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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幸成為第一批成功採購疫苗國家，似乎卻不好好「自愛」，月來無論政府如何威逼利誘，包括限制未打疫苗人士加入旅遊泡泡、又或準許已打疫苗人士放寬限聚令條件等，奈何接種率甚至低迷得可能因為過期而白白浪費疫苗存貨。經濟學者雷鼎鳴就特別以〈疫苗接種率低的經濟分析〉為題，分析美港兩地接種疫苗率差距甚遠的原因。
簡單來說，雷鼎鳴認為「美國人喜歡率性而為、民調顯示只有3、4成美國人千願意接種疫苗」，但結果接種率卻比香港快上60%以上，原因在於美國死亡率比香港高上60倍以上，不打針的預期健康損失極高，相反雷氏在一輪計算後，總結香港人不打針的來年預期死亡／健康損失成本只有733與1848港元，和預期成本接近11萬港元的美國人相比，自然決乏接種動力。
這裡無意質疑以攤分染疫人口成本的計算方式是否合適，但卻想補充幾點。首先雷氏認為「人性自私的老問題」是港人缺乏誘因打疫苗的主因，然而香港在過去近一年保持世界前列的低感染率，在因海外輸入個案引爆多輪疫情後，仍能在極短時間內將個案數字壓低，除了嚴謹的限聚令以外，更多是出於市民無私的自律。
根據博弈論，假若社會人人做好防疫措施，社區染疫風險已減至最低，自私的個體就可以不注重公共衛生大做其Free Raider；相反若絕大多數人未有注射疫苗，群體免疫效果遲遲未達標，出於自私考慮反而更加應該接種疫苗以保障自己。
我認為香港人拒打疫苗，一來正正是因為他們在過去一年來無私防疫方面做得太過成功，覺得已毋須再「多此一舉」注射疫苗，有如歐美部份國家在徵收糖稅及禁止販售大杯裝汽水後，消費者因覺得自己在飲品習慣上面已足夠「健康」，因而在食物方便更加放縱自己一樣，此即為「贖罪券效應」。
再者，特區政府特地成立保障基金，為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的市民迅速提供經濟支援，最往後多名市民懷疑因接種疫苗而喪命，卻從未有個案能從基金獲得賠償。無論醫療專家團隊的報告如何具權威性，其直接效果就是令市民對政府的承諾完全失去信任，這才是美國與香港在接種疫苗上的關鍵分別。
咁點樣可以促使香港市民有效率地注射疫苗呢，何君堯建議在指定限期內「截龍」，限期後每位市民補打疫苗要付一萬元；自由黨邵家輝則建議願意打疫苗者電子消費券可多拿3000。撇除政見而言，其實這兩個都是實際的建議，因為對付香港人，鞭子與蘿蔔從來最有效。問題是這個特衰政府，偏偏選擇用了最差的方法──就是以鉗制經濟活動自由來「綁架」香港市民，即使已連續廿多日零感染都好，仍堅持只有接種率達到某個百份比才會全面放寬限聚令。
這結果又回歸至之前說的「搭便車」問題：若林鄭對香港市民的懲罰是整體性，那誰又會冒副作用之險走去打針呢？當外國打針後可以除口罩，香港打針後卻只能由6人檯坐至8人檯，然後還要同檯的人都要打針，這種屁都不如的「特權」，還是留待林鄭自己慢慢享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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