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陳情令 續 寫 若能 重 來 定不負你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金門要求入境快篩　中央已讀不回」

金門縣府23日公告自隔日0時起，凡入境金門的鄉親和旅客須持3天內核酸陰性證明，若無法提供則於機場接受快速篩檢，但衛福部卻在24日深夜發布新聞稿，直指縣府的入境快篩令違法，依法撤銷。國民黨團今(25)上午召開記者會，呼籲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請考量因地制宜，外離島地區有其地區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為防堵疫情從本島蔓延到外離島，當然要高度警覺、超前佈署在機場設立入境快篩站，此刻最不需要中央擺出官威與權威，官僚是打不退病毒，國民黨團強烈要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盡速在所有國內航站設置篩檢站，同時比照國際線旅客必須填寫健康聲明書，以利後續疫情追蹤，中央地方齊心合力，才能戰勝病毒。

總召費鴻泰表示，離外島的醫療能量本來就無法跟本島相比擬，離外島遇到重症病患都要後送到本島治療，離外島本來有地區的特殊性。況且，現階段包括台北市設立20處快篩站、新北市10處，其他縣市也設有快篩站，為何離外島不行？難道防疫還有「一國兩制」嗎？還是當雙北設立快篩站打破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嘉玲」的神話後，遇到離外島的「小朋友」也提出相同要求時，感覺到權威被挑戰，所以擺起官威了嗎？費鴻泰提醒陳時中，現階段官威並不重要，人民生命、健康、財產的安全才是重中之重。

費鴻泰指出，去年3月20日韓國發生一起母女從美國回到首爾，當時已經發燒，吃了退燒藥後再轉到濟州島玩4天3夜，當地900多人遭到感染新冠病毒，倘若當時在濟州島機場設立快篩站，就能避免悲劇發生，韓國的例子，我們更應該引以為戒。費鴻泰指出，依照《地方自治法》的精神，離外島本來就有權力設置篩檢站，未來當疫情趨緩後，建議包括金門縣在內的離外島，向大法官聲請釋憲，在地方遭遇特殊狀況時，是否能夠建立比中央更嚴格的規定。費鴻泰也呼籲陳時中，請站在離外島人民的生命財產為第一考量，官威、權威一點都不重要。

書記長鄭麗文表示，當疫情嚴峻的當下，金門縣政府本月17日立即發文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希望設立入境快篩站，要求旅客進入金門之前，必須進行快篩，以確保地方不受疫情侵襲，但遭到中央「已讀不回」。21日再度發文，仍換不到陳時中關切的眼神，最後逼得金門縣政府在昨日於金門機場設立入境快篩站，結果遭到中央指揮中心下令拆除；澎湖縣政府也遭到相同對待。

鄭麗文指出，防疫工作當然是中央與地方要齊心，但是也要因地制宜、彈性制定，每個縣市發生疫情狀況不盡相同，更何況外離島地區有其地區的特殊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一紙公文從台北到桃園都要2個半月的時間，更何況到金門？地方政府為防堵疫情從本島蔓延到外離島，當然要高度警覺、超前佈署在機場設立入境快篩站，要求旅客拿出陰性檢測報告，這也是地方自治最重要的精神，中央應該感謝離外島的超前佈署，協助地方政府才對，怎麼會擺出傲慢、官僚的態度呢？國民黨團再次要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最短的時機內在所有離外島的機場設置入境快篩站，協助地方完成防疫工作。

鄭麗文再次呼籲蔡政府，此時此刻防疫最重的工作就是施打疫苗，現在最需要的疫苗在哪裡？現在美國的連鎖賣場COSTCO的pharmacy(藥店)，無論你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在全美任何地區自由選擇想要施打的疫苗，包括嬌生、默德納和輝瑞，可以在現場排隊施打，也可以上網登記預約施打。國民黨團再次呼籲蔡英文總統、陳時中部長，想盡辦法盡全力採購這3款疫苗，讓全民能夠免費施打。此外，鄭麗文指出，台灣染疫破千例之後，醫療量能發生不足狀況，國民黨團每天接到民眾陳情，新聞媒體也一再報導，原本該匡列居檢或集中檢疫有症狀的民眾，發生無人聞問的狀況，無論是打1922還是到醫院檢驗出確診，無法立即接受治療，要求回家等待病床。尤其是輕症和無症狀者也應該收容，地方政府積極尋找防疫旅館，但是也需要最基本的醫療照護，近期出現多起輕狀猝死的案例，強烈建議蔡政府不論是方艙醫院、南丁格爾醫院還是具有基本醫療設備的野戰醫院，必須盡速建置足夠收容能量，台灣不能容忍出現在家等死，讓病患、家屬陷入恐懼、無助的狀況一再發生。

副書記長李德維表示，國人都明白離外島甚至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普遍不足，在面對嚴峻的疫情，希望陳時中要能夠站在離外島偏鄉的立場思考疫情防疫，事實上，既然防疫要超前佈署，本該就在所有航空站設置篩檢站，讓從本島離開前往離外島的旅客了解當下身體狀況，適不適合前往離外島。反觀疫情指揮中心不同意在航空站設置入境快篩站，迫使離外島的父母官必須超前佈署設置入境快篩站，以確保當地民眾的健康、生命安全。國民黨團呼籲陳時中必須改弦易轍，回應離外島居民的需求，同時建議國內線班機能比照國際線填寫健康聲明書，讓日後若發生疫情時，能夠便於追蹤。

藍委洪孟楷表示，中央與地方不是對立面，中央不需要高高在上、也不需大耍官威，離外島機場設置篩檢站目的，就是幫助國家找出病源、堵住破口，中央地方本該一心，萬一離外島發生疫情造成破口，所造成的傷害更甚本島，這不是陳時中可以負責，甚至沒有人能夠負責，中央真的必須聽進地方的意見，給予全力支持。

［在愛中離開的巴士媽媽］

巴士媽媽離開了。讀者們都知道，這幾年我兩次訪問這位「巴士媽媽」，數年前她為智障人士爭取牙科撥款，致電電台，因為兒子牙患影響儀容，而多搭不容易被別人看到臉容的巴士少搭地鐵，得到了這個稱號。

昨晚我出席了她的守靈祈禱會，訝異一位基層婦女的最後聚會，竟吸引近百人出席。巴士媽媽是虔誠天主教徒，她每個星期日定必帶智障兒子阿豪出席彌撒。這天，阿豪也來了，安靜地參與。院舍的工作人員，用圖片解釋了讓他明白，媽媽去了天家。

大家不用擔心阿豪，巴士媽媽雖然離開，但仍然有很多人愛護他。

巴士媽媽在患上肺癌的這段日子，病情有起有跌，公開替同路人爭取藥物治療，不願優先用民間捐款，拖着病軀到立法會陳情，最終獲得藥費，但癌病時好時壞，幸運地獲得愛心醫護幫助，最後有一段狀態好的時光，她約我和她全家一起品茗，更和家人短暫出遊。

她更細心地籌劃最後一段路，把自己心愛的物品送贈出去，把公屋收拾好交還政府，還教導女兒亦即是豪的妹妹如何接手照顧阿豪。

巴士媽媽就是如此一個負責任，為人設想的人。她的女婿在儀式上分享道，外母大人認識他之後，不斷請教他電腦剪片技術，由燒錄光碟，從網上下載音樂，他還好奇一個婦女在搞邊科？

原來巴士媽媽一直惦記其他同路人，希望其他智障子女的家長可以藉着聽粵曲放鬆，所以錄製音樂分享給其他家長，更籌備了一個粵曲小組，經常粉墨登場，定時到老人院表演。

自己已經很多負擔，但她總在想別人。這也解釋到，為何昨晚這位基層婦女的告別儀式上，即使在疫情寒冬裡，澳門的親友不能到來，也把偌大的教堂擠得人頭湧湧。天主教教友，弱能人士和家長們，粵曲小組的朋友們，院舍的工作人員們，都要親身來送別巴士媽媽。

那美好的仗她已經打過了。我沒有看過這麼充滿愛的喪禮。

在最後的日子，巴士媽媽和兩名一手帶大的孫女、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女婿透露，孫女和婆婆一起玩樂和鬥氣，「就像平日一樣」。這位婆婆非常搞笑，每日替孫女改一個不同的花名。

紀念冊裡有一幅照片，是阿豪拖着小女孩的背影，原來阿豪從院舍放假外出，外甥女會親切地牽着舅父的手「照顧」他，讓婆婆特別安慰。在滿滿的親情和愛裡，巴士媽媽最後一刻沒有經歷太多痛苦，離開了世界。

在喪禮上，巴士媽媽的女婿公開感謝不同的人，包括我這位記者和張超雄議員，我們實在受寵若驚。蘇小姐更親手送贈了孫女手繪的感謝卡給我們，對着女兒說：「這位就是記者姐姐」。我又感動得熱淚盈眶。

她們這一家，總是如此充滿感恩之情。這本應是她們一家人傷心的時候，她們卻永遠記着要感謝別人，蘇小姐的笑容，永遠溫暖和誠懇，我相信，這就是家教，來自巴士媽媽的承傳。

蘇小姐還替巴士媽媽編製了一本精緻的紀念冊，裡面寫了她和很多親友的懷念說話。

我也獲邀在紀念冊裡寫了悼念文章，特此獲蘇小姐同意轉載。她會想讓我在這裡感謝曾經關心過，祝福過她們一家的讀者。

＊＊＊

［我和巴士媽媽這一家］

我在大學教新聞已十年，教導年輕人時，忍不住勸說學生若他日做記者，要學習和受訪者保持一定距離：「有熱情是好，想幫人也是好。但做一個好記者，要懂得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始終記者和受訪者關係微妙。」

但我也不忘補充：「或許你會問，記者可不可以和受訪者做朋友？也不是不可以，如果對方像『巴士媽媽』這種人，你用長時間看得清楚了，作為受訪者的她不是想利用記者，反而倒過來說，你做記者在受訪者身上看到公義和人性的善良，當然可以做朋友呀。」

蘇太在我的新聞採訪裡，有「巴士媽媽」的暱稱，這是因為她在2017年3月公開爭取政府向智障人士牙科繼續撥款的時候，曾經致電到電台烽煙節目，談及曾經與未糾正牙患問題的成年智障兒子阿豪出街時，若坐港鐵時，因為座椅是面對面的，其他乘客會因兒子儀容被嚇到雞飛狗走，反而坐巴士因為別人只看到兒子背部，所以沒那麼大壓力。直到兒子醫好牙患戴上假牙，就成個「靚仔哂」。

我慨嘆，在現今香港還有人因為得不到醫療照顧而受着這種歧視。另外，蘇太那種黑色幽默，在苦難由仍會說冷笑話的性格，令我留下深刻印象。

於是我抽空替她和兒子做了半天深度採訪，在明報刊出了全版報導，後來收錄到我的著作《文字欲：回應時代的特寫新聞》一書裡。

我記得採訪那四小時裡，我窮追猛打地提問，讓我挖出了更多故事。例如即使蘇太兒子是政府資助牙科服務的受惠者，即使醫護人員有愛心地做了一套假牙給阿豪，蘇太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段很長時間去訓練兒子戴假牙才成事，那不只是撥款不只是純粹錢銀的問題。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慈母，還看到蘇太是一位有責任心，有智慧，有遠見的女性，她不但公開大方地告訴大家她的兒子有智障問題，亦沒有婦人之仁地溺愛兒子，而是咬實牙關訓練兒子餘下的能力，希望他能過有尊嚴的人生。

而公開自己的家庭狀況，她也不是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有多偉大，而是想社會更公平，想政府繼續支持特殊牙科服務的撥款，讓更多同路人受惠。也是因為有她的付出，後來政府再替這個牙科服務更新了維期三年的撥款，又有多幾千個智障人士受惠。

做記者多年來，我訪問過很多有需要群體，只要稍作交流，我就知道受訪者是不是只想從記者身上得到益處，是不是想利用記者的影響力，是不是只想求私利。蘇太和她的女兒蘇小姐，肯定不是這種人。

智障牙科的採訪過一段落之後，蘇太於2019年4月才聯絡我。短訊第一句就寫道：「我在三月初驗出肺癌」，我了解蘇太性格爽直，沒有多餘的客套，單刀直入，她清楚告訴了我治療過程，因為癌病的基因特變而適合使用一種新藥，而公立醫院的規定卻要求病人需要先服用舊藥証明沒用才可以獲得新藥資助，而這種新藥若由病人自已付費卻是天價。屋漏逢夜雨，蘇太已動用了原來給兒子儲下的基金應急。

我稍作資料搜集，即發現蘇太所言非虛。而我很了解蘇太為人，她是那種不想隨便麻煩別人的人。

在智障牙科服務記者會上，蘇太拿出了小型理髮器和口腔檢查小鏡控訴：「兒子的頭髮我會剪，牙齒我也幫他檢查。我想告訴政府，我們家長不是坐著等你幫，自己做到的一定做，是忍無可忍才向你們『官爺』出聲。」她說完這句話，全場喝彩。

蘇太就是這種人，沒有真正需要，不會找上我來。我立即採訪了她把文章在自己公眾臉書戶口上發佈，她亦公開到立法會申訴，說話鏗鏘有力，即使自己身體虛弱，正被病痛折磨。

讀者得知這位「巴士媽媽」患病的消息，熱情地留言：「請求蘇太接受大家捐款」「可不可以請蘇太先接受眾籌藥費，明白她想其他病友受惠，但請勸一勸她，爭取時間治療，再繼續申訴。」蘇太幫過很多人，這一次，公眾希望她先想一想自己和兒子。

然而蘇太和女兒蘇小姐婉拒了公眾的捐款，她們表示暫時可以應付，希望做的是改變不公義的制度，讓更多人受惠，不希望自己早於其他病友先用藥。

做了記者廿年，我採訪過這麼多人，蘇太和蘇小姐這兩母女，比社會上很多所謂的達官貴人，情操要高尚得多。即使她們一家面對着絕境，也沒有忘記同途人，不想自己先受惠。這種會考慮公義的做人處事方式，說的人多，做到的沒幾多。

所以我更盡力去幫助這一家人，即使我做的僅是做回一個記者做的事，把事實鋪陳，說服公眾，向政府施壓。

事情過後，蘇太和蘇小姐經常把感謝的話掛在嘴邊。但說實在，作為一個記者，我卻感到，我從這個家庭所見證到人性的光輝，感受到來自平凡人的善良，所得到那種真摯的關懷，相比我所付出的，算不得甚麼。

坦白說，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也有一個兄長是長期病患者，但家人的應對態度，相比下沒有蘇太那麼勇敢，那麼坦然，那麼有遠見。而近來我亦因為要處理家事，自己的情緒也掉入了低谷。所謂能醫不自醫，記者幫不了自己的家人，唯有去幫更有勇氣的陌生人。

而令我領悟到的是，蘇太兩母女與我非親非故，對我的關愛，卻是如此的澎湃，潤澤了我的心靈。

在病患和喪親之後，蘇太和蘇小姐依然記念着我。蘇太在她離世前一個月，仍給我發短訊：「很掛念你，（記得）對自己公平一點呀！精神支持你。我們認為你定能跨過困境，天助好心人。有空隙就善用一分鐘來錫下自己！」

即使面對母親離開，蘇小姐仍不忘給我送上安慰：「感激你一直支持守護，好多謝您的大愛，在我們最無助時以您的專業和熱情扶我們一把。雖然一切已過去，但您的恩德我們會永存心中，媽在天上會為您祈禱。」

看到兩人的短訊，我總是熱淚盈眶，幾次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我只是做了一個記者應做的事，並沒有甚麼特別。反而是蘇家的情操，不想打擾他人的體恤，對別人的感激之情，每一次都深深打動着我。能夠認識你們，是我在專業和人生裡的莫大運氣。

我永遠記得，蘇太那種舉重若輕的黑色幽默，談起艱難和挑戰，她總會說一些冷笑話，緩和一下人生的苦澀，讓氣氛不致太肉麻。這是我喜歡的蘇太，她身上有一種平凡婦女的獨有智慧和堅毅。她常說，自己是一個普通人，自己的經歷也很平凡，不明白為何我會那麼喜歡訪問她。她總是把自己那海量的付出和愛心，說得輕描淡寫。

為了忠於她本人的真性情，我在三年前訪問她的文章這樣作結，我相信，如今她在天堂，也喜歡我再次引述這一段，為她的地上人生作一個小結。

「蘇太叮囑筆者別把她寫得太偉大：『或許別人會說，你生了這個仔很委屈，但我信天主教，信仰令我覺得，我們來這個世界像是一趟旅遊，表面上角色扮演是『我是阿媽你是仔』，其實在神面前我們都是弟兄姐妹．我的態度好像嬉笑怒罵，只因我覺得沒所謂開心或屈辱，面前純粹是一個task，只能一往向前完成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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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媽媽的女兒蘇小姐在紀念冊裡寫了一個後記：

回想媽某天跟我說：「有個記者跟了我大半天，還跟我去佐敦接（孫女）放學。」我不以為然，原來那個「不明來歷」的記者，正是日後我家天使Vivian。她寫我媽，比我知的還要多，我沒耐性聽的，她甘之如飴；我沒空做的，她去做了，寫出一篇影響深遠的報導。

這位從空氣中冒出來的神奇人物，與我媽惺惺相惜，對媽的狀況她有切膚之痛。老實說，我覺得她和我媽很相似，認定了是對的事情，就一股腦兒去做，不計較付出，或許這就是緣份。雖然說了很多次，還是要再一次向妳道謝，願天主賞賜你美好的生活！

【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