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陳 文章 教授 政治 傾向 在 元照出版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月旦法學雜誌第314期 📌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勞動趨勢分析/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藉由大法官解釋第740號之內容,林佳和老師本文似乎想要重新定義勞工,從比較大法官解釋之內容與德國民法611a之規範,分析德國法制上不同之思考脈絡,並且綜合憲法上基本原則之闡述,提出對於勞動趨勢之見解。通篇文章引經據典,卻不深澀,易讀好懂,值得對於勞動領域有興趣之讀者,仔細咀嚼。
✏關鍵詞:勞工定義、人格從屬性,740號解釋、類型強制、眾包工作
✏摘要:
釋字第740號統一解釋,試圖回答勞工應定義。大法官彷彿「前現代勞動法」的理解,重現於第740號,應遭揚棄與忽視。伴隨勞動世界巨變,向以他決取代自決、否定當事人契約選擇的勞動法,如何締約主觀意志、內容客觀形成、契約真正實踐之歧異間,努力兼顧與照應?法院之任務,或不在提供任何人均能輕易猜測的答案,而是一雖趨近法安定性要求,但能兼顧制度需求與社會意識的回應。最古老的勞動法提問:誰是勞工?釋字第740號之失敗,應更刺激新的思索。
✏試讀
🟧勞工概念同一性的重新思索
在「重新回顧釋字740」之前,或許先轉向一更深沉的問題:當代勞動法令、勞動法學,是否真的需要單一的勞工概念?或換個方式說:單一的、適用於所有產業部門與勞工類型上之人格從屬性概念?學者Meinhard Heinze就提到,勞動者樣態千奇百怪,主管職雇員,短期、定期或微薄受僱者,乃至於意識傾向工作者(Tendenzträger),差異甚巨,單從現實上發想,就難以建構單一的勞工概念。Rolf Wank針對所謂「法律效果串」(Rechtsfolgenbündel),亦即該當之法律效果──保護、保障、特定權利,何時應以勞動契約為基礎,即主張應區分不同的職業類型──例如貿易代理人、地區主管,以及不同的僱用類型,例如全時、部分工時;不定期、定期;專職、兼職等,必須站在此目的,方有可能思考如何建構勞工之概念內涵。類似的,Wolfgang Hromadka亦主張一所謂「未來法的分級體系」(ein abgestuftes System de lege ferenda),亦即將個別的保護法律,聯繫至一具體的保護必要性,並從此建構個別法律中的勞工概念,事實上形同否定需要共通之人格從屬性意涵。
🟧勞工定義統一?平行的臺灣釋字第740號解釋與德國民法第611a條
關於德國新納入之民法第611a條,確實可能產生諸位觀察者所說的:無助於勞工概念之理解與澄清,反而增加新的、或說限縮與不恰當之要件要素陳列,非但無助於實務上個案的涵攝與認定,徒增新的困擾,包括產生是否立法者意圖創設新的、不同於長久實務累積之勞工概念的「不當意圖」?特別是否涉及隱藏之法的續造,乃至於有類似吾國統一解釋之必要性?前述的批評是否令人眼睛一亮呢?將這些觀察直接拿來套用對釋字740之評價,似乎毫無違和之處,可能更令人怵目驚心的,是釋字740更強化德國第611a條所帶有之不當限縮,釋字740事實上既大於第611a條,又小於第611a條:大於是說,釋字740如果真要著眼其實質拘束力,將可能產生遠比第611a條來得令人畏懼的改變,規範與實務的改變,它做的事實上不是統一解釋,而是創設、限縮長久累積之實質立法,這顯然有不當或甚至違憲之逾越大法官權限之嫌;說小於第611a條,當指相對 於第611a條之「比較忠實於終審法院之長久累積見解」,釋字740甚至自我設限,選擇性地將勞工之內涵做不當限縮,特別是加入「計算報酬方式」作為認定之重要標準,不禁令人慨嘆。第611a條的可能不幸,預見災難,在我們的釋字740下,不啻要加倍與惡化。
🗒全文請見:釋字第740號解釋之勞動趨勢分析/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月旦法學雜誌第3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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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文章 教授 政治 傾向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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