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寫作技巧到底是什麼?】
若要說到中國的近代作家茅盾,大家肯定都比較熟悉,著名的《子夜》就是他的作品。甚至在中國還有以他為名的「茅盾文學獎」。
那麼,取得如此成就的茅盾,對於「寫作」有什麼樣的看法呢?一起來看看這篇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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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巧到底是什麼? / 茅盾
請不要見了「技巧」兩字,就覺得高不可攀,十分害怕。也請不要見了「技巧」兩字,就聯想到一長串的形容詞,一些古怪的不常見的字眼,乃至一些拗口的似白話非白話的句子。所謂「技巧」,並無神秘性。你不用害羞,說:「我哪裡夠得上技巧。」事實上,能夠把自己的意思明白說出來,就是技巧。連自己心裡的意思都說不明白的,不是也常常可以遇到的麼?要是又能夠把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那時的情緒說的或委婉,或堅決,或洋洋然滿是樂觀,或低沉而悲憤,那就是技巧的程度又進一步了。只要你不上當,不迷信寫在紙上的定要是書上的字眼和句法,只要你大膽把口裡怎樣說的寫到紙上來,那你就沒有理由不相信自己也相當的把握到技巧。
一定要先排除通常的對於「技巧」的神秘的看法,然後能夠來談怎樣學取技巧。
凡借文字構成的文藝作品,最基本的單位是「字」。從前人講究作文的方法,開頭便講「煉字」。這就是:為你所要表達的意思,或所要發洩的情緒,所要告人的物與事,找到那最適當最新鮮最響亮的單字。我們現在也主張「煉字」,也主張要那樣去找去。不過從前人(現在也還有人)以為應當在書本上去找,我們卻主張在活人的說話中去找——至少是要把這一個辦法作為主要的基本的工作。在這一點上,我不反對「擺龍門陣」。
若干單字聯綴起來,成為句子;所以句子的組織方法是要研究的第二步。這也是應當在人們的談話中去找尋而研究的。你可以準備一本雜記簿,把聽到的巧妙而特別的單字或句子,都隨時記錄下來。不過句子的組織法也還可以從語體的文學作品中去探尋。在那裡,句子的組織法是經過作者加工的,因此就比通常人們談話時更嚴密,更多變化。嚴密而多變化,這是造句技術的要點。
到此為止,「寫」和「說」是一致的,「寫」的技巧也就立根在「說」的技巧。再進一步,「寫」就要求它特有的技巧了,然而也並不神秘。
我們試從一個實踐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
茶館裡有人在講故事。講者富有口才,所以故事很動聽,你把故事記錄下來了,你研究,你會覺得它的精彩地方,例如語言的生動而巧妙,又非寫作所能及,然而比起一些好的寫作的故事來,它的結構是鬆懈些,而情節的發展也平板些。
這小小的研究,告訴我們一件事:茶館裡講故事的那個人對於故事的技巧的一部分未嘗有過研究,因為他不是有意要作一個說故事的人。而另一方面,那些作為文藝作品寫出來的故事卻因作者有意地講究這方面的技巧,所以就見得優勝。
結構上的技巧是必要的。所謂結構,不僅指人與事的安排配合,還須顧到全篇的節奏——這就是從故事的發展中所產生的起伏抑揚的情調。一篇作品(除了若干例外),不能一個調子從頭到底;要是這樣,就成為平板,就不美。因此須要有「波瀾」,譬如一首曲子,拍子有快有慢的,音有高有低。
一篇作品中的人、物、事,必須有現實的基礎,然而到底是作者虛構的。正因為是虛構的,所以這些人、物、事的發生、發展和結局,必須一方面入情入理,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而同時一方面又必須緊湊,各部分成為有機體,而且具有抑揚起伏的節奏,這樣才可以增加它的色彩、律動和韻味,而強烈地感動了讀者。
這些技巧,我們要到世界和本國的名著中去學習。這些技巧是經過了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無數人才創造研究成功的。這些技巧,還在發展,絕對不會有止境。
然而這一類的技巧也不是只有從名著中方可找到,方能學習。我們也要從社會生活中去擷取創造新技巧的動力。社會是在變動的,新的社會生活會產生新的文藝上的技巧。這只要研究自古至今新的文藝形式之所以產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就可以明白的。不過這一層說起來不大簡單,這一本小書裡是容納不下的,我們只能在這裡略提一筆,要詳細研究,須得閱讀專書。
以上所述,倘用一句常常聽見的話來總結,就是:「向生活學習。」
雜記二首工作紙 在 偽學術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認真科學] 王道還的20本書:科學寫作講座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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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偽小編跑去參加一個什麼「科學寫作工作坊」,主要在鼓勵科學研究者透過大眾能知的語言文字,來傳遞、分享研究成果,讓科學研究與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覺得有趣又受用,做個筆記分享給大家。主講者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的王道還教授,以「科學寫作經驗談」為題,為整個系列講座拉開序幕。在這場慷慨激昂的科普講演中,提到了20本書,這20本書散布於王道還的話語梗概內,如同其思想系統中的論述裝置,揮舞著他科學寫作經驗中的三大批判:文字、科學與思想。我們窮盡不了王道還數載寒暑的知識底蘊,或許,就將這20本書當作秘笈,偷點功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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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實踐
開宗明義,科學寫作就是一種「寫作」,王道還直接破題,他問道:「何謂寫作?」並給了個答案:寫作就是實踐。所謂「實踐」(praxis),是指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所進行的活動;對於王道還而言,寫作實踐,即妥善地運用文字,其途徑唯有不斷地寫作。王道還舉馬克吐溫作為例證(Mark Twain),在出版《湯姆歷險記》之前,馬克吐溫可是下足了寫作的功夫,他做記者,也做編輯,持續書寫,最後才成為「作家」。「寫作」並非一蹴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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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國的文學史,也可見得寫作的重要性。南朝蕭統以《昭明文選》為寫作奠定了地位,將之與經、史、子區隔開來,王道還以《昭明文選》中〈序〉的說明為證,論道:「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瀚藻」,即認為寫作的標準即「深刻的思想與優美的文字」。先不論「思想」,王道還直批當代中文寫作早已不符文字優美暢達的要求,隨處可見錯別字、標點符號、語句段落等寫作問題,尤其在「西化的文字」一窠臼上,還推薦了余光中的《西與中》作為案頭書,可以時常透過此小書來檢視自己的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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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寫作,更是一種沉思,是人類智識工作的具體運作。從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的批判理性主義來看,寫作具有「反思性」(reflexivity),其過程就是一種理性的自我批判;寫下文字使人得以從事延續性、組構性、系統性的複雜思考。王道還認為,寫作便是文明的來源,中國人常說的「敬字惜紙」還真是富含智慧,透徹了文化的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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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是文學作家如此,科學家亦然,科學家們也寫作。對於科學家而言,他們的文字工作便是科學寫作,或是科普寫作。歐基里德(Euclid)寫下《幾何原本》組織了嚴密的理性世界觀;更是不能不提到伽利略(Galileo),他有二本對話錄,一是1632年出版的《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天世界體系的對話》,二是在1638年出版的《關於力學和局部運動的兩門新科學的對話和數學證明》,是西方科學史中最早的科普作品。一直到現在,西方的科學寫作依然穩定發展於教科書與大眾讀物範疇中,這與西方的科學文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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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想說的是,寫作不只是社會與人文科學知識份子的職責,科學研究者們同樣也需要寫作,其關乎科學如何生產、傳播、積累與分配,如何與社會大眾產生關係,乃至於如何釐清自我的思考脈絡。在思考邏輯獨特的科學領域裡,寫作著實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但科學家究竟要如何看待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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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就是表演
科學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思想領域,王道還引用物理學家克羅默(A. Cromer)在《非常識》(Uncommon Sense) 一書中的說法,他認為客觀的科學思維方式對人類而言,是非常「不自然」的腦力活動,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科學啟蒙與方法訓練,一般人是無法擁有此思維方式,而科學就是產生「嶄新認識」的途徑。科學家透過科學研究的過程,展現出新穎的、異端的、不常見的觀點。像是演化生物學家金道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自利基因》(The Selfish Gene)提出的有趣觀點:母雞是一枚雞蛋製造另一枚雞蛋的工具,他將一切生物類比為基因的生存機器便是鮮明的例子,科學證實或製造了一些相當奇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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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舉了幾個科學獨特思維的例子後,話鋒一轉,直言「寫作就是表演,寫作就是思考」,他從《學術寫作之道》(Finding Your Way In Academic Writing)裡聚焦出此研究者寫作的核心。就算是科學寫作,文字語言的使用依然帶有書寫技藝的本質,其源自模仿與再現的樂趣,並且顯示為一種表現,一種表演。該書作者海寧(Elizabeth Henning)在導論中便說,學術寫作就像是知識的表演,如同研究者向讀者社群進行一場精彩的演出,企圖與讀者溝通,嘗試透過寫作與讀者建立起緊密的社會關係。科學家辛苦鑽研的成果,若不用妥善的方式分享給社會大眾,豈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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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書《成功的科學寫作》(Successful Scientific Writing)則直接提供科學研究者一些書寫技巧。該書作者馬修等(Janice Matthews and Robert Matthews)建議每一次動筆前,能夠先問下面四個問題:傳送甚麼訊息?誰會對訊息有興趣?適合那一種書寫形式?在何處出版?再針對引言、故事、寫作風格、詞彙、口頭報告等細節一一探討,作者認為,如果你在寫作工作中能夠找到樂趣與慧詰幽默,那麼讀者同樣也能感受到這篇文章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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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無疑是科學工作的一部分,無論是學術報告,抑或科普書籍,又或者根本沒有「學術」與「通俗」的區別;好的科學寫作,將會使科學的意義得以延伸,蘊育出科學文化。王道還加重了講演的語氣,踱步到投影片的正前方,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 Gould)影像打印在他的身上。王道還緩慢且堅定地說:「科學是屬於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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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人民的科學
古爾德是王道還最喜愛的科普作家,他一口氣介紹了《自達爾文以來》(Ever since Darwin)、《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Ontogeny and Phylogeny)、《我著陸了》(I Have Landed)、《進化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雷龍面臨的危險》(Bully for Brontosaurus)五本科普書籍。古爾德專長於古生物學、演化生物學,但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乃是他的作家身分,古爾德的科學書籍產量豐富,科普類型占了大多數。王道還說,美國社會大眾近三十年的生物演化概念,幾乎是依靠古爾德來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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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爾德為甚麼會如此重視科普呢?因為他受到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於1956年出版的《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一書影響。米爾斯的《權力菁英》描繪了50年代美國上層菁英生活的鉅細靡遺,菁英的權力來源在於對制度的主宰,當然包含各種教育與研究體系。古爾德高呼「人民科學」(science for the people),試圖打破科學知識所設下的籓籬,如法國思想家傅科(Michel Foucault)提示:知識即權力(savoir/pouvoir),古爾德以科普寫作來實現其科學領域中的政治理想,將知道的權力獻給人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科學家是否本應該肩負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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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細數「人民科學」的歷史脈絡。1917年,蘇聯在科學技術發展取得輝煌成就之時,同時也非常注重科學與技術的宣傳,當時,蘇聯的科普活動是近代最大規模科普實踐。可以再往歐洲文明史中回顧,在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政府決定,解散法國國家科學院,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人民科學機構: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該館設置12位教授,義務公開授課。這就是為人民所創設的科學,王道還指出,當現代科學家運用了龐大的公共資源來執行自己的研究興趣時,應該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科學寫作」。他又信手捻來幾本科學寫作書籍,像是平克爾的(Steven Pinker)《科學與自然寫作》(Science And Nature Writing) 、葛文德(Atul Gawande)的《美國科寫作選集》(The Best American Science Writing)與《一個外科醫生的修練》,這些科學家與科學寫作,將科學引入大眾,當科學家開始寫作,科學文化便從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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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科學
無疑的,王道還的講演帶著左派科學的神采,兩小時的課程時間,鏗鏘有力地批判了現代科學家及其科學活動,旁徵博引這20本書,激勵著在場的研究者們重新思考寫作與自己的關係,並且開始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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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的尾聲,我想起王道還開場時的那個問題:「何謂寫作?」這讓我聯想到法國存在主義者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小書《何謂文學?》(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 ?)。在此書中,沙特強調,寫作是一種行動與宣示,並且堅持作家的責任在於「介入」(engagement)社會,寫作就是作家參與社會的具體實踐。對科學家而言,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
王道還做了三個總結,即科學社群的社會義務究竟是甚麼?首先是扛起科學教育的功能,其為科學社群的社會再生產之機制,有好的科學教育,才能有好的科學研究者來構成社群續存;其次,以明白暢曉的中文字,來請求研究經費、說明報告內容、報告研究成果,如此可保證科學活動的完整與透明;最後,科學家必須表現自身存在的價值,展現理性的光輝,豐富人文世界。而從事科普的科學家,則另具有批判性地思考科學價值的任務,就如同古爾德或王道還自己的誠懇建言。
但我想王道還最想說的是:「廢話少說,你寫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