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郎每日讀報 #一週大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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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一個人真實樣貌的是我們
做出的選擇,而非我們擁有的才能」
——Albus Dumbled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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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這個句子在現實生活上真的有實用的機會:正所謂「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時局越亂,越能檢驗你日常做的每一個選擇是否能拉人一把,或是落井下石地把人進一步推往地獄裡去。
J.K. Rowling的性別分類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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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別人不一樣絕對不是壞事,那意味著你有足夠的勇氣做你自己」Luna露娜這個角色是整個哈利波特宇宙中最讓人有感的人物。在一個不斷討論血統背景的故事中,特立獨行的露娜至少在某些年輕讀者的蒼白人生中真的幫得上忙,提供他們投射自我的心理慰藉。
J.K. Rowling本人則比較沒有什麼幫助。
今年以來一再利用自己的社群帳號來挑釁跨性別者社群的哈利波特小說作者J.K. Rowling,本週再度正常能量釋放,大喇喇地拿出她的性別分類帽套在別人身上。當有人在討論如何在疫情過後建立一個對「有月經的人」更平等的世界時,Rowling緊咬「有月經的人」一詞,質疑有月經的人如果不是女人,難道還有別人嗎?「如果『性別』不是真的存在的東西,整個地球上所有活生生的女性等於也一起被塗銷了」她並祭出「恐X症」標準話術,強調她「認識跨性別者,也愛這些跨性別者」,但性別就是性別,把性別消除掉根本就是睜眼說瞎話。
Rowling不是第一次發功。去年底一名學者因為在網路上鼓吹應該禁止任何跨性別者修改他們的生理性別而遭到研究機構開除,Rowling隨即在twitter力挺說:「你愛穿什麼都隨便你。你愛叫你自己是什麼都隨便你。你愛跟哪個成年人上床(只要他自願的話)都隨便你。儘管安心過你自己的生活。但憑什麼一個人出來主張性別是真的存在(不能改的)東西就要因此被開除?」
她的發言在過去一週激起了熱烈的討論:
1)「你的話正在傷害那些過去非常喜愛你文字的孩子們」網路上第一時間隨即出現這樣的聲音。
2)GLAAD同性戀反毀謗聯盟則呼籲大家把對於Rowling的負面情緒用在支持平權團體繼續努力之上。
3)LGBT音樂人King Princess批評Rowling沒有意識到作為一個白人、順性別女性已經得到遠多於跨性別者那麼多的特權和權力,而她竟然仍堅持摀著耳朵拒絕聽見那些每天都可能被謀殺、被毆打、被法律無視的族群的聲音。
4)LGBT自殺防治計畫Trevor Project則以哈利波特本人Daniel Radcliffe的名義發表聲明,強調「跨性別女性也是女性,而任何與該句話有違的說法不僅傷害到跨性別者的認同和自尊,也違背了比我和Jo(指Rowling)更有專業說話的醫療專家的認知」。他同時也向那些說從此再也無法享受哈利波特小說的粉絲致歉:「如果你在故事中找到任何有共鳴的段落,可以在你的人生任何時刻有所助益,那就是屬於你和那本書之間的神聖關係。我個人認為誰都沒辦法毀掉那個關係。因此那些故事對你有什麼意義它就是什麼意義,那些有的沒的發言污染不了那個意義。」
5)Emma Watson:「跨性別者說他們是什麼就是什麼,他們有資格過自己定義的生活,而不需要一直被別人質疑或指導他們應該稱呼自己是什麼。」
6)Rupert Grint:「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跨性別男性就是男性。每個人都有資格過著不受評斷地被愛的生活。」
7)Eddie Redmayne:「我無法苟同Jo(Rowling)的見解。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跨性別男性就是男性,非二元性是真確存在的事。我無法代表跨性別社群發言,但我確實認識到我那些跨性別友人和同僚都對於這種身份認同的質疑無比厭煩,而且這些質疑已經觸發暴力和騷擾。他們只想平靜地過自己的生活,是時候讓他們如願了。」
8)Evanna Lynch(飾演露娜):「光想像作為一個跨性別者並且學著接受這件事並好好愛你自己已經是一件充滿挑戰的事,我們作為一個社會完全不應該再替他們增添任何痛苦。」
9)Warner Bros.拗口的正式聲明:「過去幾週的事件加強了我們作為一個企業去正面面對社會議題的決心。Warner Bros.對於多元融合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維持一個多元融合的文化對我們公司和我們的觀眾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我們也看重這些在創作過程中充分與我們分享創意的創作者所產出的故事。我們同時也非常認同我們有責任呼籲所有人,尤其是那些跟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和接觸到我們內容的觀眾,促使大家能夠有更多同理心、能夠更理解每個社群和每個人。」
此外,曾推動過「End Period Shame月經並非恥辱」公益活動的英國品牌The Body Shop美體小舖拿出了他們當時特別設計、上面印有"it's bloody natural" 以及 "drop the P-word"字樣的帆布袋,裝入專門研究跨性別平權的美國學者Paisley Currah的書《Transgender Rights 跨性別權利》,快遞給you-know-who。
大軍包圍霍格華茲或被評為過度反應,但Rowling作為公眾人物一再地在性別定義上做文章確實是在替處境原本就很不利的性少數落井下石。
同一時間,《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勁爆女子監獄》演員Asia Kate Dillon則為Rowling示範了如何在亂世之中努力幫上忙:
Dillon是美國主要電視網上第一個認定自己性別為Non-binary gender 非二元性別的演員,他不認為自己是女性,也不認為是男性,並且一直用they、them、their等詞彙自稱(JK Rowling表示崩潰)。他在電視劇《Billions 金錢戰爭》中飾演的角色Taylor Mason則是美國電視史上第一個非二元性別主要角色。該角色一直以來在SAG-AFRTA美國演員工會的SAG獎中一直報名的是「最佳男配角」獎項。
Dillon本週發表公開信給演員工會,呼籲他們廢除演員獎項的性別分類。他說我們從沒看到男導演獎、女導演獎、男編劇獎、女編劇獎,卻偏偏只有演員的表演必須以二元性別來區分他們的成就。這樣的分類過去是用來保障白人順性別女性的權益,但同時也讓其他性別多元者得到歧視。因此他今年在接獲演員工會邀請擔任評審時,決定以這封信向工會提出了改革呼籲。
一週份量的用行動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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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反映一個人真實樣貌的是我們做出的選擇,而非我們擁有的才能」某校長說。
過去兩週的美國種族平權抗爭,也反過來促使新聞媒體和好萊塢用放大鏡檢視自己的成員和日常運作機制是否符合平權價值。
一直有美化蓄奴制惡名的奧斯卡最佳影片《Gone with the Wind 亂世佳人》,在受到《12 Years a Slave 自由之心》 編劇John Ridley直接點名批判之後,被HBO Max暫時下架,預計要再增加警語之後才會重新上架。另外長壽真人實境秀節目《Cops》也在32季之後被電視台腰斬,不再繼續訂購。該劇在1989年首播後一砲而紅,隨即吸引了全美各大警局爭相與該節目合作,藉以行銷警察形象。
紐約時報日前刊登共和黨參議員Tom Cotton一篇主張派兵鎮壓抗議民眾的投書,引發超過800名時報員工聯署抗議報社做法。紐約時報發行人A.G. Sulzberger一開始還力挺刊登該文的決定,但後來改口承認該文並不符合報社的標準。4天後紐約時報宣佈社論版主編James Bennet已經請辭,而且即刻生效。
該事件後,緊接著數位媒體Refinery29的總編輯Christene Barberich因被離職員工爆料對黑人女性的職場歧視作為而下台。Philadelphia Inquire的資深編輯則因為刊登一篇文章說不只黑人的命很重要,那些建築物也很重要,因而在爭議中下台。雜誌出版集團Condé Nast旗下的美食雜誌《Bon Appétit》總編輯Adam Rapoport同樣也因為被員工爆料對黑人女性歧視而請辭。
另一篇紐約時報專欄則把檢討的視線移向同屬Condé Nast的《Vogue》總編輯Anna Wintour身上。在這波種族抗爭剛開始的時候,Wintour曾發信給員工坦承該雜誌對於替黑人編輯、作者、攝影師和設計師創造更多機會做得遠遠不夠多。受訪的黑人離職員工多數都認為黑人在Condé Nast的出版事業中一直很難得到發展的資源和機會,經常被忽視甚至以「懶惰」的種族刻板印象被看待。這次曝光的美食雜誌總編輯惡行甚至包括要求史丹佛大學畢業的黑人員工去幫忙清理他的高爾夫球桿。作者同時認為Anna Wintour雖然過去也促成包含Rihanna等多位黑人女星登上封面,但仍然會下意識地展露了時尚業長期以來的種族刻板印象。比如LeBron James登上封面的時候就被安排白人女模和他一起模仿電影金剛的場面。過去曾有媒體統計過Anna Wintour用過的助理名單,發現她的用人策略完全就是一種白人權貴的陞官圖遊戲,十之八九都是白人權貴的子女。康乃爾大學畢業的《The Devil Wears Prada 穿著Prada的惡魔》作者Lauren Weisberger在這份名單中只能算是平民百姓。
上一次讓新聞和娛樂產業這麼緊張地砲口對內檢討的是先前me too運動期間。me too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檢討不一定能立即扭轉結構問題,但總是個採取行動的開端。
IBM則在種族爭議中示範了更直接果斷的行動:該公司執行長Arvind Krishna在一封給美國國會信件中,宣布該公司將立即停止所有臉部辨識軟體的開發並不再提供給任何客戶使用。「IBM堅決反對並絕不容忍使用臉部辨識技術(包括來自其它供應商的技術)用在大規模監控、種族分析、侵害基本人權和自由,以及其它任何違反我們的價值和信任透明原則的用途之上。」隨後,Amazon也宣佈將在未來一年內暫時禁止警方使用他們的臉部辨識技術Rekognition。
另外一個促成改變的行動來自超級英雄漫畫創作者:
Marvel超級英雄《The Punisher 制裁者》因為其暴力制裁犯罪者的形象而長期獲得軍警、暴力幫派和極右派人士的擁戴。英美軍人都會在身上使用制裁者的骷髏頭logo來裝飾自己,包含《American Sniper 美國狙擊手》電影中的軍人。最近幾週的美國種族爭議和民警對立中,更出現了底特律警察配戴骷髏頭徽章的畫面,甚至主張軍事鎮壓的Fox新聞台主持人直接戴了骷髏頭別針在節目上表態。制裁者的漫畫作者Gerry Conway向來反對軍警使用這個logo,甚至曾索性透過漫畫人物之口在劇情中傳達反對之意。他近日也向Forbes表示他創造這個漫畫人物從來不是為了代表「壓迫」的力量,「這個角色代表的是法治的失敗,是用來關懷那些深感自己被體制遺棄的人」。
近來有多名漫畫作者發出呼籲,要求Disney用侵權訴訟來制止警方使用制裁者logo。不過原作者Gerry Conway想到了更好的方法:
他發起一個與Disney或Marvel完全無關的Skulls For Justice活動,鼓勵抗爭者穿上由黑人藝術家設計、帶有骷髏頭標誌的T-shirt,重新將骷髏頭logo與社會正義連結在一起。這才是讓右翼極端主義、暴力幫派和軍警成員徹底棄用制裁者logo的終極解法。
電影院的春天什麼時候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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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放映產業的重啟原本是全世界同業密切關注的事件,無論重啟成功或失敗他們的經驗都將是地球上每一家電影院借鏡的對象。
然而中國政府的不透明的決策讓重啟變成一個撲朔迷離的巨大問號。三月底的電影院短暫重啟隨即遭到中國國家電影局的緊急喊停,之後官方態度一直曖昧不明。最近一次中國政府對電影院復工的表態是6月5日,據悉當天電影局發出通知要求全國電影院的開業必須統一時間安排,暗指不准像上次那樣個別偷跑。
本週一封聲稱由駭客組織Anonymous匿名者發出的信件中,也罕見地直接指名中國政府無視電影院員工的死活。很快地就有不幸事件佐證了這個強烈的指控。
中國博納影業本週三(5月10日)突然在微博發出訊息說集團副總裁黃巍已於凌晨逝世,享年52歲。中國導演賈樟柯也隨即轉發該訊息,並評論道「行業之悲」。黃巍的猝逝引發北京電影圈議論紛紛,並隨即傳出他是在辦公大樓墜樓,極可能是自殺。導演賈樟柯幾分鐘後的另一則貼文提供了一些線索:「應該考慮影院復工復產了......有的電影企業日虧損100萬,100萬影院業者需要生存啊」。
原本一直期待中國官方很快會宣佈讓電影院重新開門的放映業這兩天再度迎來噩耗:北京新一波確診案例湧現之後,北京市政府官員明確重申電影院目前不得開門營業。
太平洋的另一岸,美國的電影院重啟同樣牛步化。顯然因為電影院重啟速度不如預期,WarnerMedia昨天終於宣佈《Tenet 天能》將延後上映,原訂7月月17日檔期將改成重映Christopher Nolan的舊作《Inception 全面啟動》,並加映《天能》的片段做為暖場。但《天能》也沒有打算讓大家等太久,新的上映日期是7月31日,WarnerMedia也不敢拖延太久讓超級金雞母Nolan不開心。
《天能》稍稍倒退兩步後,Disney的《Mulan 花木蘭》將在7月24日成為電影院重啟後的第一部好萊塢大片。在此之前7月10日還有一部Russell Crowe主演的低成本驚悚片《超危險駕駛》搶先上映。對片廠來說第一名不是什麼值得搶的王冠,把錢賺回來才是。
因為停業蒙受巨大虧損的AMC電影院最近稱他們和Universal的關係有些緩和,但目前為止仍沒有安排放映該公司電影的計畫。雙方在電影院停業期間因為VOD空窗期的爭執打了一場口水仗。然而Universal這幾天又做出了令人挑眉的可疑動作:
《Knocked Up 好孕臨門》導演Judd Apatow的新片《The King of Staten Island》本週上映。發行商Universal原本預計採用《Trolls World Tour 魔髮精靈唱遊世界》的相同發行策略:在(僅剩還在營業的)電影院和VOD市場同步上檔,並且已經讓上百家美國汽車電影院預定檔期,甚至開始預售門票。結果上映前兩天Universal突然說讓電影院預定檔期純粹是「作業疏失」,該片並沒有要在電影院上映的計畫。該片因此會成為VOD獨家。在AMC電影院仍然繼續抵制Universal的情況下,Universal這種做法可謂大膽,因為他們等於明白宣示了輪到網路先演、電影院乖乖等空窗期的時代了。
電影院的春天回來之前,包含放映和製片業都只能想辦法自救。
導演Alejandro G. Iñárritu、Guillermo del Toro、Alfonso Cuarón、演員Salma Hayek 、Gale García Bernal和Diego Luna等多位出身墨西哥的影人以及將近50家製片公司本週就宣佈共同募款成立名為Sifonóforo的基金,用以幫助受到疫情影響的基層影視工作者度過難關。每個申請者可以得到2萬披索(約900美元)的紓困金。
Iñárritu在啟動記者會上說:「整套機制由我們所有發起人共同發想、討論出來,用以決定這個基金要幫助哪些人以及如何幫助他們。這也算是某種民主機制的委員會運作。雖然慈善募款都不是我們的專業,然而作為一個產業、作為工作夥伴、作為一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在這種艱難時刻出來互相拉一把。」
|新聞出處|
6/8~6/14一週大事
New York Times Opinion Editor Resigns Following Backlash Over Tom Cotton Op-Ed(https://bit.ly/3cKrNxE)
J.K. Rowling Somehow Decides Now’s a Good Time to Double Down on Her Transphobia(https://bit.ly/2YcfJjD)
IBM will no longer offer, develop, or research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https://bit.ly/2AUooiy)
Top editors step down as newsrooms grapple with race issues(https://bit.ly/3dZvGAB)
'Trans women are women': Daniel Radcliffe speaks out after JK Rowling tweets (https://bit.ly/3f7MntI)
HBO Max Pulls ‘Gone With the Wind,’ While ‘Cops’ Gets Canceled(https://on.wsj.com/2MISdp6)
博納影業副總裁黃巍今日凌晨逝世 享年52歲 疫情之下影視業太難了(https://bit.ly/2BTxGMu)
‘Billions’ Star Asia Kate Dillon Calls for SAG Awards to Abolish Gender-Specific Categories (https://bit.ly/2YnQj2x)
Alejandro G. Iñárritu, Salma Hayek, Guillermo del Toro Launch Fund for Mexican Below-the-Line Workers(https://bit.ly/2MTH2ds)
Can Anna Wintour Survive the Social Justice Movement?(https://nyti.ms/3hkwJgr)
The Creator Of ‘The Punisher’ Wants To Reclaim The Iconic Skull From Police And Fringe Admirers(https://bit.ly/3dZCAps)
‘Tenet,’ Expected to Signal Hollywood’s Return, Is Pushed Ba(https://nyti.ms/3hlzz4K)
Universal Pulls Pete Davidson and Judd Apatow Flick ‘King of Staten Island’ From Drive-Ins(https://yhoo.it/2Yz2Dgu)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定義 在 本土研究社 Liber Research Community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再思空置稅:嚴重低估住宅空置率!】 釋放閒置單位,唔洗搞 #東大嶼!
📌所謂的低空置率(3.7%),其實出自差餉署相當粗疏的調查方法;
📌從2011人口普查及2016中期人口統計發現,「無人居住的屋宇單位」達單位總存量約7.7%,即約22萬個房屋單位;
📌對比房署《房屋統計數字》,可推斷私樓的無人居住單位的比例遠比公屋及居屋高;
📌香港政府經常說要學新加坡,就應參考新加坡以用水量評估空置房屋量,以能更掌握房屋使用情況。未處理閒置單位就搞東大嶼只會供過於求、有屋無人住。
[全文]
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差估署)統計,全港私人住宅空置率近5年全低於5%,至2017年更跌至3.7%,因此政府及不少人認為私宅空置問題不嚴重,毋須討論二手樓空置稅。但其調查方法,真能準確反映實況嗎?
據差估署定義,空置量是指在年底進行普查時單位實際上未被佔用,正在裝修的物業一般都界定為空置。差估署每年年底對落成3年內的樓宇進行普查,但對落成3年以上已評估差餉的私人住宅單位,則以電腦按18區隨機抽樣,抽出相等於該區私人住宅單位總數的3%進行調查。其調查方法是向大廈管理處、業主和佔用人蒐集,或派員視察而獲得的。然而,全港新界村屋則不計其內。到底差估署的空置率估算是否可信?
💡私樓空置問題更嚴重💡
讓我們看看統計處的數據。人口普查有問及受訪者「屋宇單位是否通常或偶然有人居住」,可選的答案為:一、通常有人居住;二、偶然有人居住;三、可作住宅用途而目前無人居住;四、只作非住宅用途。由於2011年是全港性調查,2016年是中期人口統計而只調查全港屋宇單位約10.18%,現把兩次調查數字列出,便見相當有趣的發現【表1】。
據2011人口普查的《主要報告》及2016中期人口統計的《技術報告》,均有列出「沒有居港人口居住的單位數目」,兩次統計中分別佔單位總數的14.6%及14.1%;當中再細分為數個類別,而確認為「無人居住的屋宇單位」,兩次統計中分別是7.8%及7.7%,比率相若。由於2016年調查的單位總數佔總單位數目約10.18% ,以此比例相乘,可推斷全港「無人居住的屋宇單位」多達22萬。
到底「無人居住的屋宇單位」在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及私人住宅中各佔多少?人口統計沒有就此項列出數字,只有按房屋類型列出有居港人口居住的單位數字。如果比較統計處這項數字和房屋署《房屋統計數字2017》,也可得出有趣發現【表2】。
從以上比較,可見三大房屋類型中,「有人居住的屋宇單位數目」與「總存量」的差額,在私宅中最高。差額未必等同無人居住單位數目,也可能包括被人當第二居所、當非住宅用途等的單位總數。
要注意的是,《2016中期人口統計》所指的「私人永久性房屋」包括「私人住宅單位」及「其他屋宇單位」兩類,而後者涵蓋別墅╱平房╱新型村屋、簡單磚石蓋搭建築物╱傳統村屋和員工宿舍。但房屋署《房屋統計數字2017》對「私人永久性房屋」的定義則沒有包含員工宿舍 。由於中期人口統計包含的房屋類型較多,將其與房屋總存量比較,得出的差額將比實際的小及較為保守。
以上比較也有相當限制。首先統計處的人口統計只5年一度,即使統計到「無人居住的屋宇單位」數字,也只是調查當刻無人居住的情況,如果調查能每年進行,準確度能大大提升。而第二組比較,因並非「蘋果與蘋果」的比較,兩個部門的統計目的、方法和時間性不同,而且各項定義也稍有不同,現只能把所知資料和限制呈現,供公眾判斷。
📋差估署調查未能反映實況📋
然而,呈現以上限制後,仍可見差估署的調查方法很可能導致低估空置率:
1️⃣️、差估署對已落成3年以上、並已評估差餉的私樓只抽3%作調查,遠低於統計處中期人口統計抽樣的10%;
2️⃣️、差估署的調查方式只是「向大廈管理處、業主和佔用人蒐集,或派員視察」,到底何種情況調查員才確認單位是空置,公眾無從得知。若戶主只當該單位為第二住所,隔很久才回來一次,管理員又回答單位有人住無空置,可能調查員已信納。若情況普遍,誤差會相當大;
3️⃣️、全港逾4萬幢、最多可分拆成12萬個獨立單位的新界村屋不受調查,雖然對比全港逾150萬個私人住宅單位不算多,但只要一到新界,也可見空置村屋待價而沽的情況相當普遍。
要差估署提高抽樣比率、更嚴謹地調查,就要大增人力物力。另一種可行方法,就是調查其用水量。其實新加坡政府也是以水電用量來調查私宅空置率,每季低於某個用量就視為空置,並派員視察以核實,因而推斷整體私宅空置率約7%。為防有人刻意提高水電用量來假裝非空置,其標準一直保密,亦只由政府作內部參考。
香港水務署屬政府部門,要取得每戶每月用水量的資料不難,以此探討香港整體住宅空置量的實際情況,才去討論應否訂立二手樓空置稅就更為務實,不用斷言否定空置稅的作用。
若繼續低估空置率,只會繼續斷錯症,擴大「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的問題。
林芷筠 本土研究社成員、城市規劃師
全文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18-10-24 A19 | 時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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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定義 在 余秀芷sleeve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身心障礙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家審查會議共同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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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障礙者, 我們是人,但我們沒有人權,是政府失能把我們變成障礙者!
We are not disabilities. We are persons.
We do not have human right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disabled us.
我是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New Vitality Independent Living Associationa ,Taipei )專案經理林君潔(Chun Chieh Lin),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1、CRPD 2014年內國法化至今政府毫無積極作為,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基層公務人員缺乏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理解,到現在還是認為我們是浪費社會資源的負擔、是個人與家庭的責任、是慈善給予的對象。雖然國家象徵性地做了法規檢視工作,但未有後續改善措施,許多歧視及不平等待遇,依然暗藏於行政處分、服務契約、計畫或地方自治法規未被檢討。如:(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獎勵補助保險業者提供微型保單給身心障礙者,造成身心障礙者無法擁有和一般人一樣投保及獲賠的權利;(2) 居家照顧服務契約中明定服務員若無法協助障礙者移位時,可以拒絕協助洗澡,而把服務內容改為擦澡;(3) 住宅法第54條有明定保障任何人不得拒絕身心障礙住戶設置無障礙空間之權利,但設置無障礙空間或設施相關補助要點,卻明定申請補助須經過其他住戶一定比例同意方可設置。
2、由於政府未有積極作為及擬定逐步落實措施與規劃,造成行政單位公務人員對於CRPD理解不足,於施政時依然不斷侵害障礙者的基本人權。在司法體系內,更是只有少數的法官願意引用CRPD,甚至有法官認為引用CRPD作出判決後,將帶來的龐大效應及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法官不願意扮演此種促進社會改變的責任,反而對於障礙者人權及歧視採極為保守態度。我們更擔心若法官做出不利判決,成為判例,影響未來其他審判。另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不僅賦予身心障礙者尋求救濟之權利,更明定國家提供法律扶助之義務,但至今未見我們政府具體作法出現。
3、障礙者在台灣即便年滿20歲仍未被視為獨立行使權利的成年個體。為保障障礙者基本人權,需要靠許多社會福利服務支持,但在台灣許多服務設計及補助都決定於家庭經濟或人力狀況,政府實際上僅提供家庭不足之殘補式服務,障礙者因此在社會上無法享有和一般人一樣平等生活的權利。障礙者難有穩定收入,但每一天的生活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錢,政府提供的許多服務必須去「高價購買」,造成障礙者個人需求的支持服務難以取得、難以決定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加上這些服務處處充滿著限制,零碎,不符合實際需求。因此我們要求政府不可提供高價額服務,以防在障礙族群中劃分階級產生歧視。服務提供過程應注重個別化設計,長期以來除了忽略各障別之差異與需求之外,在女性障礙者的個別需求部分,更是遭受忽視,導致服務的提供不但對性別不敏感,甚且是對性別不適當的方式。
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第9條明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身心障礙者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優先編列,逐步實施。」但近年來許多身心障礙相關服務的預算不增反減,需要高密度服務支持的重度障礙者,依然被行政單位判定應入住機構,不適合居住社區,如此明顯違反公約的處置層出不窮。我國政府長期照顧服務將障礙醫療化,最近又開放讓營利機構、保險業進駐,沒有經濟條件的障礙者更難取得適切的服務。另外,台灣亦卸責讓障礙者自費,用高工時低價位的方式雇用、剝削外勞,且其薪資低於基本工資。 我們在此呼籲政府應編列經費,並提供個別化、可近性、可負擔的服務,並取消自費使用外籍看護的障礙者使用法定服務(例如居家照顧服務及個人助理服務)之資格限制!!!
5、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然有罰則,但具我們所知,幾乎沒有人因為歧視身心障礙者受到懲罰,使得該法律僅有宣示性而沒有強制執行力。政府亦缺乏促進身心障礙者實質平等的政策與計畫。政府對身心障礙權利的落實亦缺乏具體實施及監督辦法,雖然政府設立了行政院層級的「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但該小組兩年來沒有明顯成效因此我們要求,應儘速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承擔獨立監督之任務。
6、國家從政策的形成、服務的制定、評估、執行到權利的保障,皆缺乏障礙當事者的參與及監督,各部會委員會障礙者比例過低且障別不多元。而且許多重大決策,都是政府單方面決定,並沒有正式的參與或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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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富發言稿
大家好,我是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Taiwan Access for All)總幹事許朝富(Jacky Hsu),今天代表17個團體協力完成的平行報告提出幾項回應。
首先,我國政府仍以慈善/醫療模式,常以「關懷、愛心、服務」的心態面對身心障礙者的議題。而未體認到CRPD「要讓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權利」的實質意義,
例如在應提供的基礎無障礙設施服務常見「愛心鈴」、「愛心櫃檯」、「博愛電梯」標示,提供臨時性的友善協助,卻不願意承擔全面無障礙,推動基本人權的責任。甚至,再將無障礙視為少數特殊需求,僅採用設施的1%的比例(例如高鐵席次)或300平方公尺(例如餐廳)的服務規模做設施設置標準,使得常民生活餐廳、旅館、商店等等無障礙淪為口號。新的國家公共建設例如高鐵、桃捷的無障礙輪椅席區甚至低於1%。
政府不僅無法提出促進平等權利的政策,而且也在決策過程中忽略了身心障礙者的參與。目前除了行政院、各部會及各地方政府之身權小組具有一定比例之身心障礙者代表規定,其他場域並不存在確保身心障礙者參與決策與意見表達之制度性設計,因而政府補助舉辦活動若非直接與身心障礙有關則不會有無障礙規劃與服務;又多數委員代表都是官方選任,忽略長期耕耘與積極建議的聲音,未符合「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原則,以及《CRPD》第33條第3段之要求。
第二,根據CRPD施行法,政府應逐條盤點施行法律與行政命令與CRPD之間之落差,然而此項法規檢視工作僅就文字表面替換,無法有效檢視國內法規與與公約實質不符之處。
例如我們在參與法規檢視時,多數僅僅針對法規字面上是否有明確拒絕或歧視用語,檢視工作流於形式,並未針對如何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及如何擴大參與的軟硬體服務,訂定合理的法條或規範。
第三,政府對「無障礙」的觀念僅限於物理環境,且對於既有建築物之規範僅包含部分特定建築。
例如《菸害防制法》所稱的「公共場所」泛指供公眾使用的場所,但障礙者相關法規的「公共場所」卻需逐項討論且限定條件,又侷限於固定建築物。建物之外的其他環境、設施、展覽、服務等等供使用或向公眾開放的場所,並未全面納入法規要求。政府應編訂無障礙規範時,從障礙者的完整生活面向加以分類,並且照顧到不同障礙類型的不同需求。
我先提以下幾個面向,可以看到政府執行無障礙,似有若無的敷衍態度:
1.校園無障礙主要仍限制在教學大樓,嚴重忽視身心障礙生平等參與校園生活的權利,最糟糕的是住宿缺乏無障礙規劃,且身心障礙障礙生對於移位機、人力助理等需求,被認為是應自行負擔的個人問題,有些學校甚至要求家人陪同住宿。
2.由於辦公場所與工廠長期未被納入無障礙法規規範,身心障礙者連進入職場面試都有困難,而且政府辦理或委託辦理補助辦理的職訓班,長期無視障礙者的需求,連基本無障礙環境都沒有,使身心障礙者無法自由參加有興趣的職業技能訓練課程或者在職訓練課程。
3.戶外休閒與遊憩場所無障礙的相關辦法避重就輕、無法可管。以《都市公園綠地各主要出入口無障礙設施設置原則》為例,僅只規範主要出入口,因此只要有一個出入口為無障礙就算合法。然而,整個公園綠地、動線、其他出入口,或者設於公園的其他休憩設施(例如成人體健設施與兒童遊戲場)等並未完整列入無障礙要求。
4.手語翻譯只在公共電視有單一時段的手語新聞台,其他電視台僅只於重要新聞現場有提供部分手語翻譯,然而大概只佔畫面1/8的一小角,同時又被新聞台的跑馬燈和各種字幕圖案交錯覆蓋。同時,即時新聞字幕缺乏,毫無口述影像聲道可以使用,嚴重影響視、聽障者閱聽權。電子書,法規並未規範出版業者須使用明盲共用的電子書格式;必須仰賴額外的語音後製軟體,資訊獲取量少、速度慢。
5. 針對其他設施及服務,我們要求政府必須制訂適用於不同場域特性內涵的無障礙設計規範與指導手冊,並透過定期教育訓練推行於公私立場所。
第四,政府未體認「合理調整」在落實身心障礙權利的重要性,更未要求雇主或服務提供者有提供合理調整的義務。
政府於國家報告中坦承我國並未對於「合理調整」有明確定義,竟然未能進一步自我檢視相關法規、提出立/修法改善的期程與計畫。
雖然現行《身權法》似已帶有一定的合理調整精神,例如:第16條要求各類公、私機關部門在公開辦理考試時,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適性協助」;第30條要求教育主管機關在辦理教育與入學考試時,應依其障礙類別、程度、學習及生活需要,提供各項必需之資源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公平合理接受教育之機會與應考條件;第33條也規定,身心障礙者本人或其監護人得以向各級勞工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以獲得「職務再設計」等個別化與專業化的職業重建服務等。
然而,身心障礙者在教育或工作場所提出之特別要求,仍經常遭到拒絕。《身權法》並沒有定義「合理調整」之義務範圍及其承擔者、判斷是否「合理」之客觀標準,以及拒絕提供合理調整之罰則。
根據《CRPD》,合理調整的精神應該擴及落實在教育與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面向中,但因為合理調整在台灣仍缺乏法律根據,在現行法規未規範要求時,義務承擔者(duty-bearer)拒絕按照身心障礙者之請求展開協商或提供調整時,不論是透過司法訴訟或是行政申訴,都很難被認定為歧視,特別是就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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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翔發言稿:
我是台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 Taiwan Gender Queer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TGQRAA ) 秘書長胡勝翔(Nelson Hu),今代表17個團體之平行報告提出幾點回應。
第一點:我國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定義與認識僅限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以至於國家報告統計僅限於此。
首先,政府對於身心障礙者係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經鑑定與評估後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方為法定身心障礙者,持有該手冊(證明)後續才能依據其需求申請各項補助、支持服務。目前身心障礙鑑定與評估系統(ICF)過於僵化,需經六個月穩定在政府指定的區域醫院等級以上穩定就診、回診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但實務上卻忽略疾病造成的障礙、社會對於障礙者之汙名化等,舉例來說:對於極特殊罕病患者,在此鑑定系統下該疾病已確診並經醫師評估將導致肢體、認知功能快速下降,依然仍需經過六個月觀察方能申請身心障礙鑑定;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而言,在社會極具汙名化情況下,若要穩定回診勢必造成工作上的影響,往往需向職場請假,更甚者身份一旦曝光工作除不保外,政府亦無任何對於此行為採取任何保障,導致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不願意取得身心障礙手冊;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係指同時擁有性別身份與障礙者身份或同時擁有原住民族身份與障礙者身份的多重身份者),以性少數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本因性別身份易與原生家庭關係破裂而需在外就業自立,工作本需穩定無法經常請假。若然每個月都請假回診,易導致身份曝光與工作不保,且對於多重身份者而言,並非每一個人都有這麼多時間、財力等成本去取得該手冊(證明)。
影子報告相似段落
第二點:無障礙
政府現行無障礙觀念、設施仍侷限物理環境,其法規也僅包含特含部分特定建築,且僅針對特定障別之障礙者。如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在政府認知下,其肢體功能「正常」而毋須無障礙,但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之特殊性在於人與人(社會)之互動產生的障礙,但政府全然僅以外觀作為判斷依據。
第三點:支持服務需求評估
政府所提供各項支持服務採取被動式、專家學者本位主義所設計,導致諸多服務未能以障礙者為中心,除了欠缺障礙者之參與外,諸多支持服務未能因應個別化、差異化所調整。以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為例,現行僅提供專線、社區健康復建中心等被動式、專家式支持服務,且諸多服務並未考量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的需求,更多服務全然都以常人之邏輯思考,並且去脈絡化地提供服務。如:當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情緒低落或高漲時,往往被認定是「發病」,卻忽略情緒的原由。政府現行的服務也欠缺更多以障礙者為中心所發展之服務,如同儕支持等。又,現行諸多支持服務需取得法定身心障礙者身份資格,即便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另有精神衛生法規範政府須提供支持服務,但仍以專家學者為主要設計者,並未考量到精神疾病患者(社會心理障礙者)實際需求。
第四點: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現行各級政府(如行政院、衛福部、各級縣市政府)雖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皆設置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但該小組除了無法處理跨部會(局處)之事務外,其小組定位亦不明,又組成委員皆由該政府所指派(台北市除外)。同時,各部會(局處)首長亦為小組委員,部會(縣市)首長亦為小組召集人,導致部會(縣市)首長不召開會議或僅在不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情況下,無法有效確保該小組發揮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功能,且小組委員在政府指派下,全然無障礙者自主參與之精神。另外,專責審議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之委員亦由政府指派,雖精神衛生法規定需有病人團體代表,但政府仍以指派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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