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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馬森：蔡英文的博士確實造假！

【下面這篇台灣知名作家馬森（今年86歲）與朋友澤寬的通信，是日本的台僑醫師朋友轉來。從網上可查到，馬森曾在台灣及世界多所大學任教，在蔡英文就讀倫敦政經學院期間，他正好在倫敦大學執教。當時政經學院隸屬於倫敦大學。馬森先生提供的這個第一手資訊，對鑑別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和學位真假具有很獨特的參考作用。】

蔡英文的博士確實造假！

澤寬：最近看到許多台灣的新聞報導和名嘴的評論，都集中在蔡英文博士學位造假的問題上。

根據目前被人揭露的證據，蔡英文確是在造假，欺騙國人，膽量也未免太大了！

我自己在倫敦大學執教，正好是1979到1987年，也就是覆蓋了蔡英文在倫大政經學院修學的1981到84年。

我在倫敦大學也指導過博士論文，因此對攻讀博士學位的程序知之甚詳。

我還從未聽說過有人可以在短短的2─3年可以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同時，倫敦大學也沒有法國式的專對外籍生的大學學位（比法國自己人容易）或者公關學位。

一般情形，倫敦大學對外國大學的碩士生不允許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必須再讀一年碩士課程，然後視其程度再決定是否接受攻讀博士學位。

我指導過一位來倫敦大學的港大碩士生，我也是要求她先修一年碩士課程再說。所謂碩士課程不一定要選課，但必須讀完指導教授所開的書單及完成要求的作業，更重要的是師生間的對話和交流。

因此，沒有指導教授，沒有完整論文，而且沒有口試委員的簽證，怎會有學位和學位證書呢？如有證書，那就太嚴重了，偽造文書嘛！

看到蔡英文所提出的控告賀德芬教授的物證，正好佐證其造假，因為其中有一張入學申請表，上面明明填的是申請修碩士一年（正如我要求港大碩士生一樣）。

這張入學申請可能是真的，但是上面被人把申請碩士一年，用手改成Ph.D.，還改了論文的題目，這怎麼可能？入學申請表可以這樣任意用手塗改的嗎？

最奇妙的是：「博士論文哪有與人合撰」的道理，任何大學都不會允許，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會例外嗎？

更莫名其妙的是：合撰論文的人蔡英文居然又敢說就是她的指導教授。那人是教授嗎？只有大學學歷的人能在倫敦大學指導博士論文嗎？何況蔡還聲言她獲得的不只是一個博士，而是一個半！

簡直是天方夜譚！

世界上有哪個大學頒發過一個半博士學位的？

這種話都敢說出口，未免也太過蔑視台灣人民的知識水平了！

～國際知名學者、作家，成大教授 馬森 ～

下面是馬森博客（https://wwwmasen.blogspot.com/）的簡介：

馬森，著名戲劇家與小說家。
1932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曾於濟南、北京、淡水、宜蘭等地就讀中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1961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IDHEC) 研究電影與戲劇，並在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
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博士學位。
先後曾執教於台灣師大、巴黎語言研究所、墨西哥學院、加拿大阿爾白塔、維多利亞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私立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校，曾一度兼任《聯合文學》總編輯，並獲第一屆五四文學獎、文學特殊貢獻獎等。
著有學術論著《馬森戲劇論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當代戲劇》、《東方戲劇‧西方戲劇》、《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與友人合著）、《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劇作有《腳色》、《美麗華酒女救風塵/我們都是金光黨》、《窗外風景》、《雞腳與鴨掌》等。
小說有《夜遊》、《生活在瓶中》、《孤絕》、《海鷗》、《巴黎的故事》、《北京的故事》、《M的旅程》、《府城的故事》等。
散文有《愛的學習》、《墨西哥憶往》、《大陸啊！我的困惑》、《追尋時光的根》、《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維城四紀》、《旅者的心情》等。
文化評論有《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戲劇─造夢的藝術》、《文學的魅惑》等四十餘部。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駐校作家。

——原載《台灣海外網》2019年9月9日

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是教育的一種，這種教育的目標是：在現代多元化的社會中，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間的知識和價值觀。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Study"的譯名，也有學者把它譯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 自19世紀初美國博多學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將它與大學教育聯繫起來後，有越來越多的人熱衷於對它進行研究和討論。 雖然人們對於通識教育這個概念的表述各有不同，但是，對於通識教育的目標人們可以達成共識。詞語起源
80年代中期，中文“通識教育”一詞由臺灣學者根據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的思想翻譯轉換而來。 翻譯借鑒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通”和“识”的解釋。 在此之前，有人把general education譯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將liberal education譯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等。
復旦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
發展歷史
通識教育本身源于19世紀，當時有不少歐美學者有感于現代大學的學術分科太過專門、知識被嚴重割裂，於是創造出通識教育，目的是培養學生能獨立思考、且對不同的學科有所認識，以至能將不同的知識融會貫通，最終目的是培養出完全、完整的人。 自從20世紀，通識教育已廣泛成為歐美大學的必修科目。
古代中國
通識教育的思想，源遠流長。 《易經》中主張：“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張，做學問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古人一貫認為博學多識就可達到出神入化，融會貫通。 《淮南子》中說“通智得而不勞”。 通識教育可產生通人，或者稱之為全人。 《論衡》中說：“博覽古今為通人”、“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揚雅言，審定文牘，以教授為師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 通識教育可產生通才，即博覽群書，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學多識，通權達變，通情達理，兼備多種才能的人。
古代西方
西方文化中通識教育思想同樣也很古老，亞里斯多德主張“自由人教育”，他的對話式、散步式、討論式多學科教育，被稱為呂克昂式逍遙學派。 伴隨工業革命，由紐曼宣導的博雅教育，主張培養博學多才、行為優雅的人。
現代教育
由馬修·阿諾德多方宣導的現代大學“通識教育”影響廣泛，備受關注，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學的認同。 例如，較早開展自由教育的耶魯大學宣導學生選修人文藝術課程；哈佛大學則在通識課中極力打造通識核心課程，在教育計畫中宣導文理交叉；北京大學的“通識教育文庫”與芝加哥大學的“名著課程計畫”在通識教學中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試圖把“全人類的文明經典”介紹給學生。 臺灣大學、臺灣輔仁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在通識教育中，也試圖增加學生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拓展學生視野，使學生兼備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把學生培養成“全面發展的人”。
教育理念
通識教育與專業化教育，只是教育模式的不同選擇，但其本質上，卻是對“教育”的不同理解造成的。
通識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因為通識教育沒有專業的硬性劃分，它提供的選擇是多樣化的。 而學生們通過多樣化的選擇，得到了自由的、順其自然的成長，可以說，通識教育是一種人文教育，它超越功利性與實用性。 之所以要以“大學問家、大思想家”為榜樣，是因為他們身上有著獨立人格與獨立思考的可貴品質，而這正是通識教育的終極追求。 因為，教育不是車間裡的生產流水線，製造出來的都是同一個模式、同一樣的思維。 而是開發、挖掘出不同個體身上的潛質與精神氣質。 因為通識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產品”。
概念論述
其一，從通識教育的性質角度加以闡述。 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通識教育是“非專業、非職業性的教育”；通識教育是對所有大學生的教育；通識教育是一種大學理念，即整個大學的辦學思想；通識教育與自由教育同義，通識教育的實質就是對自由與人文傳統的繼承。
其二，從通識教育目的的角度進行闡述，如：“通識教育指非職業性和非專業性的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自由社會中健全的公民”；“通識教育作為大學的理念應該是造就具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層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通識教育旨在給學生灌輸關於好公民的態度和理解”等等。 這類定義強調通識教育是關注人的生活的、道德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和諧發展的教育。
其三，從通識教育的內容角度進行論述。 如：“给20歲－25歲的青年一種關於人類興趣的所有學科的準確的、一般性的知識”；“通識教育是一種使學生熟悉知識主要領域內的事實的思想的教育類型”。 這類定義認為，通識教育是關於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知識和技能的教育，是非專業性的、非職業性的、非功利性的、不直接為職業作準備的知識和能力的教育，其涉及範圍寬廣全面。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主編的《教育大辭典》中對“通識教育”闡述為：
1、近代關於教育目的和內容的一種教育思想以及據此實施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階段，指大學生均應接受的有關共同內容的教育。 通常分屬若干學科領域，提供內容寬泛的教育，與專門教育有別。1829 年，美國帕卡德撰文為大學課程設置中的公共課部分（當時包括古典語文、文學和科學課）辯護，認為作為進行專業學習的前提，學生必須學習這些公共課，以得到應有的共同培養，並稱這部分教育為通識教育。 此後這一概念有所變化。1945 年，哈佛大學發表《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報告（即哈佛“紅皮書”）提出：教育可分為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兩部分。 前者作為大學教育的一部分，主要關注學生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人和公民的生活需要，後者則給予學生某種職業能力訓練。 兩者有區別，但並非相互對立和割裂。 報告所建議的通識教育課程包括：文學名著、西方思想與制度、物理科學或生物科學導論課，以及屬於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其他課程各一。 後哈佛大學歷年均對本科生提出學習此類課程（稱“核心課程”）的具體要求。1992年的要求是：在外國文化、歷史、文學與藝術、道德修養、自然科學、社會分析6 個領域各修若干課程，其總量應達畢業要求的學習總量的1/4。 還要求學生通過自學考試或選修某些課程達到規定的“數量化推理要求”的標準。 美國其他高等學校實施通識教育的方式約有三種：（1）與哈佛大學相同，在全體學生均須學習的若干領域內開設一系列內容廣泛的課程，並規定學習此類課程須達到的總量。 （2）分佈必修式。 學生須在規定的不同學科領域（一般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至少各修習一定門數或學分的課程。 （3）自由選修式。 學校對通識教育要求學習的課程不作具體規定，由學生自行選擇有關課程組成。 通識教育的思想已被廣泛接受，這種教育亦已在許多國家實施。
2、見“自由教育”。
意義價值
1、通識教育已是世界各大學普遍接受的國際化議題，因而應當引起中國教育界的充分重視。 如果對通識教育沒有國際化的認同，就會在相當程度上失去話語權，失去國際共識，從而也就失去國際交流的一些前提。 對此，最好的辦法就是使通識教育溶入中國高等教育的基礎概念中，從而豐富和發展我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2、通識教育實際上是素質教育最有效的實現方式。 在通識教育中，貫徹“博學與精專相統一的個人化素質教育”，把通識教育分解成哲學社會科學素養、人文素養、自然科學與技術素養、美學藝術素養、實踐能力素養等五大模組。 鼓勵學生結合自己實際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課，充分發展個性，博學多識；鼓勵學生從難、從嚴、從自己實際出發自主選課，從而增強學生學習主動性全面提高素質。
3、通識教育也是“大學精神”的課程實現方式。 現代大學，大多數都貫徹和踐行著“民主、科學、真理、正義、自由、寬容”的大學精神，這種精神不僅需要大學體制保證來實現，同樣需要課程體系來實現。 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力圖把學生培養成崇尚科學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義，尊重他人善於溝通並能“仰望星空”的人才。
4、通識教育是現代教育理念中國化的實踐過程。 無論是國外與通識教育相關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訓練等教育方式；還是中國貫徹多年的素質教育和“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教育；以及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還有培養一專多能、德才兼備的人才教育；或者弘揚傳統文化教育等等，都能涵蓋在通識教育的範疇之中。 這種包容體現了中國通識教育即有中國特色，又全面改革開放面向世界。 用通識教育的理念可在相當程度上，整合多樣性的現代教育理念和模式，賦予通識教育以中國傳統文化內涵，既體現時代性，又保持民族性，把現代科學技術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典籍結合起來，把現代資訊文明與中華優秀文化歷史統一起來。
5、通識教育是防止學生偏科的重要方式。 中國教育由於歷史的原因，偏科、專業過窄的情況比較嚴重，在中學打基礎時就分文科、理科，進入大學又產生較嚴重的文理分家。 而通識教育則規定學生必須跨專業、跨學科選課，禁止選那些與本專業相重複或相關相近的課程，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學生課程結構的合理性，從而也就能使學生知識結構趨於合理。
6、通識教育還能防止因應試教育出現“高分低能”學生。 因為通識教育特別強調學生實踐能力培養。 以北師大為例，他們把能力素養課作為通識教育五大模組之一，強調讓學生必選和通選，同時與國家人事系統的專業資格證書自願培訓相結合，從而可以全面增強學生社會實踐能力。
必要性
通識教育的性質決定了通識教育存在的合理性。 而現今教育制度的漠視通識教育及其所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愈發表明了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所在。 高等教育中通識教育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2]
1、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多元文化之間的衝突碰撞，迫切需要大學的通識教育。
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整個世界日趨一體化。 在此一體化的過程中，首先即會碰到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不同文化之間衝突碰撞的問題。 在這種多元文化的社會裡，我們必須要相互尊重各種不同的文化，必須要學會欣賞其他文化的長處，而不能以自己的文化固步自封，當然，同時不能去閉著眼睛一味盲目崇拜。 當代教育的日趨專業化，不僅使人變成了單向度的，而且知識也變成單向度的。 知識與人的基本情感、道德倫理開始劃清“楚河漢界”，使整個社會日趨冷漠、無情甚至是殘暴。 面對這種問題，我們不能不承認，正是我們大學對於通識教育的不夠重視，才引發了這一系列問題。[2]
2、我國高校長期實行的專業化教育模式迫切呼喚大學通識教育的出現。
專業化教育模式是我國高等教育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背景中的選擇。 這個選擇儘管在當時有合理性，對我國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缺陷也是明顯的。 過分強調專業劃分，把學生的學習限制在一個狹窄知識領域，不利於學生全面發展。 社會生產的發展日新月異，舊工作崗位不斷消失，新工作崗位不斷出現。 而高等教育中專業的變化，已經無法跟上社會職業的變化。 過去大學畢業生就業中的“專業對口”已經不再是一個目標了。 高等教育的專業化做得越好，學生就越難適應變換了的工作，情況可能越糟糕。 應對工作崗位的變化，培養學生的一般能力，似乎比專業化更為有效。 而當前的產業升級和建立創新型和諧社會要求高等教育培養深入瞭解人性、市場和社會的人才。[2]
內涵外延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首先指的是一種教育理念，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大學的辦學理念，來自各方的人一起學習。
最大困境
通識教育所需要的“通識”有待研討，正如清華大學劉東教授指出：要想深入打破通識教育的困境，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在當今這個亂糟糟的全球化時代，究竟什麼才算得上名符其實的“通識”？ 事實上，在這個各種文明規則不斷衝撞磨合的緊要關頭，究竟作為一個地球人至少需要知道些什麼，還根本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通識教育缺通識”是通識教育的最大困境。
基礎教育
詞語定義
基礎通識教育是在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實施的通識教育，由素質教育專家裡京創立。
創立背景
由於中國基礎教育多年形成的以學科為主導的教育模式，以及應試教育的長期導向作用，使基礎教育在單一學科教育上越來越深入，學科分化加劇，基礎教育功利性越來越明顯，而在人文、心靈和智慧等會通教育方面卻越來越弱化。 基礎教育已經走向思想單一、思維狹窄、僵化，缺乏思辨性、創造性思維的模式，對中華民族的智慧培養非常不利。
為改變這種基礎教育態勢，裡京先生毅然辭去省政府等公職，全身投入到基礎素質教育研究實踐中。 經過多年調查研究，裡京將全人教育劃分為“靈性與情感教育」「技能教育”和“創造教育”三個層次，認為從少年兒童的學習心理和思想發育來看，基礎教育正是“靈性與情感教育”的主要建構階段，包括情感、藝術、語言、思維與思辨思想基礎，也可以說基礎教育就是靈性的教育。 所以，在基礎教育階段，我們更需要給少年兒童提供一種普適的靈性教育，在這種普適的靈性教育中去發現天賦，而不是培養預定的天賦。 裡京認為，我們當前的基礎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是一種學科單一模式化的定型教育，是一種首先賦予了成年人強烈功利性的設定“天賦”培養的教育，大大擠壓了靈性教育的空間，不利於思辨和創造性思維培養。
裡京認為，適合基礎教育的普適的靈性教育最基本的知識體系應由本民族的文史、全人類的文史和基礎科學人文思想構成，這是一個未來人才所應具備的最基本的思想底蘊。 所以，在未來的基礎教育中，應該加強不分學科的具有基礎教育特性的會通教育或通識教育，即加強基礎通識教育。[4]
為實踐基礎通識教育，裡京汲取人類發展史中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科學、人文精華，借鑒傳統啟蒙韻文編寫形式，創作出一套主體為四字一句，雙句成韻，通篇押韻，為學習者提供一套易於上口、博導聯想的通向古今會通、中西會通、文理會通 、科哲會通、思想大成的基礎學習典籍，名為《英才通識·四字經》，並創立基礎通識教育模式，使孩子在無壓力的韻文誦讀中，在琅琅上口、鏗鏘悅耳的文學美感中，潛移默化地承悟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精髓，為孩子們打開思想之門，在遼闊的思維空間中播種思辨、創造性的種子， 開拓一條少年精英思想基礎教育之路。
明末大科學家、中西會通第一人徐光啟說：“欲求超勝，必先會通”。 我們處於資訊化時代，資訊的過濾與基礎“會通”越來越重要，因此基礎通識教育必將成為未來基礎教育成功的關鍵。
80年代中期，臺灣學者翻譯得來。
general education
曾譯
一般教育
普通教育
通才教育
拉丁語（stadium generale）詞源含義
来自各方的人一起学习。
general
不是“普通”“一般”“平常”，是“for all”，为所有人而设。
牛津英语字典“general”解释
解释：非专门的、一般的、普遍的；普遍的、全面的、整体的。
揭示通识教育特点。
对整体产生影响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与专门教育相对应的普遍性和一般性。
基本理念
1. 面向所有人的教育理念。
2. 大学的办学理念。
各国及各地现状
美国
美國通識教育運動代表人物、事件赫欽斯（Robert M. Hutchins，1899-1977）
1. 宣導通識教育。
2. 面向所有人的教育。
3. 不管他是否進大學繼續深造，它對每個人都是有用的。
4. 「沒有通識教育，就沒有大學。”
1945年，哈佛紅皮書《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包括大學和中學
1947年，杜魯門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報告《美國民主社會中的高等教育》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發生在美國的這場通識教育運動產生的影響。
1. 所有美國高校都捲入其中。
2. 社會及各種學術團體都表現濃厚興趣。
3. 呼籲“教育中在民主社會中的作用是確保不同個人和群體的平等自由和平等機會。 教育要起這樣的作用，就必須改變其手段和方法以適應多樣化的學生群體。 通識教育應該給學生一價值、態度、知識和技能，從而使他能夠在自由社會中正確地、很好地生活。”
目標：培養富有責任感的公民、有教養的人具備的能力。
1. 有效思考的能力。
2. 邏輯推理。
3. 關係理解。
4. 想像力。
5. 清晰溝通的能力。
6. 適切判斷的能力。
7. 對多種價值觀的識別選擇能力。
能力培養需要三大知識領域整合的學習。
1. 人文。
2. 社會。
3. 自然科學。
課程設置通識課程。
1. 英文寫作。
2. 核心課程。
3. 自由任選。
4. 主修專業課程。
5. 自由選修課程。
6. 想像力。
中國臺灣
目標：培養完整的人、通達有識見之人
時間：1984年開始
大學教育的目的
1. 培養有能力的工作者、生產者通識教育是當今大學教育的發展趨勢，它由中世紀博雅教育發展而來，旨在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負責任的公民。 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對大學課程進行設計，以建立能夠適應通識教育要求的課程體系。 作為一門課程，科學史能夠滿足通識教育培養學生的核心要求，是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課程。 科學史融入通識...
...
節錄網上

民間自治@香港革新論

//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香港革新論文章】
不羈放縱愛自由──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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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其中一篇主題文章。】

去年政改諮詢期間，學民思潮提出了「重奪政府」的口號，聲言要「重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政府」1。這個口號頗堪玩味，因為它大抵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30年的議程—「民主自治」的實現，在於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制度。

在後政改年代，這個「民主自治」議程也許有不足之處。香港一般輿論提到的「民主自治」，只具備「以政府為中心」的面向（State-centered dimension），卻忽略了「以社會為中心」的想像（Society-centered dimension）。一個社群要管理好集體事務，可以依靠政府來解決，但也不可以忘記民間力量這實然的「第二管治梯隊」。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之時、當建立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府仍然遙遙無期、情況令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時，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可以化被動為主動，對我城未來別具意義。

這篇文章主要述說這種「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提出在香港的環境和脈絡中，要保存「本土」，關鍵之一就在於民眾自我管理、突破凡事依賴政府的思考框框。這可分成兩部份：

一. 以東南亞高地Zomia住民的社會自治模式，來比照香港的情況。Zomia是人類學家James Scott著作《不被治理的藝術:高地東南亞無國家主義者的歷史》（The art of being not govere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的研究地域，那高地西起印度以北、東至越南北部，當中包括雲貴高原，所住有的社群，是由兩千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逃離低地邦國、帝國與文明中心—包括泰緬等印度政體與漢的中國政體—的人所組成。Scott的觀點是，高地社會的組織以及身份認同，都是為擺脫低地國家中央集權統治之下的產物。2

二. 探討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另類想像，即「以社會為中心」，而非「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路，解釋香港民間為何能夠以及如何自我管理，以保存香港民間創意與各種文化精粹這些重要資產。
【從東南亞高地的案例看香港】
簡括而言，東南亞高地人為不受國家操控、為免被同化，他們的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均源於三個重要理念：平等（Equity）、自主（Autonomy）與移動性（Mobility）3。這些特質，與受國家操控的地域剛好相反。Scott在書中不斷強調，這些高地東南亞人，並非如國家史觀所形容為未經開化、被遺棄的人，他們居於高地，是有意識追求自由生活的表現，因此Scott認為，高地東南亞人的社會文化，不能獨立地看，而應與國家之下的社會形態作對比4。

低地國家之下的社會，有三個特點，頭兩點顯示國家如何形塑空間，後一點則是社會結構如何配合國家權力：

一、所種農作物以米為主，原因是相較其他農作物，米有特定收成期、易於運輸與貯存，因此國家易於制訂稅收，也易於控制米的使用與貯存。故此，米成為前現代（Premodern）東南亞的主要農作物5；

二、國家很著意鋪設交通網，原因是為方便國家延伸權力、掌控各地的人與資源，也因此前現代東南亞政體通常都在河道附近或海旁6；

三、為方便監控與協商、以彰顯權力，國家喜歡穩定可靠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7。

東南亞高地的社會文化特質，卻與上述三點相反：

一、高地人喜愛方便移動的刀耕火種，而非固定於某地種米，且所種的農作物多是隨時也可耕作、生長很快的品種，例如燕麥。這可避免國家的稅收、免於從屬於任何政府8；

二、高地人極抗拒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講求平等，正是為了避免高地人之間有任何部落乃至任何低地政權可以統領自己，確保自主。例如於緬甸的貢龍（Gumlao）型社群9，所有等級與階級制度都被謝絕10。具體地說，高地人實現平等社會的方法有幾種，例如傈僳族（Lisu）的族譜很短，以避免有任何一個支流因為某種「歷史優越」而支配其他人，這也解釋為何他們不以文字記錄歷史11。此外，傈僳族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如果有領袖想專權，他便會被族人殺掉12；

三、高地人社會之中沒有「大台」，組織猶如水，易聚易散，流動性高。例如緬甸的克欽族（Kachin），小至每家每戶都可有自主權。假如有某戶不滿某「領袖」，他們會離開村落到別處另起爐灶13。以泰國北部的傈僳族為例，即使需要有代表與低地國家打交道，他們也只會任命村裡沒有任何權力的人，而非能力受敬重、擁有財富的年長村民，且代表也沒有實權，殖民時代老撾山區社群也有相類特質。14因為這些社會特質，19世紀佔有緬甸的英人曾投訴難以佔領偏遠地區，也因為缺乏中央領導而難與當地人協商15；換句話說，這種如水一般的社會組織，使外力難以掌控，高地人因而得到自主，用Scott常在書中強調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divide that ye not ruled。

雖然沒有「大台」，高地人之間也發展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身份意識。即便如此，卻很難將他們歸一為某「民族」或「種族」，原因是他們的文化內涵非常博雜，難以劃界歸類16。遊走於中國（Miao）與泰撾（Hmong）的苗族，以及緬甸的克倫族（Karen），就是例子。很多苗族男女可以說多於三種語言，也承繼了不少中國傳統文化習俗，而且與其他族群的通婚〔例如克木族（Khmu）、傈僳族、克倫族等〕極為普遍17。克倫族也一樣，他們沒有單一信仰、服飾、習俗與語言等標誌性的文化特徵18。殖民者往往也因此難以將他們歸類以方便管理。19曾有學者這樣形容這些高地東南亞人的文化身份：“the interflow of genes, ideas, and languages has been so intensive and multidirectional as to render futile any attempt to delineate the various ‘peoples’ in terms of completely distinct bundles of geographical, linguistic, biological, or cultural-historical features.”20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高地人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沒有對「自己是誰」與「自己不是誰」這些問題產生混淆。這種身份的含混，其實也是他們生存的政治策略—對抗國家權力的滲透與輻射21。Scott將這種為保持自主與自由的文化身份認同政治，稱之為「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並形容Zomia的文化處境，猶如巴爾幹半島22。身份含混，也有助高地人在險峻的高地求生，因為可方便增加人手，博雜的文化性格亦可增強社群的適應力23。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猶如一個政治群體的會籍，而且會籍要求很有彈性、可以說力拒國家操控的理念大於一切，這與崇尚先天決定論、強調「血濃於水」的民族身份認同操作大不相同24。

Scott其實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政治人類學學者，尤其喜歡研究社會如何自下而上運作，東南亞是他案例的主要來源地。他的另一部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正是批評政府自上而下、漠視地方智慧的規劃如何失敗。《不被治理的藝術》已得到不少年度最佳圖書榮譽，且為區域研究帶來了新的衝擊。

東南亞高地人這個案例，顯示在地意識並非虛無、保存本土就是保存多元，具體地說，有四點可助理解香港愈演愈烈的身份認同政治：

一、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某程度上，東南亞高地與香港相像，因為兩者都是移民社會。從太平天國起義到中共建政前後，不斷有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生活、避開國內政治動盪。特別是中共建政後，香港與東南亞高地更為神似，因為兩者都被視為逃離國家權力網的「自由之地」。英治時代的香港，雖有殖民政府，但某種意義上，仍然形似於高地，因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社會相當自由。教育家小思曾經這樣說過：「香港，在殖民地時代，管治者對文化發展，是採取半明半暗、自生自滅的『放任』政策，沒有強硬制約的外在規範，逼得非人人遵從不可。正因為此，只要有個人理想、有文化發展理念的人，總可以『自由』接受不同思想，向不同道路走去。」25而中共執政期間逃到香港的人，都曾經過深思熟慮，才拚命一搏偷渡到香港換取自由，這可算是這代人的「公民抗命」（例如幾百萬人在1962年夏天嘗試偷渡到香港，最後成功的，約有十萬）26。例如梁伯，他歷經三次偷渡嘗試，才成功到港，雨傘運動期間，他經常到金鐘以示支持，原因是「要保護學生、人愈多愈安全、有些自由是要爭取的」27。也記得在金鐘遇見一位同樣是偷渡來的老伯，他早在1950年代，已因對國家行為產生懷疑而有來港想法，最後在1960年代付諸行動—同行六人游水到港，最後只有兩人上岸。嚮往自由、逃離國家權力網的香港社會精神面貌，為雨傘運動埋下了伏線—從反國教運動到雨傘運動，常見到的一句標語，就是「我們的上一代因逃避共產黨而來, 不要讓下一代重回魔掌」。事實上，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意味香港從海洋國家手上轉讓到大陸國家接管，而這兩個有很不一樣的權力觀，後者更好將國家權力延伸到民眾生活的不同角落28，因此香港1997後面臨的處境猶如高地人：努力逃離國家權力網，卻在逐步被國家吞噬29。

二、非消極的本土意識。很多人說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因此易於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消極、純粹以強調非「大陸人」、沒有實質內涵來定義自己，也因而易於低估其面對國家同化壓力時的反作用力。東南亞高地人案例說明，雖然他們的身份政治策略以非「國家子民」為基調、從而活出自我，但難以形容他們的身份構建為消極，因為在每個細節上，他們都記得高地人身份為何存在—即擺脫國家操控—也因此有一份「命運共同體意識」、形成社群形聚力，共同守護某種社會模式，例如強調平等；換句話說，客觀效果上，高地人的身份認同，不是為了構建一種邊界分明、方便研究與管理的「民族」，而是維持一個有特定理念的政治社群的「會籍」賴以獨立生存。這都意味，移民在某地，也會主動守護自己珍視的價值，不一定就會隨波逐流。事前少人能夠預計會發生的雨傘運動，充分反映香港也已發展出這種近似於高地人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與社會形態，以抗衡國家權力延伸，例如佔領區之中，奉行平等社會、抗拒「大台」；組織與行動相對自下而上（如流動佔領），令政府難以捉摸；縱然與高地人一樣，「香港人」的身份內涵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一樣有種渴望維持自主、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積極在地意識、抱有相當程度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

三、本土包含多元。香港人與高地人身份文化內涵相類，也博雜，縱然程度未必一樣。李歐梵說，香港是「雜種」，特點是「雜糅」,這不無道理30。英治時代，香港是英帝國的一個港口城市，有本書曾視香港為世上十大構建帝國的城市之一，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指，香港的腹地接連八個板塊31。港口城市的特徵，在於匯聚各地網絡，十九世紀的香港，也因而曾被形容為最國際化的城市。至今，香港仍然留著這種「雜糅」，單是從好些文化與政治人身上，便能看見這些痕跡：例如導演徐克本身為越南人，後來移居香港；文人董橋，則是印尼華僑；歌手杜德偉，是中菲混血兒；演員黃秋生，是中英混血兒；另一位年輕演員李治廷，是馬來西亞馬來族、阿拉伯裔、華裔混血兒；「龍婆」形象深入民心的影星羅蘭，是有印度血統的混血兒；議員張超雄，也有祕魯血統。「雜糅」不代表本土特色缺席，散佈在海外的不同種類華人，例如土生華人（peranakan）文化，便是例證32。有此歷史過去，意味香港「本土」包含世界、本身就很外向，與高地人身份內涵同樣多元，「排外」之說也就無從說起，這亦是港人身份內涵無法三言兩語說清的原因。事實上，與高地人一樣，港人身份意識像政治社群會籍，多於民族身份，至少很少港人不視喬寶寶、杜德偉、李治廷、羅蘭以及上述的梁伯為香港人，這形同以「核心價值」為綱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血緣為要的「種族血緣論」（Ethnic nationalism）。

四、「歧視」與保存「本土」。高地人的身份政治策略告訴我們，與國家權力網保持距離，就是維持其文化博雜的社群生活自主的關鍵，而身份認同與其衍生的社會組織模式，是保持距離的重要工具。動輒將這種身份認同視為「排外」、「歧視外來人」，這不會是道德判斷，而是「無聊與無情」。梁文道在2007年的文章《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曾如此說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毀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事實上，如果「多元」、「自由」是道德追求之所在，保存香港與高地人的「本土」、阻隔國家權力網延伸、免被同化，就是道德的行為。很難想像，認為Zomia社群消失於世上、失去自主空間不足惜、同時不分情由譴責那些社群的「反國家民族主義」（Antistate nationalism），是合乎道德的判斷。

【香港的民間自治傳統】

因此，民間自治以保存本土，其實也是保存多元、值得港人為之奮鬥的道德目標。事實上，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香港早有替政府代勞、自行成立民間組織、承擔政府職能、處理政府失能的傳統，東華三院便是一例。英人開埠香港30多年後，仍然與華人社群疏遠，也不了解他們需要。雖然殖民地政府沒有公開承認，但期間華人一直有不同自治組織，照顧社群需要33。

東華三院的建立，源於1866年香港華人范阿為與其餘四位香港華人的倡議。范阿為本身是政府的翻譯員，其他華人則是政府文員與學校老師。他們倡議興建一所華人醫院，但後來因選址與資金不足問題，計劃沒有實現34。到了1869年，爆發義祠醜聞，事情才出現轉機。殖民地政府當時發現，這所充當醫院角色的義祠，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其後香港媒體將事件發酵、為當時港督帶來壓力，消息更傳至倫敦，有當地組織視之為打擊香港苦力貿易的機會，在倫敦引起了轟動35。

當時港府的反應是關閉義祠，結果死病者滿街。范阿為沒有放棄推銷興建華人醫院的機會，時任港督麥當奴也因此予以考慮。麥當奴將醜聞視為使用打擊華人賭博收來的特別基金—當時殖民地部在醜聞發生之前，禁止港府將之用於建設公用設施。經麥當奴向倫敦爭取後，特別基金便用於設立新的東華醫院，並委任華人精英成立委員會，管理醫院並確保往後自付盈虧36。麥當奴熱衷於設立東華醫院，除義祠衛生問題的迫切原因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其一，麥當奴對華人自理的保安工作（即團防）印象深刻，因此想利用華人的自理能力、分擔政府職能；其二，是麥當奴見到當時華人精英已積累可觀的財富，而港府卻經常面對財赤，因此想利用他們的錢財，以助善治37。

東華醫院創院成員視之為「公民中心」—有點公民議會的味道—不時在公所舉行公眾會議，討論公眾議題，然後華人精英向政府反映意見38。後來東華自主性下降，與殖民地政府借鼠疫爆發增加國家權力，以及東華精英與中國關係密切有關39。

東華事例仍可應用於今天—那就是民間自發組織與補位、自行填補政府的種種缺憾與失能，在資訊科技發達，這更是大有可為。更重要一點，香港近年發展迅速的社會企業，本質上就是推動民間自行運用各種資源，解決政府無法滿足的社會需要。而在這方面，香港不乏年輕人才。

例如中大環球商業學校首屆畢業生杜子中（Steven），2013年曾到美國西北大學修讀一年制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入學時，他到達宿舍大堂，發現該處堆積大量搬離宿舍學生留下的垃圾，包括家具、電器等，覺得十分浪費，遂萌生「減廢」念頭。其後他在當地成立了社企MIMO（Move In Move Out），以「收買佬」形式運作，在五、六月學生離開宿舍時收買他們不要的物品，再以低價賣給八、九月入學的新生，所得收入主要用來幫補經營成本，其餘捐給慈善機構。現時MIMO仍繼續運作，而且服務範圍已擴展至美國鄰近兩間大學。他因MIMO案例，曾受Bloomberg 訪問40。回港後，杜子中於去年六月與兩名朋友成立社企「獻技」（UgiveIgive）。獻技是技能分享平臺，由一班有才能的人士提供各種技能教學服務，每名報讀者須繳交100至數百元不等的「學費」，提供教學服務者則須捐贈最少25%的酬金給慈善機構。杜子中本身亦是獻技者之一，去年曾教授簡報製作，並捐出數千元予「食德好」食物回收計畫41。「獻技」最有意思的，不是捐款之增加，而是這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增加民間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配對，創造社會的更多可能。

又例如，香港大學 BBA 學生文舒穎（Stephanie）在歐洲當交換生半年後，決定進行1項為期10個月的 Asia Sense Tour 活動，在2013年9月出發到馬來西亞、越南、緬甸、尼泊爾和新加坡，與當地社企和NGO合作，以參與式設計作為切入點，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創新，當中經費透過世界眾籌網站Indiegogo籌得42。她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在印尼爪哇中南部的庫塔歌德（Kotagede）、一個曾經盛產銀匠的小村Jagalan，與當地社企合作，透過網站在情人節期間向港人宣傳Jagalan的「omah-omah」情侶銀戒指，部份收入撥捐當地的志願機構，藉此幫助那裡自2002年峇里島發生恐怖襲擊、遊客大減、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的銀匠43。

又例如「光房」計劃。這計劃把投資者的物業單位（又叫「光房」），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乃是按個別受助家庭的負擔能力釐定，會低於市價，亦不會因樓市波動而大上大落。這是很好的一個以「民間力量為中心」、解決如「住屋問題」這類不絕於耳的社會問題的範例44。

需要思考更多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整合這些人才，令民間發揮更大力量，自我管理、解決社會問題？

【香港民間自治路線圖】

如果政府的本質，是聚集各種資源、重新分配，以滿足各種社會需要，那民間也大概能做到這點，方向是善用資訊科技、以「群眾集資」（Crowdfunding）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匯聚各種物資、資金、技能、想法、人力，重新定義社會各種問題與解決方案。雨傘運動兩個月來，遮打自修室、遮打工場、風力發電等設置，已充份體現港人這種自理能力。

「群眾外包」一詞在2013年被收錄於牛津英語詞典，美國總統歐巴馬曾是眾包的宣導者，比如，他曾通過一個網路公司向公眾徵集意見和建設性想法，提了一個很吸引人的名字，叫「白宮2.0」45。套在香港，這運作有如讓臥虎藏龍的「高登仔」透過網上平台策劃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與行動。

「群眾集資」功效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已有Kickstarter 與Indiegogo這類「群眾集資」平台，只要點子夠創意，便能得到民眾款項支持，令創意門檻降底。台灣在這方面發展相當成熟，「群眾集資」平台種類繁多，支援各類發展，包括民間報導、遊戲、音樂、文學、電影等。例如FlyingV，項目之一便是以政治事件228事件為背景的遊戲「雨港基隆」、藉此強化台灣人本土意識；又例如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以「個人」為單位，有各種民間報導系列集資項目。

當下香港面對各種脅迫，例如新聞自由，類似Wereport的「群眾集資」平台、將各種偵查報導進一步去中心化，便是很值得考慮的回應方法。事實上，已經有人在做了。今年五月，幾位香港外籍傳媒人，包括Tom Grundy與曾是主場博客的Evan Fowler，透過「群眾集資」平台Fringebacker集資成立面向世界讀者、獨立的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除此以外，香港也已開始有不少自下而上重新定義我城種種（例如審美觀、市場生態、文化發展等）、很值得注意與發揚光大的民間自治行動。這些行動包括：音樂人林一峰以眾籌方式出碟、培養更多本地音樂人、製造更多新音樂；另一位音樂人何韻詩創辦「有種市集」，在財閥壟斷的情況下，為本土各種創意商品製造更大生存空間；又或是高登網民發起「高登艾美獎2014-2015」，由一眾巴絲打一人一票選出最喜愛的電視劇集及角色，令本地藝術審美與品味更為多元。

後雨傘時代，很多人說要「落區」深耕；「落區」除了是為宣傳理念外，更值得港人做的，是善用「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方法、結合與發揮各種力量，醞釀更多解決社會問題的民間方案與行動，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

畢竟，比起很多港人羨慕的新加坡，香港的優勢在於擁有與獅城相反的「強社會、弱政府」。

1 黃之鋒：〈重奪政府〉，《明報》，2013年7月7日。
2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 同上，頁217。
4 同上，頁217。
5 同上，頁41-42。
6 同上，頁45。
7 同上，頁207-209。
8 同上，頁195。
9 “gumsa and gumlao”,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Blackwell: 2012).
10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14.
11 同上，頁276。
12 同上。
13 同上，頁212。
14 同上，頁213。
15 同上，頁212。
16 同上，頁240。
17 同上，頁240。
18 同上，頁240-41。
19 同上，頁242。
20 Geoffrey Benjamin and Cynthia Chou, eds.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p. 21.
21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3.
22 同上，頁242, 244-45。
23 同上，頁241。
24 同上，頁249。
25 盧瑋鑾、熊志琴：《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前言部份。
26 1945年時，香港有50萬人，1949年一年，將近90萬人從內地移居香港，到了1952年，人口達到了200萬。Ricci Yue，〈八十二歲佔領者梁伯—由三次偷渡到佔領〉，《評台》，2014年11月3日。
27 同上。
28 海洋沒有邊界，靈活變通，不是用力量去決定秩序，而是使用法規、談判、和解，這是海洋與大陸國家權力觀的分野。
29 James C. Scott ,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U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eface.
3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893.
31 〈陳冠中　雜種世界主義〉，南方週末，2014年8月9日。
3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陳述、呈現》（台灣：聯經出版社，2013）。
33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
34 同上，頁31-32。
35 同上，頁33。
36 同上，頁35-38。
37 同上，頁43。
38 同上，頁89。
39 同上，頁177。
40 No Mini-Fridge Left Behind: MBA's Business Recycles Dorm Room Junk, Bloomberg, June 04, 2013.
41 〈港中大商學院學生創社企回饋社會〉，《大公報》，2015年2月28日。
42 〈實現社企夢！有 Heart 港大生用集資網〉，unwire.hk，2013年7月25日。
43 〈港大女生休學一年　闖窮鄉搞社企 與爪哇銀匠合作　為情侶訂做戒指〉，《蘋果日報》，2014年2月5日。
44 〈什麼是「光房」計劃？〉， http://www.lightbe.hk/scheme.html。
45 〈"眾包"時代來了 〉，《中國日報》，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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