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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片看韓國近代變遷］

韓國對港人來說，除了是旅遊勝地、K-pop天堂，近年透過一系列的「逆權」電影，尤其《逆權大狀》、《逆權司機》和《1987逆權公民》等，也許更多人留意韓國過去數十年的民主進程，及其對社會變化的影響。今年的 #香港亞洲電影節2020 #HKAFF2020 特別揀選了不少紀錄片播放，當中最多是來自韓國的，我過去兩個星期觀看了七部，由1980年的光州事件，至1987年的六月民主抗爭，和2014年的世越號事件。今天韓國的文化和經濟地位，得來不易。

《被消失的影像》(Gwangju Video: The Missing) 描述1980年5月光州事件，就是《逆權司機》的故事背景，本紀錄片訪問了參與者和當時突破封鎖的外國記者，包括《逆權司機》故事中的德國記者。製作者集中追查518至521之間的新聞歷史紀錄，特別發現在521當天午後軍人以實彈攻擊市民的時候，有四個小時於屠殺現場竟然完全沒有任何的影像記錄，有圖有真相，沒有的話，又怎麼辦？

《可會想起我》(No Name Stars)同樣是關於光州事件，但製作者採取不同的角度，在事件三十周年（現今的十年前）的時候，訪問了一群當年的參與者，由勇武抗爭者至為示威者煮飯的婦女，三十年後，如何面對當年的抗爭，和逝去的戰友，留下盡是心靈和肉體上的創傷，還要面對社會對這段革命歷史的日漸忘懷，對逝去青春激情無悔，但亦不堪回首。

1980年的光州民主運動，受到當時獨裁軍事政府全斗煥總統的暴力鎮壓，留下不滅的火種，到1987年終於重燃，當年全斗煥欽點盧泰愚接任總統，繼續拖延民主化進程，在6月終於爆發全國示威。當年的韓國，本來正在熱烈準備1988年首次主辦奧運會，《上溪洞奧運》(The Sanggyedong Olympics) 記錄了漢城（今天的首爾）的上溪洞一千五百戶家庭因為奧運建設發展被逼遷，政府運用欺騙至暴力手段，草菅基層人命，正是當年極權政府下社會不公義的縮影，亦可謂促使1987年全國民主革命的背景。

當年上溪洞村民，流離失所，一度在漢城的明洞大教堂外，搭建帳幕寄居。這個著名的教堂作為名勝景點，不少港人應該都曾經參觀過，在1987年六月民主抗爭中，教會曾支援不少示威抗爭者，學生和市民示威者為躲避防暴警察追捕，得到教堂的收容，長達六日在教堂內與外面的防暴警察對峙。與七年前光州事件不同，今次的運動得到全國和國際的廣泛報導，結果全國遍地開花，政府為了順利在之後的一年舉辦奧運會，民眾成功迫使全斗煥總統稍作讓步，走出民主化政改第一步。《明洞聖堂的六天》(The 6 Days Struggle at the Myong-Dong Cathedral) 記錄的就是這一段歷史。而《上溪洞奧運》和《明洞聖堂的六天》同是有「韓國獨立紀錄片之父」之稱的金東元的早期作品，值得重溫。

雖然盧泰愚在1987年12月在全斗煥扶持下低票當選總統，在1993年就已由金泳三當選接任。《繁榮之怒》(Non-fiction Diary)描述韓國步入民主政治初期面對社會變遷而觸發的種種悲劇，包括1994年自稱「至尊派」的農村青年，因為無法面對社會城市化的變遷，繼而因為仇富而盲目地連環殺人而驚動全國的案件；1994年聖水大橋斷裂引致32人死亡，和1995年三豐百貨倒塌引致五百多人死亡的事故，兩宗豆腐渣工程，揭示了八十年代獨裁政府官商勾結和貪腐種下，延至民主開放初期爆發的禍根。

紀錄片進而探討法律公義的問題，「至尊派」六名犯人，因為綁架、謀殺、強姦等被判以極刑，在被捕一年多後已經極速處死，本片透過訪問當年與接觸他們的獄卒和宗教人士，形容這六個窮小子鄉下仔罪犯，很快就接受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雖然他們是否真心悔過，別人難以定奪，然而，因為金錢利益而殺死更多無辜市民的豆腐渣工程相關官員和商人，卻只是「疏忽職守」，相對獲得輕判，即使是獨裁者全斗煥當年下令屠殺光州市民，下台後被判死刑，結果也是得到特赦。司法刑罰真的公平嗎？（後來韓國在1997年之後已沒有實際執行死刑。）

《你們的四月》(Yellow Ribbon) 記錄2014年世越號渡輪沉沒，導致三百多人死亡的事故，當中包括二百多名正在前往濟州島畢業旅行的中學生，是意外更是人禍，為何軍方和警察在事發後封鎖現場，不許民間拯救隊伍到場，軍警因「沒有指示」而按兵不動，總統朴槿惠就失蹤七小時，調查繼而揭發大量違規和貪腐，結果直接導致大型「黃絲帶」示威浪潮，朴槿惠終於在2016年被國會彈劾， 2017年初由憲法法庭頒布撤職。

世越號事件全程電視新聞鋪天蓋地直播，對韓國人心理影響至深，而本片並非集中描述事故的因由，訪問對象亦非受害者家人或調查的官員，反而透過訪問一些旁觀者，講述事件對他們的影響，當中有為引導學生關注事件的老師，協助為事件和死難者儲存檔案的大學生，和為示威的家屬和民眾供應熱飲和食物的咖啡店老闆。

民主韓國的問題，固然還有很多要面對和解決，但透過這些紀錄片可以看到過去四十年來社會的進步，和社會逐步的改善。民主還是嘈吵的，黃絲帶示威者令朴槿惠下台，換來卻是另一批更加大聲嘈吵的支持朴槿惠的右翼長者示威者，極有恆心地個個週末上街，去年底我在首爾都見識過。不過，這又如何，越多不同意見可以自由表達，社會才會更加穩定。

最後，還有一部《慰安》(Comfort)，講述一位金順岳婆婆，由日佔時期被騙賣至中國東北作日軍的慰安婦，至返韓後的悲慘的一生，透過支援慰安婦團體的記錄和片段，重溫一位代表國殤的人民勇敢面對生命的故事，亦象徵著韓國走出殖民，從封閉走向自由的歷程。

七部紀錄片，算是上了韓國近代歷史的一課，有朝疫情過後可以重遊，自有另一番感受。如果不能全部觀看，七片之中，我最喜歡的是《繁榮之怒》和《你們的四月》。

#HKAFF 香港亞洲電影節 Hong Kong Asian Film Festival
#光影評 #影評 #電影 #電影介紹

「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取材自《界面文化》

《這個世界正在暗下來，不要把寫作當商品，你必須發出真正的聲音！》

世界最大書展法蘭克福書展9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會展中心拉開帷幕。法蘭克福書展於1949年由德國出版協會創辦，其宗旨是允許世界上任何出版公司展出任何圖書。今年是法蘭克福書展70大壽，共吸引來自102個國家的7300多家參展商，以及1萬名全球記者，將舉辦各類活動4000場以上。

當晚，奈吉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獎。頒獎時，她談到了作家的責任，她認為作家：應該討論「政治問題」，為「公共事務發聲」，「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阿迪契在演講中說：「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

「我們不能在舊有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品特獎每一年會頒發給一位傑出作家，嘉許其在作品中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今年這一獎項頒發給阿迪契，評委們認為她「對性別、種族和全球不平等，有著無可估量的、深入複雜的理解」。

以下是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新聞發佈會上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的演講摘錄，在20分鐘左右的演講結束後，現場掌聲持續了長達數分鐘：

《閉上嘴，寫你的書》

一位法蘭克福的朋友建議我以「我喜歡法蘭克福」開始演講，她說法蘭克福人喜歡聽人這麼說。所以：好吧！我喜歡法蘭克福。

我是天主教徒。小時候，我經常去教堂。我的家人每個星期天都去聖彼得教堂，位奈及利亞大學校園中一棟白色高樓，教區牧師是一個大學講師。這座天主教堂相對是開放的、進步的，頗受歡迎，雖然星期天的佈道依然沈悶。

幾年後，我聽說教堂易手，新來的教區神父徬彿更加關注女性的身體。他指派了宗教警察（一群男孩）站在教堂門口檢查每個前來的女人，並且決定誰有權進入教堂。許多孩子的祖母們被拒之門外，因為她們的衣領看起來「太低」。

在離開多年之後，我回家看望我的父母，再次去了那個教堂。我穿了一條傳統長裙和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短袖襯衫。但在教堂入口處，我被一個年輕人攔了下來。他板著一張正經的臉，如果換作另外任何一個地方，我都會覺得滑稽。他叫我離開。「你的袖子太短了，」他說，「你的胳膊露了太多肉。」他告訴我不能進入教堂，除非我在肩膀上裹上一條圍巾。

我被激怒了。

這座教堂是我快樂的童年的一部分，承載了記憶中多少的歡笑。現在這個地方變得不再把女人當作人來對待？而是把女人當作必須規範以防騷擾的身體來對待！目的呢？只是保護男人傷害到自己。

因此，我決定在奈及利亞一份知名報紙上發表一篇關於這件事的文章。我以為這篇文章可以引發更多的行動，或許大學社區最終會站起來說「夠了」，並向主教、教宗或任何當權者請願，把這位牧師趕出去，把教堂恢復成一個受歡迎的地方，一個不再厭惡女性的地方。

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相反，我自己因這篇文章而受到攻擊，我感到震驚。總而言之就是：閉嘴吧！好大的膽子，你一個年輕女人怎麼敢挑戰神職人員？

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對我文章的批評和神職人員對女性的態度都源自於一個相似的衝動——掌控女人的需要。這個衝動否認女性對自己身體有自主權，它是不把女性當作人看待的標誌，而且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那些在中東被迫裹住自己的女人們，以及在西方、東方被認為是蕩婦的女人們，還有在亞洲公共浴室內、廁所內、私人領域被偷拍的女人們。

這種衝動也存在於自由的文學世界。

女性作家經常把她們筆下的女性角色寫得「可愛些」，徬彿全人類的女性都必須小心翼翼維護這份「可愛」一樣，同時她們的題材被限制於書寫親情道德，那些無傷大雅的事。

回到那天在教堂發生的事。

顯然，我的舉動是基於平等原則的反應——如果男人可以決定在教堂穿什麼，女人也應該如此。何況那天天氣很熱，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肩膀上裹上一條讓人發癢的圍巾。

所以我無視了神職人員的存在，走進去並坐了下來。神父被告知有一個固執的女人強行闖入教堂，她為暴露了過多手臂，而有罪。神父在聖壇上訓斥了我一頓，彌撒過後，我的家人說，神父的這些話實在「不友好」，這顯然太輕描淡寫了。

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多麼天真，以為「說出去」就會得到廣泛的支持。

但它同時讓我明白了說出來是重要的——一個人必須說出，不是因為你會得到支持，而是因為你不能保持沈默！

我知道教堂曾經是什麼樣子，我親眼看到它變成了什麼，對此：我不能保持沈默。

有時我被稱為積極分子。我並不很情願，或者在精神上抵觸這個名詞——我從來不會用這個詞來形容我自己。

也許是因為我在奈及利亞長大，我看到過真正的積極份子是什麼樣的人，那些為事業獻出生命的人、那些展現出非凡奉獻精神的偉大的人，而我只能仰望。我配不上他們。

我兄把自己看作一個作家，一個講故事的人，一個藝術家。寫作給了我生命的意義，它使我在一切順利的時候感到最幸福，也讓我在失落時候痛苦。

但同時我也是一個公民。

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對藝術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公民，我就對真理和正義負有責任。

最近一個熟人讓我明白了這之間的區別。由於奈及利亞對我發表的關於女權主義言論產生了敵意，他對我說：「奈及利亞人對你的書沒有意見，他們只是對你的政治傾向有意見。他們希望你‘閉上嘴，寫你的文章去’」。

幾年前，奈及利亞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同性戀是犯罪行為。我認為這項法律不僅不道德，在政治上也是荒謬的。同樣是這位朋友告訴我，他不明白我為什麼會反對這項很多奈及利亞人支持的法律。

他告訴我：「你可能會失去很多東西，而且沒有收穫。」

他是認真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護我。

但是那句「沒有任何收穫」是不正確的，因為生活在一個公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社會是每一個公民的夢想。

如果我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想法，讓一個人獨立思考、反對法律，我就收穫了很多，作家的收穫不是掌聲及銷售量！

因為那樣的話，我只是個寫作商品，我在人類進步的過程中，沒有貢獻一小步力量。

藝術可以照亮政治，藝術可以使政治人性化，藝術也可以為真理照亮光芒。但是，有時候，這些還不夠。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討論。

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確和更緊迫的事實。

這個世界正在逆轉，它正在發生變化，它在暗下來。我們不能在舊有的秩序下自滿，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去行動、去思考。

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中公然充斥著哈羅德·品特所謂的「餵給我們的、大量織錦般的謊言」。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這是一個勇氣的時代，我對勇氣的理解就是無所畏懼。勇氣可以讓你在感受到阻礙時依然一往無前。

這是一個需要講述更多複雜故事的時代：僅僅知道難民在受苦，以及知道他們不適應新的社會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是什麼在傷害他們的自尊，他們渴望什麼，誰想要戰爭以及誰把難民逼上了這種絕境，是誰需要為此負責。

這是一個需要闡明經濟優越性，不等於道德優越性的時代。

這是一個需要對移民主體逐項分析的時代，並且保持絕對誠實。

搞清楚問題出在移民中，還是只存在於移民中的少數一些人——穆斯林、黑人，或有色人種？

這是一個需要大膽講故事的時代，一個需要新的講故事方式的時代。

我們需要出現不同的聲音，不是因為我們想要附合「政治正確」，更是因為我們想要真理。

如果我們繼續假裝只有一小部分人代表整個世界，那麼我們會永遠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

這是一個需要我們重新反思如何看待故事的時代。人權問題不僅僅是關於政府鎮壓的大事件，它也關於那些私密的故事。

家庭暴力和難民庇護權利一樣，也是人權問題。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在談到人權時說：「如果公民在自己家裡都不能言行一致，那麼我們在更大世界裡的努力也將是徒勞的。」

⋯⋯

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魯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有一次被人問到，「你認為最高法院中有多少名女性法官是公平的？」她回答：「全部九名」。

人們在聽到這個回答往往極為驚訝，他們會說：「可那是不公平的呀。」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九名法官全部都是男性，沒有人覺得不公平。就像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掌權者都是男性，卻沒有人覺得不公平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女性在這個世界還是隱形的，女性的經歷也是不被重視的。

現在是我們大家承認這一切的時候了，就像聶魯達（Pablo Neruda）說的，「我們屬於偉大的人類，不是少數人類而是大多數。」很多時候人們都把我當成女權主義偶像，我有一頂帽子上面寫著「女權偶像」，但我今天沒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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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我的宗教。我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人們都是流動的，所有的人類都生活在一條長河裡。同時我也學到了，人們本性善良，在我們做到行事正確和公正之前，我們不需要追求完美。

我有兩個家，一個在奈及利亞，一個在美國。我經常對有兩個住址的人翻白眼，直到有一天我也變成了其中一員（有些時候我會對自己翻白眼）。

當我二十年前第一次到美國上大學時，我發現我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在尼日我只對自己的種族和宗教有一定的認知——我是奈及利亞人並且是個天主教徒，但是在美國我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黑人。我不經常把生活的經歷放到我的小說里，但是讓第一次讓我意識到自己是黑人的那個場景卻很難抹去，我把它寫進了小說。那是一個有關種族歧視的情節，一個白人編輯告訴我太假了。她說：「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真實的生活中。」

我想告訴她的是——可是，它的確發生在了我的生活中。但是我沒有告訴她這一點。

因為當我教授創意寫作課時，我告訴我的學生千萬不要用真實的生活去評價小說，「如果你的小說情節對於讀者太過離奇，那就說明你沒有達到足夠的文學性，用你的文字終止懷疑。」

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的政治題材的故事——更多面對世界的故事。但我也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不帶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報導。

我每年在拉各斯教一個寫作工作坊。當我選擇最後的參與者時，我有意識地努力去獲得不同的聲音——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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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能教會我們什麼。文學不是那種「重要」的東西。

人們讀書是為了安慰，為了感動，人們讀書是為了想起那些優雅、美麗和愛，也想起痛苦和悲傷。

—取材自《界面文化》

【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