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一部現代小說作家的集體回憶錄，一部被誤解的歷史的重寫。在這部小說的尾聲，才述說卡夫卡所立的遺囑如何被唯一一個懂他的讀者所背叛。這是一個隱喻，活人總是背叛亡者，羅蘭巴特宣告「作者已死」，如同默許了背叛：
卡夫卡的遺囑：並沒有確切的法律意義上的遺囑；事實上是兩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為它們從沒有寄出。
布洛德，作為卡夫卡的遺囑執行人，於1924年他的朋友死後，在一個抽屜裏找到了它們，和一堆其他的紙放在一起，一封用墨水寫，折好並附有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更加詳細，用鉛筆寫成。
在他的《〈審判〉第一版跋》中，布洛德解釋道，「……在1921年，我對我的朋友說我曾寫了一份遺囑，其中我請求毀掉若干物件，重新審閱別的，等等。這時，卡夫卡遞給我人們後來在他辦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寫的那頁紙，對我說：我的遺囑會非常簡單：我請你燒毀一切。我還能確切地記著我給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訴你我不會這樣做。」
通過這個回憶，布洛德說明違背朋友遺願的道理。「卡夫卡，」他接著說，「懂得我對他寫的每一個字的狂熱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會去服從他，所以他「本來可以去選擇另一個遺囑執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嚴肅的無條件的最後決定。」然而是否這麽肯定？在他自己的遺囑裏，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毀掉某些物件」；為什麽卡夫卡沒有認為向布洛德要求同樣的幫助是正常的事？如果卡夫卡的確知道他不會被服從，為什麽他還要用鉛筆，在他們1921年談話之後寫第二封信，講出和詳細說明他的打算？暫且不談這些，人們永遠不知道這兩位年輕朋友就這個話題談了些什麽，況且，這個題目對於他們不是最為緊急，從他們每個人來看，尤其是卡夫卡，他那時不能認為自己格外受到不朽的威脅。
人們經常說：如果卡夫卡的確願意毀掉他所寫的，他本來可以自己去把它們毀掉。但是怎麽毀掉？他的信由與他通信的人所佔有（他本人沒有保留任何他所收到的信件，至於日記，的確，他本來可以把它們毀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記（與其說日記不如說筆記）），他寫作時它們對於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寫到最後的日子。對於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們也可以這樣說。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時候才是這樣；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有機會重新回到它們上面來，即使是一篇他認為失敗的短篇小說，對於作家也不是無用，它可作為另一個短篇的素材，作家沒有任何理由毀掉他所寫的，只要他還不是奄奄一息。
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際，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裏，他在療養地，並且不可能去毀掉任何東西，他只能倚賴一個朋友的幫助。由於沒有很多朋友，由於最終只有一個，他便指望他了。
人們還說：想毀掉自己的作品，這是個悲愴的舉動。這樣說來，不服從毀壞者，卡夫卡的意願便成為對另一個卡夫卡，創造者，的忠誠。在這裏，人們觸及到圍繞他的遺囑的傳說的最大謊言：卡夫卡不想毀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裏他解釋得非常明確：「在我所寫的所有東西中，有價值的（Gelten）僅僅是這些書：《審判》，《司機》、《變形記》，《勞動教養營》，《鄉村醫生》，以及一個短篇《一名禁食冠軍》。《沈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來，我不想麻煩任何人把他們送去搗碎，但是什麽都不要去重印。」
因此，卡夫卡不僅沒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卻對它作了一番總結，試圖將應該留下來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區分開來；一種憂傷，一片平靜，但是無任何瘋狂，無任何判斷中的絕望所導致的盲目：他認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書都是有價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沈思》，大概是認為他不成熟（很難對此表示反對）。他的拒絕並不自動包行所有沒有發表的，因為他把短篇小說《一名禁食冠軍》也放在「有價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寫那封信的時候，這個短篇還只作為手稿而存在。之後，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個短篇《第一的痛苦》，《一個小女人》，《女歌手約瑟芬》。為了把它們搞成一本書，他在療養地，臨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這本書的清樣；一個幾乎悲愴的證明：卡夫卡與傳說中的那個要毀掉其作品的作家毫無共同之處。
希望毀掉的實際上只涉及兩種文稿，被確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強調的是：隱私的文稿：書信，日記。
其次，他認為他沒有能夠寫好的短篇和小說。
我想到《審判》的末尾：兩位先生朝K彎下身子，他們在扼死他：「K的逐漸模糊的眼睛，還能看見那兩位在觀察結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臉旁邊，兩隻臉挨在一起。像隻狗！K說，仿佛恥辱在他之後還將存在。」
《審判》的最後的名詞：恥辱。最後的畫面：陌生的臉，就在旁邊，幾乎碰到他的臉，觀察著K最隱秘的狀況：他的臨終之際。在最後的名詞、最後的畫面中，凝聚了整個小說的基本境況：存在；不論任何時候，可進入他的睡房；讓人吃掉他的早餐；準備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審；看著別人沒收掛在他窗戶上的窗簾；不能與他所想要往來的人去往來；不再屬於他自己；失去作為個人的地位。這樣的改變，把主體的人變為客體的人，使人感到的是恥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讓布洛德毀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們被發表。這樣的想法他幾乎不會有。出版商們對他的小說不大感興趣，他們怎麽會感興趣他的通信。促使他想毀掉它們的，是恥辱，完全基本的恥辱，不是作家的恥辱那一種，而是一個普通人的，恥於把自己隱私的東西掉在別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恥於被轉換為物體，而這恥辱有可能「在他身後依然存在下來」。
然而，這些信布洛德卻把它們發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遺囑中，他曾要求卡夫卡「取消某些東西」；然而，他自己卻發表了一切，毫無區分。甚至這封在抽屜裏找到的長而艱澀的信，卡夫卡始終沒有決定寄給他父親，可是靠了布洛德，什麽人都可以在後來讀到它，除了它的收信人。布洛德的不審慎在我看來無可原諒。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違背他的朋友的意願而行事，違背他的朋友意願的方向與精神，違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質。
……電視上有一個節目：三個知名的受人欣賞的女人一起建議女人也有權被葬在先賢祠。應當想到，她們說，這一舉動的象徵意義。而且她們馬上提出了幾位已經去世的偉大女性的名字，在她們看來，她們應當在那裏。
無疑正確的要求；然而，有些東西使我不安：這些已死去的女性可能被人們馬上轉移到先賢祠，她們不在自己丈夫的身邊嗎？肯定地：她曾經要求這樣。那麽人們把她們的丈夫怎麽辦？把他們也移過去嗎？很難，由於不夠重要，他們得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那些被移走的女士將在寡婦的寂寞中渡過她們的永恒。
然後，我想：那麽男人呢？對呀，男人！他們大概自願在先賢祠！人們決定把他們變為象徵，把他們與自己的女人分開，是在他們死後，沒有徵求他們的意見，肯定違背他們的遺願。
蕭邦死後，波蘭同胞把他的屍體剖開，割去了他的心臟。他們把他的可憐的肌骨國有化，將他葬在波蘭。
人們對待死人或像對一堆廢料或像對一個象徵。對於他的已亡去的個性，是同樣的不尊重。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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