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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北大門單一車道通行—辦理陽明交大揭牌典禮
因將於110年2月1日下午 3:00 於光復校區北大門入口左側至候車亭間車道辦理陽明交大揭牌典禮，1月31日6:00起至2月1日24:00止兩天車輛進入校園停止收費。
該段期間內，北大門交通管制為單車道進出，將有駐警隊同仁協助引導；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聯絡單位：秘書室、駐警隊
各位學長/學姊您好：
本週六(6/20)校友會公休不補班，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因近日許多校友詢問校友停車證申請事宜，特此說明：
1. 目前駐警隊開放申請的校友車證為108學年度停車證，使用期限為即日起至今年7/31。
2. 109 學年度車證使用期間為今年8/1到明年7/31，預計7月下旬開始受理。確切申請日期，待學校駐警隊公告之後另行通知。
交大校友會敬上
【#沈旭暉隨緣家書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
—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幕僚長（Deputy Staff Director），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三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5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eter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星期日明報，2019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