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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力抵抗　直至勝利
－社會民主連線回應2021年香港政治形勢變化的決議文

壹、前言

反修例運動波瀾壯闊，在香港史上無出其右，前所未有，香港群眾力量盡顯於世。雖然運動成功阻止修訂《逃犯條例》，並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促使民主派旗開得勝，奪得17個區議會主導權，大敗保皇黨，但持續逾半年的群眾運動久經創傷，在2019年尾已漸露疲態，民主陣營以「35+」策略奮起一搏，利用高昂民氣希望取得議會多數，反制林鄭政府，實現「五大訴求」，爭取普選及釋放所有政治犯，可惜中共隨即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高壓姿勢利用警察及法庭鎮壓異見，更設立《港區國安法》肅清反對聲音，重創公民社會。

自《港區國安法》設立至今，林鄭政權已拘捕超過100人，當中包括社民連兩位副主席岑子杰及長毛梁國雄，他們與其他民主派領袖已被拘禁兩個多月，如今刑期仍未可知，尚待審訊。此外，梁國雄所涉的8‧18維園流水式集會案被法庭重判18個月監禁，其他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如六四集會案被告亦遭判重刑，且社民連數名成員也涉其中，將會相繼入獄。與此同時，中共連消帶打，順道推出「完善選舉制度」方案，徹底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制度，壓制港人再次以選票表達異見的機會。就此，社民連以本決議文申明對是次選舉改制的主張，闡述想法。

貳、背景及分析

原訂於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被林鄭政權以疫情為由延後一年，其後的11月，人大常委會突然作出決定，以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在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裁定為「提名無效」為由，取消其議員資格，民主派遂在翌日總辭抗議，全面撤出議會。今年1月6日，警務處動員過千警力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大規模拘捕55位民主派人士，包括本會兩名副主席。除8名民主派人士暫未被控，11名成功保釋外，其餘36位政治犯一直還押至今。

除《港區國安法》外，林鄭政權亦動用《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罪」起訴網台節目主持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無限期扣押，再以《公安條例》對付未得到警方批准的和平集會發起人，更以疫情及公共秩序為由阻止任何集會遊行，亦打算以《社團條例》取締合作多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消滅和平集會遊行的公民平台，又利用新例要求區議員宣誓，對其認為未符誓言者撤銷議員資格，企圖顛覆選舉結果；革除教師，清洗港台，起訴傳媒。以上種種法律及行政手段，都是遵從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書記駱惠寧「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的指示，務必鎮壓自2019年6月激起的民間反抗運動，竭力維護政權穩定及特權階級的利益。

今年1月27日，香港小圈子選舉首長林鄭月娥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述職時，習近平已明言：「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此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夏寶龍亦表示須以「愛國者治港」原則作出選舉改制。不久，中共立法機關一改過去由特區政府主導香港政改五部曲的程序，反而直接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並一步到位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包括：
一、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作政治審查，嚴格篩選候選人；
二、增加立法會議員人數至90人，但同時降低直選議員比例至1991年以來新低，並恢復選舉委員會議員，以其作為壟斷立法會權力的特權小圈子；
三、增設第五界別（人大及政協），並加入大量親建制團體成為大部份選舉委員會或功能組別選民，排除民主派團體，使中共能牢牢掌握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結果；
四、要求直選議員除公民提名外，事必取得五大界別選委提名，公民提名被變相廢除，立法會議員改以選委提名，或中共提名作為必要參選門檻。

從以上的選舉改動可見，中共在2019年香港大型群眾運動及區議會選舉嚴重受挫後，決定徹底地從體制上排斥真實民意，並要完全控制選舉結果，牢牢掌握行政及立法機關的主導權，絕不能再發生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事情，但最近不少建制派邀請溫和民主派參選，亦反映中共仍然期望部份溫和民主派充當議會花瓶，將民主陣營分而治之，進而分裂及瓦解公民社會。民主派迎來難題，是否參與即將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有說，若不參選，以後不得參選，連原有區議員都受影響，令整個民主陣營瀕臨滅亡；有說，參選乃保存實力，令民主派得以重整力量。前者威逼，後者利誘，路人皆見。

從1980年代香港地方選舉興起，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一直以來，民主派都依賴議會推動民主進程，更發展出「路徑依賴」理論，企圖透過代議士與中共協商而循序漸進至雙普選，甚至奢望能擠身管治架構，因此，民主派多年來迴避群眾運動抗爭，假想利用政黨政治解決民主困局，當年放棄「五區公投」而走入中聯辦「談判」正是顯例。直至2014年的＜8‧31人大決定＞，中共正式表露只會推行有篩選的「普選」，不少民主派終意識到「路徑依賴」經已破產，繼而投入雨傘運動，公民抗命，又參與議會抗爭，繼而有後來的反修例運動。如今，中共強力鎮壓，脅逼民主派走回頭路，甚至卑躬屈膝接受篩選，領受中共提名，擠身入不能反映香港整體民意以及毫無實權的立法機關，成為「完善選舉」的政治裝飾，以堵世界各國悠悠眾口。

尤以此選舉改制最難以接受者，就是民主派候選人需得到五大界別的選委提名才能入閘參選，在選舉委員會幾乎由建制派控制的情況下，民主派要向建制派選委拜票，向中共求取提名才能入閘參選。最近中共透過建制派透露部份溫和民主派可獲提名，就正正反映中共能夠在提名權上篩選候選人，在民主派內預先選出「聽話」者，再交由地區選民投票，此豈非正是我們多年前反對＜8‧31人大決定＞的重大理由？如今，中共不僅要預先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更要預先確定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港人的公民提名權被變相剝奪，在此情況下參選，又有何面目向一直堅持公民提名的港人交代？如果我們接受中共預先篩選候選人，我們豈不是把地區選民當成選舉工具？而且，若議員的提名權在中共手上，一旦中共唸起緊箍咒，民主派處處受縛，未能為群眾清心直說，豈不淪為「忠誠反對派」？再者，在不透明且小圈子的選委提名下，政治交易蠢蠢欲動，即使確實沒有所謂交易，但亦難免會傷害民主陣營之間的信任。

民主陣營應認清形勢，中共近一年的打壓，顯示習近平政權的已無視任何壓力，在香港掃平異己。特區政府的管治方式，已不同後期的港英殖民地政府和97後的特區政府，不再需要吸納反對派作為管治的一部份，在民生問題上討價還價，利用反對派作為社會矛盾的安全閥。中共提倡「愛國者治港」改變選舉制度，由公營機構、地區組織、區議會等諮詢機構，乃至擁有一定權力的立法會，林鄭政府在各個管治層面手起刀落，不是將民主派掃地出門，就是重重設限，要民主派卑躬屈膝。顯然，未來特區政府要吸納的只會是「忠誠的廢物」，民主派擠身其中，只會重蹈中共八大民主黨派的花瓶角色，實在情何已堪？在同路人大量被捕入獄，反抗聲音不斷受打壓之際，統治者所拋下的怎會是橄欖枝？怎會有利於民主陣營的發展？

自雨傘運動，乃至反修例運動，多少群眾付出代價，各黨派領袖皆身繫牢獄，未知歸期，如若參選能令他們盡數或盡早釋放，令政治犯沉冤昭雪，尚可計議，但既無所得，卻要背離當年原則，實在得不償失。更何況，在去年的民主派初選，我等獲授權參選立法會的已盡數入獄，如今既未獲得民主派群眾授權，反在民意大多反對的情況下參選，豈非自絕於群眾？強行參選徒然令民主運動又再陷爭拗，罪魁禍首卻可作壁上觀。

叁、展望

社民連自2017年來被剝奪議員資格後，直至現在都沒有立法會議席，四年過來艱苦經營，依靠群眾，我們縱然眾多成員蒙受劫難，如今尚是不屈不倒。自昔日反修例運動，乃至今日中共大報復，我們必須認定不能回到當年依仗議會推動民主運動的年代，而應轉變為抵禦中共鎮壓和改造香港社會成獨裁專制政體的抵抗運動。既是抵抗運動，就無須配合中共「完善選舉」的劇本而委曲求全，反而應當深入民間，乘著2019年大運動之機，結連每位仍然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志士，支持各區爭取可以發聲的空間，彰顯真實民意，抵抗壓逼。

社民連支持和自當參與公平公正，能真實反映民意的選舉。我們必須強調，參選是要透過宣傳、鼓動和組織，提高港人政治意識，而進入議會是監督政府，改變施政，扶助勞工，改善民生，因此，參選和進入議會是要促成而不是弱化民主運動。若然，選舉結果已為當權者一早設定，則其選舉意義盡失，社民連堅拒參與，更期望民主派同道拒絕與不義選舉制度合作。鼓勵港人組織結連起來，拒絕零散分化，爭取中國大陸人民及國際社會支持，仍然是我們未來方向。只要相信群眾，背靠群眾，民主運動才會壯大，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奮力抵抗，直至勝利！

肆、決定

在公民提名權被嚴重剝奪，變相廢除，香港已喪失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現況下，社民連不會參與2021年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並且，在選舉權仍未受到完全壓制的情況下，社民連呼籲廣大群眾積極透過各種選舉憑良心表達意見，盡力彰顯真實民意。

社會民主連線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中共GDP已嚴重衰退，過去，他們靠全球企業及台商「大量資金輸血」存活。現在，「資本外逃」及「資金撤離」的速度，卻愈來愈快......

先逃先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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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九大基因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政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份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份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國共内戰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鬥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鬥——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文章擷取自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1/21/n723946.htm

影片:http://www.ntdtv.com/xtr/gb/2004/12/05/a2338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