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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https://gnimmm.com/2019/12/23/cannibal_chinese/

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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