣的故事編入教科書當中,廣為稱頌及宣傳,演變成人們深信不疑的故事。甚至在官方的鼓吹之下,有不少藝術創作與吳鳳有關,例如大岡春濤1927年以《活著的英靈》描繪吳鳳騎白馬的英姿入選首回臺展的東洋畫部。光是以吳鳳為題材的電影就至少有3部,分別是1932年由「日本合同通信社電影部」臺灣電影製作所拍成劇情片《義人吳鳳》;1949年張英、張徹合導拍成《阿里山風雲》;1962年臺製廠聘請香港名導演卜萬蒼,舞臺設計家顧毅擔任布景設計,王引、張美瑤擔任男女主角,拍攝的寬銀幕彩色國語電影《吳鳳》(註2)。1943年林摶秋導演、簡國賢編劇、呂泉生配樂的舞臺劇《阿里山》也是以吳鳳故事為背景,分別在桃園與臺北公會堂(註3)演出。知名的舞蹈家林懷民也曾有「吳鳳」的舞碼;雕塑家蒲添生也本著「仁愛」精神創作了〈吳鳳騎馬銅像〉(註4)。這一些藝術家之所以「吳鳳」為創作,並非是惡意欺騙,而是吳鳳「殺身成仁」的故事在政府的刻意渲染灌輸下,已經根深蒂固,深植人心。
過去歷史學家並非都沒有人質疑「吳鳳神話」的不合理之處,例如林衡立在1950年代發表了「阿里山曹族獵首風俗之革除」就提出反證,只不過這篇文章是發表在《中國民族學報》,這類刊物並不普及,大眾不易看到。直到1980年7月28日,陳其南在通俗的《民生報》七版發表了〈一則捏造的神話─「吳鳳」〉,這篇文章撼動了臺灣社會,人們開始懷疑長久以來政府造假、愚民,後續引發了原住民運動,於是立於嘉義火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在1988年被拉倒,1989年吳鳳鄉也在原住民的抗議下更名為阿里山鄉,同一年教科書也將吳鳳的故事由課文中移除。
但是鮮有人知,吳鳳的故居、吳鳳墓至今尚存,在沒有《文化資產保護法》(下簡稱文資法)的年代,1978年竹崎鄉公所就已經奉命在吳鳳的故居、吳鳳墓前方製作「古蹟」解說石碑。
1979年,中華民國內政部著手研議文化資產政策,又將位於竹崎鄉的吳鳳故居、吳鳳墓列入所謂的「暫定古蹟」名單之中,只不過「1979中華民國內政部暫定古蹟」與1982年之後《文資法》所談論的「暫定古蹟」完全不同。「1979年中華民國內政部暫定古蹟」是政府在沒有《文資法》下的「古蹟預備名單」,並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效應,不是真正的法定文化資產,嚴格來說其功能是日後《文資法》立法後的古蹟指定的參考依據。但隨著社會運動興起,相關研究報告出爐,眾人指責吳鳳神話捏造,破壞族群和諧,吳鳳故居與吳鳳墓由早期政府年年舉辦祭典的高人氣場所,變成了為文化資產界的禁忌,鮮少有人願意談論這樣的場所是否有文化資產價值。
我們不可否認「吳鳳神話故事」內容有許多以訛傳訛或是杜撰的爭議,但是因為吳鳳所留下大量不同時代的史料,卻又是值得研究,因此姑且把這類容易引起社會爭議,可能會挑戰社會禁忌的歷史建築物、文獻、文物,歸類到「困難的潛力文化資產」。
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困難的潛力文化資產」有助於釐清「吳鳳傳說」,若就文化資產保存及歷史真相角度,臺灣社會不應閃避這樣的議題。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artouch.com/column/content-13109.html?fbclid=IwAR3PhBjjJXhY6SZ66_HieaW3XqWginbJbufaPXyGkcaoumtYIhUplifzs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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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有兩部國片同時上映
比悲傷更悲傷的事情 訴求是中學女生,悲慘的片名讓人還是憧憬愛情,幸福定格是關於婚姻的紀錄片,客群是中產小夫妻,大概是婚姻是三聲無奈,所以只能以幸福之名。
導演沈可尚的製作公司「七日印象」位於台北民生社區某老公寓,3房2廳的格局,走進客廳,即看見架上大大小小獎盃,金馬、金鐘、台北電影節…沈可尚辦公室在房子最深處,推開門,視線被一座書櫃擋著,無法一眼看穿,書櫃和房門形成一個窄窄玄關,拐個彎,才是他的天地,舊舊的桌椅家具磨損得很好看,顏色深沉而內斂,有雅痞風格,窗邊茶几擺著一瓶喝一半的12年蘇格蘭威士忌。
創作者創作如蚌腹產珠,於痛苦中磨出劇本,這個空間就是他的蚌殼,或者,用他自己偏愛的形容詞來說,膠囊。
沈可尚的同事都太清楚他的習癖,當他關起門來,就是退回膠囊裡想事情,請勿打擾,「結婚前,有時候我會莫名地跑去住旅館,就是為了想事情,獨處對我來講是需要的。」創作者需要雷射光一樣專注力,但當創作者的角色碰到父親和丈夫的身分就潰散了,他的聲音很低很低,簡直要低到地上去了:「結婚,然後有小孩,對我來講,是最直接的衝擊。婚姻開始了,但人生瓦解了。瓦解並不是否定詞,而是我本來對人生的想像是拍片、拍片和拍片,我想要自由、自由和自由,婚姻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他的紀錄片《幸福定格》正在上映,片子拍了7年,這個46歲的已婚男人在拍片過程中反覆地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如何能在婚姻裡生存下去?」
2007年,沈可尚結婚了。拍婚紗照那天,習慣站在攝影機後面的人,突然站在鏡頭前,被擺布著:「側面一點,高一點,來,親一下。」太彆扭了,只好邊喝酒邊拍,喝到滿臉通紅,婚紗公司後製修片都快瘋了。他不免好奇何以大家要通過拍婚紗奇怪的方式來實踐對婚姻的想像,3年後於是有了《幸福定格》的拍攝計畫,原來是紀錄兩岸婚紗文化,但拍著拍著,已婚男人發現婚姻跟他想的不一樣。
走上紅毯的另一端只需3分鐘,但婚姻就是一輩子的跋涉,自由自在的創作者變成了爸爸,丈夫和女婿,「從第二個女兒出生後,經濟壓力變得很龐大,雙邊家庭的老人有一些年紀大的狀態,我必須要花更大的力氣去賺更多的錢,」他說:「我被生活吃掉了。」
關注焦點從婚紗變成婚姻這座圍城。圍城外,爭同婚者千方百計想要衝進去,而他鏡頭下的已婚者坐困愁城,因婆媳問題、家事分工、親子教養而相互怨懟著。拍攝流程是這樣:他走進人家的客廳,架好機器,和受訪者聊聊近況,道出目前在婚姻的無奈和無助,夫妻開始交談,紀錄片中那些婚姻的日常對話若看起來、聽起來血肉模糊,全是他拿自己的故事割肉餵鷹。
拍一個關於婚姻的紀錄片,不是為了尋求答案,婚姻是不會有答案的,就算有答案,每對夫妻的答案也不會相同。已婚男人說:「我比較想找人一起經過。」
不妨用《幸福定格》開場,他問受訪者的話來反問他:「你跟老婆是怎麼認識的?」「我老婆是職業婦女,她是做廣告製片,我是導演,自然而然就在一起。」沈可尚台藝大畢業,電影科班出身,1999年,畢業製作《與山》入圍坎城紀錄短片,獲金馬最佳短片。才華多到滿出來,卻碰上國片最乾涸的時代,投身商業廣告拍攝,因而結識現在的老婆,「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很好笑,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有人覺得一個憂鬱的文藝青年好笑?我是憂鬱的人,當有人說你很幽默,我很感激。那時候,我剛拍好《野球孩子》,帶她去看試片,她看到睡著,喂,男朋友辛辛苦苦拍片,好歹支持一下,但我覺得她睡著的樣子好放鬆,好迷人。」
實在找不到什麼不結婚的理由了:「她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拍片人的生活只有拍片人才能理解,知道想劇本是怎麼一回事,拍片是怎麼一回事。」商業拍片合作夥伴變成婚姻夥伴,天造地設一樣的難得,已婚男人說經濟條件較婚前有明顯改善,從租房子,到在岳母家附近買了房子。成了家,立了業,當他們變成了人父、人母,除了小孩和各自的爸媽,生活卻再無其他話題,「我甚至對另一半失去了欲望,對我而言,她就是一個母親,母親的身體是會發光,你無法對一個母親產生欲望。」
已婚男人不睡覺,深夜拿著攝影機跑到別人家中,過問他人家務事,他說老婆全都知道,但都不過問,「我有另外半個靈魂是純粹的創作者,對她來講,我好像在祕密進行一件事情,她會知道源頭,但她不會真正參與其中。」
提及一進辦公室看到的許多獎座,問他努力拍片、得獎,會覺得被看見得還不夠嗎?「當然永遠都還不夠,」已婚男人恢復創作者身分,低沉憂鬱的聲音突然有了起伏:「我很需要得獎的肯定,如果這裡沒有得獎,那裡也沒得獎,我必須誠實地說,一定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好。」他從來不放過自己,同事傅榆說:「手機廠商給他一個新手機,請他隨便拍點東西,明明只要拍一分鐘的短片,明明時間都不夠了,他卻跑去阿里山、宜蘭拍一整天,他總是在很多時候做這樣的事,讓人想問他到底在幹嘛啊!」
一年一半的時間拍商業廣告,另一半的時間就拿拍廣告賺的錢來拍紀錄片,我們說這已經是供養了吧,「不,」他淡淡地說:「是獻祭。」《幸福定格》耗時7年,萃取85分鐘內容;《築巢人》拍攝一年半,剪成53分鐘;《賽鴿風雲》在嘉義大林拍了一年8個月;《遙遠星球的孩子》花了4年…他求好心切,婚姻許諾不離不棄白頭到老的誓詞更適用拍紀錄片,「我人生最大的激情都發生在拍攝。不管是劇情片或紀錄片,我很享受自己拿著相機去拍攝那些所有的當下。」
已婚男人躺在婚姻的雙人床,想著創作的事,已然同床異夢了。他在床邊放著筆記本和錄音筆,紀錄流星一樣隨時閃過的靈感,「有一天早上醒來,我打電話跟製片提醒昨天開會那個事項應該注意,製片一頭霧水,我才發現那個開會只是夢。」思慮太多,他已經分不清楚夢境和現實,拍攝與被拍攝。
「我是標準工作狂,無時不刻在工作,工作沒有任何雜念,有了小孩之後,工作節奏徹底瓦解,我至今並未完全適應。」老婆在職場幹得有聲有色,但毫不適應的創作者幾乎要把憋在心裡的話都要說出口了:「男主外女主內,妳可不可以好好帶小孩,我在外賺錢就好了。」
創作者在婚姻與事業間進退兩難,不斷地抽著電子菸,眉頭深鎖,擠出2道明顯刻痕的皺紋,他是真的憂鬱。不免讓人好奇上次放空到底是什麼時候呢?「想不起來了欸…」他突然把臉埋在雙掌之間沉吟片刻,然後抬起頭:「有啦,5年前,好像是女兒還沒出生,老婆的員工旅遊吧,我們去長灘島,在沙灘喝啤酒,也玩了香蕉船之類的遊樂設施,玩得很快樂,但隔天我跟她說:『可不可以你們去玩就好,我要在飯店想劇本。』」
「我覺得我所有的快樂都是演給老婆和同事看的。」喝酒變成已婚的憂鬱男人唯一可以做自己的時刻了:「原本是威士忌,後來變紅酒,拍《築巢人》那一陣子,酒精消耗速度很快,誇張到我叫酒的酒商勸阻我,說我太over了。我不是酗酒的人,我只是覺得我喝酒的時候,比較像我自己,我是快樂的,我覺得一切都好平等,一切都好自在。離開喝酒的狀態,我比較像是在討好這個世界。」
婚姻彷彿一場永遠不會殺青的戲,只剩下演技和義務。「回家之前我會先到樓下的便利商店買一杯飲料,那個店員一定覺得很奇怪,怎麼每天晚上有一個中年人坐在那裡發呆,還對玻璃擠眉弄眼。」已婚男人對著鏡子練習回家該有的表情,醞釀該有的情緒,回家探望朋友那樣歡樂,跟小朋友玩耍:「唉呦,你們今天過得怎樣啊,哈哈哈。」
他把書房讓給了老婆,應該說這個家所有空間都是老婆和小孩的,因為要保持清醒,連躲到酒精的膠囊裡做自己也不行,他唯一的膠囊是浴室,撐不住了,就躺在浴缸20分鐘,讓自己內爆,消化所有的情緒。
沒想過跟老婆分床嗎?「我無法想像那樣的畫面,光分棉被就有一點受不了,何況分床。」創作者在婚姻的床上同床異夢,但再累每天回家睡覺,「前天在宜蘭拍片,拍到淩晨2點多還沒拍完,其實有2個選擇,一個是就近找個旅館睡一下,明天繼續拍,第二個是尻回台北,隔天再尻回宜蘭繼續拍,我選擇尻回台北,因為我腦海始終有一個畫面,一天醒來,老婆、小孩在床邊。」
婚姻這齣戲,創作者在日常生活尋找最美好的畫面,《幸福定格》最後一個畫面就是他現階段對婚姻的感觸:「一對小夫妻,生了一對雙胞胎,夫妻各抱著一個小孩拍打嗝,講話有一搭沒一搭,商量著等等要吃什麼,2個人眼神都有一點空洞,畫面中的4個人,開始來到一個全新的階段,4個人都不知道會何去何從,但重點是你們正在一起經歷,那個畫面讓我又空洞又美好。」
重點是在一起。片子要上映了,不知為何開始緊張起來了,他早上醒來跟老婆說:「怎麼辦,我好緊張。」枕邊人不知道怎麼跟他講,支支吾吾的。他說,但只要願意把話說出口,願意向一個人傾訴,那個動作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個沒有目的傾訴就足以在婚姻裡和諧地再走個10年8年。
已婚男人叨叨絮絮地說著,瞥見他胸前項鍊綁著戒指。那是婚戒嗎?他說是,戒指本來是戴手上,有一天他在剪接室外頭抽菸,一揚手,戒指就滑出來,險險要滾到水溝裡,同事連忙一腳踩住。他說那真是可怕的一天,當天剪片的時候,戒指又滑落一次。「那天我回去跟我老婆講,妳可以送我一條項鍊嗎?我的手變瘦了,戒指戴不住了。」隔天,老婆送他一條銀項鍊,他把婚戒套上去,項鍊本來就有一枚戒指了,2枚戒指撞擊有清脆的聲響,他喜歡那個撞擊的聲音。我問那戒指不會都磨損了嗎?他說了一句話,簡直是對婚姻下結論:「磨損很好,磨損就是生活的質感,蠻好的。」
阿里山風雲劇情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不妨用《幸福定格》開場,他問受訪者的話來反問他:「你跟老婆是怎麼認識的?」「我老婆是職業婦女,她是做廣告製片,我是導演,自然而然就在一起。」沈可尚台藝大畢業,電影科班出身,1999年,畢業製作《與山》入圍坎城紀錄短片,獲金馬最佳短片。
才華多到滿出來,卻碰上國片最乾涸的時代,投身商業廣告拍攝,因而結識現在的老婆,「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很好笑,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有人覺得一個憂鬱的文藝青年好笑?我是憂鬱的人,當有人說你很幽默,我很感激。那時候,我剛拍好《野球孩子》,帶她去看試片,她看到睡著,喂,男朋友辛辛苦苦拍片,好歹支持一下,但我覺得她睡著的樣子好放鬆,好迷人。」
實在找不到什麼不結婚的理由了:「她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拍片人的生活只有拍片人才能理解,知道想劇本是怎麼一回事,拍片是怎麼一回事。」商業拍片合作夥伴變成婚姻夥伴,天造地設一樣的難得,已婚男人說經濟條件較婚前有明顯改善,從租房子,到在岳母家附近買了房子。成了家,立了業,當他們變成了人父、人母,除了小孩和各自的爸媽,生活卻再無其他話題,「我甚至對另一半失去了欲望,對我而言,她就是一個母親,母親的身體是會發光,你無法對一個母親產生欲望。」
創作至上 很需要得獎肯定
已婚男人不睡覺,深夜拿著攝影機跑到別人家中,過問他人家務事,他說老婆全都知道,但都不過問,「我有另外半個靈魂是純粹的創作者,對她來講,我好像在祕密進行一件事情,她會知道源頭,但她不會真正參與其中。」
提及一進辦公室看到的許多獎座,問他努力拍片、得獎,會覺得被看見得還不夠嗎?「當然永遠都還不夠,」已婚男人恢復創作者身分,低沉憂鬱的聲音突然有了起伏:「我很需要得獎的肯定,如果這裡沒有得獎,那裡也沒得獎,我必須誠實地說,一定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好。」他從來不放過自己,同事傅榆說:「手機廠商給他一個新手機,請他隨便拍點東西,明明只要拍一分鐘的短片,明明時間都不夠了,他卻跑去阿里山、宜蘭拍一整天,他總是在很多時候做這樣的事,讓人想問他到底在幹嘛啊!」
一年一半的時間拍商業廣告,另一半的時間就拿拍廣告賺的錢來拍紀錄片,我們說這已經是供養了吧,「不,」他淡淡地說:「是獻祭。」《幸福定格》耗時7年,萃取85分鐘內容;《築巢人》拍攝一年半,剪成53分鐘;《賽鴿風雲》在嘉義大林拍了1年8個月;《遙遠星球的孩子》花了4年…他求好心切,婚姻許諾不離不棄白頭到老的誓詞更適用拍紀錄片,「我人生最大的激情都發生在拍攝。不管是劇情片或紀錄片,我很享受自己拿著相機去拍攝那些所有的當下。」
已婚男人躺在婚姻的雙人床,想著創作的事,已然同床異夢了。他在床邊放著筆記本和錄音筆,紀錄流星一樣隨時閃過的靈感,「有一天早上醒來,我打電話跟製片提醒昨天開會那個事項應該注意,製片一頭霧水,我才發現那個開會只是夢。」思慮太多,他已經分不清楚夢境和現實,拍攝與被拍攝。
「我是標準工作狂,無時不刻在工作,工作沒有任何雜念,有了小孩之後,工作節奏徹底瓦解,我至今並未完全適應。」老婆在職場幹得有聲有色,但毫不適應的創作者幾乎要把憋在心裡的話都要說出口了:「男主外女主內,妳可不可以好好帶小孩,我在外賺錢就好了。」
創作者在婚姻與事業間進退兩難,不斷地抽著電子菸,眉頭深鎖,擠出2道明顯刻痕的皺紋,他是真的憂鬱。不免讓人好奇上次放空到底是什麼時候呢?「想不起來了欸…」他突然把臉埋在雙掌之間沉吟片刻,然後抬起頭:「有啦,5年前,好像是女兒還沒出生,老婆的員工旅遊吧,我們去長灘島,在沙灘喝啤酒,也玩了香蕉船之類的遊樂設施,玩得很快樂,但隔天我跟她說:『可不可以你們去玩就好,我要在飯店想劇本。』」
「我覺得我所有的快樂都是演給老婆和同事看的。」喝酒變成已婚的憂鬱男人唯一可以做自己的時刻了:「原本是威士忌,後來變紅酒,拍《築巢人》那一陣子,酒精消耗速度很快,誇張到我叫酒的酒商勸阻我,說我太over了。我不是酗酒的人,我只是覺得我喝酒的時候,比較像我自己,我是快樂的,我覺得一切都好平等,一切都好自在。離開喝酒的狀態,我比較像是在討好這個世界。」
婚姻彷彿一場永遠不會殺青的戲,只剩下演技和義務。「回家之前我會先到樓下的便利商店買一杯飲料,那個店員一定覺得很奇怪,怎麼每天晚上有一個中年人坐在那裡發呆,還對玻璃擠眉弄眼。」已婚男人對著鏡子練習回家該有的表情,醞釀該有的情緒,回家探望朋友那樣歡樂,跟小朋友玩耍:「唉呦,你們今天過得怎樣啊,哈哈哈。」
他把書房讓給了老婆,應該說這個家所有空間都是老婆和小孩的,因為要保持清醒,連躲到酒精的膠囊裡做自己也不行,他唯一的膠囊是浴室,撐不住了,就躺在浴缸20分鐘,讓自己內爆,消化所有的情緒。
不妨用《幸福定格》開場,他問受訪者的話來反問他:「你跟老婆是怎麼認識的?」「我老婆是職業婦女,她是做廣告製片,我是導演,自然而然就在一起。」沈可尚台藝大畢業,電影科班出身,1999年,畢業製作《與山》入圍坎城紀錄短片,獲金馬最佳短片。
才華多到滿出來,卻碰上國片最乾涸的時代,投身商業廣告拍攝,因而結識現在的老婆,「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很好笑,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有人覺得一個憂鬱的文藝青年好笑?我是憂鬱的人,當有人說你很幽默,我很感激。那時候,我剛拍好《野球孩子》,帶她去看試片,她看到睡著,喂,男朋友辛辛苦苦拍片,好歹支持一下,但我覺得她睡著的樣子好放鬆,好迷人。」
實在找不到什麼不結婚的理由了:「她可以理解我在做什麼,拍片人的生活只有拍片人才能理解,知道想劇本是怎麼一回事,拍片是怎麼一回事。」商業拍片合作夥伴變成婚姻夥伴,天造地設一樣的難得,已婚男人說經濟條件較婚前有明顯改善,從租房子,到在岳母家附近買了房子。成了家,立了業,當他們變成了人父、人母,除了小孩和各自的爸媽,生活卻再無其他話題,「我甚至對另一半失去了欲望,對我而言,她就是一個母親,母親的身體是會發光,你無法對一個母親產生欲望。」
創作至上 很需要得獎肯定
已婚男人不睡覺,深夜拿著攝影機跑到別人家中,過問他人家務事,他說老婆全都知道,但都不過問,「我有另外半個靈魂是純粹的創作者,對她來講,我好像在祕密進行一件事情,她會知道源頭,但她不會真正參與其中。」
提及一進辦公室看到的許多獎座,問他努力拍片、得獎,會覺得被看見得還不夠嗎?「當然永遠都還不夠,」已婚男人恢復創作者身分,低沉憂鬱的聲音突然有了起伏:「我很需要得獎的肯定,如果這裡沒有得獎,那裡也沒得獎,我必須誠實地說,一定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好。」他從來不放過自己,同事傅榆說:「手機廠商給他一個新手機,請他隨便拍點東西,明明只要拍一分鐘的短片,明明時間都不夠了,他卻跑去阿里山、宜蘭拍一整天,他總是在很多時候做這樣的事,讓人想問他到底在幹嘛啊!」
一年一半的時間拍商業廣告,另一半的時間就拿拍廣告賺的錢來拍紀錄片,我們說這已經是供養了吧,「不,」他淡淡地說:「是獻祭。」《幸福定格》耗時7年,萃取85分鐘內容;《築巢人》拍攝一年半,剪成53分鐘;《賽鴿風雲》在嘉義大林拍了1年8個月;《遙遠星球的孩子》花了4年…他求好心切,婚姻許諾不離不棄白頭到老的誓詞更適用拍紀錄片,「我人生最大的激情都發生在拍攝。不管是劇情片或紀錄片,我很享受自己拿著相機去拍攝那些所有的當下。」
已婚男人躺在婚姻的雙人床,想著創作的事,已然同床異夢了。他在床邊放著筆記本和錄音筆,紀錄流星一樣隨時閃過的靈感,「有一天早上醒來,我打電話跟製片提醒昨天開會那個事項應該注意,製片一頭霧水,我才發現那個開會只是夢。」思慮太多,他已經分不清楚夢境和現實,拍攝與被拍攝。
「我是標準工作狂,無時不刻在工作,工作沒有任何雜念,有了小孩之後,工作節奏徹底瓦解,我至今並未完全適應。」老婆在職場幹得有聲有色,但毫不適應的創作者幾乎要把憋在心裡的話都要說出口了:「男主外女主內,妳可不可以好好帶小孩,我在外賺錢就好了。」
創作者在婚姻與事業間進退兩難,不斷地抽著電子菸,眉頭深鎖,擠出2道明顯刻痕的皺紋,他是真的憂鬱。不免讓人好奇上次放空到底是什麼時候呢?「想不起來了欸…」他突然把臉埋在雙掌之間沉吟片刻,然後抬起頭:「有啦,5年前,好像是女兒還沒出生,老婆的員工旅遊吧,我們去長灘島,在沙灘喝啤酒,也玩了香蕉船之類的遊樂設施,玩得很快樂,但隔天我跟她說:『可不可以你們去玩就好,我要在飯店想劇本。』」
「我覺得我所有的快樂都是演給老婆和同事看的。」喝酒變成已婚的憂鬱男人唯一可以做自己的時刻了:「原本是威士忌,後來變紅酒,拍《築巢人》那一陣子,酒精消耗速度很快,誇張到我叫酒的酒商勸阻我,說我太over了。我不是酗酒的人,我只是覺得我喝酒的時候,比較像我自己,我是快樂的,我覺得一切都好平等,一切都好自在。離開喝酒的狀態,我比較像是在討好這個世界。」
婚姻彷彿一場永遠不會殺青的戲,只剩下演技和義務。「回家之前我會先到樓下的便利商店買一杯飲料,那個店員一定覺得很奇怪,怎麼每天晚上有一個中年人坐在那裡發呆,還對玻璃擠眉弄眼。」已婚男人對著鏡子練習回家該有的表情,醞釀該有的情緒,回家探望朋友那樣歡樂,跟小朋友玩耍:「唉呦,你們今天過得怎樣啊,哈哈哈。」
他把書房讓給了老婆,應該說這個家所有空間都是老婆和小孩的,因為要保持清醒,連躲到酒精的膠囊裡做自己也不行,他唯一的膠囊是浴室,撐不住了,就躺在浴缸20分鐘,讓自己內爆,消化所有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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