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10年內將超美國 「大國政治的悲劇」會否重演 - 陳岩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這個曾經頗有幻想成分的問題,在2020年變得愈發現實。
無論是2030年、2028年,還是2032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到來因為兩個因素變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時意義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此後一個世紀,全球經歷了二戰、冷戰、蘇聯解體、反恐戰爭,以及不知多少次區域戰爭和經濟危機。但美國第一的經濟規模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蘇聯計劃經濟全盛之時,規模只到美國四成左右;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一度接近美國經濟的七成。
不過,兩個國家都未完成對美國的反超,一個解體,一個停滯。
20多年過去,中國站到與當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國經濟規模也達到美國的七成左右。緊接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冰凍,一季度陷入幾十年來首次負增長,似乎中國也將面臨日本相似的命運,從巔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來,這塊中國經濟道路上的絆腳石,在年底回看時,卻成了墊腳石。
2020年中國很快控制住疫情,從第二個季度開始反彈,甚至在歐美疫情肆虐下,中國產能全開,外貿數據意外激增。美國卻反覆經歷疫情回潮,領失業救濟的隊排得越來越長。
此消彼長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這場世紀疫情中突然縮小,讓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意味著世界格局洗牌?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衝突?亦或是這一天根本不會到來?
中國經濟超美:「是與否」 Vs 「早與晚」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不同的智庫都給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這已經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與晚」的問題。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蘇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預計為2028年。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也認為,這一天將在2028年到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國發院共同出版報告《中國2049》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反而中國智庫的估計最為保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稱,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確切年份並不重要。 」《中國2049》的共同作者、美國布魯金斯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逐漸趕上領頭羊。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要習慣與發展中經濟體分享國際舞台。
作為歷史學家,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也認為,中國在GDP總量上接近並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歷19和20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動亂與興衰之後,再次回到了18世紀清中期的全球大國地位。
這個問題在社交網絡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但在受訪專家看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發展的態勢和規模,決定著這場超越很合理。
杜大偉(David Dollar)解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因此中國只需要達到美國生產力的四分之一,就能達到同等規模。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非常多元化,涵蓋大多數工業門類,並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全球之最,約為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會自然而然超越美國。 」
馬釗則補充認為,還歸功於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的政治穩定,宏觀政策的連貫性較強。
中國:前路非坦途
細看各個智庫的報告,即便最樂觀的預測,也不認為中國躺著就可以輕鬆贏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
在中國國內,老齡化成為在前進道路上最兇悍的「灰犀牛」。
《中國2049》中描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嬰兒出生率被人為壓低,而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迅速擴大到65%左右。因此中國迎來一波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形成了「生產性」勞動結構。換言之,「花錢的」人口少,「賺錢的」人口多。更幸運的是,中國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然而,40年過去,「紅利」變成了「負累」,當年佔比巨大的勞動人口,逐漸老去,當年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即便現在中國逐步放開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見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窗口,恰恰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區間。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表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202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與此同時,過去不斷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以年均780萬人的速度減少。
反觀美國,生育率高於中國,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補充勞動力人口,相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作為一個傳統非移民國家,中國如何調動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彌補勞動力紅利的下滑,這是來自國內社會的挑戰。」馬釗表示。
不攔住「老齡化」這頭灰犀牛,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完成對美國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院易富賢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結構出現扭曲,這甚至將使中國經濟未來無法超越美國。
長遠來看,除了「老齡化」這只「灰犀牛」,中國還要防範兩隻「黑天鵝」——政治動蕩與軍事衝突。
吳靖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不過前提是避免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動蕩,比如政治不穩定或軍事衝突等。
政治動蕩的可能來自國內。馬釗認為,中國延續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正在被當下「大國崛起」的新口號所替代,那麼中國目前高度集權與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治理日益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在未來10-15年,中國也將面臨領導人代際更替,如何協調個人權威與體制治理的平衡與延續,這成為來自權力內部的挑戰。
軍事衝突的可能來自外部不穩定因素。中國面臨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爭端、釣魚島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等外部不穩定因素,在中美關係快速惡化的背景下,可能演變為中美角力場,爆發區域性熱戰。
台灣的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認為,目前中美間行動還有節制,不過已經朝大國戰爭的方向走去,而中國不斷侵蝕美國霸權地位,可能引來美國的全面反擊,而隨著兩岸敵意的增長,這可能使三方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美國:世界經濟中心地位難撼動
雖然前路有險阻,但看到這樣言之鑿鑿的預測,中國大概會喜出望外。事實上,中國媒體和學界則多是警惕的聲音。
中國官媒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做出的預測,有向美國和西方世界拉響「中國在加快崛起」警報的意味,要刺激、鼓動西方社會「行動起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即使中國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沒多大意義,因為討論國家實力,GDP是重要指標,但不能僅拿這一個指標來討論問題。比如,鴉片戰爭時大清的GDP是英國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經濟內部結構,以及各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結構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義呢?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杜大偉(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紹,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規模。 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創新能力、優秀的大學、文化影響力和民主治理的質量。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時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已經在恢復。 中國要想在這些軟實力領域與美國競爭,就必須做出很多改變。
回顧歷史,歷次世界第一強國的更替,都不是在經濟超越後完成的。吳靖表示,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英國取代西班牙,美國取代英國。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崛起大國確立了它的經濟地位之後,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
以美國對英國的超越為例,美國在一戰前後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但彼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對國際事務參與度低,全球貿易依然以英國為中心,以英鎊結算。直到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規模大幅領先英國,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美國才在事實上完成對英國的超越。
一個模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東升研究認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圈層結構,美國處在中心圈層,為全世界提供貨幣流動性;第二層以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主,以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為主;第三層為中國、東南亞等國,以製造業為主;最外面的第四層,是中東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國。這個模型,從中心到外圍,以人均GDP為指標,依次遞減。
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憑借人口優勢,將在總體規模上超越美國,但並沒有取代美國處於中心的地位。事實上,中國僅僅希望從第三圈層向第二圈層,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就已經招致美國的打壓。
中美競爭實質:大國的政治悲劇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國際圖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有敵意。
在這個角鬥場上,要想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大國必須盡可能多地獲得權力來保護自己,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最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霸權國,擁有如此多的相對權力來保證生存,同時防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國。
米爾斯海默舉例,美國在西半球成為霸權國,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而崛起的中國勢必尋求亞洲霸權,因為這是生存的最好保證,同樣美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國。
「美國單純試圖遏制或者阻止中國崛起,很難成功,甚至會導致惡性競爭,或引發地緣戰爭。」馬釗認為,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大清王朝全敗,開啟近百年中西熱戰,而朝鮮戰爭導致其後20年的中美冷戰,兩場戰爭的代價巨大,但是歷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國重新崛起的這一刻,這說明外部勢力是很難徹底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可以採取接觸、影響、警示、甚至有限脫鉤的政策,但是美國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中國。
與前幾次美國遏制德國、蘇聯和日本不同,當前的美國「內傷」嚴重。馬釗表示,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內部的極化爭鬥嚴重侵蝕了政治共識、道德共識,去年大選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壓力測試,而對特朗普的二次彈劾和國會山暴亂,說明這場測試慘淡收場。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個任期,2024年美國又將迎來一次政治考驗。這都將損耗美國的「內力」,也必將影響美國的「外力」施展。
簡而言之,國與國的競爭猶如叢林,為了自身生存大國不得不努力攫取權力,遏制其他霸權國產生,因此中國崛起必然招致美國打擊,不同的是美國身患「內傷」,不得不一邊療傷,一邊出招。
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生存是中國的最高目標,那麼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佔有世界權力,其結果是中美間激烈而危險的競爭,而這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值得警惕的是,米爾斯海默寫下上述預言,是在近20年前,彼時中美間實力差距巨大。
20年過去,他的預言似乎實現在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最近一場講座上表示,中美實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這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原文: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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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東升智庫 在 鄭麗君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青平台基金會「永續民主」社會對話,和年輕人一起前瞻台灣未來】
卸任公職以來,謝謝朋友們都會關心我的下一步,但我更期待大家一起來關心台灣的下一步。敬邀參與青平台基金會「永續民主」社會對話,和年輕人一起前瞻台灣未來!
去年卸下文化部長職務至今,很多朋友關心我在做些什麼?在此向各位朋友報告,這段期間,我有時間可以好好陪伴孩子,但也承蒙各界邀請演講交流,聽眾有時數十人、百人,也曾有上千人。在演講中,我得以藉此反思30年來在體制外參與學運、社運,體制內參與智庫、擔任立委及政務官的歷程,包括學生、老師、公務員、NGO工作者、政治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來自不同領域聽眾都給予我豐富回饋,讓我充分感受到台灣公民對於社會、政治與文化未來發展的高度關心,令人感動。這也讓我思考,在陪伴孩子的同時,自己如何能以民間身分再為台灣社會做一點事。
回顧過往30年,我所經歷參與的社會改革,許多直到現在都還是現在進行式,台灣民主仍需不斷深化。我總是在思考,台灣於20世紀歷經了民主轉型,進入21世紀,接下來重要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民主社會該如何永續發展?
思考台灣的未來,我們需要永續觀,需要從想像「民主社群的永續發展」做起。也就是,民主國家的發展,必須以不減損下一代公共福祉跟發展機會的方式來發展;回應各層面的治理課題,都須思考未來下一代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才能重新確立民主社會以「人為主體」、從「社會出發」來前瞻未來願景。這不只是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更是台灣公民社會每一份子可以一起思辨的課題。
▍年輕人的未來,就是台灣的大未來 ▌
青平台基金會於2010年5月成立,過去八年間,我曾因擔任公職辭去董事長。去年10月回任董事長後,有感於「年輕人的未來就是台灣的大未來」,因此與新一屆董事會共同推動青平台轉型,新設「永續民主研究中心」及「民主治理學院」,定位為「社會的智庫」,以「民主社會的永續發展」為核心關懷,邀請體制內外、跨世代及跨領域的朋友一起前瞻台灣未來,思考台灣社會下一步,主要任務包括:凝聚未來社會願景、促進社會對話、創新治理思維、培育青年人才。我想,這是我現階段陪伴孩子的同時,能夠為台灣社會、為台灣年輕人所做的一點事。
▍新設永續民主研究中心、民主治理學院 共思台灣社會「下一步」 ▌
青平台基金會於今年新設立「永續民主研究中心」、「民主治理學院」。其中,「永續民主研究中心」設有七個研究平台,包括:「民主治理」、「暖實力與社會共同體」、「軟實力與創新經濟」、「氣候變遷與能源治理」、「數位轉型與數位治理」、「城鄉與區域治理」、「民主防禦與國際連結」。之所以設立這些平台,是因為要前瞻台灣青年與下一代的未來,我們必須深化民主,強化社會對於個人及家庭的公共支持體系,提升社會暖實力;聚焦發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軟實力來促進創新驅動經濟升級轉型;同時必須回應能源轉型、數位轉型、以及城鄉與區域發展等重大課題。透過各平台,我們邀請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進一步對話與想像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創新型社會、綠能社會、數位社會、城市生活,乃至民主社會的社會共同體,並尋求更系統性的民主治理新模式,創造正向循環,讓民主社會永續發展,讓每一個人在民主社會中受到支持,都有機會發展,對未來懷抱希望感。
研究中心也將從事Data for Social Good(以資料驅動公益),透過數據分析探討社會福祉如何可能,以及透過「數位民主實驗平台」,實驗如何優化線上、線下的公共討論。除了「永續民主研究中心」外,青平台另將成立「民主治理學院」,作為對公共治理有興趣的朋友的共學平台,藉由講座、課程、工作坊、政策共創活動,一起激盪民主治理新思維,也進行系統性的公共治理人才培育。「民主治理學院」未來所在空間將命名為「下一步」,邀請大家一起來到「下一步」,想像台灣社會的下一步。
自去年十月以來,感謝諸多先進朋友一起推動上述各項計畫,包括本屆青平台基金會董事會新增許多年輕董事,例如政治工作者洪申翰、林飛帆、吳怡農、苗博雅;另外也有政務官龔明鑫、林敏聰、郝培芝;以及學者專家林佳和、吳叡人、吳介民、蘇彥圖、馮喬蘭。
同時要感謝陳博志、朱敬一、吳乃德、吳晟、吳榮義、陳東升、陳傳岳、陳節如、賀陳旦、詹偉雄、劉錦添等二十位先進應允擔任顧問,在規劃過程給予許多建議。
也要感謝蘇彥圖、林飛帆、林佳和、洪申翰、龔書章、曾旭正、吳怡農、宋承恩等朋友擔任各研究平台召集人。另外,各平台也邀請了林崇熙、林秀幸、林國明、林宗弘、周玟琪、李健鴻、孫一信、楊家彥、呂曜志、蔡明芳、劉志洋、盧俊偉、謝昇佑、黃帝穎、劉安婷、劉介修⋯⋯等百位專家擔任諮詢委員。
除了各研究平台的研討活動之外,今年五月,研究中心即將舉辦「台灣.下一步.永續民主」論壇,民主治理學院也將陸續開設講座、課程及活動,擴大邀請社會各界及年輕人,相互激盪想像、凝聚未來願景。
▍擴大社會對話 啟動「再民主化」政治運動 ▌
今年適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起及「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周年,展望21世紀,希望青平台基金會接下來的努力,能夠拋磚引玉,促進社會對話,啟動台灣社會新一波「再民主化」的政治運動,凝聚核心價值,思考台灣下一步,前瞻攸關年輕人未來的民主社會願景,並尋找實踐的途徑。
陳東升智庫 在 鄭麗君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
上週六受台灣智庫邀請參加「李登輝學」研討會,以李前總統於2013年出版的專書書名「21世紀台灣要到哪裡去」為題,和許多野百合世代好朋友,一起展望台灣未來的道路。
台灣要到哪裡去?我相信,這是世世代代台灣人心中都會問的問題,也曾冒著生命危險,以抗爭行動向威權體制扣問。當年野百合學運向李總統提出的也是這個問題,所幸,野百合遇到的是李登輝,李前總統不僅正面回應學運訴求,更因勢利導,透過修憲開啟了憲政體制的民主轉型。台灣要到哪裡去?在他心中,他選擇了台灣要往「民主化」的大方向走,也因此被世界盛讚為民主先生。
我曾於野百合學運的隔年,發起絕食抗議老國代修憲不具正當性。民主化之後,自己也於2012年成為國會議員。令人震撼的是,2014年馬政府時代,太陽花學運透過佔領國會,再次對社會叩問:「台灣究竟要往哪裡去?」年輕人除了指出民主失靈,更指出兩岸經貿政治整合將扼殺了未來,其背後隱含了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導致了世代正義問題。
民進黨二次執政後,兩岸關係回歸台灣優先,尤其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世界更認識了中國極權政治的本質,台灣內部捍衛民主自由的共識也更強了。但每個時代,我們都需要重新探問台灣的未來要往哪裡去?
知道過去怎麼走過來,才知道要往哪裡去。回顧過去30年來,我所經歷的社會改革,從體制外的倡議,到體制內參與治理,許多直到現在都還是現在進行式,仍需不斷深化。例如,歴經七次修憲,台灣仍需憲政改革;公投門檻下降後,仍需要提升公投民主的討論品質;婚姻平權合法化後,社會平權運動才剛開始;反核運動停建核電廠,能源轉型近年才真正啟動;轉型正義除了政治法律工程,更需要社會對話工程。這一切的社會改革及社會轉型,都是為了朝向一個更民主的社會邁進。
在政治社會改革過程中,台灣認同也大幅提升了。台灣,因為歷史及政治因素,在這塊土地上匯聚了文化多樣性;也因為文化力及社會力發展,在這塊土地上產生了內生的民主化,更孕育了多元、包容、開放的台灣文化。那台灣認同是甚麼?如公民民族主義者Renan所說:「民族,是每日的公民投票」,我們共同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容或有不同語言與信仰,不同價值與理念,但共同認同在這裡所建立的自由民主共同體,由公民身分基礎出發,一起參與、一起治理,一起創造台灣的一切,這一份歸屬感,就是台灣認同。
有人說民主化就是國家化,台灣透過民主化,雖然面對中國威脅,仍須爭取世界支持,但已經蛻變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國家」;對每一個社會成員而言,民主化也意味著要追求一個「民主社會」,在這裡面,每個人是民主人、自由人,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
因此,我認為,台灣在20世紀,歷經了民主轉型、民主鞏固,進入21世紀,接下來重要的是,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民主如何永續發展?
首先,我們需要反思經濟發展的模式,除了追求GDP的成長,國家更需要壯大社會共同體,發展社會的「暖實力」,透過擴大社會投資,建立居住、教育及照顧等公共支持體系,支持個人與家庭,讓每個人的生活更有希望感。其次,我們應該聚焦發展人的「軟實力」,重視教育、文化、科技等軟實力工程,讓每一個人有機會發展能力,經濟也才能走向知識經濟,走向創新經濟。面對數位科技挑戰,我們要追求的不只是科技研發製造,不只是數位經濟與產業,更要追求數位社會的公共福祉,讓人成為使用科技的主詞。此外,我們也需要想像綠色社會,才知道如何建立能源治理架構,驅動能源轉型,回應氣候變遷與環境的挑戰。各項課題,都需要進一步落實地方自治,透過區域及城市治理,讓地方發展活力與特色,帶動台灣多元發展。面對未來,台灣還有來自中國威脅與國際政治的挑戰,但正因為有外在挑戰,更需要有團結壯大的社會共同體,透過不斷的參與、對話與共同治理,強化內部凝聚,建立民主防禦,並在國際上展現台灣價值。
一言以蔽之,談未來,需要「永續觀」。永續的概念,以往常用於環境相關議題,但我們應該想像「民主社群的永續發展」,意思就是民主國家的發展,必須以不減損下一代公共福祉跟發展機會的方式來發展;回應各層面的治理課題,都須思考未來下一代永續發展的可能性,才能重新確立民主社會以「人」與「社會」為主體來發展。
李前總統常說「二次民主化」,我也常思考「再民主化」,不僅體制上需要提升民主治理體系,也需要讓民主更開放、分權及賦權每一位公民及每一個地方,促進公民參與及在地治理,由下而上激發活力與動力。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國家不能靠少數人發展,而是要所有人一起發展。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回歸民主價值,凝聚未來社會願景,讓民主共同體,透過民主治理,一起往前走!
上個月,我受邀回到高中母校,不禁回顧自己過去三十幾年來,都是在為了追求「自由」而努力。高中時追求做自己的自由,進了大學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由,但後來越參與政治卻越體悟,我們做這一切,其實是「為他人」追求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在這裡面,每一個人可以有更平等的機會,擁有實現自我的那一份自由,才能讓更多人而非少數人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人生,我們的民主也才可以強健地往前走。
我堅信,民主所面對的挑戰要以民主深化來面對,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來克服。而我也很有信心,20世紀台灣民主化了,21世紀的台灣,絕對可以成為世界上民主治理的典範。
#感謝台灣智庫邀請,能和陳東升老師、林佳龍部長、翁章梁縣長、楊翠主委、邱顯智委員及張鐵志社長一起展望台灣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