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y don’t know how much they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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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毅然決然離開中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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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了倫敦大學而來到台灣拿第二個政治學碩士的英國朋友J，筆挺西裝、藍眼金髮，年紀輕輕，其實已經在中國兩間大學教了八年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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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拎著啤酒，在傾盆大雨的台北街頭，從入夜聊到破曉時分，獨特的英倫腔調和精準的用字遣詞，表達著對中國的無奈、對台灣的熱愛，以及身為英國人對香港的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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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高中畢業的他，到了香港理工大學讀書，時值「回歸祖國」十週年大慶，滿街禮車禮砲，卻不見人民的歡欣鼓舞。
作為原殖民母國的公民，他的心情猶如女兒出嫁，對這座金碧輝煌的港都有著難以言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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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香港社會，仍介於身分認同的轉移與擺盪，2008年，香港人的「中國認同」來到最高峰，這壓抑了另一派追求本土的話語。
然而這種認同，是來自奧運、來自血脈，而不是對黨的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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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在軒尼詩道的街頭文宣，印有「我們的上一代為了逃避共產黨而來，請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重回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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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英國人是非常支持香港的。」他推了推眼鏡說道。
香港人也曾說過，「女皇讓我們成為東方明珠，共產黨卻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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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出在香港時拍攝的影片，當時我靠在教會前升旗台嗑著物資麵包，忽然所有群眾歡呼至少長達一分鐘有，抬頭一看，原來是一面英國國旗倏然升起飄揚，我正好拍到了以國旗為中心的視角，衝擊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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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台灣人，站在香港與英國之間，體會到這種矛盾幽微而複雜的殖民關係萌生的情感，在外在壓迫下更加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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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英國已經自己焦頭爛額到沒辦法處理香港的事了。武漢肺炎和脫歐，政府與人民其實氣力猶絲。」
很國際主義的他，語帶愧疚的說了不下數次的「我們對不起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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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黯然的淡藍色的瞳孔如湖水蕩起漣漪，讓我想到world on fire的英國外交部男主角，在二戰時想拯救被德軍輾壓的波蘭，但英國自古而來的帝國主義和光榮孤立後遺症態度，卻讓男主角因此被政府解僱，那種憤怒無奈與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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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地球一圈、穿越了世界歷史的古今中外，唯獨不能說的，是在同事之間比看誰把習近平語錄堆的比較高的辦公室裡、和總是有人在外監督的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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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傷心欲絕的一件事，是一個基督徒的女孩，在他的辦公室忍不住爆哭。
她從小到大把自己藏的很深，卻被大學朝夕相處的室友舉報她「有信仰」這件事，而受到盤查、同儕攻擊、政府威脅，走投無路情況下，冒險跟一個「應該是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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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為了女孩的人身安全，也只能狠心告訴她，不要為了信仰和強權抵抗，「上帝放在心裡就好。」「祂不會怪罪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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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非常和善的老師，深受學生和同事喜愛。
原本與他親近的維吾爾學生，卻在近年穆斯林被加強迫害、新疆開始建起集中營後，誠惶誠恐的和他刻意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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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中國政府而言，外國人就是不安定的危險份子，他們生於自由世界就是所背負的原罪。
當倍受監視的維吾爾人遇上精通國內外歷史的英國人，風險程度一觸即發。
維吾爾學生為了保護他、也為了自保，斷開與他任何形式的接觸，這是在這敵暗我明的獵巫場上，留給彼此最後的憐惜與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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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反送中衝突嚴厲之際，他在辦公室內，心懸著那片情感著落的港都和曾孕育他的校園，用VPN看著香港新聞直播，被暴政殘害的人民，和他熟悉的理工大學一天內被上千顆催淚彈活活凌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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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如刀割，卻必須時刻謹惕走過廊道的同事，是不是告密者、是不是愛國者，輕者隨時來罵上香港幾句，重者，他心知肚明，卻也不敢想像。
一點風吹草動，他就必須立刻將直播螢幕切換回被迫掛著黨徽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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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種種失望堆積潰堤後，他在今年底選擇來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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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不到兩個月的他，還在熟悉與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和現在。
我帶著他去銅鑼灣書店，林榮基一看到我又帶朋友來買書，用廣東話寒暄問候，這似乎是一種默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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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
送他了一張貼紙，告訴他這是廣東話的文字，「但我們都絕對配得上這張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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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畢，相視而笑，像在說”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me.”
歡迎來到自由民主又文化融匯的國度，在這裡的故事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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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小人物
#Carey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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