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遊覽過赤柱很多次,但這個地方我只曾到過兩次;每次都很有感覺,而且很有紀念性。
【我家】赤柱軍人墳場
在75年前的八月,香港正正式式由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歲月中脫離,不再需要受到生命的威脅和傷害,亦都是有過這樣的一段歲月,令到前人明白和平從來都是來之不易。在這個曾經被戰火籠罩的月份,古蹟古鄉會帶大家走訪赤柱軍人墳場,向這些曾經以血肉之軀保護香港的軍人致敬。
曾經關閉的墳場,因一個「催淚」的原因重開。
赤柱軍人墳場位處黃麻角道一座小山丘之上,始建於1840年代,是香港最早期的墳場之一。19世紀的赤柱與現時極為不同,當時的赤柱是港島人口最多的地方,同時都是行政中心,但不少外國人都未能適應香港濕熱的氣候,死於熱症的駐港英軍及其家屬就被安葬到這個墳場。墳場曾經在1866年起長時間關閉,其後的數十年並沒有任何的下葬和立墓,直到1942年才重開,當中的原因相當催淚。
1942年正是日軍侵佔香港的年份,日軍曾與守軍在港島一帶,特別是赤柱展開連場激戰,更在聖士提反書院進行大屠殺。由於屍體過多,當時不得不重新開放赤柱軍人墳場,安葬691名死難者,包括有467名陸軍、37名海軍、3名空軍、23名商船隊隊員、39名英軍服務團團員、100名平民,及22名身分不明的死難者。
八角形石座上的十字架碑
設於墳場的正門,正面鑲有一把銅劍,豎立於一個八角形的石座上。
「1941:1945」紀念碑
為英僑聖喬治.聖帕特里克.聖安德魯及聖大衛協會以悼念於1941至1945年期間為香港捐軀的戰士所立。
設於墳場的正門,正面鑲有一把銅劍,豎立於一個八角形的石座上。
「1941:1945」紀念碑
為英僑聖喬治.聖帕特里克.聖安德魯及聖大衛協會以悼念於1941至1945年期間為香港捐軀的戰士所立。
刻有《聖經》經文的紀念石碑
紀念石碑分成四座,銘刻了於一戰940名及於二戰中約1,500名逝去的軍人,又包括在此墳場葬下691名戰爭死難者的名字,其中一座刻有《聖經》經文「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
聖士提反書院 大屠殺
在二戰日軍侵略的過程中,港島一帶是戰事最激烈的戰場,其中在戰事的尾聲就在赤柱發生過一宗大屠殺事件。早在1903年成立的聖士提反書院,在戰爭發生期間就被用作軍用醫院,並且門前亦有清晰的紅十字符號,理應不會受到攻擊。然而在1941年12月21日,日軍為報復英軍的激烈抵抗,就到達書院殺害傷兵、教職員以及學生,更有部分傷者被肢解,甚至更有護士被強姦殺害,畫面相當慘烈。部分喪生的教職員和學生,事後就被送到赤柱軍人墳場安葬,是次的大屠殺事件亦在戰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被提及和指證。
#歷史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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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港德裔攝影師 Michael Wolf 逝世(1954-2019)
謝謝你用鏡頭拍下香港的擠迫窄巷高樓、佔領區裏不放棄的面貌,與對這個地方的愛。
//「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李寶瑜——生活達人Michael Wolf﹕香港魅影 高密度情意結】https://bit.ly/2UWTyiO
【明報專訊】「你幾歲?你住在哪裏?你和父母同住嗎?你覺得和父母同住很好嗎?能夠獨立嗎?外面租金怎麼樣?既然不好,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反抗呢?對,反抗過後好像也沒有用,但幾十小時的絕食是不夠的……」
才走進德國名攝影師Michael Wolf的攝影室,未訪問前,他便搶先一步,一板一眼地問記者,他說這是他的開場白。
幾乎每個他遇見的香港人,不管樓下的看更,還是對面公司的搬運工人,或者後巷的清潔大嬸,他都會問一遍同樣的問題。
訪問前他剛看到一篇報道,現在全球大約有八十人,正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止是香港的事,還是全世界的事,不過卻在香港特別明顯。
一個人的際遇,和一個社會的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至今日,香港人,不斷被租金樓價追擊、生活質素下降、鄰里關係被摧毁,生活在這個世代這個城市,誰還能獨善其身?
精神上的家
有一輯攝影作品,名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高密度建築),你會看到一幢幢密不透風的大廈或屋邨,這是香港可悲的特色,本地人看了無奈,外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拍攝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這輯作品瞬即廣為人知。
今天社會上,有人呼籲年輕人移民或者到外國闖闖,可是Michael卻偏偏離開德國,帶着相機,來到這座彈丸小城。「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初來甫到,他說他馬上愛上這個高度密集的都市,各個地方三十分鐘便能到達,極為便利。另一個優點是,鄰近中國,Michael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神秘黑洞,等待人們探究。在一九九四至二○○三年之間,他以香港為基礎,每年平均花上半年時間遊歷中國,替德國雜誌stern探討內地的歷史文化、工人生活和政治環境等等。那麼,為何不直接在內地居住?他說得很理所當然﹕「那包括了很多原因,在中國生活還是會有限制,例如審查制度、被人監控,而香港卻是極度自由、開放和容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裏找到我精神上的家。」在香港的第一年,他帶着德國女友住進尖沙嘴的一幢唐樓,四百呎居所在第五層,每天上上落落爬樓梯不下十次,過着香港老百姓的生活,但他樂此不疲,還熱中了解勞動階層的生活。
第一個攝影計劃
Michael說,九十年代,是攝影記者的黃金時代,當時為德國雜誌stern工作,可以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一個題目,資金預算毫無限制,記者和攝影記者可以周遊列國深入發掘題材。但自二○○一年九一一發生、金融風暴接連而來之後,雜誌的工作待遇大不如前,準備時間大幅縮減至兩星期,他不再滿足於這樣的工作模式,○一年開始,他開展自己的攝影計劃。早年遊歷內地,他留意到街上的椅子,「他們從來不丟棄物件,椅子壞了,便自己修理,這種美學實在很與別不同。他們不介意物件的外形,只要能用就可以,於是修修補補,令這些椅子變得獨特,也同時表述了中國」。照片結集成他第一輯作品Sitting in China,Michael還將蒐集回來的椅子放在藝術館裏,加上燈光映照,成為最真樸的生活藝術。面對中國,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卻也因為這樣,令他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中國,不像在歐洲,即使現在,每天都有新事情發生,太瘋狂了,太令人驚奇」。
獨有角樓、幽默地拖
對於香港,Michael說早已覺得自己變成局內人,但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卻成為他渴望探討的東西。他說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刻感到沉悶過,所以他喜歡四處逛街,就算要去灣仔電腦城,他都會提早幾個地鐵站下車,走進橫街窄巷一探究竟。
於是漸漸地,他的作品特質,發掘出香港獨有而被人忽略的一面,像Hong Kong Corner Houses,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帶的街頭街尾,他發現設計奇特的「角樓」,屋形彎曲,順着街道而建,這些建築師或者籍籍無名,但卻令他覺得鬼匠神工。再由建築而至生活細節,陰暗潮濕後巷的地拖、膠手套、椅子,成為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地拖放在那裏,只是為了晾乾,但卻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效果,在巴黎你不會看到有人把地拖放在街上」。又或者用衣架晾着粉紅色的膠手套,無意間造就了錯落有致的感覺,他的鏡頭為平實的物件添上藝術角度和幽默感。他更關心人們的生活條件,為香港人抱不平,「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的收入,但你付出多於一半的薪金來付租金,你已經所餘不多。至於歐洲,勞動階層的中位數收入也不是很高,如果你在書店工作,你可能有約二萬二千港元收入,要應付很多稅收,但租金卻只佔薪金的三分一,還有很多福利,社會有一個更大的安全網。如果你長期失業,還能得到八至九千港元一個月的政府援助,這當然也很受爭議,很明顯香港政府也不想效法,也因此歐洲經濟下滑,太多福利了,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平衡。但歐洲有更多空閒時間,每周三十五小時工時,法國人更被取笑﹕『法國人有假期,而他們有時用工作來填補一下時間。』生活質素真的很重要,當一個人在臨死邊緣,你問他最後悔什麼,他不會說他不夠努力工作,而是會說想念自己的孩子,應該花多些時間陪他。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衡。」
徙置居民真面目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直至二○○六年,已經在香港住了十二個年頭,在和朋友籌備拍攝一本公公婆婆的家常食譜《老爹媽思廚》時,他得以接觸四十多名香港老人。加上當時石硤尾的舊徙置大廈被下令清拆,最早在一九五四年落成的徙置大廈將要移平重建,眾多老人和家庭要搬離居住多年的地方。為了記錄快將變遷的空間和人物,他邀請社工和他一起走訪了二百多家住戶,拍攝成《100×100》系列,一百個家庭在一百呎單位裏的生活實况。在拍攝時,他沒有擺佈過居民的生活場景,沒有居民因此換過一件體面衣服或收拾一下房子,Michael拍下了他們真實生活的瞬間,他請居民在面對鏡頭時令自己腦袋空白,不需要表達情緒,「我不會只專注於一個人,我更在意人與物的關係,他的處境、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代表着一種類型」。他拜訪每一個家庭,都會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居住時間等,問及喜歡這公屋的什麼東西,居民無人不說﹕喜歡這裏的鄰里關係。但公屋拆了,人離去了,只剩下鮮活的照片和記憶。
四年人事幾番新
初到香港,Michael住過幾年尖沙嘴唐樓,一九九七年他和女友成家有了兒子之後,決定要有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空間,於是搬進西貢。在九七至○八年間,他們定居新界,西貢、南圍、清水灣,由移居香港至今已經搬遷五次。但到了○八年,太太受不住香港的空氣污染而患上哮喘,決定和兒子搬到巴黎,但Michael知道那座浪漫城市並不能激發他拍攝的意欲。於是,他決定和家人分隔兩地,回到香港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他想靠近市中心,搬到上環普慶坊的高層單位,○八年那時那裏還有醬油店、印刷公司,租金才一萬五千元,但兩年之內,租金漲成五六萬元,幾乎所有人都搬走了,鄰里關係全數改變,他從沒見過這樣急速的轉變。其他城市可能需時十年才改變得了的街道人貌,香港只需四年,轉變的原因正正是租金飈升。「在歐洲,租金升幅只可根據物價指數上升,可能每年只有0.2%上幅,包括巴黎。但在這裏,租金可以隨時兩倍三倍急升,其實應該要有租金限制,但香港政府必定會說不應干預自由市場,即是讓貧富懸殊加劇。」二○一三年,Michael在柴灣工廈租下自己的攝影室,可是上一次租約,又加了30%。香港人永遠被租金和樓價狙擊,對於加租的壓力,Michael感同身受,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特色小店生存不久、藝術文化也難以長期立足,他恨鐵不成鋼﹕「香港人只懂接受!」二十一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香港人受租金和空間折磨的問題。
盼待年輕人建構香港
唯有一種轉變,令他喜出望外,「九十年代那時的年輕人,不會過問香港將會如何」,但現今的年輕人,開始有本土意識。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去佔領區,拍下所見所聞,「誰會敢放電話在街尾充電,而不怕被人偷?香港人就是這麼誠實。」七十五日的佔領,「是前所未見,也不會再有」,因為需要再有另一種形式,他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權,只有「永不放棄!」為記錄香港的面貌,他正陸續推出一系列九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如Hong Kong Trilogy、Hong Kong 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其中一本,會整合他這些年在香港拍攝到的雨傘,以及一位香港攝影師的雨傘運動作品,結集成書,作為紀念也作為激勵。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MichaelWolf #攝影 #明報 #明報即時新聞 #星期日生活 #生活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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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如何面對2047問題
近日香港社運終有點偃旗息鼓的迹象,整個社會都非常疲倦,真的需要休息了!林鄭犯下彌天大錯,但明顯因中央仍未批准辭職而被迫做下去。她開始嘗試派糖,建立所謂對話平台,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中,必有更多紓緩民生問題的措施。如能改善民生,尤其房屋(需時甚長),當然是好事,但抱歉,對解決今次社運的核心政治問題,幫助甚微。
香港是個1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歷史遺留下來的畸胎,亦正因如此,香港才這麼獨特、迷人,和具有價值。但既然DNA是畸形的,怎可能成長為一個完全「正常」的社會(當然沒有絕對定義) ?
上周已敍述過1980年代初的故事,香港開始擔心九七問題,出現移民潮,社會和金融市場漸趨不穩定,港元兌美元滙率由5.6跌至9.6,後來推出聯繫滙率,才穩定下來。政制方面,更需等到鄧小平先生推出「一國兩制」,得到50年不變的承諾,香港人才放心,更開始大量投資到內地,建設祖國。所以我認為「一國兩制」,其實是為九七前,而並非九七後所設計的。回歸後第二天,即碰到亞洲金融風暴,衰足6年,到SARS後才開始復蘇,即使不是「一國兩制」的錯,但最少可說「腳頭」非常差。
兩個權宜之計 深種不穩禍根
上周也提過聯繫滙率和「一國兩制」,這兩個權宜之計,雖有效穩定上世紀80年代香港人的信心,但亦留下一大堆嚴重的後遺症,亦是現在香港再趨不穩定的禍根:
(1) 聯繫滙率有助穩定投資者信心,非常適合香港的開放式經濟,更對中國吸收外資非常有幫助。但由於過去35年,大部分時間中國的增長率和通脹都遠高於美國,而香港經濟跟內地的經濟愈來愈密切,本需要較高息口來壓抑通脹和更重要的地產泡沫,但在聯繫滙率機制下,貨幣政策早已「外判」給了美聯儲,息口從上世紀80年代初的15厘以上,跌至GFC(環球金融危機)後的零利率,再加3輪QE。結果就是全球最昂貴的樓價,和最不合人道的人均生活面積。
(2) 「一國兩制」的2047時限問題。自回歸後,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羞恥地搶來的所謂borrowed place,但竟然奇怪地竟仍活在非常有限的borrowed time。即使當年英國租新界,年期都有99年,但「一國兩制」竟然只有50年,即僅現在香港人均壽命的60%左右,對現在才十來歲的年青人來看,怎可以不擔心?過短的時限設計,是個極奇怪和嚴重的漏洞,即使深圳作為一個經濟特區,都沒有限期,為何已變回中國永遠屬土的香港,仍需再次面對此「租約期滿」問題?
(3) 《基本法》奇怪地也似乎故意留下多處憲法上的重要空白,包括23條,和更重要,如何達到普選的方法?為何當年不索性訂下一套完善的選舉法,或最少說清楚一條路線圖和時間表?在任何地方,從來修憲都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美國無法修憲控制槍械,就是個好例子。理論上,設計雙普選並非修憲,仍留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內,但實際上只是完成廿多年前,仍未完成的立憲工作。
貨幣貶值戰 聯匯將成犧牲
解釋完憲制問題的歷史根由,再探討一下未來吧。
我對聯繫滙率的觀點,大家都應該清楚。知道它的壞處,在適當時間可以檢討,但在危急時刻,絕不可碰。聯繫滙率,簡直是穩定香港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尤其在連法治都已嚴重受損的今天。
我從來不擔心Kyle Bass之類的三流外國勢力來衝擊聯繫滙率,即使索羅斯(一流)也不怕。我最怕的是人民幣的半主動/半被動貶值,如真的只是一次性微調還好,但如不幸成為長期政策,真的以貶值來打愈來愈全球化的貨幣戰,我就非常擔心聯繫滙率將成為這場戰役的犧牲品。這不會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決定,必將是綜合經濟、外交和內政考慮的複雜決定,包括為何繼續支持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和內地人對香港的看法。
如果你認同現在香港的情况有點類似上世紀80年代初,面對九七問題,人心惶惶,動盪要等到出了「一國兩制」計劃才可平復下來。那麼是否現在的社會動盪,即使短期稍為平息,但除非2047的期限問題,得到明確解答,長期不安仍無法解除,社會動盪的頻率和幅度,必將隨着時間而加密和加劇?
大家可能有點猶豫,現在距離2047年仍尚有28年,比上世紀80年代初相對1997的時間點為早,是否太早杞人憂天?今次危機的導火線當然是反修例,因元朗事件而變為反警察暴力。但歸根究柢,最重要訴求就是真普選,亦認為有了真普選,才能保障其他權利。
但試想一下,如未能解決2047年這個期限問題,即使在3年後的下一屆特首選舉前,爭取到某形式的普選,有多大意義?還記得1997年前,英治年代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彭定康取消功能組別,全部議席變為直選,遭中方指摘為故意搞局,結果「直通車」通不了,回歸後,馬上解散立法會,需要重新再舉行選舉,連功能組別制度都起死回生,一直沿用至今。我仍然主張先重啟普選立法會的討論,因為明年已到選舉,亦應較少爭議性,但或需要修改831框架。
所以即使能夠落實任何形式的普選制度,但如沒有能夠成功穿越2047年的擔保,結果也是徒然。如得到的只是短暫限於2047年前的普選制度,之後徹底取消一國兩制,更必令人失望和不滿。
所以這個看似仍有點遙遠的2047問題,最好能在不久將來內得到解決。如未能做到,恐怕社會動盪,不會完全平息,甚至愈來愈差。
3條出路 港獨危險難行
香港大概有3條政制出路,但機會並非均等。
(1) 不忌諱,少數極端分子其實是在追求「港獨」,成功機會絕對是零,亦當然極度危險。撇開民族大義,連食物和水源等實際問題都不講,只用兩段英治年代歷史來證明此舉的危險和不可行性。
1941年10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英國首相邱吉爾,雖很早在內閣會議上已承認軍事上,香港是無法抵禦日本侵略,但仍殘忍地增派兩營加拿大兵來港,近2000人。結果到了12月8日,即偷襲珍珠港的翌日,日軍果然從深圳發動攻勢南下,不到兩日已佔領新界九龍,但港島仍堅守至聖誕節才投降。聽過不少長輩講這場慘烈港島防衛戰的故事,缺食水和糧食,更遭不停炮轟。英勇的加拿大軍死傷慘重,近300名戰死,其後再有200多名死在集中營,他們都葬在赤柱軍人墳場。
第二個例證是1980年代初的中英談判,英方從未認真考慮過保留從《南京條約》得來應為永久割讓的香港島,和經《北京條約》得到的界限街以南九龍半島,因為他們知道香港仍是個無法防禦的地方。從1949年起,新中國早已否定清廷簽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但實際上仍尊重英國在香港的管治權。結果是等到了1997年新界租約期滿時,就收回整個香港。
有少數人更妙想天開,希望美國插手香港。但可以告訴大家,表面上不少美國政客針對中國,但私底下,我接觸過的美國高官和政客當中,不少都和中國有不錯關係,甚至金錢來往。
隨便舉兩個例子,昨天說美國應跟香港人站在一起,對抗北京的參議院共和黨大多數領袖Mitch McConnell,他是靠老婆運輸部長趙小蘭發達的,大量選舉經費亦來自老婆外家。早前,《紐約時報》曾作深入調查報道,披露趙小蘭爸爸,船運大亨趙錫成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中國的銀行,業務亦以中國為主,他更是某前領導人的同窗兼好友。 美國前副總統Joe Biden,他兒子的私募基金,從2013年至今已接受了超過15億美元的中國資金。
我更求神拜佛,特朗普千萬不可插手香港。兩星期前,他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理Imran Khan時,隨口說他願意充當巴基斯坦跟印度在Kashmir(克什米爾)邊境問題上的調停人。印度總理Modi認為此舉為干預內政,即時取消整個Kashmir實行了70年的一國兩制(Article 370),拘留所有政府高官,執行軍事戒嚴。同樣,如特朗普干預香港事務,只會令到情况更差,主權遠比貿易重要。
(2) 有些人希望大致上不變形,不走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可獲得續約,因為2047年的時限實在太短。當年鄧小平也口頭上答應過如有需要,可給予更多時間,但可惜沒有寫下來。在現今情况,我認為以同樣條件來「續約」的可能性不太大,且機會肯定因近月事件而降低不少。
首先既然香港已回歸22年,竟仍可活在borrowed time之下已相當奇怪,為何中央會讓這歷史遺留下來的畸形情况再延續下去。有朋友妙想天開,問有沒有可能,香港人以交稅來交換「續約」?中央絕不缺錢,根本不可能動之以財。且看丹麥,也絕不會考慮特朗普神經的Greenland(格陵蘭)收購建議!
除非香港能證明繼續實行「一國兩制」,對祖國和香港,都是個無可替代的雙贏局面。要不然,為何會答應?但這是個雞蛋和雞的問題,如2047的期限問題沒法解決,香港就很難平靜下來,而愈動盪的香港,就愈對誰都沒有價值。
當年香港前途談判上,英國出賣了香港人,既不賦予居英權,談判團中亦沒有香港人(彭定康不算),但最少是一次對等,兩個主權國的談判。但如現在香港真的想跟中央談2047年的問題,由誰來充當香港代表呢?特首和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委任的。正如我上周指出,香港沒有共產黨支部,整個體制內,香港都沒有代表,更遑論中央最高層,與上海在每屆常委都必有代表的情况,截然不同。香港最多只有一些政協和人大代表,主要功能都只是諮詢。
(3) 除非中央另作闡述,法理上,到2047年7月1日,《基本法》到期,將變為一國一制。當然大灣區發展,除幫助發展區內經濟外,似乎也有為此作出準備的意思。硬件上問題不大,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都通車了。本來的4+9,近日的深圳先行示範區等計劃都已出台,作好幾手準備。也歡迎港人搬到大灣區,未來應可享受到與內地人一樣的待遇。
移民潮再現 北京將鼓勵新移民
在這次重大社運後,亦必有大量香港人選擇移民,近日美、加和澳洲等地移民政策已收緊,所以連馬來西亞、台灣、葡萄牙和希臘都變為熱門點。估計中央反將加速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彌補人口的流失。
簡單研究一下香港的人口國籍結構。約150萬為大陸出生的新移民,外傭約有40萬(沒有居留權,不公平)。其他行業的外國人約20萬(住滿7年有永久居留,投票和參選權)。再加上估計約有100萬香港人擁有美、加、澳、英等其他國藉。即剩下來土生土長,沒有其他國籍的香港人,約430萬,佔740萬人口不到60%。到2047年,這比例可能將跌至40%或更低。
一國一制的最大問題是到了2047年,誰都不知道到時中國的一制是怎樣的一回事。會否大概和現在一樣,比現在更開放,還是比現在更收緊?
其實完全一國一制也不容易,我相信仍需要一些例外。簡單如交通,香港開車是右軚的,與內地相反。普通法下的公司法、合同法和破產法等,也與內地法律非常不同(內地仍未有個人破產法,可能快出台),要完全改變也不容易。 但這些都是在一國大前提下的小例外,不能算一國兩制。
從前偶然會去寧波旅港同鄉會食飯(臭豆腐超好味),但一直覺得它的名字很有意思。相信這個會的創辦人,初頭因戰亂而逃到香港,本以為小住三兩年,就可以回到家鄉。但想不到一眨眼,已「旅港」七十載。
香港是個華洋混集的國際大都會,生於大時代的動盪,成長於難民潮的血淚史, 孕育無數商界傳奇故事。大家都推崇備至的香港精神,其實也包含一點「旅港」的過客心態,未必是壞事。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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