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寶貴和脆弱］
近來出席公共場合，向陌生人介紹自己是記者，先給受訪者看我那場記協發出的記者証，很多人接着就會問：「你邊間架？」（不少自由身記者就會困擾，我好明白）
我比較幸運，再介紹自己是大學的新聞系老師，大部份人都會明白：「呵，就是教記者的老師。」
有時在我寫的文章下面看留言會看到，讀者會稱呼我為「樓主」，亦即網絡上專頁的負責人稱呼，做了記者多年忽然被稱「樓主」會覺得好搞笑，但想一想，別人怎樣知道我是記者？說是「樓主」又錯唔哂。
說回近日的遭遇。有一位熱心參與社會運動的中年女性，在閒談告別之後，特意上前問我：「妳對12歲記者有何看法？」
我們面前的事快將發生，不容許詳細對話，我唯有這樣回應：「很複雜呢，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了。」
近來工作很忙，對於這個話題，我私下也有跟新聞系的同事交流，但沒有空寫文章。
今日明報刊登了同事朱順慈撰寫的文章，她引述了我們的對話，也引述了另一位同事區家麟替我的新書寫的序，解釋了記者究竟是甚麼，在現在的時空裡，非常複雜。
至於少年人可不可以做記者？朱順慈多年來為不少年輕人做傳媒教育，對傳媒歷史亦有了解，由她寫這個話題，適合不過。
我十分同意她說，「傳媒教育」不是靈丹妙藥，不容易做，做了，受眾吸收多少也是另一回事，但難卻要繼續做，而且是長期持久地去做。
她的結語指出，在這個年代，不論大人還是細路，所有人都應該學習一下傳媒運作，十分有道理，這對我們分辨真假消息，非常有幫助。
她最後說道，「自由很寶貴，自由很脆弱」，我十分認同，這也是為甚麼，我每一次採訪和寫文章，總會問自己一堆問題。
「為甚麼我要站在這裡？我要看的是甚麼？有沒有更值得我花心思時間去挖掘的事物？我此刻在這裡，會比別人做得更好嗎？我的存在，有沒有令別人的採訪變得更艱難？」
甚麼時候採訪，甚麼時候不採訪，這些，我通通都會想。
送上這篇文章，讓大家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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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12歲的記者
【明報專訊】那天在校園碰見譚蕙芸，我們是同事，辦公室在同一樓層，但這段時間，我讀她的報道比見她真人的機會多。她的新書《天愈黑，星愈亮 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剛面世，區家麟作序，形容她是「享有自由身的公民記者，不從屬任何機構，不為任何老闆而寫，不用服從上級，不受牽制，可以自主選材，她是自己的主人。」
非常準確又令人嚮往的描述。
那天難得碰面，話題轉到示威現場的「學生記者」。理念上，公民記者享有自由身，現實上，當未成年學生穿上反光衣，拿着手機在前線直播衝突，我們很難不滿懷糾結：既要提醒自己不能用雙重標準界定「自由」，又由衷擔心他們是否處理得了突如其來的變化；想知道他們能否掌握記者和參與者的角色之別，亦好奇他們選取新聞角度時，考慮的是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還是公眾興趣 （interest of the public）？他們實踐個人自由時，如何影響其他在場的人？香港出現了12歲的記者我不奇怪，叫我不安的是，我們還沒來得及仔細討論這大堆問題，就可能要迎接最不想見到的後果。
譚蕙芸說：「現在真的很需要media literacy!」
這些年我經常把媒介與資訊素養（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掛在嘴邊，聽她這麼說，我卻驟然生起「遠水不能救近火」的感嘆。
傳媒教育是神奇解藥？
傳媒教育不是靈丹，但到時到候就會粉墨登場，為各種人們看不過眼的傳播現象提供現成解藥。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引發各界對假新聞的關注，因為要規管和取締都不易，「教育」順理成章接下燙手山芋，media literacy再一次成為熱門詞。
說「再一次」，因為鍾無艷不是第一次給召喚，亦肯定不是最後一次。真要細說從頭，可以由上世紀三十年代說起。當年電影作為相對新興的媒體，影響力大，英國有人提倡screen education，算是廣義的傳媒教育。隨後幾十年，不同媒體興起，總引起各式各樣的疑慮甚或恐慌——電視普及，大人擔心小孩有樣學樣；漫畫以性和暴力招徠，師長怕教壞細路；廣告鼓吹消費，內容又多定見偏見，看多了怕會被洗腦。早年西方社會推動的傳媒教育，骨子裏有家長保護孩子的心態——不是不讓你看，但要先打防疫針，讓你懂得分清優劣了，自然會選擇好的、遠離那些「教壞人」的媒體。
問題是誰來決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家長老師政府長官一定是對的嗎？這類涉及價值和品味的爭論，沒完沒了，「保護孩子」的論調亦愈來愈過時，與其保護，何不啟導教育，從根本培養獨立批判思維？有一段日子，歐美各地的傳媒教育，各施各法，有人着眼分析，由電影語言到意識型態，重點在「解構」，有人反其道而行，全力教人「建構」，教做採訪寫新聞，教拍片剪片，教出版雜誌，教做自家電台，背後的共同假設是，當你製作過自家媒體，你一定會發現，所有內容都經過篩選，而所有製作都要面對各種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限制，例如器材不夠精良，缺人手，技術不夠，或者萬事俱備，拍攝日橫風橫雨，無功而還。這類學生製作質素一般不會很高，甩甩漏漏，亦難免會模仿大台的內容和風格，除了他們的親朋戚友，觀眾讀者寥寥。
但這就是教育。過去二十年，香港中小學盛產校園電台和電視台，不見得因而催生了金像大導，但同學在現場親力親為時，起碼會知道鏡頭是一個框，框住的就是媒體選擇呈現的「事實」。
自媒體時代的傳媒教育
然後，互聯網來了。
太多人講過互聯網帶來的衝擊了，從傳媒教育的角度看，那衝擊簡直動搖了這門學科的基本假設：媒體是要學要教的。
自媒體當道，人人在面書開個專頁就可發表意見，在YouTube開條頻道就是一個網台。智能電話多功能，錄音錄影直播都易如反掌，連開腳架都大可不必。公民記者早不是新鮮事物，2004年， Dan Gilmore 出版We the Media， 明言新聞勢將從單向演講（lecture）變成多方參與的對話 （conversation）。大財團大機構壟斷資訊生產和傳播的年代會過去，公民有更多機會更多方法參與，順着這思路，遠景異常美好：關心社會的人都可以發表看法，貢獻己見，共同建設更好更民主的將來……
又過了快二十年，遠景還在遠方，近在眼前的是新一輪資格之爭。
誰是記者？誰有資格決定誰是記者？記者要受過專業訓練，但怎樣的訓練才算專業？山雨欲來，為了保護孩子，為了管理數目龐大的記者群，記者要發牌之說甚囂塵上，曾經憧憬由公民記者帶動的公民參與，只怕要倒退到前互聯網（甚或更差）的年代。
當大家爭論12歲學生是否「記者」時，我想起今年同為13歲的美國少女Hilde Lysiak。Hilde 家在賓夕法尼亞州，6年前她創辦了Orange Street News，起初報道家事，後來擴展到左鄰右里，4年前，她在警局了解一宗案件時聽到警員提到附近有兇案，立即親赴現場，確認有人被謀殺即搶先報道，是為成名作，當時她9歲。事後有人批評她的父母容許她置身險境，又有人留言說這個年紀應該玩煮飯仔。Hilde懶理，繼續騎單車四圍去，去年她又見報，事緣她在亞利桑那州採訪，有警長警告她，她即場拍下片段，警長說她這樣做違法，Hilde 索性公告天下，指違法之說有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事後警長被處分。去年，有大學邀請她為應屆新聞系畢業生主禮，十三分鐘的演講，有理有節。
未讀過新聞系的記者給剛受訓完畢的新聞系學生致辭，換了是我穿著畢業袍在座，我既佩服這位年輕同業的態度，卻也不免會問，記者的專業訓練是什麼？
公民媒介素養
媒體要學要教嗎？媒體可學可教嗎？對我來說，答案是肯定的，不論是專業記者，還是普羅大眾，在媒體無所不在的今天，更需要了解媒體運作的邏輯和方式，而對志在成為媒體一員的人來說，我推薦美國學者Paul Mihalidis 2018年出版的Civic Media Literacies。他明確點出，今時今日仍然要推廣和培養媒體素養，全因這是眾人之事，事關公共價值，當人人是媒體，我們參與的動機是什麼？關心的是什麼？想建設的又是什麼？自媒體強調自由自主，一樣有其公共性。
譚蕙芸是公民記者，但容我再抄一段區家麟的話：「她不是一般公民記者，她經驗豐富，專長人物特寫，更於大學執教，實踐中悟出心法，課堂中教學相長。記者採訪，如何在紛亂中保持寧定，如何在喧鬧中抓緊真實，如何在眾說紛紜中理出脈絡，她了然於心。」自由身背後，是經驗，是思考，是汗，是淚。自由很寶貴，自由很脆弱，實踐自由時，願我們都記取來時脈絡。
文//朱順慈
編輯//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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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學媒體」學生記者12歲陸同學（左二）及16歲謝同學（左一）5月9日於尖沙嘴海港城採訪「和你sing」期間，被警員兩度截查。（資料圖片）
圖1之1 - 「深學媒體」學生記者12歲陸同學（左二）及16歲謝同學（左一 . . . . .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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