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上周《光华日报》给我的专访,我以文字的答复如下:
问:占中对大马社运的影响,会分裂,还是更激进?
答:这是一个还有待观察的问题,因为现阶段大马的社运比较保守,论述也不很前卫新颖。基本上号召群众出来“示威”也要说成事“集会”,尽量和警方配合,不挑战《和平集会法》,温和得很,根本无法对抗议对象构成威胁或对城市的运作造成局部瘫痪,以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如大马之前也有社运搞手学习占领华尔街运动,来个占领独立广场(occupy dataran),但作用不大。bersih的集会也是当天下午五点就自行宣布解散,没有留守,扎营过夜,持续抗争。所以,公民抗命,在大马还是没有人敢尝试。
问:大马社运活动往往被政党/政治骑劫?
答:这是一个很幼稚的现象,大马的社运“集会”,如果没有民联,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伊斯兰党的动员,根本就不成气候。如果单一NGO基于单一议题搞示威抗议,更多时候不是“示威”,而是“示弱”,因为人数太少。当然,某些NGO有政治洁癖,担心其活动被政治人物或政党“骑劫”,好比绿色盛会里面就有一些离异份子,在今年622关厂运动前夕不断兴风作浪,施压行动党每一站接待脚车队不能有火箭旗出现,担心行动党“骑劫”绿运。这些人其实严格说来不是社运份子,他们只是爱好脚踏车的朋友,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和黄德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斗争当前,为了团结,很多时候黄德也忍气吞声。我作为行动党人,我参与其盛,冷眼观察,无限唏嘘。换做是我,如果有理念相近的政治人物或政党肯为我的运动或诉求背书,或者出来挺我,我不会将之理解成是“骑劫”,用行动党青年议员邹宇晖的说法,是力量的“集结”,英文可以是solidarity,越多人来“集结”越好,而不是有政治洁癖,自我孤立。
问:在民主架构下,大马社运扮演角色,被执政党接纳?
答:大马的NGO,严格来说,有不少是亲建制派(国阵)的,他们搞的不是“运动”,是“活动”,这些NGO,是国阵维稳的社会工具,不是民主运动的臂膀。甚至连大专校园里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活动有拨款,领袖有勋衔,不温不火的社会评论有媒体应酬,根本就没有菱角,不挑战社会的既定权力架构,所以他们不能被称为社运,只能算是民间福利团体。当然,执政党最喜欢这种组织。
问:比较大马学生运动与香港学运份子的成熟度。
答:大马学运若和60年代比较,是每况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香港学运有优良的传统,比如这些发动罢课和公民抗命的学联(HKFS),成立于1958年,是由由香港八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以「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為綱,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学联70年代就参与保钓运动,原本是一个亲中亲共的团体,甚至有过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但是后来转为支持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尤其六四后,更是坚决地反对共产党的专政。今天,學聯同時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創會會員,以及民間人權陣線、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席、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亞洲學生協會及香港維護二次大戰史實聯席會議的會員。我接触过这些香港学联的领袖,他们的政治理念都很进步,从发动“公民抗命”,鼓吹“占中”,这些都是新左派思潮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而大马的“学生活动团体”,很多时候是巫统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外围,或是攀龙附凤的学生投机分子。真正有进步理念的大专青年,都不在主流。这和香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思想意识到社会抗争,香港学联比我们成熟很多。这或许是我们社会保守封闭、大专法令的钳制、学阀掌校等等,构成我们的学生运动十分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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