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又拿下二個非常重要的,可能會拉長到二年的芳療領域案子。一定要紀錄下來留念!
今日教了一整個下午的課,送走最後一個學生,利用能練到平台演奏琴的機會,把握下班前的一點點空檔練琴。
預定時間到了後,立刻關琴與收拾,打卡回家。
到家後,略為收拾一下自己,補個妝,馬上又在沈沈夜色中出門開會。
從內容大綱、執行方式一直到合作條件,一樣樣細商,理出頭緒,直到二方皆歡,互道合作愉快,也似乎看見了未來數年的目標展望。
談妥後,默默地在心裡放了鞭炮,恭喜與祝福自己。暨之前拿到了公司重要商品的大中華地區總代理之後,又前進了二大步。
若是只為了錢,絕對不會做這二件事。在這二個案子裡,我得到的內在支持和專業收穫,絕對凌駕於金錢,但要投注的心血時間,也是無法衡量超乎我目前認知的巨大。
很榮幸的,被我的芳療老師兼朋友/鄰居邀請,成為她的事業協力夥伴。創設德語系國家中著名芳療學院的她,也是二個國際芳療協會的創始人和主席,與本州商業公會的部門主席。在奧地利專業芳療師圈子裡,她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也是許多芳療師的老師。
十多年來,她透過訖而不捨的努力,和堅強的意志力,於本地將芳療自「休閒娛樂」「怪力亂神」的印象,提升到擁有醫療界專業人士認可的境界,讓芳香療護能越來越普遍地於醫療場所中,搭配主流療法一起應用。她也擁有能批改護理師進修論文的資格,還定期在醫院與大學,為醫師護理師開課。
每次會談都從她身上學到好多。也見識到,一個單親媽媽是如何創下一個成功企業,籌組數個大型協會,參與政商決策,並使一切完美運作。背後是什麼樣的力道和心意在推動,又有著什麼樣的工作方式和理念。
談話中,她的絕妙點子和創意,總是像眩目火花般燦爛四射。而且,能立刻將想法化為實際步驟。條理分明,節奏明快。
好喜歡跟這樣俐落聰明的人工作啊。
我和她時間都滿檔,因此定出幾個Dead Line。我也立刻規劃出可用的時間段落,配合彼此的行程。
雖然整個三月,都在音樂劇密集彩排期,但我還是得為合作案初步準備,也必須將手邊的其他合作案與工作邀約做完。好從四月開始,為了這個案子的初始階段而埋頭苦幹到五月。但這當中因為接了音樂院大姊大前輩的演出邀約,要開始彩排,並在四月底到布拉格出差,我必須分配好投入各樣工作的時間。
第一個案子的正式階段,要等到九月,音樂院的鐘點暫時變少了,就可以全力以赴,閉關工作四個月到明年年初,結束後,再投入第二個合作案。
目前還在等待之前申請的,被州政府教育局選派至愛爾蘭進修英文的資格。若遴選通過,十月份就得暫時放下案子,跨越英吉利海峽與英倫島嶼,去到歐洲的另一端,乖乖地當我的選派學員,完成進修課程。
因此,自現在開始,在台灣與好姊妹的合作邀約,要加快腳步。而一直放在心上,以龜速前進的寫書進度,在音樂院工作終於塵埃落定後,也要繼續提上章程。
這當中,承蒙個案寶貝們的信任,諮詢邀約也持續進行。但因為想留給個案最好的關注品質,加上時間也真的不算多,我維持在一週只接一位個案的頻率。
忙得熱火朝天,這當口又剛好是迪安參加音樂比賽的關鍵期,還要額外抽出時間指導他,也要觀摩此次鋼琴組的賽事,好為日後準備,明天一整個上午打算都泡在比賽會場。
好在,所做的都是喜愛之事,日子依舊無怨無尤踏實歡喜地過著。
*手邊有500件事情,還好我有小幫手,筆記本、精油、花精和甘斯支援我。❤️
音樂劇 遴選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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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