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辦就辦最高水平的，印刷、紙張、設計、開本都要世界一流，還要有英文、國際發行，讓外國人也能看到。內人完全贊成我將夢想付諸實現⋯⋯” 《影像逆旅》於新浪品圖推出第一篇〈回到起跑點〉，細說《攝影家》雜誌創辦因緣、記述與法國友人合作及首發呂楠《被人遺忘的人》的經過。
【影像逆旅】回到起跑點
最近，一位晚輩替我於1992年創辦、總共出版了62期的中英文雙語雜誌《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策劃巡迴展。為了配合展覽，他很用心地看過每一期內容，想編一本精選集，但後來告訴我，實在是沒法選。因為每期都有獨立精神，每張照片之間都有關係，前後順序也都有道理；唯一的辦法就是照原來的重印，把廣告、英文抽掉，成為開本縮小的復刻版。十部合訂本，一年一本，將我辦雜誌的十年足跡，清楚完整地再現。
在展覽方面，他也有構想，把紙本影像變成展出作品，並將內容規劃為三個主題：初心、啟示、傳承。他認為，我做任何事都本着初發心的那份熱情與理想；我的工作啟示了很多人，使他們走上攝影之路；而我從台北藝術大學退休後，又開始在海峽兩岸開班授徒，一切都是為了傳承攝影的人文精神。
“架構很清楚，但還需要一個大主題，老師您有沒有什麼意見？”
接到他的微博私信，我煮了杯咖啡，靜靜回想這大半輩子的來時路。
從小我就愛觀察週遭，注意人家不注意的，對那些被冷落、低估或是遺忘的有意義的人和事物特別感興趣，也喜歡用自己的方式肯定他們的價值與意義；直到現在依舊如此。大家都在談論的、流行的，一點也吸引不了我，覺得不需要多一個湊熱鬧的人。會辦出版社，純粹是因為看到簡體字版的《中國攝影史》，希望它在台灣也被讀到；由於沒人要發行，只有自己成立出版社。會辦《攝影家》雜誌也是因為引進了一個攝影史上的大師經典作品展，沒有適當媒體可以好好介紹，乾脆自己辦雜誌。
整個因緣要話說當年。1991年4月，我受法國攝影博物館邀請，前往巴黎近郊展覽，特地把握機會，去南部土魯斯的水之堡攝影畫廊(Galerie du Chateau d'eau)參觀。當時正逢攝影發明150週年，全世界的重要展場莫不慶賀，水之堡也不例外，用它豐富的館藏組織了一個盛大的展覽。
我永遠記得，站在水之堡的紅磚牆前，看到自己在撰寫《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鋭》兩本書時，只能在印刷品上看到的影像，一幅幅原作都近在眼前，當下受到的衝擊真是無法形容，忍不住幻想，哪天這個展覽要是能讓台灣人也看到，該有多好啊！
當我跟滿頭銀髮、和藹可親的創辦人、館長尚·杜傑德(Jean Dieuzaide)依約見面時，他以外國人初見常用的招呼語為開場白：“我能為你做什麼？”
我衷心表示，是特地來向他致敬的。杜傑德是非常優秀的攝影家，所創辦的水之堡是全法國第一個攝影藝廊，從1974年起毫無間斷地策劃展覽，在1991年已累積舉辦了200多個展。水平之整齊，對各種不同風格的全面性照顧，都顯示了杜傑德對攝影理念的堅持，以及對展覽水平不妥協的態度。
我告訴他：“你不必為我做什麼，倒是你這些館藏品，若是有一天能在台灣展覽就好了！”聽我這麼說，他半信半疑，想考考我對世界攝影的瞭解程度：“你認為，台灣現在最需要展覽哪些攝影家的作品？”
透過內人的翻譯，我侃侃而談，說台灣經濟起飛，大家都在追求物質享受、求新求變、價值觀念混淆，這時更需要深具人文精神的紀實攝影來讓大家省思。如果有機緣，我會先選薩巴斯提奧·薩爾加多(Sabastiao Salgado)和克麗絲汀娜·嘉西亞·羅德洛(Christina Graciela Rodero)。一男、一女，前者是當紅的巴西攝影大師，後者是名氣還不大的西班牙攝影新秀。這個回答讓他眼睛發亮：“你有沒有空，我們到對面咖啡館去聊聊？”
相談甚歡，半個小時的約會延長為四夜五天，因為隔天他便帶著我們一起去位於西班牙邊界的佩皮尼昂(Perpignan)，參加第2屆的報導攝影節(Visa pour l'Image)。
經由杜傑德先生的引薦，我在那兒認識了一些國際上活躍的攝影組織負責人。那年夏天，內人與我應法國阿爾勒攝影節(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Photographie d'Arles)創辦人路西安·克拉格(Lucien Glergue)的邀請，去參加第22屆的開幕盛會，去之前先去到魯斯探望杜傑德，意外參加了他主辦的歐洲攝影歷史協會年會。
從法國回來不久，台灣的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前身)找我。原來，他們籌劃了許久的國際工藝展觸礁，但經費必須在期限內核銷，否則會被認為執行業務不力。負責人問我，能否在半年內舉辦一個全球攝影比賽，強調至少要有多少國家的參賽者、多少著名攝影機構的貴賓當評審。此外，還要有一個世界名家的攝影作品展。
我想，這一點也不難，只要把水之堡的展覽原封不動地借過來就可以了，不必費時費力地一一與各國攝影家打交道。攝影比賽也不難，只要在歐、美的好雜誌登比賽征件辦法，再找見過面的那些機構負責人來當評審就好了。一切都如同我所期望的那麼順利；那是台灣政府迄今辦過的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攝影活動；但也就辦了那麼一回。
攝影史上最好的影像要來了，可是，台灣的民眾知道嗎？傳播媒體的朋友們，最慷慨也只可能給一兩天的版面。展覽完了，總要留下一些東西啊！展覽有場刊，但影響有限，台灣又沒什麼好攝影雜誌可以介紹。我這輩子的攝影知識完全來自於雜誌、影集；這些作品正是最好的攝影雜誌內容，乾脆自己來辦一本！
要辦就要辦最高水平的，印刷、紙張、設計、開本都要世界一流，還要有英文、國際發行，讓外國人也能看到。內人完全贊成我將夢想付諸實現；不知天高地厚的兩人喜滋滋地商量，大不了把房子賣了，租間小屋住。
當我把水之堡的館藏作了精選，粗略編排後，發現都是西方人的作品，而且偏重紀實。當下決定，要把東方攝影家的創作也放進來，並照顧攝影的新發展、納入它的未來性。
當時數碼攝影剛起步，手法簡單粗糙、非常費工夫，而且是嚴肅攝影家不屑參與的。我剛出版了法國攝影家法蘭克·霍瓦(Frank Horvac)的《攝影大師對話錄》(entrevue)中文版，知道這位報導攝影大師突然碰起數碼攝影來，把拍過的影像用電腦拼貼，組成富幽默感、又有神話意味的畫面，讓不同時空的人物、景物組成奇妙的世界。那時後現代主義盛行，他管這些作品叫“後攝影”(post-photography)。
東方的攝影創作，簡單說，就是得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台灣部分簡單，我從優秀學生中找最用功的吳志華。大陸方面，就只有請在深圳辦《現代攝影》的李媚幫忙了。那時，連傳真機都還不普遍，我發了封快信給她，也很快就得到了答覆：“大陸能符合你要求的，只有呂楠。”由於題材忌諱，他的《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狀況》在大陸不能發表。
我在最短時間趕到深圳。當時那兒還是經濟實驗區，呂楠來不及辦邊防證，還花錢請人從蛇口帶他進去。我和呂楠在《現代攝影》辦公室附近的桂圓賓館房間裡，把床鋪當編輯桌，將他帶來的一落樣片攤開來，一張張地用放大鏡細看、討論，然後再到香港馮漢紀那兒把底片帶回台灣親自放大。
當第1期內容編好、攤在桌上時，我激動萬分，覺得這雜誌真是太好了！但同時我也非常擔心，因為第2期連個影子也沒！雜誌印好後，我請裝訂廠先用手工裝訂十本，當晚內人便帶著那些雜誌飛到巴黎找法蘭克·霍瓦幫忙邀稿。
我永遠記得，那天我還在辦公室幹活兒，接到內人的電話，心中的忐忑，就好像即將聽到雜誌未來的命運宣判。她是從巴黎機場的公用電話亭打來的，說法蘭克等不及，一見面就問雜誌在哪兒。人還沒出機場，就在咖啡座站着翻起來，邊看邊讚歎“Merveilleux，marvelous!(好極了，太棒了！)”
接下來的幾天，每一通越洋電話都讓我更加高興，因為內人見到了布列松及他的夫人瑪汀·法蘭克(Martine Franck)、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愛德華·布巴(Edward Boubat)、尚-路·西耶夫(Jean-Luc Sieff)。
總之，每位看到《攝影家》雜誌的人都非常喜歡。他們知道好雜誌生存困難，都願意支持我們、免費供稿。我感動又感激，以現在的感覺來說，就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書中的那句話太對了——“當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時，全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攝影家》雜誌是雙月刊，在慷慨的前輩與好友幫助之下，我一期接一期地辦了62期，直到皈依證嚴法師、投身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在無法將所有時間精力專注於辦雜誌後，這本刊物於2003年開始脫期、2004年停辦。
在那十年間，我介紹了許多大師的經典，也發現、肯定了更多攝影新秀的作品。多少國家、人物、故事從我的掌心流過，多少珍貴的友情、溫暖的回憶在我腦海蕩漾！一切努力與心血、一切付出與收穫，都化為一期期的雜誌，成為我的黃金歲月的見證。
創刊號有104頁圖片，在編排設計時，我將所有影像攤開來一一審視，毫不猶疑地選擇了華納·畢秀夫(Werner Bischof)的那張名作《吹笛少年》為封面。這位瑞士攝影家在拍完此景不久，便因吉普車墜落安第斯山谷而往生。這張傳世之作，還是馬格蘭圖片社的同仁從巴黎趕去料理後事，自相機中未拍完的底片衝出來的。
一個背着行囊的少年，跨着大步，喜悅地吹奏着心愛的笛子。我們這本新生的《攝影家》雜誌，也正在邁開她的第一步，雖不曉得前面的路平坦或坎坷，但我告訴自己，每一步都要踩着愉快的旋律，和着自己的心率，儘量走遠一點，再走遠一點。
如今我已過了耳順之年，回顧這四十多來年的生活與工作，覺得自己不只是在辦雜誌這件事上，在攝影創作、著作、教學、乃至於生活態度與生命哲學上，都離不開“發現、肯定”四字。
想到這裡，我拿起i-Pad，給那位晚輩發了私信：“展覽的大題目就定為《發現與肯定——阮義忠的攝影佈道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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