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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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優勢@香港革新論
//香港之所以抓住了中國的金融命脈,是因為我城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北京的不二之選。
首先,香港是全中國唯一現成(Well-established)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巿。過往,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優勢,當上大陸與國際貿易的門戶。隨著大陸經濟越趨開放,資本、人及貨物流動多了渠道,香港在某些行業(例如貨運業),的確不再是首選。然而,不少國際研究報告都指出,香港在金融業、人才、資訊傳播、資本流動等方面具備全球優勢,北京、上海等大陸城巿固然望塵莫及,甚至領先新加坡、東京等亞洲國際城巿(表三)。明顯地,這些優勢都建基於香港的「在地核心價值」(例如法治、自由、透明),而由此而建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絕非任何一個大陸城巿可以輕易追上。
此外,香港擁有特殊的「離岸金融中心」優勢。百多年來,香港對北京的戰略作用,在於我城「既連接中國大陸、卻與中國大陸區隔」的離岸城邦地位,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為中共政權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包括在中共建政初年輸入外匯、物資及技術、在改革開放初期引入外資等等。在金融業方面,由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獨立的金融體系和貨幣制度,北京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中國大陸的金融和貨幣改革;另一方面港陸區隔又可發揮防火牆作用,令北京毋需擔心一旦改革失控會衝擊中國內部。北京之所以選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背後正是由於香港擁有這個「其他國際城巿(包括內地城巿)所不具備的比較優勢」。這種建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離岸金融中心」地位,是上海、深圳等大陸城巿所無法取得的優勢。//
【#香港革新論文章】
捍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捍衛香港
── 剖析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
/ 易汶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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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近年,建制中人常常重覆一種論調:中國大國崛起,國內生產總值(GDP)位居全球第二,超越美國成為首強指日可待,香港經濟則風光不再,沒有CEPA、自遊行等宗主國的「經濟大禮」,連生存都成問題。
中央政策組的全職顧問王卓祺去年就撰文,指香港的GDP佔大陸的比例不斷縮小,由1997年的18.62%,大跌至2013年的2.97%1。他寄語港人,香港GDP微不足道,沒有跟北京討價還價的實力;要加強實力,就要拚經濟,拚經濟就要尊重一國,加強兩地合作。今年4月,前特首董建華也持相同論調,指香港GDP僅佔中國大陸約3%,港人應思考對北京來說,香港到底還有何存在意義2。
這些論調,如果不是刻意製造「經濟依賴」(Economic dependence)的新殖民論述,也是禁不起嚴格分析論證的意見。正如《經濟學人》所評論3,只憑GDP就衡量一地之實力,是簡化了現實;因為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並不完全在GDP數字中反映出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明證。
【港陸經濟互相依存,港人無須妄自菲薄】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大陸進行金融活動的首選。不少國企民企的融資、借貸、上市、併購事務也在香港進行:
• 香港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境外直接投資(FDI)來源地,在2009至2014年,佔FDI總數都超過六成;2014年數額高達857.4億美元,佔總額的71.7%(表一)4。香港是中國大陸國企民企的離岸集資中心。截至2014年底,有876家中國大陸企業(包括H股、紅籌和民企)在香港上市,當中有84家是新上市。大陸企業市值佔150,776.2億港元,佔股本市場60%,較2013年底增加10.1%5。
• 香港是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及融資中心。香港銀行業的中國大陸相關貸款總額顯著,2014年第3季末有30,580億港元6,佔總資產的14.7%,約佔2013年十大銀行62,240億元總貸款的一半7,當中約14,240億港元流入國企,有5,670億港元流入民企。
• 大陸是香港的主要投資來源地,僅次於英屬處女島。截至2013年底,大陸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達33,416億港元,佔所有來源地約31.9%。大陸也佔該年流入的境外直接投資的第二名,達466億港元8。
• 在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漫長路途中,香港擔當無可代替的角色,例如推動「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及「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躍居世界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前者舒緩內地資金過剩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後者擴大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刺激境內的證券市場。去年和預計今年推出的滬港通和深港通,原意是加速陸港兩地資金流通,並促使國內改善監管制度及公司治理。
大陸與香港的經濟金融活動已密不可分,兩地互相依存。說香港一面倒依賴北京的人,是故意貶低香港地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三月人大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說得中肯,指北京繼續發揮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獨特作用,使香港、內地在交流合作當中都更多受益,進一步深化經貿和文化交流9。香港抓住了中國的金融命脈,香港人實在毋須妄自菲薄。
表一:中國大陸的境外直接投資(FDI) 首十個來源地(2009 – 2014)
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億美元)
年份 香港 其餘地區 首十位總額 總額 香港比重
2014 857.4 268.5 1125.9 1195.6 71.7%
2013 783.02 312.26 1095.28 1175.86 66.6%
2012 712.89 308.22 1021.11 1117.16 63.8%
2011 770.11 292.64 1062.75 1160.11 66.4%
2010 674.74 281.11 955.85 1057.35 63.8%
2009 539.93 255 794.93 900.33 60.0%
註:對華投資資料包括這些國家/地區通過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薩摩亞、模里西斯和巴貝多等自由港對華投資。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10
表二:中國大陸企業在香港股巿的集資額(2009 – 2014)
大陸企業(H股公司、紅籌公司、大陸民營企業)
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及佔股本市場的比率
年份 數額(億港元) 比率(%)
2014 1951 86
2013 1543 91
2012 814 90
2011 953 37
2010 2244 50
2009 2056 83
註:2014年的集資金額為暫計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11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北京的不二之選】
香港之所以抓住了中國的金融命脈,是因為我城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北京的不二之選。
首先,香港是全中國唯一現成(Well-established)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巿。過往,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優勢,當上大陸與國際貿易的門戶12。隨著大陸經濟越趨開放,資本、人及貨物流動多了渠道,香港在某些行業(例如貨運業),的確不再是首選。13然而,不少國際研究報告都指出,香港在金融業、人才、資訊傳播、資本流動等方面具備全球優勢,北京、上海等大陸城巿固然望塵莫及,甚至領先新加坡、東京等亞洲國際城巿(表三)。明顯地,這些優勢都建基於香港的「在地核心價值」(例如法治、自由、透明),而由此而建成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絕非任何一個大陸城巿可以輕易追上。
表三:國際研究報告對香港優勢的評價14
智庫暨市場研究機構Z/Yen今年3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分析82個金融中心的特質(例如營商環境、稅制、金融巿場發展、基建、人力資本)及3,500多份專家問卷內容14。香港排名僅次於紐約及倫敦,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上海排名第十六,深圳則排名第二十二。
國際顧問公司A.T. Kearney去年發表「2014年全球城市指數」(Global City Index 2014),香港排名第五,領先北京(第八)、新加坡(第九)和上海(第十八),尤其在人力資本和資訊傳播方面遠遠領先中國其他城市。15
「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13年發表一份名為「聚焦2025:全球城市未來競爭力評比」(Hot Spots 2025: Benchmarking the Future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分析到2025年,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城巿中,紐約排名全球第一、倫敦第二、新加坡第三、香港第四;沒有一個大陸城巿排名進入前三十,上海排名第三十八、北京排名第四十九、深圳排名第六十九16。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發表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報告2014-2015」(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中,香港全球排名第7,中國大陸排名28,香港競爭力遙遙領先全國,在制度、基建、勞工巿場效率及金融巿場等方面更加站於全球領先地位。17
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去年四月公布2012年「聯繫指數」(Connectedness Index),統計並排列各經濟體跨境資源流動的程度18。研究顯示德國排名全球第一,香港排名第二,美國和新加坡分別排第三及第四,中國排名第二十五。報告指在香港進出的貨物額佔全球份額最多,服務業金額排第四,金融資本排第三。報告特別提到掌握資訊科技,大大促進各類資源流動及全球化。
此外,香港擁有特殊的「離岸金融中心」優勢。百多年來,香港對北京的戰略作用,在於我城「既連接中國大陸、卻與中國大陸區隔」的離岸城邦地位,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為中共政權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包括在中共建政初年輸入外匯、物資及技術、在改革開放初期引入外資等等19。在金融業方面,由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獨立的金融體系和貨幣制度,北京一方面可以利用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動中國大陸的金融和貨幣改革;另一方面港陸區隔又可發揮防火牆作用,令北京毋需擔心一旦改革失控會衝擊中國內部。北京之所以選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背後正是由於香港擁有這個「其他國際城巿(包括內地城巿)所不具備的比較優勢」20。這種建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離岸金融中心」地位,是上海、深圳等大陸城巿所無法取得的優勢21。
【鞏固金融業,鞏固一國兩制】
一直以來,金融業是高增值行業。2013年,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更是支柱產業中最高的,達140萬元22。金融服務業有助帶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不僅惠及業內直接僱用的23.17萬人23,更間接為法律、會計、資訊科技等相關行業創造就業機會。
維持金融業,除了能貢獻香港經濟,更有助促使北京恪守一國兩制和保留香港社會開放。香港金融發展局2013年的報告指出,香港因為一系列優勢,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包括實行普通法,司法獨立,監管制度健全,資金自由流動,匯聚金融業人才,交通運輸便捷等。因此,投資者有信心在香港投資及經營業務24。
縱使上海、北京等大陸城市想要成為金融中心,但在中國大陸的體制局限下,它們在可見將來都難以取代香港—外資對大陸法制欠缺信心,以及資訊不流通就是主要障礙;不少大陸資金也因為相信香港社會穩定,才會安心把資金放在香港。如果北京干預司法制度,收編媒體,限制資訊流通,結果就如《經濟學人》所評估,反過來破壞香港,摧毀國際金融中心,最終只會損害大陸企業和資本利益,北京也要付出沉重代價25。
只要香港應乘著優勢,進一步鞏固及擴大金融產業,將是增加香港博弈籌碼的重要手段。其中一個的可行方向,是發展資產管理業,成為亞洲區內中心。
【擴展金融業,以資產管理業為例】
資產管理業從業員薪酬及平均增加價值高。在2011年,人均年薪170萬元,位處其他行業的前列。每名從業員平均增加價值約為215萬元,遠高於整個金融服務業,以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和旅遊服務26。這行業又可促進法律、經紀、託管及銀行等服務行業。
截至2013年底,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總值達20,520億美元,按年增長27.2%(表四)。2012年,以管理的資產總額計算,香港該年在亞洲排名第一。有些香港的資產不是來自香港,而是來自其他地方,有些則不是在香港投資,但同樣由香港的從業員和銀行提供服務。
表四: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總值(2005 – 2013)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億美元)
資產管理業務 其他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2013 14640 5880 20520
2012 10640 5600 16240
2011 7420 4220 11640
2010 8800 4180 12980
2009 7510 3460 10970
2008 4780 2770 7550
2007 8350 4000 12350
2006 5320 2600 7920
2005 4180 1660 5840
資料來源: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27及金融發展局28
2013年,在香港管理並來自QDII的內地資產總值達1,120億港元,按年增長40%。這些資產有61%投資於亞太地區29。此外,內地富裕人士的數目持續增長,部分希望借助香港這個跳板,前往外地投資或移民,資產就轉移至香港或海外這些較安全穩定的地方,不用擔心資產隨時被凍結沒收,期間需要交託專業人士管理。這些是香港近年資產管理行業需求上升的一些原因。
新加坡也在建立資產管理中心。儘管新加坡和開曼群島的資產管理公司的利得稅較香港的低,新加坡容許基金擁有私人公司而香港不容許,但香港的基金仍有相當金額。文首提及的健全經濟及法律體制,資金可以安全留在國外,是部份原因。香港證券市場活躍,投資產品容易買賣,而且有其他地方取代不了的人脈關係,是另外一些原因。
香港政府近來致力吸引和留住基金,現時沒有股息稅和資產增值稅。就資產管理來說,離岸基金所得的利潤,均可獲豁免繳付利得稅。今年起香港全面寬免交易所買賣基金(ETF)轉讓的印花稅。立法會將會審議把稅務豁免的範圍擴大至離岸私募基金。證監會正草擬法例,制訂香港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的法律及監管框架。
當然,擔當國際金融中心並非有利無弊。金融中心的代價,例如貧富不均,精英主義心態,或者吸走科學及工程人才,窒礙其他行業成長30。同時間,一些會傷害國際金融中心的政策,例如大幅調高稅收,資本管制,或者匯率自由浮動,則未能實施。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介入以社會經濟政策補償,例如一、把金融業人士和公司的巨額利潤,適當地透過稅收轉為社會保障;二、推廣社會公益的投資產品,例如替代能源互惠基金,或者「社會影響投資」(Social impact investment);三、提供地方和資助給民眾,容許他們創業和小本經營。
【守護我城,金融從業員有種責任】
《基本法》保持香港自由港、經濟金融市場開放和維持資金流動自由的地位。第109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即是說,要金融業發展,必須有其他制度保障,包括成熟健全的法制、司法獨立、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等。一直以來,大陸和外地的資金信賴香港,投放資金於香港。中國由改革開放至外匯改革,香港有重要的招商引資角色。今天人民幣尚未自由兌換,香港是資金進出的理想門戶,從中生產更多相關金融產品,以及有能力發展成為資產管理中心。
一切都需要金融界出手捍衛,發揮金融及法制優勢,打好香港保衛戰。革新保港,除了以「在地抗爭」抵抗「政治操控」之外,還要抓住金融優勢、抓住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才能倍增港陸博弈的籌碼。
守護我城,金融從業員有種責任;這種責任,實非金錢數字能完全衡量。
1 王卓祺:〈香港大勢已去嗎?—香港內地的不對稱融合〉,《明報》,2014年8月20日。
2 〈董建華指泛民「賭一舖」憂損中港互信〉,《蘋果日報》,2015年4月29日。
3 R. S., Why Hong Kong remains vital to China’s economy.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ec…/2014/09/economist-explains-22. (2014, September 30)
4 全國利用外資情況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v/
5 〈2014年市場統計數據〉,香港交易所,2015年1月8日。https://www.hkex.com.hk/…/h…/2015/Documents/150108news_c.pdf
6 〈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香港金融管理局,2014年12月。http://www.hkma.gov.hk/…/quarterly-bulletin/qb201412/ra1.pdf
7 KPMG, Hong Kong Banking Survey 2014. Hong Kong: Author. Retrieved from http://www.kpmg.com/…/Hong-Kong-Banking-Survey-2014-201407.… (2014).
8 〈國際收支平衡〉,政府統計處,2014年。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260_tc.jsp…
9 〈李克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中國政府的基本國策〉,《中國人大網》,2015年3月15日。http://www.npc.gov.cn/…/xinw…/2015-03/15/content_1930000.htm
10 全國利用外資情況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v/
11 〈市場統計數據〉(2009至2014年),香港交易所,2015年1月8日。https://www.hkex.com.hk/…/h…/2015/Documents/150108news_c.pdf
12 曾澍基,〈香港經濟第一元的發展策略〉,2003年3月。http://www.1970splus50.com/HKFSD/Ch4.pdf
13 本港港口運量近年被上海、新加坡和深圳趕上,在2013年只排第四。見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rts and Harbors. (2014). World Container Traffic Data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www.iaphworldports.org/LinkClick.aspx…
14 The Z/Yen Group,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longfinance.net/images/GFCI17_23March2015.pdf. (2015)
15 A.T. Kearney, 2014 Global Cities Index and Emerging Cities Outlook. Retrieved from http://www.atkearney.com/…/3628fd7d-70be-41bf-99d6-4c8eaf98…. (2015)
16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3).Hot Spots 2025 Benchmarking the future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citigroup.com/…/citiforcit…/pdfs/hotspots2025.pdf
17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3.weforum.org/…/WEF_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_2…
18 Manyika, J., Bughin, J., Lund, S., Nottebohm, O., Poulter, D., Jauch, S., & Ramaswamy, S. (2014). Global flows in a digital age: How trade, finance, people, and data connect the world econom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ckinsey.com/…/Global_flows_in_a_digital_age_Ful…
19 孔誥烽:〈龍獅旗下的臨界點〉,收錄在孔誥烽:《少年香港》(香港:圓桌精英,2014)。
20 張宏任:《人民幣國際化與香港未來》(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2),頁21。
21 香港的「離岸金融中心」優勢,除了可成為北京推動金融改革的最佳場地,也必然是大陸權貴最理想的資產集散地。全球金融誠信機構(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研究就指出,2003至2012年間中國大陸非法外流的資金估計合共高達12,524億美元,而香港相信是大陸權貴洗黑錢、漂白資金及轉移資產的主要場地。《文匯報》2013年2月刊登專題報導,引述復旦大學中國反洗錢研究中心秘書長嚴立新指,中國大陸經香港洗錢的資金規模,相信至少達到每年2000億港元,方式主要有六種,即現金挾帶走私、地下錢莊、國際貿易、投資、使用空殼公司和銀行賬戶、賭博乃至巨額信用卡消費。見:Kar, Dev & Spanjers, Joseph. (2014). Illicit Financial Flow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3-2012.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Washington, DC. Retrieved from http://www.gfintegrity.org/…/Illicit-Financial-Flows-from-D…。〈內地每年借道香港洗錢2000億〉,《文匯報》,2013年2月28日。
22 〈財政預算案演辭〉,2014年。http://www.info.gov.hk/…/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281.htm。
23 〈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及其他選定行業〉,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71504FA2015XXXXB0100.pdf
24 香港金融發展局,〈鞏固香港作為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2013年)。http://www.fsdc.org.hk/sites/default/files/(REV) Strengthening Hong Kong As Leading(Chinese).pdf
25 R. S., Why Hong Kong remains vital to China's economy.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ec…/2014/09/economist-explains-22. (2014, September 30)
26 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香港的資產管理業〉,2013年10月。
27 27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基金管理業務在2013年持續增長〉,2014年7月8日。http://www.sfc.hk/…/gat…/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
28 香港金融發展局:〈香港:中國的全球金融中心〉,2013年11月。http://www.fsdc.org.hk/…/Pitchbook%20Brochure%28TC%29%28Fin…
29 貿易發展局,〈香港基金管理業概況〉,2014年。
30 Davies, Howard, Does London's financial centre boost or harm the UK economy? The Guardian (2014, Februar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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