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上周《光华日报》给我的专访，我以文字的答复如下：
问：占中对大马社运的影响，会分裂，还是更激进？
答：这是一个还有待观察的问题，因为现阶段大马的社运比较保守，论述也不很前卫新颖。基本上号召群众出来“示威”也要说成事“集会”，尽量和警方配合，不挑战《和平集会法》，温和得很，根本无法对抗议对象构成威胁或对城市的运作造成局部瘫痪，以迫使对方坐下来谈判。如大马之前也有社运搞手学习占领华尔街运动，来个占领独立广场（occupy dataran），但作用不大。bersih的集会也是当天下午五点就自行宣布解散，没有留守，扎营过夜，持续抗争。所以，公民抗命，在大马还是没有人敢尝试。
问：大马社运活动往往被政党/政治骑劫？
答：这是一个很幼稚的现象，大马的社运“集会”，如果没有民联，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伊斯兰党的动员，根本就不成气候。如果单一NGO基于单一议题搞示威抗议，更多时候不是“示威”，而是“示弱”，因为人数太少。当然，某些NGO有政治洁癖，担心其活动被政治人物或政党“骑劫”，好比绿色盛会里面就有一些离异份子，在今年622关厂运动前夕不断兴风作浪，施压行动党每一站接待脚车队不能有火箭旗出现，担心行动党“骑劫”绿运。这些人其实严格说来不是社运份子，他们只是爱好脚踏车的朋友，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和黄德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斗争当前，为了团结，很多时候黄德也忍气吞声。我作为行动党人，我参与其盛，冷眼观察，无限唏嘘。换做是我，如果有理念相近的政治人物或政党肯为我的运动或诉求背书，或者出来挺我，我不会将之理解成是“骑劫”，用行动党青年议员邹宇晖的说法，是力量的“集结”，英文可以是solidarity，越多人来“集结”越好，而不是有政治洁癖，自我孤立。
问：在民主架构下，大马社运扮演角色，被执政党接纳？
答：大马的NGO，严格来说，有不少是亲建制派(国阵)的，他们搞的不是“运动”，是“活动”，这些NGO，是国阵维稳的社会工具，不是民主运动的臂膀。甚至连大专校园里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活动有拨款，领袖有勋衔，不温不火的社会评论有媒体应酬，根本就没有菱角，不挑战社会的既定权力架构，所以他们不能被称为社运，只能算是民间福利团体。当然，执政党最喜欢这种组织。
问：比较大马学生运动与香港学运份子的成熟度。
答：大马学运若和60年代比较，是每况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香港学运有优良的传统，比如这些发动罢课和公民抗命的学联（HKFS），成立于1958年，是由由香港八個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以「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建設民主中國，爭取同學權益」為綱，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学联70年代就参与保钓运动，原本是一个亲中亲共的团体，甚至有过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但是后来转为支持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尤其六四后，更是坚决地反对共产党的专政。今天，學聯同時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創會會員，以及民間人權陣線、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席、關注副學位大聯盟，亞洲學生協會及香港維護二次大戰史實聯席會議的會員。我接触过这些香港学联的领袖，他们的政治理念都很进步，从发动“公民抗命”，鼓吹“占中”，这些都是新左派思潮的产物，绝对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而大马的“学生活动团体”，很多时候是巫统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神权政治的外围，或是攀龙附凤的学生投机分子。真正有进步理念的大专青年，都不在主流。这和香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从思想意识到社会抗争，香港学联比我们成熟很多。这或许是我们社会保守封闭、大专法令的钳制、学阀掌校等等，构成我们的学生运动十分疲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