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收到和解筆錄和不受理判決，心中情緒很複雜。回首我這一路走來討公道爭取合法權益的過程，就是不斷對於權貴如何利用體制欺壓一般人民的見證。
我原來只是一個傳統的國中音樂老師，上班作育英才，回家相夫教子。看見當時藍營縣市政府，不顧學生權益，採取不同的教育政策，強行延續黨國教育思想。我才看不過去，站出來控告郝龍彬。這一告，就讓我看見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艱難。
首先，是法院用技術上的理由，否決了人民透過司法糾正行政違失的可能性，一句我不可以來告，就把案件掃地出門。我那時才發現，政府要搞人民，一個會、一封函、一個命令、甚至可能只是一份表格，就可以讓整個社會人仰馬翻，然而人民想救濟卻要翻過一個又一個所謂「程序要件」，才能請求法院裡端坐如神像的法官，允賜聖杯，頒下解惑的籤詩。
然後就是中山國中解聘我的事情，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部分，監察院兩次作成調查報告，指出校方許多違失，證明這一切都是羅織事證、對我秋後算帳的政治清算。我最難過的，是後來看到學校的調查報告中，學生荒誕的說法與指控。我不敢想像當時學生面臨的壓力，除了私下向熟識的孩子確認實情外，從不忍苛責他們。我只感覺自責，只為我一時意氣，讓他們這麼早就見識大人世界的醜惡。
因為被解聘，為自己的案件打行政訴訟，我才見識到所謂的行政機關法院、駁回法院是怎麼搞的。證據調查不充分，事實也搞不清楚，憑著學校片面對我的指控，就說學校要趕我走有「判斷餘地」，即便監察院調查清楚，確認這裡充滿各種瑕疵，提起再審，法院仍然秉持為機關擦屁股為己任的立場，繼續為機關整肅打壓小老百姓的惡行，蓋上法院認證的戳章。
直到白色力量乘著太陽花運動的浪頭飛躍，柯文哲市長承諾上任後要將我的案件調查清楚。上任後，廉政透明委員會決定對我的案件召開聽證，在會前更有許宗力院長在一場研討會指出：許宗力教授明確指出：「解聘處分是一個負擔處分，只要行政機關認為是違法的行政處分，沒有信賴保護的問題，回到依法行政，教育局就要撤銷。」
孰料台北市政府先是認定解聘不當，經層層上簽由市長核定，大剌剌發布新聞昭告天下，撤銷對我的解聘。旋即遭到黨國勢力的反撲，而在聽證會後開會時，表示我的案件不符合程序正義的柯文哲市長，龜縮在他的市長室，任憑這個放話的新聞在市政府大樓裡迷路。直到一年半以後把我消費收割殆盡，趁著小年夜，再發個新聞表示，誤會一場，我們沒有要撤銷啦。毫無誠信的政客嘴臉，不外如是。
為了尋求是不是還有其他救濟的可能，我又再次向監察院陳情，並一再請求利用監察院的調查資料。誰知道監察院說「一案不兩查」，不管我向多少委員陳訴，如果監察院有委員為了卡住我，而把案件牢牢抓在手上卻不辦，佔著茅坑不拉屎，那麼再多委員同情我的案件，監察委員也只能改當煎茶委員，連門口職員都可以不買委員的帳。
更不用說閱卷到現在訴願不知道多少次，監察院每訴願一次，就吐一點點資料，已經不知道訴願多少次，最後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監察院自己都撤銷處分說檔案可以給我閱覽。結果呢，好官我自為之，好茶我自煎之，訴願隨你訴願，真相去找上帝要。怎麼玩死小老百姓，我又算是有了全新的認識。
當年國民黨害怕我平反，在聽證會之後，由當時台北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長的王欣儀議員，指派黨工撰寫新聞稿，一面描述當時新聞熱烈的洪素珠案的惡形惡狀，一面將當時已經脫離民政府的我類比為「洪素珠們」。我生氣的不只是新聞稿對我的潑糞，黨國勢力對我窮追猛打、毫無反省的態度，才更讓我憤怒。
然而這幾年在伸張自己權利的過程，我深深感受到作為一個小市民對抗有權有勢者的無力。市府、市議會、法院、監察院，司法的、政治的、輿論的，各種方法能用的我都試過。眼睜睜看著這些欺負、打壓我的人一個個升官發財，日子過得比我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十年一覺申冤夢，我仍是我英俊老公的黃臉婆，我寶貝兒子女兒的老媽子。
我想，我要的很少，說穿了無非是一個道歉而已；就像這幾年在談轉型正義，講來講去，繞不開的，無非也是那些黨國繼承者的道歉而已。今天王議員願意因為她所作所為對我的影響，向我「表達歉意」，即使有朋友說誠意不足、「大街打人，小巷道歉」，疲累老邁如我，已心滿意足了。善惡有報，天道好還。
我要的，無非，就是一個道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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