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
#馬丁路德金恩 發表 #我有一個夢想 演講
馬丁·路德·金恩(英語: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是一位美國牧師、社會運動者、人權主義者和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也是196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主張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法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而成為美國進步主義的象徵。
1963年8月28日,逾25萬民眾聚集在首都華盛頓市中心國家廣場上——號召「為了工作與自由:向華盛頓進軍」。
這場大遊行的口號是「為了工作與自由」,遊行由許多民權、勞工以及宗教團體共同組織,這些團體各有不同的目標及訴求,其中又以 「六大」團體最為積極:包括以詹姆斯·法默為首的「種族平等大會」、以馬丁·路德·金恩為首的「南方基督教領袖聯合會」、以約翰·劉易斯為首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以菲利普·倫道夫為首的「火車搬運工兄弟」、以羅伊·威爾金斯為首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以惠特尼·楊為首的「全國城市聯盟」。
這次遊行的最主要運籌和戰略組織者是金恩的同事貝雅·拉斯丁。對於金恩來說,貝雅·拉斯丁的角色引發了爭議,因為貝雅·拉斯丁是贊同甘迺迪總統關於改變遊行重心提議的關鍵人物之一。
甘迺迪總統擔心這次遊行會對推動民權立法進程產生不利影響,於是他最初全盤否定了這次遊行。但是,組織者們堅定地要將遊行進行到底。
隨著遊行的推進,甘迺迪政府決定支持遊行以確保成功。起初甘迺迪擔心遊行人數達不到10萬,於是他邀請了更多教會領袖進行援助,還督促美國聯合汽車工會(UAW)發動工人參加遊行示威。
華盛頓大遊行最初設想是引起人們對美國南方黑人所處的絕望境地的關注,以及讓國家首都的當權者們直面遊行組織者的擔憂和不滿。組織者原本計畫譴責聯邦政府未能捍衛公民權力,保障民權工作者和黑人的人身安全。但是,組織者懾於總統的壓力和影響,最終遊行並沒有像最初計畫的那樣尖銳。
這次集會上發表了後來舉世聞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
《我有一個夢想》被公認為美國演講史上最優秀的演講之一。華盛頓大遊行,特別是金恩的演講使民權運動成為美國改革家的首要議題,也推動了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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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響 在 基督影評故事館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第二聖殿《毀滅傳說》的電影】🎬
許多人對這充滿歷史意義的主題深感興趣,尤其是宗教人士。然而這部電影是由非宗教人士的吉迪.達爾(Gidi Dar)執導和編劇的。吉迪.達爾 (Gidi Dar) 的迷人新片《毀滅傳奇》將於7月15日在以色列電影院上映(隨後將在頻道Hot 8和Kan 11上放映),這是一部非常特別的電影。
這是關於猶太史中第二聖殿毀滅的故事,它是一部故事片,而不是紀錄片,探討了猶太歷史上最兩極分化的事件之一,是很少電影製作人願意嘗試將其戲劇化的主題。
此片沒有特別聚焦在這時代的主要人物,例如西門.巴爾.吉奧拉(Shimon Bar Giora)、拉比耶書亞.本.革馬拉(Rabbi Yehoshua Ben Gamla)或拉比約哈南.本-扎凱( Rabbi Yohanan Ben-Zakai),儘管他們都存在於電影中。然而,電影中聚焦的英雄是本.巴提赫(Ben Batih),一個歷史上鮮為人知的人物。巴提赫是一個年輕人──在經過一番猶豫及掙扎後──決定參與狂熱分子對抗羅馬人的反抗行動。
雖然這是一個需要大規模描繪衝突和戰鬥的故事,但電影卻是由1500幅生動而令人難忘的美麗原畫組成,以動畫的方式講述了這個故事。這些畫作由大衛‧波隆斯基(David Polonsky)和麥可.浮士德(Michael Faust)創作,他們負責阿瑞.福爾曼(Ari Folman)在2008年執導關於黎巴嫩戰爭的動畫紀錄片《與巴席爾跳華爾滋》中的藝術創作。在這種情況下,圖片並不是先製作成動畫,而是一張接著一張的呈現。對於一個有大量動作的故事來說,這聽起來可能跟我們原先想像的不同,但僅僅幾分鐘後,圖片就不再像是靜止的,當我回想這部電影時,我記得它就像是動畫一樣。
許多人對這充滿歷史意義的主題深感興趣,尤其是宗教人士。然而這部電影是由非宗教人士的吉迪.達爾(Gidi Dar)執導和編劇的。
這是達爾導演與演員舒利.蘭德(Shuli Rand)第三次的合作,後者為主角本.巴提赫(Ben Batih)配音。蘭德主演了達爾早期的兩部電影,他曾飾演艾迪.金(Eddie King),一個涉入犯罪事件的角色,在電影烏什皮辛(Ushpizin)中,一個新宗教改革罪犯的故事,故事中他最終在住棚節接待了他的兩個前同事。這些電影和蘭德本人的生長經歷相仿,他出生於一個宗教錫安復國主義家庭,後來成為一名過著世俗化生活的演員而聲名大噪,並主演了《愛克發鏡頭下的人生》等電影,這是對特拉維夫咖啡餐館文化的慶祝和批評的故事。之後蘭德成為布雷斯洛夫的拉比納赫曼(Nachman)的極端正統信徒。雖然達爾在一般世俗世界中長大,但與蘭德的關係為他提供了進入宗教世界的窗口。
對達爾來說,這部電影能審視這一件最為核心而痛苦的歷史事件,並探索其對當今以色列的影響。
作為一名年輕的電影製作人,達爾注意到「那些帶給我啟發的導演,比如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和法蘭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他們也審視著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而基督教是構成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達爾從小在世俗化的以色列社區長大,對猶太教的傳統感到格格不入。 「我們無法接觸到錫安復國主義前100年的相關資料。」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說:「當然我們在學校裡能學到了一些跟聖經有關的知識,但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具2000年歷史的塔木德和猶太文本,不僅是法律,還有詩歌和傳說……等等,我們其實還未完全了解自己的文化。過去我研究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文化,發現他們在他們的文化裡已生活非常久,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錫安復國主義卻燒毀了那些散居在外的猶太人們能認識歷史的管道。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種衝動,而且他們做到了,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但在某個時刻,它使其他猶太人在認識自己的文化上如同走到了死胡同。”
這並不代表達爾不尊重錫安復國主義。「我的祖父是先驅者,父母也是委身的錫安復國主義者,有著『背對大海』的精神,他們行了許多神蹟,但隨著我們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在概念上漸漸出現些問題……錫安復國主義將妥拉(Torah)給宗教社區,說:「這是屬於你們的,跟我們無關。」
達爾熱衷於他的信念,對藝術家而言,審視歷史及宗教信仰也是重要的。我們需要創造新的東西,這與虔不虔誠無關,我們必須兼容兩者,既需要回顧過去,且創造新的事物。」
他認為以色列人對西方正在發生的事情、或歐洲正在面臨的挑戰太感興趣了,而忽視自己的文化及歷史,當然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因著與蘭德的友誼,達爾開始更仔細的研究猶太歷史和文本,並意識到他對自己在學校學過的東西幾乎不記得了。他甚至與另一位朋友一起學習革馬拉(Gemara,猶太教經典,是塔木德的一部分)。當他研究羅馬時代猶太人分裂的主題時,他認為第二聖殿的毀滅和導致它的緣由能化為引人入勝的劇本。他還決定最好不要讓像本-扎凱(Ben-Zakai)或西門.巴爾.吉奧拉(Shimon Bar Giora)等知名人物出現在劇本裡面。
「劇中,英雄需要改變,而其他角色都不會改變,他們有一個明確而嚴格的議程」他解釋道,「只有年輕的本.巴提赫(Ben Batih) 在雙方之間搖擺不定,並面臨將會造成他改變的衝突。最後他會與故事剛開始時的他截然不同。」
本-扎凱的侄子本.巴提赫是一個與母親住在一起,並保護母親的年輕人。一開始當他看到人們因著沒有繳納聖殿祭司徵收的稅、而在街上被毆打時,他選擇什麼也不做。
達爾說:「但隨後他想到了本-扎凱的話,如果他不採取行動,他就稱不上是個男人。」「這就像莎士比亞說的:『生存還是毀滅』,只是在這裡變成『行動還是無動於衷。』」最終,本.巴提赫加入並參與了反叛起義的行動。故事述說至此,達爾表示他並沒有譴責狂熱分子,儘管許多人認為他們的行為削弱了猶太人與羅馬人抗戰的力量。
「我認為他們(狂熱份子)只是單純願意為著所追求的正義奮鬥到底的人。」達爾說,「他看見了不公不義的事情,意識到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就只是個懦夫,然而,如果選擇做些什麼,將會導致毀滅。」
達爾發現當時導致聖殿被毀的情境與今日的政治不和諧間有相似之處,無論是在以色列或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那些根深蒂固腐敗的獨裁國家。
「你不可能永遠忍受腐敗……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我相信正義。」
達爾覺得要儘快講述這個故事──「因為故事能帶出的影響力遠超於我。」──選擇透過繪畫來講述它,因此最終花了幾年才完成這部作品。為主要角色配音的演員們都是以色列當代之名影星──除了蘭德之外,杰夫.里凡奇(Ze'ev Revach)是本.迦姆拉(Ben Gamla),阿莫斯.塔馬姆(Amos Tamam)是巴爾.吉奧拉(Bar Giora),莫尼.穆索諾夫(Moni Moshonov)是本-扎凱(Ben-Zakai),雅艾兒.阿貝卡西斯(Yael Abecassis)是貝尼基女王(Queen Berniki)和伊格爾.納奧(Igal Naor)是奮銳黨(Giscala)的約翰,他認為讓故事栩栩如生的最佳方式是使用繪畫。因此他與藝術家波隆斯基和浮士德密切合作,製作了一個短片版本,看看這想法是否可行;結果他發現效果挺好的,並繼續完成了整部電影的創作。
達爾說「因為圖片不會動,所以甚至更美麗。」製作這部電影是一個漫長且艱苦的過程,但他認為最終展現出來的成果是值得的。「在製作中我嘗試以不同的方式來做,當不必跟隨動態圖像時,想像力將會自己填補中間的空白,並進入劇情的節奏中。」
達爾對這部電影試映後所接收到的觀眾反應感到高興,最高興的是引起了宗教界的興趣,特別是在耶路撒冷電影院的幾場放映中,包括通訊部長約阿茲.亨德爾(Yoaz Hendel)在內的觀眾對電影的問答持續了很長時間,甚至超過了預定的時間。
「這讓我非常高興」達爾說。「我原本擔心他們會覺得我在責備他們,但他們很喜歡,我收到了很多讚美。」
雖然達爾對這部電影在以色列取得如此大的反響感到欣慰,但他也期待能在國外上映,並已被負責《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紀念國際影片公司(Memento International)收購並進行國際發行。他樂觀的認為,影片提出的議題將引起各地觀眾的共鳴。
「他們在某種層面上是對的。」他談到故事中的派系時說。「他們自認為一路走來都是對的……希望大家在責備其他人之前,先看看自己。每一方都需要往裡面細細思索。」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7/0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ICEJ
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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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21:1-2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行仁義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
彼得前書2:4-5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在紀念聖殿被毀日時,這部電影正是時候,我們看到以色列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各別得掙扎,讓我們為著在以色列政治、宗教上不同派系的人禱告,惟有耶和華神衡量人心,願他們心中的純正及良善被主紀念,更求主光照他們能敏銳主的心意,領受啟示耶穌是彌賽亞,並起來建造屬靈的聖殿和靈宮,行神悅納的事!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影響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永夜之鴿 | 盧斯達 on Patreon】
現在特區政府官員講到明「愛國不愛黨」講不過去,象徵他們收回了香港人最後自欺欺人的精神空間。國家是否等於政黨,這個問題我們幾年前開始思考,當年也頗為熱鬧,爭論有沒有結出果子?我們不知道,但我們沒有騙人,當初我們直接指出,中國不是這樣想,我們全香港都認為是這樣,只是局部的同溫屠效應。我們為何對中國政治有如此的「假性認知」,自然也有內外的雙重因素。鄧小平當局當初部署接收香港,為爭取香港人心,也受中國國內自由化影響,設計較寬鬆,鄧說不強迫香港人愛黨,只要求他們愛國,甚至說共產黨不怕人罵,因為共產黨罵不倒。
這種技術性取態是順從香港的既有政治文化。香港人自清末起就被隔離在中國以外,不算正式參與共和國甚至民國的誕生,等於長期是「海外華人」的心態,有樸素戀中感情。英方在 20 世紀初,也搞傳統國學教育,希望用文化國防頂著赤化的威脅,培養出香港人普遍反共,但支持「理念中國」的二元認同。
鄧小平他們當然知道要求香港人一下子去到愛黨、去到支持社會主義,並不現實,也不利收回香港,就容忍統戰了。說穿了上一代民主派元老甚至各界人士,其實都做過中方的入幕之賓。京港來回之間,他們也將自己一時受禮待的特殊歷史經歷當成了通則。雖然後來有了六四引致的反面,但香港人接到了一國兩制,也就認為這是鎮山之寶,認為「愛國不愛黨」的道德高地有政治法力,可以反過來束博中共。這種取態,在短時間內似乎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此論述能夠獲得「民主保本」一代港人在選舉投票給民主派,也可以頂住中共指控他們不愛國。
從更長時間和事後看來,中國容許香港局勢不改變,是因為國力未夠強大,而不是因為香港人始終愛著理念上的中國。你是否愛理念上的中國,中國不在乎,但法律上政治上效忠中國的要求,則始終未被剔除。
最明顯的例子是黎胖子和李柱銘等人,他們中國人身份認同很強,但始終反共和要求民主。我們香港人幼承庭訓,假定「愛國民主」是極為安全的爭取路線,「中國也不可能反對呀」,但香港是否有民主,在中國的天朝藍圖關係到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完整性,對中國而言社會主義的完整性其實就是主權的完整性。如果香港有真民主,則中國又可能等於再次失去香港控制權,180 年前香港分裂出去的情況又會出現。任你自報家門如何愛國,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中國的想法都不會自己改變。
在香港搞愛國民主其實屬於掩耳盜鈴,自己覺得安全,但在中國看來可能是笑話。當然香港其實無險可守,上一代人打算死馬當活馬醫,亦可能是忍辱負重的偉大。好像曹操行軍進入險處,大家又饑又渴,作為領袖只好不斷欺騙士兵前面就有水源有補給,以精神力動員大家撐下去;但香港的現實遠比成語故事來得殘酷,望梅止渴的故事去到最後,曹軍真是撐著走到了綠洲,錯有錯著,但香港則是仍然依照宿命走入永夜的曠野。
愛國民主沒有獲得中國優待。盡量爭取議席,然後準備在民主政改之後「量變質變」由港人獲得香港管治權的暗渡陳倉,亦一如所料被中國截斷。在 2014 年白皮書之後,我們其實就已碰到了現實的牆,所以之後才有退聯、圍繞支聯會六四和前途問題的各種討論。一旦香港會達到真普選的未來被否決,選舉的意義就不一樣了。所以後來參與選舉的新力量,其實都不是求結果,而是求過程,將選舉視為一種政治運動,用選舉來攬動形勢。
在中國看來,香港的選舉被激進化,漸漸走向否定制度,這有某程度上亦是事實,不過這種趨勢在 2014 年之前並不存在,基本上是 2014 年的白皮書宣示幾代香港人期待和參與的「民主回歸」化為一場春夢的結果。這情況也不只是年輕人搞出來,後來我們發現不知為何當初非常反對搞事的泛民,後來自己都開始在議會裡搞抗爭。畢竟 2014 年之後,老民主運動員都不禁公開抱怨,中方已經跟他們斷絕溝通,跟中國有商有量的舊情不再,也許才是泛民最後也被迫激進化的根源。
然而醜婦終須見家翁,中國早晚也會告訴香港,不打算搞民主,但這個夢在香港已經做了幾十年,有幾代人的期待,已經尾大不掉。這件事對中國來說,是上一代人把問題留給後代解決的結果,對香港人來說,則是無險可守,只能對當初承諾極為認真,始終追數的悲劇。
然而一個人成長,接受了的社教化很難清除。
我們就經歷過「公民教育」只教你在街上要守秩序、不要亂拋垃圾的年代,後來就開始有23 條、國民教育等等,最後普選夢碎。這種對中國天經地義的事情,實際上是要把幾百萬人累積了上百年的思想習慣扭轉過去,將他們對世界的普遍認知改變過來。這種強烈的世界觀衝突,一經政治力的強固,就變成一種蔓延的認知失調。當兩種衝突的意識形態並存於一個人身上,最後他都會撐不住,會改變自己的心態和行為,使衝突於內在調和。結果便是藍絲和黃絲相繼出現,因為作為認知失調者的整體香港人,為了沖淡內在衝突,一些人選擇做「政治上的中國人」,一些則選擇做另一種人。兩種方法都可以緩解自身的心理衝突,但其實也是將內在衝突移情出去,雙方都會為了避免認知失調而慢慢 reinforce 自己的信念,以免精神崩潰,香港就此進入動亂。
2014 年之前的香港為何比較平穩,是因為我們將所有事情建設於一個「香港很快就會民主」的春夢,夢境是和平的,但畢竟是虛幻。真實的香港一出世,就是戰地嬰兒。政治充滿謊言,現在只是用謊言建造的和平終於被時間揭穿。
在這個年代存活,不知是可哀還是可幸。例如早就去了地獄的司徒華就看不到香港「水落石出」的一天,沒能親耳聽到「愛國不愛黨」被黨否定了。人們說長大就是不斷被現實打倒,最後不明不白就接受了現實,也就是一個嬰兒慢慢發現世界上有其他人,自己一點也不特別。據說佛洛伊德認為人類遵守外在道德的起源,就是他明白了自己無法勝過成年人的父親,在爭奪媽媽的戰爭必然輸掉的現實的一瞬間。
然而後來我們到了青年時期又會有中二病,中二病就是人開始又想重建自己的獨特性,想創造自己認為獨特的人生的一瞬間。歷史上極具開創性的東西,往往都有中二病的影子 (但不代表甩皮甩骨的中二病必定等於有開創性)。啟蒙主義的歐陸思想家、宗教改革中的馬丁路德、美國建國先賢、中國人的反帝共和派、共產主義要創造新世界,其實全部都是由人的妄自尊大緣起。
Ridley Scott 拍的《Hannibal》(2001) 就有一段非常意味深長的話。那個時空漢尼拔醫生已經越獄逃到美國之外,史達琳還在找他,但同時因為受腐敗的司法部打壓而被投閒置散。後來她訪問漢尼拔在監獄裡要好的獄卒 / 護理人員,引述下,當年漢尼拔是這樣評價這個不一樣的女孩子:
「他談到遺傳和內心深處的行為,他用鴿子的遺傳來做比喻,它們喜歡高高的飛到天上,然後炫耀的翻著筋斗俯衝下來……鴿子分為膚淺和深沉兩種,當兩隻深沉的鴿子結合之後,他們的後代往往會俯衝撞地而死……史達琳探員是隻深沉的鴿子,只希望她父母中有一個是隻膚淺的鴿子。」
後來這對敵人和師徒終於在電話對上了話,當時史達琳已經被停職,接受內部調查,漢尼拔想將她爭取過來,他說:
「妳把自己的生命獻給調查局、獻給體制,然而在付出一切之後,卻發現他們並不喜歡妳。這一點讓妳憤憤不平,比放棄丈夫和孩子都還要憤怒。為甚麼?為甚麼妳會如此憤怒?……妳服侍『秩序』這個概念,他們不;妳遵守誓言,他們不;妳覺得保護弱小是自己的責任,他們不;因為妳跟他們不同,所以他們討厭妳。他們恨妳也妒忌妳……」
那麼這些年的激蕩歲月之後,我也有這個疑問。我們是膚淺還是深沉的鴿子?你選擇 to be 還是 not to be ?漢尼拔說那番話是因為他明白自己道德標準異於常人,只能將自己隱藏起來,避免成為撞地而死的鴿子。然而人總會不禁期待一個深沉鴿子也能展示本色的世界。鴿子能夠活著固然很好,作為深沉的鴿子能夠活著並且保持著自己的本色,就更困難,但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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