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行業:氣候變化挑戰中三個年輕人的職場故事。 類似這樣的新趨勢,其實也正在台灣發生ing.....(09/17/2021 BBC News中文網)
在新冠病毒仍然沒有在世界範圍得到控制、國際間關注阿富汗局勢、中美戰略競爭、經濟前景不明等等問題的同時,一項新的全球民意調查顯示年輕人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焦慮程度。
由英國巴斯大學(Bath University)牽頭與另外五所大學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據稱是此類調查中規模最大的,有超過一萬名年齡介於16到25歲的年輕人參加問卷調查。
其中近60%的受訪年輕人說他們對氣候問題感到非常擔心或極為擔心;超過45%的受訪者說對氣候的感受影響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其中四分之三的人說他們認為未來是可怕的;超過一半(56%)的人說他們認為人類在劫難逃。
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說感到悲傷、害怕和焦慮。還有許多人感到恐懼、憤怒、絶望、悲痛、羞愧,和希望。
一個16歲的少年說:「這對年輕人來說當然是很不同的事情,對我們來說,地球毀滅是關係到我們個人的事情。」
在這樣的焦慮中,英國年輕人對「綠色工作」的興趣日益濃厚,他們有的工作在海上巨大風力發電場,還有的參與到製造家庭供暖新設備的綠色行業中。
綠色工作新潮流
什麼才算綠色工作?最簡單的答案是,一份直接有助於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當然許多人認為它應該也包括間接支持這一目標的職位。
這一類的工作致力於減少碳排放、恢復自然環境和物種多樣化、改善環境等。一般來說綠色就業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建築、交通、工業、農業和林業等六類經濟部門。
英國政府希望創造更多這樣的工作,有計劃將綠色工作職位從現在的41萬個增加到2030年的200萬個。
這樣的計劃並不是沒有風險,但某些領域將為許多人提供職業機會。
BBC科技事務編輯大衛·舒克曼(David Shukman)走訪了三個選擇在快速成長的「綠色職場」工作的年輕人,從他們的親身體驗中可以了解從事這些工作的感受。
無排放供暖
家庭燃氣鍋爐排放的廢氣導致地球過熱,國際能源署的智庫表示,如果全球要實現零排放能源目標,必須盡快停止銷售家庭燃氣鍋爐。
在愛丁堡附近的利文斯頓,三菱電機的工廠正在生產一種替代產品:空氣源熱泵,它從空氣中汲取熱量供暖和提供熱水,在此過程中沒有任何碳排放。
27歲的保羅·麥庫根(Paul McGoogan)七年前開始在生產線上工作,塑造空氣源熱泵的外殼金屬板。他現在是這個團隊的負責人。
他說,在一個新興的行業中工作,好處不僅僅體現在工作有保障、有安全感。
「我和女朋友剛剛買了新房子,我們的下一步是希望有孩子,所以知道我們在做的工作是在為更可持續的未來盡一份力,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有了熱泵,就需要安裝,因此安裝熱泵的工作也是可持續的職業。據統計,2019年,全英國的熱泵安裝工作職位有900個,到2028年,預計將有15000個。
低碳農業
21歲的貝絲·坎貝爾(Beth Campbell) 在英格蘭北部林肯郡的斯肯索普(Scunthorpe)工作。去她就職的農場參觀,就像踏入了一個科幻小說的世界。
她在瓊斯食品公司(Jones Food Company)擔任研究助理,該公司是歐洲最大的垂直立體農場。在那裏,她檢查成千上萬的香料植物羅勒(basil)。這些香料種在巨大的托盤上,相互堆疊在,沐浴在柔和的紫色燈光下,吸收的是經過精心控制的營養和水分。
這裏, 水是循環使用的,電力來自屋頂上的太陽能電池板,不會釋放化學物質,沒有重型柴油機械,收獲後的作物在當地銷售。這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降低環境成本。
貝絲見到海灘上的塑料垃圾和農作物歉收的景象後被深深打動,於是她報讀大學時選了化學專業。偶然的機會她從英國自然學家大衛·愛登堡的紀錄片中聽說了垂直立體農業,並意外地發現了這個離她家不遠的工作機會。
「我一時興起馬上申請並得到了這個工作機會,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就被嚇到了,農場的規模之大令人難以置信。」
室內農業作為一個概念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但從未有如此規模和全面的技術來使其成為可持續的農作方式。英國各地正在計劃建立幾十個。
貝絲說:「這可能會徹底改變農業,因為你在本地生產、本地銷售就不會因為把東西用飛機運送到世界各地而產生數以噸計的碳,這個過程中還有很多東西在運輸時就已經腐爛了,運到目的地時只能扔進垃圾箱。」
維修海上風力渦輪機
風力渦輪機正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在英國周圍的水域,這導致了海上建築和維護工程業的蓬勃發展。
這個行業直接和間接創造的工作崗位達26,000個,到2026年,這一數字將上升到70,000個。
23歲的布雷迪·薩爾蒙(Bridie Salmon)是風能公司Orsted的學徒技術員,她正在學習如何維修這些巨大的機器,確保葉片保持轉動,發出沒有任何碳排放的電能。
她在看到了澳大利亞大堡礁的死珊瑚後,下決心要為環境所遭遇的破壞做一些事情。
她說,在她的職業規劃清單上,第一就是要加入一個幫助氣候變化的行業。於是她入讀了在林肯郡的格林斯比學院(Grimsby Institute),學習維修風力渦輪機。
獲得維修資格後,她將在一艘維修船上工作兩周,有機會去到離岸邊最遠的渦輪機。但這份工作充滿了挑戰。要檢查維修渦輪機,她必須首先經過波濤洶湧的海面,從船上去到渦輪機塔樓的底部,然後還要攀登很長的距離才能到最高處的機身。
最新型的一些渦輪機有近200米高。她怕不怕高呢?
她的回答是:「必須學會相信設備,相信保護繩索一定會給你保護,然後就不怕了。」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5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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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李國鼎的時候是 2018.02 和威宇去台中聽 Hank 演講
之後進公司不斷不斷聽 Hank 講李國鼎。過程中看了關於他的影片、公司也買了一堆李國鼎寫的書,但兩年過去,我沒有靜下來系統性地讀任何一本
這次的 trigger 點是讀台灣半導體早期的資料,想要把這個歷史拼圖拼起來,就先選了一本比較薄的、1987 年出版的 <工作與信仰> 讀起
這本是整理李國鼎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投稿而成,涵蓋很多主題,光是我摘要的內容就超過 7000 字,所以打算分三篇來整理心得
今天先講讀完李國鼎 1983 年在中央大學演講,主題 <求知的過程和經驗> 我非常喜歡這章,從李國鼎小時候講到他 70 歲
曾經老闆問我:阿堯,如果今天要你幫台灣科技化,你會怎麼做?當年蔣中正可是丟了臺灣工業化的題目給李國鼎
那時我完全沒有 idea,怎麼可能,太難了吧。但讀完這章,我覺得李國鼎有這樣的能力,完全不是因為他聰明。幾個 takeaway
1.跟最厲害的人學
2.保持初衷,一路保持初衷
3.每一步都算數,每一件看似困難的事,對往後都會有極大幫助
4.對現狀不抱怨,認真做事、隨遇而安
5.讀萬券書,更要行萬里路。與頂尖人才交流,不要活在自我想象中
-------底下內容摘自 <工作與信仰>-------
- 1934 到劍橋去做研究,因為那裡是核子物理的聖城,1930 年代前後,許多新發現皆從那裡研究出來。做了兩年的核能物理研究,和一年的極低溫下面超傳導現象的研究,這個題目是當時中國學物理的人沒有去學的。大學教科書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 的作者 Rutherford 就是這裡的主管,另一位實驗室教授兩度得到諾貝爾獎。很多優秀學生都在當高級研究員指導研究生研究,還有發明電子的 Sir J.J Thomson 和發明 Cloud chamber 的 Wilson 雖然退休,但仍到實驗室來,可以常常請益
- 每天下午茶時間,做理論的人就會跟做實驗的人進行交流與辯論。不斷交互、修正,結果就帶來很多新發明。使得那時劍橋物理研究所成為世界物理學的聖地,全世界理論或實驗派的有名物理學家都常來演講訪問,這是他的黃金年代
- 這些研究學問的方法和思路無形中給我很大的訓練和啟示,那就是對任何問題,要先有整個的了解,然後選定優先次序再著手推動進行。
- 回國在還沒找到軍事工作以前,先到武漢大學教物理。第二年在長沙加入防空學校(月薪從 360 下降到 150)做照測總隊修理所的所長,招收了許多大學理工畢業生為技術員和一批機械生,所有後方主要城市的防空部隊都要我們派員工去大修,還要訓練軍隊技術人員的維護工作。因為當時沒電,就將磨米的磨子改成水力發電機。油不夠,就收購玉米和燒酒來練強力酒精,一面又做木炭汽車。這一段時間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 過了三年被邀請到中央研究院,參加 1940 西北日全蝕觀測。做沒多久,覺得這份工作和當初回國的初心不一樣。第二年同學介紹去資源委員會的資渝煉鋼廠做工務組主任,當時後方缺鋼鐵,而四川有鐵、有煤,在技術人力方面,有一批資源委員會送到德國去實習、然後計畫去湘潭參加設計中央鋼鐵廠的年輕工程師。我就和這一群專家中三四位共同來籌畫資渝煉鋼廠。我參加該廠工作期間,得到非常有意義的經驗,管理和技術的
- 在資渝做了三年,資源委員會調我到會本部工業處管理會數五六個鋼鐵事業,同時去戰時生產局也主管協調聯繫鋼鐵事業。因此對後方鋼鐵業的認識增加了解。勝利後,主動收集日本在東北所建設的鋼鐵工業資料。資源委員會擬在上海見一個有規模的造船廠,計畫用日本的賠償及美國的援助來辦,我就參加了籌備工作,技術人員延攬順利、碼頭已建好,但國共內戰,被調到基隆台灣造船公司。在此期間,曾以五十天的時間到日本實地考察其機械、造船等重工業。在台船約五年時間的磨練,最重要的使我對機械、造船工業也能略窺堂奧。
- 1953 被尹仲容徵招到經濟安定委員會下新成立的工業委員會做專任委員,做他主要的助手。一方面設計經建四年計畫的工業部門,尋找可發展的工業與產品。另一方面把這些計畫做出來後,便申請美援支持款項來加以推動,使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途徑。在這方面我管的範圍很廣泛,除化學、食品工業外,諸如電力、紡織、機械等都歸我主管。這一工作時期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接觸到很廣的層面,每天都接觸到新的事物及新的知識,同時以能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產品為優先。這段期間也開始參加國際會議,從 1954 開始每年一度的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年會,和其會前的工業分組會議,討論各國工業化的問題。以前只有外交部派人參加,注意力放在代表權問題,對其他專門議程都沒有意見。但我很認真看完議程中工業化涵蓋範圍的每個項目,在每項議程中我也盡量設法將彎的情形介紹給與會各國代表,交換經驗。連續參加三年,得到很多知識,對於推動一個國家工業發展,有了廣泛和整體性的看法。對於其他國家工業發展的途徑和方法或若干措施有助於我們推動工業的,回來即像工業委員會和經濟安定委員會報告並建議。
- 同時開始注意研究工業發展環境的問題。誰願意辦工廠?什麼情況下願意辦?什麼情況下能賺錢?政府哪些措施會影響工業生產?我最早有認識的是租稅問題對工業的影響。那時推動紡織外銷,發現進口的棉花有關稅,棉紗有貨物稅,賣出去有營業稅。我在經濟安定委員會先後建議關稅和貨物稅退稅制度,建議經採納就陸續實施了
- 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接觸財稅、經濟許多方面,凡是有關聯的問題或頭痛的問題,只要給我學習機會,都不會放過。一面做、一面學、一面想辦法解決問題,一面探尋新的問題和新方法,在工業委員會做了五年學到很多
- 1958 被派任美援會秘書長,因擔任幕僚長的關係,開始了我和財經首長接觸頻繁的時期。這時期我的三個身份,第一是美援會秘書長,第二是經濟部工礦計畫聯繫組召集人,第三是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IDIC)召集人。工業發展過程中研究投資環境的知識,當時尚無專門書籍可以參考,幸而隨顏靜波於 1957 參加舊金山世界第一次國際工業會議,會議中所收集的資料全有用處,徵選了十幾位同事,大家用科學的方法分析所謂投資環境有哪些
- 發現第一買土地很難,有很多法綁住。第二影響資本累積和行程得稅法很多,譬如印花稅。因這兩個因素,我邀請稅務專家、土地專家和法律專家來參加我的工作
- 我主持美援會最大信念是怎樣不依賴美援而可以生存,這是很少國家肯這樣做的。1960 提出財經發展 19 點措施
- 同時我想如何把這些觀念、法律功能、時代需要以及經濟學家的許多知識、社會應有的認識等,讓一般人都能了解,唯一的辦法是辦展覽會。這個展覽會將許多經濟觀念介紹給大家,讓大家了解和自行解答這些問題(人口過剩、水庫不足)設計一套圖表,分析一塊地三公頃要生產農作物的話,可以得到多少錢養多少人?若要辦工廠的話,可以生產多少?養多少人?若要外銷,可以得到多少外匯?這個觀念介紹給大家,大家對土地利用觀念很快就由農業社會轉變到工業社會
- 一個國家經濟的進步,同事也需要人民觀念的進步,來互相配合。我很快發現,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又懂法律、又懂經濟的人,我在美援會成立一個小組培養此種人才,並在台大及東吳大學設置獎學金鼓勵學經濟的去學法律,學法律的去學經濟,這樣對國家將有更大的用處。如果只懂法律而不懂經濟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 在這期間,我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的機會,參加國際會議或帶領友好訪問團加強雙邊關係。行萬里路中,結識很多朋友,至今還保持聯絡,尤其在亞洲地去的財經首長,多變成好友。同時藉著外國投資人可知道世界的經濟情況、產品的發展情況,各公司的經營哲學及策略,這些都是學校學不到的,這些只有從談話中、公司年報中得來。知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多半是動態方面的知識,而不是書本中固定的、靜態的資料
- 1969 由經濟部轉任財政部長,在我個人是極不願意的事,但當局既然一定要我做,也只能盡我的力量,仍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全力以赴。每一個銅幣拿到手中總有兩面,一面是人頭、一面是數字,我唯一可自傲的,看過數字,也看過人頭。我做過經濟部長,也做過財政部長,因此知道,同樣的一塊錢財經兩邊的看法,完全不同
- 從經濟部長轉到財政部,我仍不斷了解農工業的發展,從而綜合財政與經濟的關係。我常常告訴財政部裡的同仁,不要做經濟發展的障礙,假如有就趕快告訴我,如果法律有瓶頸就修改法律,辦法有瓶頸就修改辦法,若是人的話,則人的觀念就要改變。如果不能改變,應該調開原來工作崗位,這是我做事的哲學
- 1975.12 心臟病發,1976.06 請辭獲准,調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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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篇稍早有人很簡短翻譯過的新聞。不過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有就這篇報導發過更詳細一點的文章。美聯社(AP)近期取得了好些WHO與中國的內部紀錄,暗著表示中國根本是罪魁禍首。翻譯花了兩晚,閒暇時間才來完成。小結一下,除了譚得賽之外,WHO其他官員應該都是很盡心盡力。那認真說,這篇真的越翻越生氣,但,無能為力。中國的醜惡在這篇報導裡面展露無疑。裡面有一段話重複出現了好幾次” declining to be identified for fear of retribution.”AP記者想表達什麼明眼人應該都懂。懶得看可以拉到最底下,AP有下非常簡單的結論。另外,歡迎大家分享,覺得這篇與台灣某方面極度相關的內容應該要讓更多人看到的XD(有些人名我找得到的就換成中文了,找不到的原文貼上。(內有7383字,文非常長,慎入。https://apnews.com/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ohNoVVvSx10nQuh8yOs5DFSeD1MRc32rqzul7jbc-TBN06ZWupo12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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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一月,WHO都在公開讚揚中國所謂的”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回應”。他們一再的感謝中國政府”立即”分享病毒的基因圖譜,並表示中國政府的努力與對於透明度的承諾是”非常令人驚訝,難以言喻的”
但是在這幕後,則是個迥然不同的故事,是個中國顯著的延遲了資訊傳遞、WHO官員們因為無法得到對抗這致命病毒的傳播所需之資訊而極度喪氣的故事。
儘管有這些喝采,中國事實上在三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完全解開了資訊之後,還延遲了發布病毒的基因圖譜,或說基因組,超過一周。根據許多的採訪與內部文件,中國對資訊的嚴密控制與其公衛系統中的互相較勁才是罪魁禍首。
中國政府的實驗室,在另一個實驗室於一月11日比當局早釋出基因組資訊於一個病毒學家的網站後,才釋出其解出的基因組。根據聯合國健康機構在整個一月中所召開的內部會議的紀錄,即使如前句所述,中國也至少拖延了兩周以上才給予WHO關於病人與病例的的詳細資訊,全都在這段或許大爆發能夠被顯著延緩的時間點。
根據美聯社獲得的紀錄顯示,WHO的官員們公開的讚揚中國是因為他們想要從中國政府那”哄”出更多資訊。而在私下,這些官員們在幾場於一月6日當周所召開的會議中抱怨中國不願分享足夠的資料讓他們得以評估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有效傳播,或是會對世界上其他部分帶來什麼樣的風險,從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Maria Van Kerkhove,美國流行病學家,也是WHO的COVID19的技術領導,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我們憑藉著最小化的資訊在做事”,並提到”這很明顯的不足以讓各位做任何合適的計畫。”
“我們現正處於一個,是的,他們會在這些資訊於央視播出前15分鐘給我們的階段”,WHO在中國的最高位官員Gauden Galea醫生於一場會議中如是說。
對病毒的早期回應的故事背後,是來自於聯合國健康機構正”被圍城”並同意了獨立調查這波疫情是如何在全球被應對的那個時間點。在早先重複稱讚中國對疫情的回應之後,川普在最近幾周因為據傳WHO與中國合謀隱藏冠狀病毒的危機而對WHO炸開了。他在周五時宣布切斷與WHO的關係,可能會危及到美國每年給予WHO的約4.5億美元 – 是其最大的贊助者。
在此同時,習近平決定要在接下來兩年內在全球投入約20億美元幫助對抗那個不能說的病毒,並表示中國總是”最即時”提供給WHO與全球所需資訊。
新的資訊並不支援中美雙方的說法,反而是敘述了一個被夾在中間的機構,他們儘管於本身的權威性上有限制,依然急著在嘗試取得資料。雖然國際法條規定各國有義務上報可能影響公眾健康的資訊,但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其實並沒有強制力、也無法在各國獨立調查疫情。相反的,WHO必須依賴會員國的合作才行。
紀錄顯示,較之與川普所宣稱的與中國同流合汙,WHO其實是因中國只給予法律所規定的最少資訊而被蒙在鼓裡。然而,WHO的確試著以最光明的角度來描述中國,可能是個確保能獲得資訊的手段。並且,儘管中國政府缺乏了透明度,WHO的專家們基本上都認為中國的科學家們其實在偵測與分析病毒上都”幹得很好”。
WHO的職員們就如何施壓中國給予基因序列以及詳細的病毒資料,並不觸怒當局爭辯著,他們擔心會失去許可以及讓中國科學家們身處險境之中。在國際法條規範下,WHO被要求必須迅速分享資訊並警告會員國可能有進展中的危機。Galea並提到,WHO不該放縱中國在告訴其他會員國之前隱藏資訊,因為”這對我們的責任是不尊重的。”
WHO的緊急事件領導人,Michael Ryan醫生在一月份的第二周時,因為擔心如同之前2002年從中國起源並殺死了近八百人的的SARS大爆發會再次重演,而告訴同事是時候”換檔”並且對中國施加更多壓力了。“這是完全一樣的場景,無止盡的嘗試從中國獲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最新資訊” 他說。”WHO上一次因為南中國的透明度問題,才僥倖逃生出來。”
Ryan說,最好保護中國的方式就是讓WHO能使用中國政府的資料進行獨立分析,因為否則的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將會成問題且其他國家將會採取相對應的行動。Ryan醫生也提到,中國與其他過去的某些國家一樣並沒有好好合作。
“這並不會在剛果發生,也沒有在剛果與其他地方發生。”他說,可能是在指2018年於剛果爆發的伊波拉疫情。”我們需要看到資料…在這個關頭是極端重要的。”釋出基因組的延後導致其拖延了能夠識別出病毒的散播至其他國家,以及全球在測試、藥物與疫苗的進展。缺乏詳細的病人資料使確認病毒能傳播的多快更難以辨認 – 這是要停止傳播的重要問題。
根據中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感染回顧資料,在政府實驗室於一月2日解出完整基因組與WHO宣布全球緊急事件的一月30日之間,這場大爆發以100至200倍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病毒現在已經在全球感染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殺死了超過三十七萬五千人。
Ali Mokdad,華盛頓大學健康度量與評估中心的教授提到”很明顯的,如果中國與WHO能夠在動作得更快點,我們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並且避免許許多多的死亡。”然而,Mokdad教授與其他專家也提到,如果WHO更直面中國的話,他們可能會導致個更糟的狀況,就是什麼都得不到。
如果WHO逼得太緊的話,他們甚至可能會被踢出中國,Adam Kamradt-Scott,雪梨大學國際健康教授如此說。但是他也補充,延遲幾天釋出基因序列對於爆發而言是很嚴重的。此外他還提到,當北京缺乏透明度的情況越發清楚的情況下,WHO的幹事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就是譚得賽的啦)持續替中國辯護是很有問題的。Kamradt-Scott說”這絕對傷害了WHO的信譽”。”他是否太過了?我想對此的證據非常明顯,這產生了許多對於WHO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問題。這可能會是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本篇報導中所提到的WHO與其官員們在沒有相關會議的錄音或是手寫逐字稿的情況下,拒絕回答美聯社提出的問題,而美聯社因為保護消息來源的緣故無法提供。
“我們的領導者與職員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以符合組織規範來平等地支援所有會員國與分享資訊,並且與政府各層級發起直接、坦率地對話。”一個WHO地聲明如此寫著。
中國的衛生與健康委員會及外交部對此不予置評。但是過去數個月裡,中國重複地維護自己的行為,然而於此同時,許多其他國家 – 包含美國 – 卻對病毒的反應慢了數周甚至數月之久。
自從疫情爆發,我們一直持續公開透明且負責地分享資訊給WHO與整個國際社會”,一位衛健委的國際部門官員Liu Mingzhu在一場五月15日的記者會中這麼說。(抱歉,我翻了一下衛健委的網站,都沒看到名字相仿的人…)
根據訪問、文件與WHO紀錄所揭露,找出基因圖譜的競賽從十二月下旬開始。那時,武漢的醫生們注意到有神秘的病人群聚帶著發燒與呼吸問題,然而標準流感療程卻對他們不起效果。為了找出答案,他們將病人的測試樣本寄給商業實驗室。
到了十二月27日,微遠基因(Vision Medicals),拼湊出了這個與SARS有極高相似度新冠狀病毒大部分的基因組。根據中國財經雜誌財欣首先報導,而後美聯社獨立確認過,微遠基因將資料分享給武漢當局與中國醫療科技學院。
據社交媒體所流出,十二月30的時候,武漢衛生官員發布了內部提醒,警告有不尋常的肺炎出現。而在科學人進行的訪談中敘述了當晚,因追蹤SARS病毒到蝙蝠洞而出名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冠狀病毒學家,石正麗,被警示了這個新疾病的存在。而她隨即搭上了會議後的第一班火車離開上海前往武漢。
隔天,中國CDC的局長高福便派遣了一對專家小組前往武漢。一樣在十二月31日,WHO首次在尋找大爆發資訊的公開平台上得知了這些病例,根據Ryan醫生說。(不就是我們從PTT上得知訊息並通知WHO的那天…好人真難當
WHO在一月1日時官方要求了資訊。根據國際法條,會員國有24到48小時回應,而中國在兩天之後回報有44個病例且無人死亡。
一月2日,根據石正麗在研究所網站上所張貼的提醒,她在當天解出了病毒的完整基因組。
科學家們同意中國的科學家以令人驚嘆的速度找出、排序了這個當時仍未知的病毒,證明了自從SARS之後,中國進展迅速的技術能力,而SARS當時,一個WHO領導的小組花了數個月才辨別出病毒。這一次,中國的病毒學家在數天之內便證明了這是個前所未見的病毒。譚得賽,稍晚將會說北京”立下了應對爆發的新標準。”
但是當碰上了要與全球共享資訊,事情就變得很糟了。(我們都知道
一月3日,衛健委發布了機密通知,要求擁有病毒的實驗室銷毀或是將樣本送至指定機構保存。該通知首先被財新披露並被美聯社發現,禁止實驗室在未獲得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公開病毒。而該命令禁止了石正麗的實驗室公布基因序列或是警告其潛在的危險。
中國的法律聲明研究機構不能在未獲得最高健康機構的許可下,對可能危險的新病毒進行實驗。
Edward Gu ,浙江大學的教授,與一位西北大學的博士生Li Lantian ,在一份三月公開的分析爆發的論文中如此說“如果病毒學家的社群能以更高自主性運作,那麼公眾就能更早被通知有關這個新病毒的致命風險。”
衛健委的官員稍晚重複了說他們是為了確保實驗室的安全,並且指派了四個不同的政府實驗室來識別其基因組並獲得正確且一致的結果。
到了一月3日,根據美聯社所看到的一份內部資料,中國CDC已經獨立定序了病毒。在一個國營媒體的訪問中,因為召集了所有人挑燈夜戰以求在時間內獲得結果,到了一月5日的午夜,政府指派的第三間實驗室,中國醫藥科技學院也已經解開了序列並送出了報告。然而,儘管三間實驗室都已經獨立且完全定序完成,中國健康有關當局依然保持沉默。WHO在推特上表示對於武漢此無人死亡的不平常肺炎群聚之調查已經在進行中,並且會在取得更多資訊時分享出來。
於此同時,在中國CDC裡面,對於冠狀病毒的專業鴻溝證明了一個問題。
有將近兩周,武漢並未傳出新病例,而當局審查了對於可疑病例提出警告的醫生們。在此同時,研究者發現新的冠狀病毒用一種獨特的釘狀蛋白質與人體細胞結合。這不尋常的蛋白質以及缺乏新病例騙倒了一些中國CDC的研究者,使他們認為這病毒並不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 就如同MERS一般,一位職員對美聯社如此表示,但該員拒絕表明身分,因為害怕會遭到當局報復。
一位李姓冠狀病毒專家表示,他在群組聊天中一看到流出的類SARS冠狀病毒定序報告,立刻懷疑這個病原體是會傳染的。但是中國CDC成功定序了病毒的團隊缺乏冠狀病毒分子結構方面的專家,也沒有與外界的專業人士諮詢。中國健康當局拒絕了國外專家的提出的協助,包含被禁止找出真相的香港科學家與一位中國大學裡的美國教授。
一月5日,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由知名病毒學家張永貞教授所帶領的團隊,是最後一個定序出病毒的。他將其資料發送至基因銀行的資料庫,等待覆核,並且通知了衛健委。他警告衛健委這個新病毒與SARS相似且可能具有傳染性。
“病毒應能藉由呼吸管道傳染”, 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在一份內部通知中提到。”我們建議在公共場合採取保護措施。”
就在同一天,WHO表示根據中國的初步資料,並沒有證據顯示強烈的人傳人跡象,並不建議任何針對旅行採取的措施。
而再隔天,中國CDC將緊急狀態調升到次高級。職員們繼續分離病毒、起草實驗室測試方針與設計測試包。但是該機構並沒有發布公眾警告的權力,甚至,提升了的緊急狀況其實有許多其本身的職員並不曉得。
到了一月7日,武漢大學的另一組團隊也定序了病原體並發現它與石正麗的研究相符合,使得石正麗得以確認他們發現了新種的冠狀病毒。但是中國CDC的專家們說他們並不相信石正麗的發現,並且需要在發布前確認她的資料,三位相關人士如此說道。而監督石正麗的研究室的衛健委與科技部,拒絕了讓石正麗接受訪問。
一個在這鴻溝間的重大因素為,中國CDC的研究者想要自己率先發布論文。賓州大學的一位冠狀病毒研究者,Li Yize,說”他們想要享有全部的榮耀。”
而在內部,中國CDC的領導階層則被激烈的競爭困擾著,六位系統中的相關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說,因為該機構藉由能夠在著名期刊上發布多少論文作為拔擢的依據,使得科學家們不願去分享資料。
日子一天天過去,甚至使得一些中國CDC的職員們開始思考,為何有關當局需要這麼久去辨識該病原體。
”我們開始起疑,因為在一兩天內就能夠拿到定序的結果。”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如此說,但拒絕透露身分,因為害怕遭到報復。一月8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了科學家們成功從武漢的肺炎病人身上辨識出了新的冠狀病毒,搶先了也使得中國官方難堪。該技術員告訴美聯社說他們從華爾街日報首先得知這個消息。”
同樣的這篇文章也使得WHO的官員們感到難堪。WHO的緊急事件管理團隊的領導者,Tom Grein醫生說這使得WHO看起來極度的可疑且愚笨。一位美國的專家,Van Kerkhove承認WHO在發布新病毒的消息上已經太慢了,並告訴同事們對中國施壓是很關鍵的。
Ryan醫生同樣的也對資訊的缺乏感到難過。”事實是,我們已經涉入這事件二到三週了,卻沒有實驗室分析,沒有年紀、性別或是地理分布,也沒有疫情曲線。”他如此抱怨。這是指一種科學家用來表示爆發疫情如何進展的標準圖表。
在該報導刊出後,國營媒體正式宣布發現了新病毒。但儘管如此,中國當局依然未釋出基因組、診斷測試或是詳細病人資料,因其可能會暗示這疾病的傳染能力。
到了此時,可疑的病例已經在各區域間四處出現。
到了一月8日,泰國機場官員把一個流鼻水、喉嚨痠痛與發燒的武漢婦女拉到旁邊。朱拉隆功大學的Supaporn Wacharapluesadee教授所領導的團隊發現該婦女感染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很像中國官方所形容的。到了一月9日時,教授解出了部分的基因序列,並將之報告給泰國政府然後隔天繼續尋找相符的序列。但是因為中國當局並未發布任何序列,所以她什麼都找不到。她無法證明泰國的病毒與武漢生病的人是感染同樣的病原體。”可以說是等著看,看中國和時會釋出資料,然後我們才能兩相比對。”教授如是說。
而在一月9日時,一個61歲的老人因病毒過世,是已知的首個死亡病例。但是該病例直到一月11日才被公布。
WHO的官員們在內部會議中抱怨他們重複提出要求更多的資料,尤其是官員是否能夠人傳人的資料,但是皆為徒然。WHO的中國區代表說”我們一直在官方與非官方的管道要求更多流行病學資訊,但是一旦要的是特定的資料,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緊急小組的領導者Ryan醫生抱怨,因為中國只願意提供國際法條所規範的最小限度資料,所以WHO什麼都做不了。但是他也提到,去年九月時WHO反常的公開訓斥了坦尚尼亞,因為他們並未提供那令人擔憂的伊波拉爆發的足夠資訊。Ryan說”我們必須始終如一,現在的危險是,儘管我們立意良善,但是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那麼WHO將會變成千夫所指。”
Ryan醫生還提及了中國本來可以藉由立即與全球分享基因相關材料而對世界有”巨大貢獻”,因為若非如此,那麼”其他國家必須在接下來的幾天內全部從零開始。”
到了一月11日,張永貞教授的團隊終於在virological.org,一個研究者分享病原體資訊的網站上,公布了病毒的序列。該舉動觸怒了中國當局,使得他的研究室在隔天就被當局暫時關閉。張教授指若要評論則必須向中國CDC提出申請。而衛健委,監督中國CDC的單位,數度拒絕讓官員接受採訪,且也不願回答任何有關張教授的問題。
Supaporn教授將她的病毒序列與張永貞教授的相比對發現完全符合,確認了泰國的病人身上的病毒就是武漢來的。另一個泰國的實驗室活得了一樣的結果。 就在那天,泰國通知了WHO。
根據美聯社所獲得的文件,張教授釋出了基因組之後,中國CDC、武漢病毒研究所與中國醫學學院比拚著公布各自的病毒序列,大家都挑燈夜戰審核、蒐集病人資料並送去衛健委獲得許可。到了一月12日,三個研究視終於聯合起來將序列發布至GISAID,一個讓科學家分享基因資料的平台。
到了此時,已經超過兩周自從微遠基因解出了部分序列,而三個政府實驗室獲得完整序列也已經一周以上了。大約六百人在該州感染,大概是增加了三倍。
但有些科學家說,如此行為也非不合理,鑒於定序未知病原體的困難程度,尤其是準確率與速度同樣重要。他們指出,2003年SARS爆發時,有些中國的科學家一開始錯誤的認為疫情的源頭是衣原體(可導致砂眼或是泌尿、生殖系統感染的病原體。)。
生態健康聯盟的主席,Peter Daszak說”在大爆發中確認自己是對的這件事情,壓力是很大的。事實上,告訴公眾錯誤的資訊其實更糟糕,因為這會導致公眾對公衛系統的回應完全失去信心。”
但是,其他人依然默默的質疑在幕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John Mackenzie,WHO的傳染病專家,同時也是爆發期間的緊急委員會成員,讚揚了中國研究者定序病毒的速度。但是他也說,一旦中央當局介入,詳細資料就流於在地上爬行的速度。”那之中絕對有段空白的時間。絕對有人與人的傳播。妳知道,他就在那盯著妳的臉看…我那時以為他們都到了這個階段,會變得更開放些。”
WHO在一月13日時宣布泰國也有了確診病例,賞了中國政府一個巴掌。
隔天,在一場機密的電話會議中,中國的最高健康相關官員下令要國家準備好面對大流行,稱這場爆發會是2003年的SARS之後最嚴峻的挑戰。中國CDC在各地的職員開始篩選、隔離與測試病患,在全國找出數以百計的病例。
然而,儘管中國CDC內部宣布為最高層級緊急狀態,中國官方依然宣稱人傳人的機會很低。
WHO在這之間猶豫不決。Van Kerkhove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中說”有限度的人傳人是絕對有可能的。”但是幾小時之後,WHO縮回去了,發布一則推特寫到”早先中國的研究並未找到明顯的人傳人證據。” – 一則在之後成為批評材料的聲明。
據熟悉公共衛生事務的專家表示,一個WHO亞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畢業於武漢醫學大學的Liu Yunguo醫生,飛到北京與中國官員直接但是飛官方的聯繫,而記錄顯示劉醫師以前的同學,一位武漢的醫生,警告他肺炎病患已經將武漢的醫院擠得水洩不通,而劉醫師施壓要求更多專家能實地調查武漢。
到了一月20日,剛從武漢回來的鍾南山博士,一位知名的政府傳染病醫師,首次公開宣布新的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播。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要”適時的公布疫情資訊並深化國際合作。”
儘管有指導方針,WHO依然苦苦掙扎於從中國獲得這起迅速演變的大爆發之中,足夠的詳細病人資料。同一天,這個聯合國的健康機構派遣了一小隊人到武漢兩天,包含Galea醫生。
他們被告知有群令人擔憂的病例由超過一打的醫護人員組成。但是他們並沒有詳細的傳播途徑來知道這些病例是如何連結在一起的,或是完整了解這病毒傳播的多廣以及誰處在風險之中。
在一場內部會議,Galea醫生說中國方面公開且一致的談論人與人傳播,並爭辯著這是否會持續。他回報給日內瓦與馬尼拉的同事說,中國的關鍵要求是WHO要幫助”與大眾溝通,並且不會引起恐慌。”
而一月22日,WHO召集了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決定是否要宣布全球緊急事態。在兩場沒有答案的會議之後,他們決定不要這麼做,儘管中國已經下令了史上規模最大的隔離 – 武漢封城。隔天,譚得賽公開形容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是”有限度的。”
連日以來,就算病例爆發,中國並未釋出多少詳細資料。北京市官員已被警示,足以考慮封閉首都,一位對相關事務有直接了解的醫學專家說。
一月28,譚得賽與WHO頂尖的專家們踏上了一場非凡的旅程到北京與習近平和其他資深中國官員會面。WHO的總幹事直接插手疫情爆發的實地調查是相當不尋常的。而譚得賽的職員們準備了一張所需資訊的清單。
Grein醫生於他的老闆拜訪北京時,在一場內部會議中說”這可能會是閘門開啟全部都有,或是完全沒有對話。我們等著看。”
當譚得賽的旅程結束時,WHO宣布中國同意接受一群國際專家組成的團隊。在一月29日的記者會中,譚得賽又稱頌了中國,宣稱他們投入的程度是”難以置信的。”
隔天,WHO終於宣布了全球緊急事態。再一次的,譚得賽又感謝了中國,而絕口不提早期時中國的不合作。
““我們應該要真的對中國表達我們的尊敬與感激,因為他們所作所為。” 譚得賽說。 “他們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來限制病毒傳播到其他國家。”
We should have actually expressed our respect and gratitude to China for what it’s doing,” Tedros said. “It has already done incredible things to limit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to other countries.” 這是最後一段的原文,AP用譚得賽說的這兩句話,實在頗值得玩味。哭啊,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