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翊聽見唐鳳的分享，像是久逢知己。一腳跨在瞬息萬變的科技圈，在表演藝術界的另外一腳，卻似乎不習慣機敏而動，「我曾經與一些單位互動，別說四年，甚至六、七年都不會有什麼改變，這讓我很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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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在剛成立舞團時不斷遇到談贊助或補助的時限困境。限於各種現實因素，對口單位往往很難一次就對一個創作長期許諾。黃翊說，與表演藝術創作接近的電影，前置後製動輒三五年，但一年為期的死線卻常常壓在表演藝術工作者的脖子上，「他們覺得風險很大，所以可能會想把三年的進度壓到一年內完成，變成惡性循環。」聽見黃翊這麼說，唐鳳笑，「一年還是運氣好，因為前面要寫計劃後面要核銷，所以其實只有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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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就決定自己創造一個新的方式，把作品需要的資源規劃出來，但不要求對方一次就承諾好幾年，而是切成小塊，每一年都用階段性的方式檢驗 KPI，如果做得好就再繼續。」黃翊的新方法，實驗後證明有效。以 3 年製作的《黃翊與庫卡》國際巡演至今達 78 場、去了 17 個國家，為台灣近年國際邀演價第二高。最高則是他花了 2 年時間初步實驗、4 年製作的《地平面以下》，其中光是荷蘭出資就超過台灣 4 年總和。他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既有的限制，「藝文產業一直都需要更有效、能把事情完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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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鳳認為，這其實很像科技產業中的敏捷開發，「敏捷宣言重點不是快，而是你的客戶在每次迭代時，能有一次干擾你的權利，且這個干擾是在下一站才會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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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從 0 衝向 1，而是中途設有檢驗站的小步快跑，這樣的機制能讓客戶更放心，「一個放心的顧客，才願意花更多的心力成為你的創作夥伴。」她再舉近日施行的地方創生多元徵案為例，過去民眾申請時需集中至中央特定窗口，現在則開放分散至各分區輔導中心，「以增加介面的方式把迭代縮小，避免一直卡住。我覺得我們公共政策的體現，都因為像黃翊這樣釋出創新的作法，而全面變得更加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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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唐鳳而言，成為政委是如黃翊一般與機器共舞。「我常說我不是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而是 work with，或說我是在所謂的拉格朗日點，這可能要懂天文學或看鋼彈比較知道我在說什麼（笑）。」在地球跟月球中間，有那麼一個點，承受著來自兩邊相同的引力拉扯，「所以不用花什麼力氣就能停在政府跟社會中間，讓彼此的通信變得更便利，這比較是我的想像。」即便眾人對唐鳳充滿奇思異想：她是真人嗎？可以控制腦波？不小心就會被增幅？也先別嚇到用鋁箔紙包住自己的腦袋，因為事實上，她可能比在座的我們都還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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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日本媒體常常說我是 IT 大臣，我後來會反射性地糾正，說我是數位（digital）大臣，因為 IT 是連結機器與機器，數位是連結人跟人。」許多困境的解方，原來都在人身上。唐鳳強調，「我的所學是互動空間設計，用程式寫出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的空間，重點都在人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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