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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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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作為冒認史的中國史 — 中國的「歷史悠久」有多悠久？】

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大義，好像是通行無阻的普世真理。其實不是，只要碰上的對象是中國。很多人談論問題時，一開始就談到解放軍 — 謂解放軍一動，你甚麼戲都沒得唱。其實中國首先當然不是靠解放軍統治的，任何政權都不能 24/7 全天候不斷動員軍隊，政權首先是靠觀念來統治人，觀念植入人的內心，人民自動服從政權的號召。

中國概念　為何要續持再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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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作為冒認史的中國史 — 中國的「歷史悠久」有多悠久？】

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大義，好像是通行無阻的普世真理。其實不是，只要碰上的對象是中國。很多人談論問題時，一開始就談到解放軍 — 謂解放軍一動，你甚麼戲都沒得唱。其實中國首先當然不是靠解放軍統治的，任何政權都不能 24/7 全天候不斷動員軍隊，政權首先是靠觀念來統治人，觀念植入人的內心，人民自動服從政權的號召。

中國概念　為何要續持再釐清？

任何真理在「中國」面前都十分脆弱，因為人民意識中的那個理念上的中國，是一個龐大的、非現實的中國，並且橫跨起碼二千年，一般比較浮誇的甚至會宣稱中國有五千年。一些受民族主義洗禮的上一輩文化學者，也會認為中國是古老連續的文明國家。

正因為這個「中國連續無窮」、「源遠流長」的印象，任何個體權利在這套「帝國神學」面前，下場都只有瞬間被摧毀。因為那「一連串」的中國，實在太大、太深古。「中國」處於觀念之中，已經龐大到令人敬畏甚至窒息。

我鍾意用「帝國神學」來形容這套政治觀念，顧名思義，中國式的政治觀念，在「信眾」的內心尤如上帝及一連串先知和神跡一樣，令人產生絕對服從、非理性、壓倒性的情感。要在任何「華人地區」推廣最基本的人權民主自由概念，都不能繞過「中國」此概念的再釐清，否則有如巨石阻塞，水不能至；或者尤如將精力「射落海」，「啟蒙」再多做一百年都不會有寸進。

那麼「中國」實際上真的那麼源遠流長和龐大嗎？事實上不是，我們不必談中國內部民族紛雜的常識，這個紛雜的現狀，只是歷代統治者通過一連串不公義的仇殺和強權所造成，並非心甘情願的共和。看「五族共和」之中除了漢族的其他種族的現狀就知道了。然後很多人會說，即使種族和政權不同，「中國文化」還是有一脈相承的。但事實上，「中國文化」是一套有共通性的演變，甚至是一脈相承，本身也是一個政治神話。

歷史事實上是斷裂

黃仁宇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時期：「秦漢」、「隋唐宋」及「明清」。事實上「自古以來」，「中國」的「本土文化」並沒有佔主導地位，而是經常處於被統治、虛位的情況。

春秋戰國時期最突出的文化和制度衝突，其實是齊魯這些中原傳統國家，與秦、楚國、趙等為代表、積極輸入異質文明的國家的對抗。

趙國最有名是一場名為「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趙武靈王學習敵對的匈奴騎兵，吸收其軍事制度，成功令趙國成為強國；秦國因為地利之便，輸入了更西邊的軍事組織和技術，發展出「中原」傳統國家所沒有的軍國主義體制，最終傾覆六國。那一次本身就已經是「中國」的淪陷，中國的「內容」改變了，中原陷於「胡風」。

隋唐宋也是這樣。隋的開國君主楊堅，他小時候有一個梵文小名叫「那羅延」，他還有一個叫「普六茹」的鮮卑姓，至於為甚麼，之後馬上就說到。楊堅的父親其實是西魏的官。西魏是一個由鮮卑人建立的國家。西魏王被親侄所脅迫、然後禪讓，一個後稱為北周的國家建立起來。而楊堅同樣取代了北周而自立。鮮卑崛起於西北，地理上靠近敦煌，接受中亞文化影響，包括梵文。

這些其實都是鮮卑人，是「五胡亂華」時期進入的勢力，與漢、晉時期的「中國人」，並不是同一班。之後建立唐的李姓家族，其實都混有鮮卑血統，不過他們後來以漢人身份、漢人君主示人了。

可以說「第二期」的中國，其實是一個鮮卑化的中國。

本來的「正宗」中國人呢？其實在黃巾之亂、三國亂世、八王之亂等一連串末日式軍事衝突之中，死得七七八八，剩下的就變成了被統治者，被融化的少數。「第二期中國」其實與「第一期中國」的內容很不一樣。人種不一樣，連文化、官制也不一樣。但中國中心的史書，往往用「漢化」兩個字就輕輕帶過，很難說是客觀。

自古以來「中國」其實極不穩定，每一次改朝換代都幾乎是外族入侵，然後外族假裝成「本土」、假裝成「漢」；之後遭更外面、更新銳的外族所入侵。

不斷抵抗外來影響　又不斷失敗

建立大宋的趙匡胤情況也很類似。他是後周政權的禁軍首領，後周是五代十國的其中一個政權，這些政權的制度，尤其是軍事制度，來自大唐中衰之後興起的藩鎮勢力。這些藩鎮不是一般的地方本土勢力，而是吸收了外族軍事制度以及兵源的新產品。

安祿山是胡人，大家都知道。他那個族叫粟特人，簡單而言是中亞人士。專門關於粟特人的歷史研究有很多，日本有不少史學家喜歡研究安祿山這個人的中亞淵源。

安祿山控制以及之後繼起的河北系藩鎮能夠坐大，主要是招收了大量移民，陳寅恪稱「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這些外來人發明了一套更具機動性的軍事團體，屬員叫作「牙兵」，他們與軍閥關係密切，不是唐帝國政府那些積極性低的公務員軍人，而是服務於私人的僱傭兵，待遇優厚，相對而言戰鬥力也更高。

號稱十分「中華」的大宋，其實就是建立於這樣的國家制度之上。而異質人種和制度對「中原」的影響也極為明顯，在混戰時期，西夏和遼的建立，乃至之後的金人，一直困擾著宋人。

唐末時進入中國的異族，自然也是像秦漢一樣扮作中原正統。但之後也無法與女真和蒙古人競爭 — 「第三期」的中國，又是一次新的制度和文化創新。金人的最高層政治，是具草原色彩的貴族親王合議制度，叫「勃極烈」、軍事單位叫「猛安謀克」、滿人那一期就有「八旗制」、蒙古成吉思汗發明了千戶、百戶、十戶制；汗有親兵叫怯薛，還有不能盡錄的制度創新……元、明，清也就是這種外族制度的延續。可以說「第三期」的中國，是全面游牧民族化（蒙古人、女真人）的中國。

當然「中國人」也還是拿著「漢化」來說就算，其實元清帝國的二元和殖民格局很明顯，主流和官方的歷史解釋自然不想太強調。

所謂「自古以來」、「中國文化」是甚麼，歷史看得越仔細，呈現的東西就越分裂。「中國」在事實上並不是恆久不變、代代相傳，反而更像一個破爛的水瓶，外面的東西不斷進入。湧入了，就想從裡面塞住，不讓外面的東西進來，但歷史上每一次嘗試都失敗。中國歷史，在此意義下，是不斷抵抗外來影響，而最終又不斷失敗的歷史。

近代進入中國的勢力

如果說「中國」有甚麼是恆久不變的，就是「變幻」本身。就算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蘇聯勢力、資金、制度文化進入「中原」的結果。中共本來是蘇聯扶植的，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在改組之後使用了蘇聯的黨軍組織方法，在歷史上也比較知名。

國共兩黨共尊的孫文，其實相信的是「泛亞主義」，一種以「亞洲」為主體，認為亞洲國家（主要是中日兩國）要團結起來，對抗歐洲入侵者的思想。當時革命志人接受日本泛亞主義者的支援，中國反滿革命，其實有大量的日本人身影。但後來「中國人」寫的歷史書，都不太愛提這些事實。早期支持革命事業的日本團體叫玄洋社，後來因為聽聞俄羅斯入侵東北，就改名成「黑龍會」。「黑龍」是指黑龍江，這些日本人希望將俄羅斯人的勢力趕出黑龍江，因而取名。

孫文對日本支援者的評價很高：「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數游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他其中一個知名革命朋友叫宫崎滔天，寫了一本自傳叫《三十三年落花夢》，這是孫文為其作序的其中一句；同盟會是在黑龍會的東京總部成立的；孫文死前最後一個演講，就是在兵庫縣的神戶高等學校講的「大亞洲主義」。

在他的藍圖之中，似乎不可預見將來中日會勢成水火。還有很多細節，已經在之後的政治文宣運動之中，或刪節、或改作。但現在留下來的，仍可以看見很多日本的身影。

以往改變「中國」的人來自西北，後來是東北，再之後來自海上，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歐洲人。日本早於豐臣秀吉時代就已經對中土興兵，但明顯輸出影響力是在大清末期。這些勢力在中國進進出出，是歷史的發電機；「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實體，不如說是一個過程罷了。

冒認的政權宗譜

但當然，這些年來在這片土地所建立的政權，都愛爭正統。政權首先不是靠軍隊來統治，而是靠觀念中的「正統」來統治。想像之中的正統，就是一條由傳說中的三皇五帝，一路數到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系譜。

這個系譜越長越好，因為越長，看來就越宏偉，只要置身於這條系譜之中，一個政權就擁有了那條系譜的全部歷史資源和軟實力。例如將蒙古人的威水史，當成自己的威水史；將清人的領土，當成自己的領土。

這些東西，是由這個觀念中的系譜來的，並不是自有永有。每一個政權都想將自己置身於系譜之中，亦會向上編修一個系譜，這是因為他們想擁有比現實更源遠流長的政治符號，即使那些「朝代」明明與你沒有傳承關係，只要你說是傳承，就是了。由「夏商周」一直教到現在的「中國歷史」，說穿了就是這樣的神話系統，而與「事實」相去甚遠。

這套神學，也就是由歷史這個「故事」所串連的土地、山河、文化總其成的沉重感，令人覺得在這個重量面前，甚麼都要讓路。諸政權要築構道統，不是因為事實上真的有，而是要利用它來驅策人民。海外華人特別愛說自己愛國不愛黨，這並不是進步的標誌，反而是著了道的明證。因為「文化中國」虛幻的連續假像，最終都會產生紅利。這是一種影響人行動和思想的軟實力，這些紅利最終多多少少都是由那獨一的現政權所接收。

事實上那些臣服於中共，反對人民爭取民主自由，或者反對各地獨立自立運動的「中國人」，他們不一定很佩服習近平，他們也可能知道中共以前或現在的問題，他們甚至可以是「反共」的，但他們心目中有那條系譜，有那條一脈相承的毒蟲，對於中國政權，到緊要關頭就只有「從了」的份，因為他們的跪下、他們的叩頭，不是向共產黨現政權的，而是向歷史、觀念中的三皇五帝周天子秦始皇漢武帝一路數下去的賢君明王下跪和叩頭。

「順民」們面對的宏偉，並不只是解放軍，而是背後那套看似向上繼承的歷史和觀念。事實上沒有人繼承過甚麼，「中華」是斷裂的一部冒充史。

關於解放的可能

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極權的信服、那種身不由己的「克己」，有很多都是來自這條毒蟲。要剪掉這條毒蟲，克制這套觀念，所謂外面的文化和價值，才可以暢順進入，否則「中國人」就算有了選舉制度，他們也只會用固有的文化去腐化這套制度。

防火長城、封銷消息等等不是現代產物，而是入主了中國的政權，天生就有抵抗外來勢力的行為模式，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也是外來種。今日他們阻止民主自由人權獨立等現代觀念，就跟大宋要弱化胡人創造的牙兵和藩鎮一樣，也就是要阻止外來力量和文化「進入國內」的長期趨勢。用更平常的說話來說，即最愛批評別人「勾結外國勢力」的政權，本身也是一股外國勢力，他們現在假裝成「漢兒」和本土了，便也演起了抵抗外族的戲來，演久了可能也真的把自己當成中土事物。

以宗教話語來說，「中國」政教體系是這樣的：一個近乎言必「自古以來」的帝國，自認能夠自外於時間洪流之外，甚至不准許別人討論她滅亡之後的事情。它是一種建基於冒認的制度堅持、建築於塵土的「文化自信」，一座金雕玉砌但同時邪惡和腐敗的聖殿。

【波斯波利斯】
當初選擇來伊朗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波斯波利斯(((((為此放棄終身美國免簽證)))))

這是一座2500年前波斯帝國的遺址
遊走期間 感受過往的輝煌 感受當時人們的生活

#風不盡的狂吹 彷彿述說遭亞歷山大帝國焚毀的悲催
#我靜靜的傾聽 滿懷永恆的想望 這僅存骨架遺留下來的溫存

《文獻參考》
1979年波斯波利斯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曾經是波斯帝國行宮和靈都的波斯波利斯（今日伊朗的塔赫特賈姆希德），結局悲慘，被亞歷山大大帝毀於一旦。遺跡在被廢棄多年之後，經發掘，又提供了許多有關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資料。
“波斯波利斯要比其他城市繁榮富足，但它遭受的厄運也超乎一般！”古希臘歷史學家，西西裏的狄奧多羅斯，在評述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這一聖城被毀於公元前330年，即在大流士一世為其奠基200年之後這一史實時曾作如是說。波斯波利斯的敗落，象征著由居魯士二世大帝及其後繼者們所創建的這一起自尼羅河迄於印度河的龐大的波斯帝國的終結。
波斯波利斯未經交戰便落入了亞歷山大大帝的騎兵部隊手中。他們在城裏發現了驚人的寶藏：40,000塔楞特銀子以及同樣巨額的財寶，按照希臘歷史學家普盧塔克的估計，至少需要10,000對騾子加5,000匹駱駝才能將它們運走。大流士三世，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末代皇帝，在古尼尼微遺址附近的高加梅拉戰役中慘敗於亞歷山大之手，之後逃往埃克巴塔那避難。他的武裝力量至少暫時不會對征服者構成嚴重威脅。
那麽，亞歷山大又為什麽要將波斯波利斯夷為平地呢？也向這位年輕皇帝開城投降的巴比倫不是獲得赦免了嗎？而亞歷山大在蘇薩沒流一滴血就坐上了大流士的寶座……

一、火與劍
其實，由於在波斯阿裏奧巴爾贊省長指揮下有四萬人把守關隘，亞歷山大的軍隊在通過波斯大門時曾不得不苦戰一番。後來，在部隊穿越平原的行進過程中，他們又目睹了一批800余人的希臘老年戰俘，衣衫襤褸，斷肢殘體，慘不忍睹。他們都只留下了“有用的”軀體，即只留下了為完成他們承擔的這一特殊使命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軀體。希臘軍隊於是群情激憤。
主力部隊在波斯波利斯與亞歷山大會合之後，舉行了一次軍事會議，會上，這位征服者宣稱要把該城洗劫一空，夷為平地。他的副帥之一的帕爾梅尼奧試圖予以勸阻，說幹嗎要把眼下已屬於他的東西毀於一旦？而且又何苦冒險，用這種過分的殘暴行徑去重新點燃當地民眾的對抗烈焰？亞歷山大否決了他的意見，但允準留下王室建築。希臘士兵遂得以在城市居民區放肆行兇。《亞歷山大傳》一書的作者，羅馬歷史學家昆提烏斯·庫爾提烏斯·魯夫斯曾敘說，波斯首腦們如何穿上他們最漂亮的禮服，寧可從城墻頂端跳下或在各自家裏自焚，也不願落入敵人手中。一群群士兵四出搶掠，切割戰俘的喉嚨，或因分臟不均而自相殘殺。大屠殺延續了好幾天。
波斯波利斯的厄運並非僅止於此。亞歷山大在迅速出擊，討伐了馬爾迪山民，班師回城之後，決定去掃蕩波斯軍隊殘部。在派遣他的方陣去西北之前。他舉行了盛大宴會，招待隨行人員。宴會就在早先波斯國王招待客人的地方，也就是多虧了帕爾梅尼奧的央求才得以保全的殿宇和花園所在的那一大片石質臺地上舉行。酒如河水般流淌，人們眼看就要醉倒。突然，以頭腦靈清和美麗動人聞名遐邇的雅典高級妓女泰依斯，開始慷慨陳辭，慫恿他們去焚燒當初曾毀了她家鄉的薜西斯們的宮殿，以為希臘報仇雪恨。她的話博得滿堂喝彩，於是，亞歷山大在一片狂熱的叫喊聲中拿起火把，帶領將士沖了出去，他們的足跡踏遍了這座王城的所有殿宇，在管樂聲的伴奏下，放火燒毀了一切可以燒毀的東西。

亞歷山大是否本來就打算走得那麽遠，是個尚有爭議的問題。盡管普羅塔克的意思似乎是說，那是縱欲者失去理智的一場胡作非為，但他說得並不那麽斬釘截鐵。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學家們都各有各的說法。可以確定無疑的則是，到第二天時，亞歷山大就下令滅火，又過了些天，在死於叛徒之手的大流士的遺體被發現之後，他下令以應有之禮節厚葬這位波斯首腦。
一夜的大火並沒有毀掉波斯波利斯整個王城。燒掉的僅只是建築物的上層結構，因為其主要材料是雪松。然而，經受了這場大火之後，接著便是年久失修。波斯波利斯的城墻，如同美索不達米亞諸城邦的城墻一樣，均由土磚砌就，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最後也就塌坍了。

波斯波利斯（希臘語“廢都”之意）漸漸被人遺忘了。它的命運是短暫的，又是奇特的。
有證據表明，大流士一世，波斯波利斯的奠基人，並非出身於王室。他的登基說明王朝發生了一次政變，而他未來的王位也曾處於岌岌可危之中。為了強調帝國的重新奠基，他下令建設兩個新首都，一個在蘇薩，另一個則在帕爾薩，位於波斯心臟地帶一處重要寺廟的遺址上，距今伊朗設拉子約80公裏。
大流士先在帕爾薩的拉赫馬特山（“慈悲山”）山側對面整出一塊寬闊的臺地基礎，高18米，長530米，寬330米，然後才開始臺地上的建設工程。
他們從帝國各省召來工匠和工頭，因為阿契美尼德皇家藝術采用了波斯帝國治下各不同國家的不同風格。這些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產生了總體效果卻無可否認是新穎獨到的。這種融合的一個引人註目的例子可以在圓柱上找到。盡管這些圓柱在其柱基、頎長的柱身、動物形柱頭上所雕刻的植物圖案會讓人同時想起埃及、伊奧尼亞希臘和亞述，但卻依然是典型的波斯風格。
其實，這種融合在很大程度上當歸功於最早的那位建築師個人。大流士之後，阿契美尼德藝術轉而向巨型化發展。薛西斯在那座巨型樓梯上方建造了一座碩大無朋的正門，由兩頭高大的人首公牛把守。在他的那座百柱大殿的壁龕中，他把自己描繪成巨人，正在擊殺一群同樣碩大的怪獸。阿爾塔薛西斯沒有步他父親的後塵，他選擇了高雅和精美。那正是菲迪亞斯監督指導雅典巴特儂神廟建築的時候，想必是燦爛的希臘藝術對這位國王的宮廷產生了影響。阿爾塔薛西斯之後，只有阿爾塔薛西斯三世還給臺地增添了一幢建築，余者都只是給已有建築裝修潤飾而已。

那麽，對波斯帝國而言，波斯波利斯究竟代表著什麽呢？它既不是政治首都，又不是經濟活動中心，也並無任何重大戰略地位可言。國王們每年只在那兒呆很少一部分時間。秋冬季節，國王們通常住在蘇薩；天氣轉暖以後則與其侍從們上埃克巴塔那。這兩個都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們發號施令、執行法律和進行外交活動的首都。而波斯波利斯則成了波斯帝國某種意義上的靈都。

二、靈都
每年春分時節，國王都要來主持一次盛大的新年慶典，歡度諾魯茲節。從不邀請外國使節參加，這或許可用以解釋，為什麽無論是這一盛典，抑或是盛典所在地的這一城市，在西方的信息源中從沒有提到過。諾魯茲這一古代波斯節慶歲歲不絕，是一種宗教性的慶典，由帝國至高之神阿胡達·瑪茲達主持，其帶翼象征物隨處可見，但這同時又是王中之王邀請他的臣民都來參加的一種政治性會盟。波斯波利斯的每一樣東西似乎都是為歡慶諾魯茲節而專門設計的.

在2500年後的今天，波斯波利斯已只剩下一副骨架。奇形怪狀的一堆堆廢墟，空蕩蕩的門框，以及石柱柱基，似乎都在滿懷著永恒的期望，凝視著這一望無際的平原。多少世紀以來，這些遺跡一直在誘使人們進行種種揣測。1930年代以來，波斯波利斯的發掘工作已經提供了有關這一古代波斯文明的許多珍貴資料。但波斯波利斯的神秘面紗依然存在。不難想象，大流士如何從離波斯波利斯幾公裏遠的納克謝·魯斯塔姆的墳墓中走將出來，去檢閱他的萬人禁衛軍。

評價：
波斯波利斯是古代阿契美尼德帝國的首都，興建於公元前518年。在美索不達米亞諸都城的啟發下，大流士一世在一塊兒無垠的半人工半天然臺地上修建了一座擁有眾多宮殿的建築群。波斯波利斯古城遺址提供了許多關於古代波斯文明的珍貴資料，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