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葆立: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六四32週年之際,跟前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主任蘇葆立(Robert Suettinger)的訪談。聽他回顧從胡耀邦之死談到天安門的槍響,以及美國內部的決策過程與32年後的反思。
✏️蘇葆立親歷上世紀8、90年代的美國重大對華外交政策製定過程。他在多年前出版《天安門事件之後 :美中關系的政治學 》一書後,正在撰寫第二本書《胡耀邦傳》
✏️六四爆發後的十多年裏,胡耀邦三個字在中國成了禁忌。直到2005年後,中央領導公開談述胡耀邦,才讓他的精神遺產再次浮現,更成為中國自由派緬懷的改革者。不過,習近平上臺後,局勢再次有了轉變。
✏️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文長~但希望能為這個特別的日子留下一些紀錄。
▫️上集: 從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門的槍響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22021095409.html
▫️下集: 習近平如何“片段”紀念胡耀邦?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jt-060320211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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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之死成為六四催化劑
記者: 32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去世,他的死引發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活動,並在6月4日的武力鎮壓中達到高潮。回顧歷史,胡耀邦的死,對於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的作用與意義是什麽?
蘇葆立:我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是一個催化劑,(他的死與天安門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因果關係。當時,五四運動70周年的相關活動已經讓很多學生聚集在一起,蒐集他們對社會體製的不滿,並談論他們期望的方向,包含民主、科學、西化等等。在胡耀邦去世時,(學生)已經有很多準備工作,他們有些人也抱有愧疚,認為應該在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時就有更多動作。
這些自發走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的人,不僅有學生、有大學教授,還有黨員。當呼籲改革的力量從校園延伸到天安門廣場,就成了公共秩序及黨的問題,最後成了共產黨對自身聲譽的擔憂。
記者: 74歲的胡耀邦是在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然心臟病發倒地,人們對他的死因真相是否存在疑惑?
蘇葆立:各種猜疑是有的。但胡耀邦是一個一天抽四、五包菸的人,他的健康狀況並不好。 他曾多次重病,而且他真的沒有照顧好身體,他是一個工作狂,從不請假去看醫生。他的生活就是在工作、抽菸、工作中循環。他在1987年被迫辭職後曾在湖南待過一段時間,當時曾有過輕微的心臟病發。
▪️胡耀邦、鄧小平: 誰是真正的改革者?
記者: 你從上一本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美中關係的政治學》到現在寫《胡耀邦傳》的機緣是什麽?了解胡耀邦的故事能夠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時中國的歷史?
蘇葆立:這是個好問題。在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我在美國政府工作。我一直對胡耀邦很感興趣,他個子非常矮小,聲音很高、精力充沛、對思考和討論問題很感興趣,他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類偉大領袖人物的形象。
當我更深入研究他在位期間的作為,我越意識到胡耀邦比鄧小平還像是真正的改革者。事實上,有很多中國研究者也認為把改革成果都歸於鄧小平有些言過其實。我開始把我的這些疑問與興趣整理起來,最後得到了史密斯·理查森基金會的支持,讓我持續做胡耀邦的歷史研究。
記者:這很有意思,您從一位美國的對華政策資深官員,轉變成研究並撰寫一位被中國共產黨選擇性紀錄的政治家傳記,您研究胡耀邦的過程是什麽?遇到那些困難?
蘇葆立:我從2014年末就開始考慮,2015年我去了一趟中國、造訪胡耀邦的家鄉、他曾經當官的省份,以及他在江西的墓地。我的那趟旅行蒐集了很多書籍,大多來自香港,閱讀之後我再繼續作線上資源的調查,尤其在胡耀邦家族的歷史資料網站蒐集了大量的資訊。當我越展開調查,我發現越來越多讓我感興趣的文章與資訊。
▪️美國內部對於六四反應有分歧
記者: 回到32年前,當時美國政府內部是怎麽辯論如何應對六四?您曾提到當時內部有很大的分歧?
蘇葆立:我不認為當時內部(對於如何處理中國)有很大的分歧。我只能說每個人都錯愕又震驚(shocked and appalled),即使我們有些人清楚(中共的武力鎮壓)即將到來,但我們曾試圖給中國政府警告,希望他們不要做出不良的反應。連著好幾個禮拜,我們都盯著電視看。
六四的隔一天,周一,我參加一系列跨部門的會議。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之間有些分歧,國會對於人權議題更加重視,特別是在令人震驚的天安門影像傳出後,國會要求製裁、貿易限製、取消兩軍互動等等,並認為布什總統不願對華強硬。布什則認為他了解中國,他稱鄧小平為“我的朋友”,行政當局希望在考量蘇聯議題的情況下,維持與中國的戰略關係。
記者:中共對當年的六四、以及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處理都讓國際社會震驚。您怎麽對比美國看待天安門事件、以及香港民主運動的差別?
蘇葆立:盡管我們也看到美國民權及人權團體,對於中國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失落與憤怒,但在整體的情感上,美國看待香港遠不如當時看待六四時的強烈。另一方面,我認為美國和中國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距離比 1989 年要大得更多了。
▪️擔憂中共“暴政領導”的傾向
記者:歷史把胡耀邦貼上推動中國自由化、“擁抱民主精神”、“黨的良心”、“偉大的解放者”這些標簽,在研究了這麽多關於他的史料之後,您是怎麽評價的? 您認為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什麽?
蘇葆立:與他共事的人對他的性格進行了很多塑造,但我認為胡耀邦一直最對自己正直的人格感到自豪。1989年的共產黨內部已經開始有許多腐敗,胡耀邦並不在其中,他深信改革的本質不是一系列政策,而是態度。
他相信若是犯錯,就公開承認並修復它;若想達到正確的政策,就要從關註人民利益出發,他一直是為中國普羅百姓維護法律利益的人。
因此人們對他的記憶是大膽的,他發表了一些演講或文章,對於鄧小平及陳雲等黨內大佬來說是過於前衛的。比如啟用黨外民主人士、或在農業政策上推動以農民為主體的改革。胡耀邦一旦進入任何一個官僚機構,就會想要修復它。
胡耀邦還提出促進黨內民主、反對暴政。胡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暴君(tyrant),他擔憂鄧小平正在往那個方向前進,也意識到共產黨對這種領導模式有自然的傾向性,因此挺身而出。
▪️胡耀邦與鄧小平: "從來不是朋友"
記者:胡耀邦的這種改革信念會與鄧小平決裂的原因是什麽?胡耀邦的改革為什麽會失敗呢?
蘇葆立:當華裔或美國政治學者在做研究時,會傾向認為某個議題是政客決裂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及中國共產黨內部,只有一定程度的適用。在中共的體製內,所有的問題最終往往變成很私人的,這導致忠誠與私人關系比什麽都重要。這也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核心,獲取權力、使用權力,權力可以是製度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
對於鄧小平來說,權力就是很私人的問題。我認為1978年至1993年、鄧小平和陳雲之間在中共黨內的權力競爭並沒有被好好地研究。胡耀邦跟陳雲處得並不好,1986年黨內幾個大佬把胡耀邦推擠出去,他們認為夠了,胡耀邦所作所為不符合他們所要的路線,因此用1980年對待華國鋒的方式處理掉胡耀邦,基本上已經類似驅逐出黨了。
至於鄧小平與胡耀邦也從來不親密,他們尊重對方、一起打橋牌,但他們從來不是同夥,也不是朋友。
▪️天安門事件後 “胡耀邦”三字成禁忌
記者: 六四爆發後,關於胡耀邦的歷史如何在中國被記錄?
蘇葆立:在胡耀邦1989年的葬禮上,趙紫陽為他準備了一個相當寬厚的悼詞。胡耀邦雖然得到黨的稱贊,他的喪禮安排卻不是總書記規格,只把他視為政治局常委。胡的家屬對此表示不滿。
胡耀邦一生鉆研馬克思列寧思想及意識型態問題,卻沒能在死後被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他的家人也難以接受,更認為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決定是錯誤的。
接下來的故事是,天安門鎮壓發生後,胡耀邦的名字基本消失。媒體不再提到他、他的故事他的文章不被允許講述,胡耀邦就像不存在一樣。
1990年代中期,《炎黃春秋》雜誌開始為胡耀邦挽回名聲,關於他的史料及故事被記錄下來。直到2005年江澤民逐漸淡出,黨內大佬也逐漸去世後,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想法,認為胡耀邦的名字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好的一面。
2005年,在胡錦濤的允許下,為胡耀邦舉辦了90誕辰論壇,政治局常委曾慶紅重新為胡做了另一個版本的悼詞。黨還開始允許出版關於胡耀邦的一些文章及一本三卷的傳記,對於胡耀邦的關註開始盛行,來自他前同事、下屬的文章爆炸性的增長,贊譽他的為人、能力等等,《炎黃春秋》每個月都有關於他的文章。
▪️習近平時代 被片段紀錄的胡耀邦
記者: 到了2015年,習近平似乎對胡耀邦百年誕辰的紀念活動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誇獎他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和開創建立了不朽功勛”。習近平是怎麽看待胡耀邦的?關於胡耀邦的歷史,被記錄的是什麽?被忽略的又是什麽?
蘇葆立:2012年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氣氛開始發生一些變化,自由派雜誌和中國的許多文章開始被大量編輯審核,包括《炎黃春秋》。幾年後,《炎黃春秋》以及一些自由派網站陸續被迫關閉。
2015年的這個紀念儀式並沒有為胡耀邦的下臺平反、也沒有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關於對他工作的分析。胡耀邦傳記的其中兩卷還被大量編輯,刪除了很大的一部份。胡耀邦的故事用習近平感到舒服的方式被講述出來,就像是1981年《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一樣,黨說,好吧,就這樣吧,我們已經完成對所有壞事的討論了。
胡耀邦故事只能在黨的允許下片斷地書寫,僅此而已。
記者:你提到兩卷傳記中被大量拿掉的部分是什麽?
蘇葆立:基本上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臺的故事都被刪掉了。傳記的最後兩卷談到他在這段過程的掙紮,以及一些胡耀邦所發起的改革,而這些改革最後都被歸屬於鄧小平的成就。這些細節在審查修改後的傳記,都被毫不隱諱地撕掉了。
▪️習家族與胡耀邦
記者:胡耀邦曾幫助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習家族與胡耀邦的關系是什麽?
蘇葆立:習仲勛在1962年被毛澤東解職,在文革期間遭受嚴酷對待。到了七零年代後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幫助習仲勛平反、釋放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習仲勛最後得以回到工作崗位,胡耀邦把他帶進書記處,其中一段時間他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
在1987年1月一場批判會上,習仲勛以行動回報了胡耀邦。當時胡耀邦因為沒有對學生抗議行動有足夠作為而遭鄧小平的擁護者猛烈批判。習仲勛站了出來,認為這種批判胡耀邦的大會是荒謬的,並要求批判停止。到最後,是胡耀邦出面緩和習仲勛的憤怒情緒,他對習仲勛說,別擔心,我能處理。在某種程度上,胡耀邦明白自己已經走到最後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批判。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時,他與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有過會面。當時,關註的焦點都是太子黨、紅二代的故事。
如今,胡耀邦的名字與聲譽在中國仍然被崇拜著,即使關於他的文章已經不像以前那麽多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會支持這樣的觀點——若胡耀邦沒有在1986年被迫下臺,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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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6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陳雲濤評價 在 看書的日常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生日快樂] #10
陳舜臣(1924.2.18—2005.1.21)。
閱讀、觀賞、聆聽創作者的作品,是最有效力的生日祝福。
今天適合讀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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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接受日本教育,隨著『皇民化』的口號被教育成日本人。然而,台灣『光復』之後,我們就光明正大地變成了『中國人』。」
「成為中國人。——問題是,何謂中國人?」
——陳舜臣,《憤怒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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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說的『台灣人云云』,恐怕是因為我對於自己是台灣人的身份很在意的緣故吧。自己應該是台灣人沒錯,不過周遭都是日本人,讓還是小孩的自己產生了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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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到底是誰?或許長久以來,心中總是沒有拋開這個疑惑吧。年幼時期的自言自語,其實就是我成為作家的出發點,每次只要回頭展望,就能看到當初自己的起點,也能重新找到自己現在身處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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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已覺悟到,必須認清自己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並生存下去。」
——陳舜臣《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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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沒有好好傳承他,中國那邊認為他是台灣人,在日本,他的形象就是個華僑,三方都沒有好好評價過他。」
——陳舜臣姪女、日本兵庫縣立大學經濟學部國際經濟學科教授陳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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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聊聊對陳舜臣的接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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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日本神戶的台灣人家庭、在神戶成長的陳舜臣,只在二戰後短暫回台三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選擇回到日本。他協助家中經商十年,直到起心動念要寫小說,轉身投入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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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枯草之根》獲「江戶川亂步賞」;1969年,《青玉獅子爐》獲「直木賞」;1970年,《再見玉嶺》、《孔雀之道》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1992年,《諸葛孔明》獲「吉川英治文學賞」,陳舜臣以日文寫作,以推理小說進入日本文壇,以歷史小說與摯友司馬遼太郎齊名,一生獲獎無數。除此之外,尚有通史、隨筆、遊記、評論、漢詩集及翻譯作品。他曾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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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寫五到六個小時,在寫《琉球之風》的時候,寫到手指抬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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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寫的中國歷史小說,以探索中國近代史為其重要貢獻。不僅樹立了日本文學裡中國歷史小說的一脈分支,也深深影響了日本人觀看中國的方式。有趣的是,戰後西川滿回到日本時曾二度改寫《西遊記》,而這也影響了邱永漢、陳舜臣再度翻寫《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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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在台灣的出版歷史約略可分為三階段,而這也可以和台灣日語世代作家戰後的命運相互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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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是戒嚴時期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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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階段,陳舜臣在日本文壇成名獲獎。但是,只有少數作品出現在台灣讀者的視野中,或有台灣日語世代作家如黃得時、楊熾昌(水蔭萍)、龍瑛宗關注他的動向。1963年6月至1976年1月,平鑫濤兼任《聯合報》「聯合副刊」主編,而劉慕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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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在葛樂禮水災之後,平先生匯來兩萬元,西甯為了早日還債,開始著手寫醞釀多時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貓》,並於次年在皇冠上連載。我亦在聯副連載第一部長篇譯作,陳舜臣的《#黑色喜馬拉雅山》。這麼一來總算結束了不時得變賣下個月眷糧券貼補家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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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黑色喜馬拉雅山》由皇冠出版,應屬皇冠創社第一年出版的書籍。之後,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是在聯合報副刊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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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陳舜臣家族經商,和港、台、南洋、中國都有著貿易往來;加上他多次前往共產中國取材,根據他的自述,不只他的著作曾被列為禁書,他也上過黑名單,長年無法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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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0年,李登輝讓他從黑名單上移除,陳舜臣才再次踏上台灣這塊土地。他更引介司馬遼太郎進行「台灣紀行」,使日本文史學界開始對台灣有了新的視點。
而這時,也迎來第二階段,戒嚴後的盛放。
1990年代,遠流有系統地出版陳舜臣的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甚至有過暢銷十萬本的佳績,使台灣讀者逐漸熟悉這位歷史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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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時序進入2010年代,彼時的出版聲勢漸弱漸淡。我對陳舜臣的認識,便要到第三階段,陳舜臣的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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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游擊文化和內容力合作,推動「大時代下的陳舜臣三部曲:青雲之軸、憤怒的菩薩、半路上」系列出版;2018年,陳舜臣唯一以台灣新莊為推理小說舞台的《憤怒的菩薩》改編為公視四集電視劇;加上2019年出版野島剛《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2020年出版笹沼俊暁《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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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段,出版者更著墨於陳舜臣小說和自傳作品中的「台灣經驗」與「在日台灣人經驗」。如游擊文化編輯群在Okapi專訪談陳舜臣三部曲時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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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三本文類各異、虛實交錯的文體,將小說家的身世回歸到時代的洪流之中,在台灣與東亞歷史的脈絡之下,爬梳在日台灣人的無奈與掙扎、身世的飄零與歸屬,最後反問己身:何謂國籍?何謂國家?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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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緣際會整理逝世的外公外婆書櫃時,我和架上一整排陳舜臣寫的《阿片戰爭》、《太平天國》等日文文庫本面面相覷。原來,經歷過日本時代、受過日語教育的長輩,早就習慣透過閱讀台灣作家以日文寫作的中國歷史小說,作為接觸中國歷史的方式。若與陳舜臣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流轉的身分認同和命運相互參看,實在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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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涉到台灣、日本、中國三方之間的「翻譯」,在小說之外,陳舜臣也寫下了大量的文化隨筆。在這樣的背景下閱讀玉山社2017年出版陳舜臣和妻子蔡錦墩合寫的《#美味方丈記》,讀來津津有味之餘,格外感覺到複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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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搭配了食物插畫,書中寫了台灣的食物如肉圓、春餅、南北粽之爭等,也寫了海參、生魚片、海蜇皮、膽肝、豬腳、紅龜、艾草餅、彈珠汽水等。他們夫婦接龍討論、挖掘中日食物文化的差異,活用典故而不艱澀,再加上譯筆生動,讀來很能拉近和台灣讀者的距離。而在看似信手拈來的閒談中,窺見小說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勤於查考的歷史小說準備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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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舜臣、蔡錦墩的後記,或能稍稍領會他們鬥嘴吐槽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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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本《美食方丈記》會變成夫妻共同執筆的作品呢?自從接下這份工作開始,我們兩人就不停思索,回想起來真是相當害臊的故事。《サンデー每日》當時的總編輯高原先生來訪提出這個想法時,丈夫喝得微醺一臉愉悅地說:
食物平常由妻子負責,是她的領域。也該讓她嚐嚐截稿地獄的痛苦,才能體會我平時的苦啊。
說得相當大膽。而妻子則表示,
寫東西是他的工作。
想得可簡單了。
等到二人答應要共同執筆後,酒終於醒了,兩人面面相覷,才知道彼此都把負責推到了對方頭上,等搞清楚狀況時已來不及了,不過也沒有多想。
──總有辦法的吧。
只能用大家熟悉的樂天主義貫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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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歷史小說外,輕鬆的陳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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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這個階段,還可以注意到中國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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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所寫的文化隨筆,由中國畫報出版社在2019-2021年以「陳舜臣隨筆集」系列翻譯出版19冊。中國出版社在此之前也翻譯了他的歷史小說、歷史著作和推理小說。在目前台灣歷史小說出版動能衰退,且幾乎絕版的情況下,台灣出版社引進的簡體譯本,成為讀者不得不的接受媒介。這固然是現實所囿限,但難道不也是另一種弔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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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舜臣的國籍曾經數度轉換,「1973年日中建交後,為了方便到中國取材考證而申請中國護照。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放棄中國籍,1990年正式歸化日本籍。」然而,根據野島剛的文章,遠流1990年代為了解決陳舜臣作品的版權爭議,向戶政事務所查詢的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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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19日第81戶司發行8150103號」的文件裡是解釋:「台灣光復之初,居住在台灣者自動就視為擁有中華民國國籍,陳舜臣並沒有表明放棄國籍,因此現在仍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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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之外,陳舜臣1999年也取得台灣戶籍,設籍淡水。只是,無論是曾經擁有哪一種雙重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雙重國籍;日本、中華民國雙國籍,這些在當代中國對陳舜臣的詮釋裡,自然是被抹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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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舜臣的文學世界,根基於台灣、日本、中國三國糾葛甚深的歷史,其出版發表的歷程,也因於不同時期出版、以不同語言引介,讓不同世代、不同國籍的讀者閱讀,形成文壇曖昧殊異的風景。他的作品巍巍成山,能以多重面向來詮釋;字裡行間也可看見他心懷海洋,在島嶼和大陸之間遊走,波瀾壯闊的一生。1994年,他在《琉球之風》自序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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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之風》故事發生在一六○六年的琉球;《龍虎風雲》是由一六二三年的澳門展開;而《旋風兒:小說鄭成功》則是一六四四年,由長崎揭開序幕。
.....
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所愛的故鄉台灣在這個時期開始浮出具體形狀。故鄉的誕生這件事情,一直留在後有的腦海裡,時時鼓舞著我。
這三部曲的共通主題之一是「海」。毫無國界之分的海,不但是運輸物資和文化的通道,同時也象徵著自由。
......
這三部曲也意味著從海來看東亞歷史。以後,這種視點大概會逐漸受重視吧!
海,今後仍會是我寫作的主題。也許有一天我會試著著寫台灣的歷史。到那時候,這三部曲將會成為那本書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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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文壇終究沒有等到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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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追想,從曹永和提出在海洋史乃至世界史架構中鋪陳的「臺灣島史」以來,台灣出版了不少以「海洋史觀」為中心,觀察台灣在世界史的地位的史學書籍。近期更有《風之帝國》、《海上傭兵》、《公司與幕府》、《巴達維亞號之死》,或許能稍稍和作家的未竟之志遙相呼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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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到神戶旅行時,「陳舜臣アジア文藝館」當時休館中,沒有機會拜訪。而剛查找資料時發現,財團法人台北市南海文教基金會舜臣圖書館,不確定是否已廢館。在這些地點之外,淡水的「一滴水博物館」中設有「陳舜臣文庫」,決定再找時間去走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