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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為何中國名義GDP 落後於PPP GDP？
文章日期：2021年4月16日

【明報專訊】早前跟一些內地大基金經理吃飯聊天，有人認為大市見底必有信號，例如宣布阿里（9988）被重罰約200億人民幣。這一天終於來了，罰額小一點，182億人民幣，但大市是否真的見底？天曉得，市場是聰明的，當然不用等到風波過後，市場已率先反彈。但這並非我最關心的事，我較擔心的是國家發展的方向，和對中美博弈的影響。

肯定的是這場中國大科技（Big Tech）監控風波，距離完結仍很遠。阿里系的調查都未完結，182億人民幣的罰款，應只針對反壟斷部分，另外應還有稅務調查，針對螞蟻業務的調查亦仍在進行，除此，可能更重要的調查是有關客戶數據的使用甚至擁有權。

不止如此，34家所謂互聯網平台企業（亦包括阿里），被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及稅務總局聯合召見。覆蓋面是有史以來最闊和最深入的，將嚴打二選一，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燒錢搶佔社區團購市場等行為，限一個月內全面自我檢討整改。

中國網絡監管 有效有價值具前瞻
我絕對相信這些調整和加強監管都是有道理的，亦有助未來中國互聯網商業生態圈變得更健康，更公平，給予中小企更多生存空間，甚至更有創意。一如過去，建立了互聯網防火牆，初時不少人，包括我，都認為監控外國資訊過嚴，影響個人言論自由。但目睹西方（和香港）忽視社交傳媒監管，網絡充斥假新聞，激發過激民粹，導致嚴重暴亂。散播有關疫情的假科學，代價更高，單美國已損失近60萬條人命。換作為中國，如沒有監管網上言論，照比例，中國的疫情死亡人數可能接近300萬！何其恐怖的場景，所以證明中國的網絡監管是有效，有價值和具前瞻性的。

整體中國官員能力非常高，政策的制訂已比西方科學化，但始終包含大量不確定性，所以也是一門藝術，重點在於平衡各考慮因素，亦必須有一定彈性和隨時修正的能力。但當然切忌讓勝利冲昏頭腦，政策矯枉過正，今次處理疫情，中國當然遠勝美國，但並不代表美國每個政策都是錯的，更不代表美國即使政策上，已無中國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拜登上台後，雷厲治疫，中國接種疫苗速度反見落後，但喜見已在加速。

有關互聯網監管，我認為有4點需要非常小心：

1. 我並不天真，一如美國，中國內部也有利益鬥爭，形式不同，透明度較低（但未必是壞事）。從在螞蟻上市前3天被突然叫停，已看到事態嚴重，背後情况頗為混亂，將需要頗長時間來作出新的安排。重點在於不可影響大局，必須確保中國整體利益。

2. 從前有位在北京、被2015年A股股災風波所牽連的朋友，經調查後最終無事，替他高興。但後來再見面時，他已變得意興闌珊，不想討論太多事情，只說了一句，在中國，如被調查，沒有人是無辜的。我不覺得這只是一句晦氣說話，亦不是對制度的指控，他只是說出一點事實。此事實有歷史原因，當然有壞處，但亦可能有些少好處。

中國實在發展得太快，經濟發展遠遠走在法律、稅制和監管制度前面（請記着E.O. Wilson的名言），所以不單止早期倚靠土地和煤礦等古老行業發迹的「土豪」，都必有「原罪」，現在已看出來，即使靠互聯網發達的科技人才，都面對全新、誰也不知應怎樣做的各種監管問題。在原來實體世界，哪有大數據殺熟，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導致嚴重壟斷，以及複雜稅務等等問題？中國多聰明人，更多非常愛錢的生意人，有很多充滿創意如支付寶，拼多多和抖音，比美國更先進的商業模式突破，但亦帶來更新和更複雜的監管問題，是非常自然的事。

網企自查後勢變得保守 影響估值
問題在於監管法律不夠清晰，令到企業有點無所適從，希望今次行動有助令到監管制度變得更合理和明朗。剛跟某頂級策略師傾談，他指出給予這些企業一個月時間自我檢討，監管文化上仍跟西方非常不同，沒有清楚法律界限，所以這些企業必將變得非常保守，遠離紅線，或將導致減少投資，甚至減少創新，投資者給予的估值亦可能受到影響。

不夠清晰的法律和監管的另一弊端，是嚇到最有能力的企業家過早退休引退，實在是一種非常可惜和嚴重的浪費。他們大都聰明絕頂，勤奮兼有野心，白手興家，值得景仰。當然也有運氣成分，國家和時代給予的機會也是非常重要的。但絕不代表這些人才是可隨時輕易被代替的。對，中國當然充滿能幹、可以當CEO的人，但專業管理人和企業家，在創意上，冒險精神上，仍是有很大分別的。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亦有不同需要。舉例，Tesla即使到了今天，如Musk被迫離開，對公司（和股價）的影響，必定仍然很大。有人指出，蘋果在Cook的領導下，股價表現不是仍然優秀嗎？但Jobs去世時，蘋果已是一家30多年，非常成熟的公司，跟現在中國互聯網的情况很不一樣。另外，當然不是每位接班人都有Cook的能力。

行政指引的唯一好處是，理論上可以比硬綳綳的法律更靈活，更有彈性，如有修正方向的需要，速度可以較快。但願如此。

3. 美國經常採取雙標（愛國必備元素之一），一邊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但自己的經濟政策就拚命往左轉，現正執行最極端的MMT貨幣和UBI財政政策，再加模仿中國，企圖以大規模基建刺激經濟。偶然美國也會提到Big Tech的壟斷問題，但監管起來，非常小心，因為他們知道這些龍頭企業對美國霸權的重要性。

美國也經常批評中國採取工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補貼支持個別行業，和蓄意挑選贏家（picking winners）。但現今美國就是這樣做，基建計劃中就正包括500億美元，指定用來資助半導體業的重建。數天前，拜登召見了一批美國、韓國和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高層，還親自拿起一塊晶圓片拍照，就是為了鼓勵，引誘甚至半迫使這些企業增加在美國本土投資。

我應算最早指出半導體對中美競爭中的重要性，近年中國亦明白了，所以拚命投資，希望盡快追到。但我亦已一早警告，如過分緊張，以舉國政策發展，反而欲速則不達，或成為如美蘇冷戰年代的「star wars」競賽，成為跌進修昔底德陷阱的誘因。據說中國已有28nm技術的完全自主權，已非常不錯，未來必能追到國際水平，但實在需要一段長時間，不宜過度焦急和沉迷。

整體上，製造業絕對是中國的強項，已不止是製造大國，已逐漸成為製造強國。半導體、飛機、高端汽車和精密機器等，當然仍有進步空間，亦必會成功。但本來高科技就是國際合作的成果，有些技術來自外國絕對正常。中國應繼續支持自由貿易，家家有求對維持國際和平尤其重要。相對來說，服務業，尤其經常被低估重要性的金融與傳媒，才是中國真正的短板。

4. 互聯網業務的網絡效應極強，製造贏家通吃現象，所以平台企業很值錢，但亦當然因此產生壟斷的風險。競爭有點像航海探險年代，搶先發現和殖民新大陸，成敗是個一次性機會。以金融為例，其實中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多創新，表表者正是支付寶，在國內非常成功，但最大挑戰是如何把中國金融業和傳媒成功國際化。跟汽車行業道理一樣，傳統內燃機技術和品牌，中國落後一百年，但電動車是一條全新且較公平的起跑線，中國能追上來的機會就大很多。

Fintech同樣是一個嶄新行業，數年前中國在數碼支付有明顯優勢，更曾雄心勃勃，有走出國際，甚至攻入美國的計劃。如成功，對提升人民幣地位和國際化都有幫助。但隨着美國挑起貿易戰，國際業務拓展計劃當然受損，同時其實數年前，阿里已被各種問題困擾，馬雲已萌去意，無心戀戰，國際業務已停頓下來，佔比不到1%。對比Paypal，國際業務佔比約50%，收入增長速度約30%，遠比支付寶的約6%快。

希望螞蟻能盡快完成重組 重新出發
本來螞蟻上市或可成為一次翻身的契機，如成功集資350億美元，市值輕易高達3000億甚至5000億美元，未必一定會做，但肯定有足夠彈藥重新展開全球發展計劃。螞蟻的借貸業務可能真的有系統性風險問題，需要監管，希望能盡快完成重組，重新出發。

我明白中國只想超越自己，但世人尤其美國，仍非常在意此經濟競賽。若以PPP計算，早在2017年，中國已超越美國，但以名義GDP計算，則至今仍有超過30%距離。大部分專家都認為中國將在8至10年內追到美國名義GDP，已很快，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何名義GDP的追趕速度比PPP慢？

某些生產元素，不能容易做貿易，例如工人和土地等，所以短期內不跟隨所謂「law of one price」。但其他原材料，如鋼鐵、石油、麵粉以及DRAM等，假如關稅低，接近自由貿易，全球價錢會接近。從前《經濟學人》就每年做一次「Big Mac 指數」的PPP滙率計算，因為Big Mac內的大部分材料，全球價格都相對接近。

近年中國工資急速上升，房屋土地價格升幅更厲害，但市場滙率仍低於PPP滙率超過40%。滙率過低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滙率操控，特朗普曾一度作出此指控，但最近拜登已解除此無理標籤，事實上人行經常需要買入人民幣支持滙率。

所以最主要原因是國際投資和消費者，對人民幣的需求仍不足夠。人民幣雖已被納入IMF的SDR一籃子貨幣，A股亦已被納入MSCI和其他指數，深滬港通的成立亦有幫助。事實上，以人民幣作全球貿易和儲備的比例仍非常低，2%不到，跟中國經濟規模不匹配，亦因此引起更多跟西方摩擦。

人幣國際化 不能只靠伊朗俄國合約
中國金融發發展仍未如理想，人民幣國際化的動力不夠，其實不能只靠中國跟伊朗和俄國的一些能源合約，更需要大量人民和民企走出國際的推動。金融業的重要性更絕不亞於製造業，包括半導體，亦當然是美國雄霸全球的重要手段之一。背後當然有強大軍事力量，但不需亦不可經常亮劍，其餘時間，控制權就倚賴金融和傳媒，絕非有些人想像中那麼虛浮和不重要。

（中環資產擁有阿里、Tesla、蘋果、拼多多和PayPal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18514833932&issue=20210416

世道人生︰免費的就是最貴的（李怡）

林鄭上周宣佈由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幾大項目，包括全民檢測，在亞博建社區治療設施，和興建臨時醫院，全部費用由中央負責。

如此「好事」，社會不是應該有熱烈回應嗎？但林鄭說，社會有聲音希望分化市民與政府，「（政府）每做一樣嘢都有人用陰謀論抹黑分化，就話你唔好聽政府話」，又要求傳媒「同我哋（政府）一樣呼籲市民參與檢測」。

扭曲事實才叫抹黑。但有些事實是不容抹殺的，比如：

*政府豁免國家認可的檢測人員在本港從事醫務化驗工作的註冊要求。中國的華大基因為全民檢測的樣本化驗。華大基因的化驗師沒有在香港註冊。

*華大基因是深圳上市公司，負責為國家收集和分析「基因庫」。

*2020年7月，華大基因旗下兩家公司，被美國商務部以「涉嫌強制採集維族人與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基因作研究，以打壓維族人」為由，列入實體制裁清單。

*本月14日華大遭一間跨國生物科技公司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華大多個基因測序試劑套裝侵犯其專利。華大的誠實程度符合中國許多公司的水平。

*有醫務人員認為，在不封關、不停市的情况之下，單單做全民檢測根本無濟於事。市民接受檢測徒增風險。

市民在這些事實面前，有多少人會自願接受檢測，大家心中有數。更何況檢測的效用一直受成功防疫的地區包括台灣質疑。

因為中國支援，香港不用付費，於是林鄭與眾官就一迭連聲地「感謝中央」。

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說：「沒有甚麼東西比免費更貴的了」；年前中國企業家馬雲也重複這句話：「免費的就是最貴的」。

為甚麼是最貴的呢？因為你付出的代價是時間、私隱、健康、自由這些看似無形的東西，而這些才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從採檢樣本中，化驗師可獲取一個人的DNA，這是非常敏感的個人私隱。

我們寧可付出應該付的費用去購買我們需要的東西，而不願意免費。三大抗疫措施如果要政府付費，就會要求立法會撥款，過程中至少要公開政府與中國華大或其他機構的商議經過，而不是黑箱作業。

如果三大抗疫措施向西方國家招標，那麼絕不會有陰謀論或「抹黑」的言論在社交媒體廣泛流播。

林鄭政權近年一直指美國和西方國家對香港採取「雙重標準」。比如，美國也有警察對示威者使用暴力，很多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其他國家也有推遲選舉……，為甚麼單單批評和制裁香港呢？

我們對於人、社會、國家的行為，應該持劃一的標準評論，但前提是對方是具一定標準的人、社會、國家。我們尊重任何地方的人，但不等於要尊重沒有言行規範、不尊重自己的人。許多國家都有安全法，但多數國家的安全法都有充份民意授權的立法程序，都有司法、獨立輿論的制約，我們不能將沒有任何制衡的絕對權力的國家安全法與之等量齊觀。許多國家對示威者都會施用一定程度的警察暴力，但會有其他機制去制約，警察施用不當暴力會承擔法律後果。

專權政治之下，權力是唯一最重要的東西，此外並沒有任何「標準」，無論是專業標準，還是執政者與人民的行為標準。專權政治也不遵守普世標準。面對沒有標準的人或政體，不能採取與有標準的人或政體相同標準對待，人們出於自然的取態就是：不信任。

【力挽狂瀾必須反「左」】

【明報文章】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發表，有位以開明著稱的「紅二代」一言以蔽之：「談成績多，決心多，要求多，標準多；談問題少，解決問題的方法更少！」

當下中共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起碼有3個：經濟盛極而衰；中美關係惡化；香港動亂不已。但四中全會公報只務虛，對此沒有正面觸及，遑論「對症下藥」！事實上這3隻「灰犀牛」、「黑天鵝」的出現，其源蓋出於「左」！

「國進民退」 束縛生產力
先講經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中國今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只有6%，是1992年以來最低。撇開其包含的大量水分不講，今天中國內地出現外資產業鏈撤離潮、企業倒閉潮、工人失業潮、政府財稅收入失血潮、債務爆煲潮、通貨膨脹潮，令人觸目驚心；投資、出口、消費三台經濟增長發動機已是「羸牛無力漸艱行」；全國只有一個上海市有區區192億元人民幣財政盈餘，共約30個省、市、自治區都是巨額財政赤字「一片紅」！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私營經濟已佔財稅收入50%、國民生產總值60%、科技創新70%、就業承載80%、新增就業90%，即所謂「5、6、7、8、9」比重！然而，近6、7年來「國進民退」大幅加劇；有指高踞世界第二的稅費負擔；「消滅私有制」、「私營經濟退場論」、「私營企業由職工主體共管共享論」的叫囂；含混不清的「混合所有制」疑似「公私合營」前奏；在私企、外企設立黨委、黨支部，派駐所謂「政府事務代表」；政府對上規模私企強行滲小股控大權等等逆改革開放歷史潮流措施的推行，對生產力不是解放而是束縛，對民間創業創富積極性不是鼓勵而是扼殺；市場經濟不是大力發展而是向計劃經濟急劇倒退；馬雲「退休」、馬化騰被「替換」，以及數以百計私企上市公司董事長有如被割草般倒下，令私營企業家「心有預悸」，2018年中國富豪往外國移民比2017年增加50%……這不是「左」禍是什麼？

中共「全球戰略」使美各界棄綏靖
再講中美貿易戰。稍為尊重歷史的人都知道，1969年秋正是由於美國政府的嚴厲警告，煞止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妄圖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圖謀，幫中國避過大禍一場；美國在上世紀約80年代開始對中國開放市場，90年代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本世紀初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從美國賺取了數以萬億計美元外貿順差，經濟得以迅速騰飛，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羽毛日益豐滿的中共黨內左傾勢力近年來拋棄鄧小平「韜光養晦」、「不搞爭論」遺訓，重新擰緊因改革一度放權、分權而略為鬆動的「螺絲」；拋棄集體領導，封殺黨內民主，重啟個人崇拜，回到毛澤東時代高度集權乃至「定於一尊，一錘定音」高壓態勢；重新祭起「反動知識分子」帽子，空前嚴厲構築網絡防火牆，宗教信仰自由狀况大倒退；公開討伐「普世價值」，批判「憲政民主」，「向司法獨立亮劍」；高分貝宣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滅私有制」的「馬克思是對的」；高調鼓吹「厲害了，我的國！」、「中國已走到世界舞台中央，為治理全球提供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甚至有中共齊齊哈爾黨校副校長撰文公然宣稱「偉大鬥爭」的「頭號敵人」是美國、「三號敵人」是日本……內地黨媒、網媒、「五毛」留言反美、仇美、辱美宣傳已成慣性。

凡此種種，所反映的中共左傾勢力終極價值觀，難免令外部世界得出結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已名存實亡。」中共的全球戰略就是要「埋葬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中共一黨專政模式管治全世界」！正因如此，使得美國政界、商界、學界從「中國經濟壯大之後，會走向民主政治，終歸擁抱普世價值」的夢幻中清醒過來，放棄綏靖政策，一致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成為中美貿易戰甚至步向全面冷戰的根本原因。這不是「左」禍又是什麼？

修例事件令港人忍耐突破臨界點
再有香港亂局。依照鄧小平倡導的「一國兩制」初衷，是大陸「我搞我的社會主義」，香港、台灣「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既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台灣和大陸統一之後，「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還是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不派人去」；正如江澤民闡述的是「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然而近5年來，先是2014年6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白皮書，拋出於法無據的所謂「全面管治權」法律概念，將「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後面8個字一舉閹割；繼而北京又炮製亂搬龍門、違反《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實際上把基本法第45條、第68條賦予港人的行政長官普選權和立法會普選權一筆勾銷；接着，中國駐英公使、外交部發言人等低級官員一而再、再而三背信棄義，單方面宣稱「《中英聯合聲明》過時、失效」謬論，企圖否定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除了是中國國策之外，也是莊嚴的國際條約、國際承諾性質；隨後，「銅鑼灣書店」事件、肖建華事件等陸續發生，一直到今年2月林鄭月娥政權策動拆毁「一國兩制」防火牆的《逃犯條例》修訂事件，令港人對北京治港系統「左」的錯誤忍耐突破了臨界點，感覺「一國兩制」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港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終於爆發了波瀾壯闊的反修例運動。

林鄭對暴力血腥負最大責任
然而，當着6月9日103萬港人上街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呼籲「撤回惡法」之夜，林鄭月娥罔顧民意，以權力的傲慢揚言會在6月12日如期將逃犯條例修訂呈交立法會二讀，遂激起民眾怒火，迫使青年示威者於6月12日以血肉之軀包圍立法會阻止惡法二讀通過，由此爆發劇烈警民衝突。顯而易見，捨棄「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妄想以警力壓服民眾的林鄭月娥，對暴力血腥場面出現負有不容推卸的最大責任！回歸祖國22年後香港竟然出現英人治港期間從未有過的嚴重浩劫，整整兩代年輕人與北京離心離德，這不是「左」禍又是什麼？

綜上所述，當今中國經濟由安轉危、中美關係由好變壞、香港由治入亂，皆因「左」禍所致！鄧小平1992年視察南方講話早已明確敲響警鐘：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近年中國國運逆轉又一次證明了主要防止「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要撥亂反正力挽狂瀾，要將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走到底，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只能徹底反「左」！否則，必將鑄成顛覆性歷史錯誤！

作者是百家戰略智庫主席
[劉夢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