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鬥羅大陸全集 在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楊澤《人生不值得活的》──意象與節奏分析 ◎李懷
前言
本篇報告以楊澤第二本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為研究對象,主要討論其意象使用與調整節奏感之手法。
第一節 意象分析
《人生不值得活的》共分五輯,囊括了對生死的理解、愛情的追逐與辯證、被置身於陌生城市的焦慮等,每一輯在寫作手法、意象使用與主題上皆有明顯不同,以下將進行分析:
壹、人生不值得活的
對楊澤而言,詩是屬於少年的,年輕人痛恨謊言與偽善、享受苦悶與憂鬱,用寫詩提煉回憶、救贖青春。開卷第一首同詩集名的〈人生不值得活的〉便基於此積極的風格為整本詩集定調,無論是年少當下的悲苦疾筆、事過境遷後或許坦然或許糾結的回顧,都在輯一「水」的意象下開展。
此輯共有八首詩,或多或少皆使用了水的意象:〈人生不值得活的〉、〈瓊斯海灘〉中使用了海:
愛與死的迷藥無非是
大海落日般──
一種永恆的暴力
與瘋狂……
(〈人生不值得活的〉)
天空是面陰鬱底牆
其上有海天──
最後迴光。一隻傘
一方無人眺望之窗口
生命的全部重量
倒懸於彼
(〈瓊斯海灘〉)
大海與落日,正對映著前句的死與愛,死彷彿一片汪洋廣闊而壓迫的存在著,而愛則若落日餘暉,雖絢爛卻是無比短暫。但對楊澤而言,這兩者其實都是永恆的,是早於任何理性、歷史的。愛與死以強大的張力互相拉扯著,死可以毫無理由的帶走人、愛上一個人也不需要任何邏輯推導,巧妙的是兩者也像海洋與夕陽倒影一般互為對方的因果。在〈瓊斯海灘〉中,天空如鏡映著大海,而傘似乎倒掛在上,其對應的卻正是雨中佇立的那個人,故事的主體往往在傘下,只是在楊澤顛倒世界的幻想中,由傘下孤零的一人轉成了倒掛傘中盛接的雨水。
兩詩皆用海作為世間萬事的盛載體,是一面凝望即可看見故事的鏡,而在物理世界中,我們稱之為「時間」。水在楊澤詩中的意象便是時間的流動、歷史的洪荒。〈克羅采奏鳴曲〉中以貝多芬的音樂帶著詩人流回曾經洶湧的青春、〈室外是雪〉以飄零的雨雪串起了異鄉子弟對故鄉地域的思念、〈霽〉以雨過天青與濃霧的對比、城與離城者之間關於留下與離去的行為,展現了眾人皆困於過往記(與霽諧音之設計)憶。輯一短短八首詩,雖皆有水的意象,楊澤卻巧妙的利用其不同形式詮釋各種對時間的理解、臣服與反抗。
貳、我已歌唱過愛情
氣候與花,追逐、放棄與釋懷。構成了楊澤以詩語言辯證愛情觀的輯二「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們在此輯中不斷見證愛情與生死、短暫現存與永恆記憶間:有限性與無限性、必然性與可能性的來回交錯。而「花(植物)」便是其中重要的媒介:
我已歌唱過愛情──
還有玫瑰、紫羅蘭、鬱金香的真理
但是為她,啊,單獨為她
我預支了我下輩子的愛情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與我不再的七弦琴)
我已歌唱過愛情──
如今我將長久保持沈默。
喜悅以及悲傷──除非
大陸淪陷成海,海
淪陷成荒原,荒原
開出玫瑰而她向我走來──
我將,啊,永遠不再復活
(春天,落花,carpe diem
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
我不再沈吟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我已歌唱過愛情〉)
對如今的詩人而言愛情已成過去式,而玫瑰、紫羅蘭、鬱金香雖如不同段感情有不一樣的顏色,其真理卻一樣是短暫的、是只屬於某特定時期的。楊澤浪漫的少年情懷卻不認同自己僅限於這樣的稍縱即逝,一方面他幻想著預支下輩子來換取此刻的永恆、一方面現實中他選擇停留,旅人在樹下稍作休息便會離去,楊澤卻甘願停滯在她的花園裡享受著他僅存的「永恆的愛情」。
末段表面上透過描寫時間進程以表楊澤對愛情長久而沉默的堅持,暗底下則展現了一種極致的融合觀,在時間恆流中不斷變換的地形與始終存在的詩人與樹、「永遠不再復活」中隱含「從未死去」與「甘願死去」這樣對愛情更高(也更狡猾)角度的視角,讓存有與逝去的界線模糊。讓我們感覺只要詩人能在記憶中永保18歲某場短暫而絢爛的愛情,即便分離後經歷年月摧殘,「愛情」本身也透過詩人的浪漫得以存續。
在楊澤的情詩中沒有純然煽情的情慾流動,更多的是青年對愛情本質的直逼叩問,〈伐木〉中春天隱密的繁花與透過伐木建築的愛的居室,引出自然而為與刻意為之的感情關係間的矛盾;〈告別1〉中從春天頹然倒下(感情破裂)後的自我懷疑、辯證,祈求與絕望下透過浪漫的遠離試圖保有僅存的愛情。
除了花等植物外,在〈告別1〉:「相對於我們,我們的戀情正在絕望地焚燒……我們的愛──如何像群樹那般不斷生長,像星球一樣永恆運轉……」、〈告別2〉:「像激流護衛一朵落花請為我為我護衛她/因為當黃昏遽爾落下,天井/再也無法護衛她的身影小小/因為當春天轉身背向離開/激流與落花/他的心中負荷有──/一千種難言的傷痛……」中,焚燒、激流、急雨,楊澤利用這些曖昧的詞彙營造了一場脫離現實、界線模糊、不負責任卻又純粹的「美」的愛情狂想。
參、與眾同禱、讓我做你的DJ
此為輯三與輯五,其並沒有特別多相同意象或如輯一、二那般具有貫串全輯的核心意象,在背景上而主要偏向異國、陌地、城市的氣氛營造、語境上則多有對自我存有、國族、生死的來回思辨,顧此二輯放在同一段談。輯三「與眾同禱」第一首詩〈在風中〉馬上構建了與前二輯截然不同的語境:
在風中獨立的人都已化成風。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我思索:一個詩人如何證實自己
依靠著風,他如何向大風歌唱?
除了──啊,通過愛
通過他的愛人,他的民族
他的年代,他如何在風中把握自己
有如琴弦在樂音中顫慄、發聲
與歌唱……
……
在風中,在落日的風中
假如他逆風流淚奔跑,大風
將與他並行,並為他悄悄拭去
所有的淚……
(〈在風中〉)
沒有太多意象,而是較為赤裸的將思辯過程展現在讀者眼前,此詩或許在純文學性上並沒有太多進展,但卻嶄露了楊澤對詩的野心──也就是哲學性的思辨。比起將讀者直接丟入一個想像的詩空間中,楊澤更願意安排好一些命題、邏輯與線索,甚至像〈在風中〉一樣根本不多做包裝,利用其犀利精準的文字,將人置身於時代磅礡的大風下,如何發聲、如何證實自己?以愛、信仰做回應。即使「落日在風中,蒼茫墜落無聲……」即使在風中為了對國族的焦慮、對自我的渺茫,但當詩人大聲歌唱,此處的歌唱我認為指的便是各代文人的書寫,在時代狂暴的呼嘯中一個人堅守著愛與原則進行寫作能喚醒莫大的力量。此刻,原先掩蓋個人聲音的大風卻反過來悄悄拭去眼淚。
空間感,無疑是輯三、五中最能感覺到楊澤力筆營造的,風不僅作為涵蓋所有空間並改變其屬性的流體、同時也串連起所有曾佇立於風中的人,空間與時間被簡單的一個意象緊密交織在一起。當渺小的人開展思想,連結到興衰的落日、群星的運行下明與暗的對反、連結到陽光連結到愛。而詩末回收到淚這樣主體性的感受產物,將人最獨有的情感與時代做回應,閱畢此詩便能感受到在楊澤心中,存在本身便是一種極具張力且浪漫的辯證過程。
若說〈在風中〉給出了一個較明確且堅定的解答,〈在畢加島〉則停在一個較為開放性且困惑的結尾:
在畢加島,我在酒店的陽臺邂逅了
安塞斯卡來的一位政治流亡者;溫和的種族主義
激烈的愛國者。「為了
「祖國與和平……他向我舉杯
「為了愛……」我囁嚅地──
回答,感覺自己有如一名昏庸懦弱的越戰逃兵
(瑪麗安,我仍然依戀
依戀月亮以及你美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肉體……)
在畢加島,我感傷旅行的終站
我坐下來思索人類歷史的鬼雨
半夜推窗發現的苦難年代;
我坐下來思索,在我們之前、之後
即將到來的苦難年代,千萬人頭
遽爾落地,一個豐收的意象……
瑪麗安,在旋轉的童年木馬
在旋轉旋轉的唱槽上,我的詩
如何將無意義的苦難化為有意義的犧牲?
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
並且說──愛……
(〈在畢加島〉)
在私人的與國族情懷的愛是否有相同的基準點?或說兩者是悖反的?不相容的?在畢加島這個幻想的島嶼,楊澤清楚看見了其暴政歷史,但在這樣歷史的面前詩人該以什麼姿態面對?對愛國者囁嚅地回應,一方面反映詩人對私愛該在這樣磅礡且充滿道德意味的革命下如何自處、另一方面則受困於自身對苦難的無能為力。詩中「千萬人頭/遽爾落地」對應「人類歷史的鬼雨」,將歷史進程的殘酷與鬼雨相連結,讓讀者不禁思考究竟這樣的雨能否洗淨一地血流、或是雨的味道反倒掩蓋了血腥味?詩對於這個廣袤無邊且現實的世界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相對前一首的堅決,〈在畢加島〉展現了楊澤陷於困惑與焦慮的模樣。
在大時代的交替下,知識分子對自我的定位是極度惶恐的,此本詩集收錄楊澤1977年至1990年的詩創作,此時政治動盪、文壇論戰四起,無可避免的楊澤除了書寫積極、愛情,也書寫「被置身」於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思想交戰下,文學寫作已不存在指標與真理,這點在輯三、五尤其如此。〈我曾在炎午的酷陽下注視〉是一首無論主題或語境皆展現對此刻與歷史的反覆論辯,詩中再度使用風中年代的意象,楊澤彷彿不得志的罪臣,雖抱有理想卻在中暑的城市中呻吟,一個有著愛與思想的人竟在這樣「信仰缺如的年代」顯得如此無助。黃昏、大廈窗前、無用的軀體、救火車,楊澤挑選了這些混亂或似乎待破碎的城市意象,深刻刻劃了一個踩在名為現代的道路上、卻只能渺小踽踽獨行……
輯五「讓我做你的DJ」較無輯三那樣沉重,但也因情感的渲染較足,時刻能感受到楊澤被置身於城市中的呼喊:
人間秋涼,雨日
薄暮不免有些感喟
徒然地立在回家的站牌前,看
施工中的對街大樓,在微雨中
一盞盞水銀路燈寂寞亮起
二三女子在一場黃昏雨中艷裝獨行
緊抿著紅唇趕赴人生的約會
在聖人不復的紅磚道上,我覷見
有人低頭抽手上的Kent牌香菸
歲月的驚愕與虛偽一如
嵌在無名指上的大粒鑽戒
在雨中淋漓發光
只一夜,那人須髮盡白,我
失落在路旁的朝代間,充滿了不合時宜的情懷……
城市的夜是激烈的搖滾不遠處爆發
我在霓虹的紅雨中為櫥窗的星星所射殺
世界在海變中向下沉淪
直到惡夜的中心
有人彎身撿起一支口紅
我發現你我的城市祇是
被丟棄在路旁的
一截再也點不燃的煙蒂
(〈雨日.女人No.12與35〉)
詩題中雨日似乎就是一種矛盾,而女人則一反身為人類的主體性,成為編號般的存在,帶著類似的戒指、風格無太多相異的服裝,在霓虹城市中豔裝奔走趕赴約會,但這樣的忙碌在楊澤眼中似乎並不存在什麼意義,相較楊澤詩中的救贖──瑪麗安,No.12與35顯得多麼扁平與單薄。
路燈逐漸代替了日光,只在開頭以無形容詞的狀態出現的「日」似乎解離成城市中一盞盞的燈光、絢爛的霓虹,走在這樣「聖人不復的紅磚道」彷彿有種究極的、真理性的消散。我們在此詩窺見楊澤較為尚古……或說崇尚可見道德規範的一部分。但這並非他沒有勇氣尋找新觀點、新視角,而是在太過紛亂的時代,亙古不變的「真理」最能令人有安全感,在一切準則盡失的現代城市裡,對某些詩人而言反倒是一種惡夢,我不確定此詩書寫的是楊澤在美國留學的時光抑或是回到故鄉後的悵然,但皆能深刻感受到他對外在世界的陌生、與那一份因純真仍在才導致的絕望。
第二節 節奏分析
楊澤的詩中充斥著刪節號、破折號與括號,修飾著詩中未完成的語氣、待補充的語境與解釋背景脈絡等功能。以下將逐段分析三者在詩中出現的位置與其作用。
一、刪節號(……)
刪節號在整本詩集共出現86次,使用刪節號的詩作有27首,超過了全集42首的一半。其功能分為三類,分別是「落寞語氣」、「待續語氣」與「延伸語境」:
(一)、落寞語氣
〈告別1〉:「相對於所有季節──我們的愛情顯得多麼有限……」
〈伐木〉:「感覺自己像去夏海濱所見/一座荒廢已久的建築鷹架在雨中……」
〈在馬賽〉:「像夏日午後的急雨,我匆匆避入的一間地下室café,妖嬈開放的燈色、音樂與人臉是一面遠遠的落地長鏡,我在其中找到我落寞的眼神……」
回想起某個雨中荒廢的建築如自己曾經的感情;想像各個季節的變化再與此刻的愛情相對應;五色燈光下人群中的獨身一人……此類刪節號常見於楊澤的情詩,求不得、回憶傷心事的寂寥、感傷,透過刪節號形成一種「詩人似乎無話可說」的語氣。當讀詩時來到這類段落,往往因刪節號的出現而略作停頓,而在此巨大的沉默中我們反倒能再度咀嚼前一句內容,具加強句子情感的功用。
(二)、待續語氣
〈在畢加島〉:「我的詩是否,只能預言苦難的陰影?/並且說──愛……」
〈詠懷〉:「憂鬱是消沈後的熱誠/關於我的靈魂,請相信/那始終不變的部分……」
〈里奧追踪〉:「我開車繞過,荒涼的菊花墳場,河流在左,在右,彷彿聽見一女子的傷心,不知為誰……」
在這些刪節號後讀者將期待詩人繼續說下去、或是語氣並未結束尚留存一些謎,那女子的傷心,不知究竟為誰而泣?在說完愛之後呢?是否還能有更多的意義?那始終不辨的部分是什麼?信仰?愛?痛苦?是何類的倔強?在楊澤充滿反覆辯證的詩中,透過刪節號的留白使的算式遺落了等號後的結論,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將自己生命的獨特性帶入。
(三)、延伸語境
〈母親〉:「那中年婦人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
〈人生不值得活的〉:「號角重返那最後/與最初的草原黎明……」
〈告別2〉:「而永恆是我離開她,留給她的一片/無盡的黃昏與等待……」
〈越過窗外暗雲湧動的天空〉:「彷彿我是她所遺棄、逐日枯萎的/一株向日葵;彷彿/我永遠是背對著她的雨季……」
第三類是楊澤詩中最常見的刪節號用法,當前句具有未完的旨意,楊澤便常常使用刪節號作為想像的延伸。最初的草原黎明……如何到達最後的?眼神始終尾隨著我……直到何時?現在嗎?還是會持續到永遠?後兩句更不用說,「永遠」與「無盡」皆指涉著往後提到的事物或狀態將一直持續。
透過這些刪節號,詩人一方面省去了筆墨描寫落寞、待續等狀態,也在此之上構了能做為讀者無限想像的媒介,刪節號後的世界楊澤交給了讀者,我們能因共鳴感到痛苦、也能擅自將未完的狀態在腦中延續或斷絕。在閱讀上,除了段落、句與句之間,我們多了一個煞車功能的刪節號,在連綿的情緒、意象堆疊中,有一個可以平衡動靜,讓思考暫時停歇下來回顧、深思的小棧。
二、破折號(──)
全集共有30首詩使用總計93個破折號,相比刪節號使用頻率甚至更高,破折號的運用在功能上就較為簡明,在連結前後兩句的前提下,以邏輯脈絡區分有二種主要型式之使用──「前後相輔」與「指涉後句」:
(一)、前後相輔
〈母親〉:「有許多窗鏡的陌生廂房/輾轉啼生了我──與我/終告分離」
〈霽〉:「青山彷彿昨夜/那人之髻──山後是/遽遽然不可逼視/珠簪般亂顫的光」
〈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這是生存的/全部──全部的歡樂,全部的苦難/全部的春日,全部的愛……」
在這類句型使用中,破折號的前後二句並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而是補充前句未說明、或近意的重複敘述。
(二)、指涉後句
〈啊,我的祖國是一座神秘的電台〉:「但人車喧騰,那祇是──/失落在市塵中的/山河含恨……」
〈30路藍色巴士〉:「我看見──滿街奔跑,許多焦慮的父母/紛紛尋找他們二十年前遺失的小孩」
〈婚前曲(一九八一)〉:「驀然瞥見──你們暗中鼓動/靈慾的雙翼,於文明的夢寐中/巍巍誕生之秒密……」
相比前者,這類的使用佔據絕大多數,在語意未盡的前句後,以一種較緩慢、娓娓道來的口氣說明。
前面提到楊澤的詩邏輯性較強,少有純粹的意象堆疊,就算是意象較為豐富的〈暴力與音樂的賦格──獻給Jethro Tull〉、〈人生不值的活的〉等,也有許多因果、時間上的連接詞將整首詩串聯,破折號的應用便顯示了這點,唯有一個人的詩中需要大量的論述(儘管可能隱晦)才可能以這麼高的比例被使用。
三、括號(())
全集共有15首詩使用總計38個括號,以「動作描寫」、「背景補述」、「詩人獨白」為主要三個用法,以下將一一分析:
(一)、動作描寫
〈蔗田間的旅程〉:「多折的唱詞裡莫非便有/與她雷同的身世?/(五指輕撥過往琴弦)」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西班牙的哲學是音樂,與乎沒有哲學負擔的雲/他向我說(揮舞巨大的手掌在我眼前晃動)」
此種用法較少見於楊澤詩中,簡單敘述對方當下的動作以增加人物的鮮活與表明情緒。
(二)、背景補述
〈霽〉:「匆匆醒來的河流、車輛/逆向游走無聲/(遠行者離城而去,久久未歸)」
〈我已歌唱過愛情〉:「我已經為她/啊,浪費掉我的一生/(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詠嘆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與我不再的七弦琴)/……(春天,落花,carpe diem/在旅人休息的樹下,我躺著/我不再沉吟的愛情,髣髴在她的花園中……)」
既然是作為詩背景的「補述」,那就表示這類括號中的句子通常將以一種潛藏在詩脈絡底下的形式展現,不讀括號看似對詩整體的結構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當這類的句子被特意的括起來,反而引發讀者將其與其他文字隔開,在腦中自成一個境地,讀者知道這是重要的背景資訊,否則詩人沒必要特別在此補充,因此可做到加強詩境渲染的效果。
在〈霽〉一詩中,黎明、青山、河流構成了一幅光景,離城者一樣放在段落中很可能被消融在豐富的畫面裡。但離城者這枚意象扮演一個極具重要的元素,楊澤因而將其放入括弧,將離城遠行久未歸的事實在他建構的黎明景色中凸顯,進而加強了全詩著墨濃淡的調配。而在〈我已歌唱過愛情〉中,三段中三個括弧以類似的結構出現,其作用便是詩經中的複沓手法,每段的論述不斷地前進的同時,躺在樹下的我身處的環境與心境也在配合三段情感的推演下逐漸出現。
(三)、詩人獨白
〈告別1〉:「不慣說謊的裸體也開始厭倦於/一襲過份精緻美好的衣服/(我們曾激賞過那份表裡合一的奢華感覺)」
〈夏蟲〉:「泰山其崩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漠漠風起,簌簌葉落,當下一個秋天來到──夫子哪,我們卻在那裡?)」
〈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站在一九七七年的櫥窗前,我是全然年輕的,而世界已頹頹老去,如一遲暮之妓……很多的不滿,太多憤懣,到後來變成只是些可笑的牢騷,微弱的聲音只有自己的喉嚨不清楚地聽見。假如我大聲呼喊,除了我的Echo──啊啊誰會聽見……)」
一首詩通常包含一條完整的敘事線,雖可能有詩人暫且的狂想,但基本上會在同樣的時空架構底下完成。而括號中的「我」以跳脫框架的形式存在於詩中有兩種可能,一是作為「詩中世界」的詩人對他寫下的故事的補充,〈告別1〉、〈夏蟲〉屬於此種。另一種則是作為現實中詩人的後設獨白,〈在格拉那達café(Castle in Spain)〉便是如此,是作為楊澤本人的聲音而非詩中的敘事主體。
楊澤的詩之所以充滿音樂性,便是他在使用意象展開論述的同時,將論述的過程以各種不同形式精巧的布置在各詩中,留白、待續、獨語、補述……而非滔滔不絕的從頭到尾使用類似語法,這樣的作法讓讀者在閱讀上多了些心思,類似拼湊積木一樣一塊一塊疊起楊澤浪漫而真實的詩世界。
第三節 結論
〈人生不值得活的〉傳遞就算面對苦悶的生活也要積極的生存姿態;〈告別1〉嶄露了只屬於少年的對愛的渴求、依戀與懷疑;〈在臺北〉我們窺見楊澤內心焦慮的、被置身於陌生時空的無所適從。《人生不值得活的》雖然以這樣厭世的詩集名出版,卻沒有任何一首詩要讀者消極、放棄。
文學性上,整部詩集並沒有非常創新的實驗筆法,但也透過楊澤精心的邏輯、脈絡安排使得沒有一首詩落於俗套,我們在楊澤的雄辯中直視愛、直視信仰、直視自我、直視焦慮,然後用一種少年式的浪漫予以回應。我們都曾、或現正處在後青春期成長與停滯間的矛盾地帶,一方面想盡可能的看清所有真相、一方面又有很極多部分的靈魂希望永遠保留著無知,我們與世界的爭鬥正如與自我的爭鬥,愛在這樣的辯證中是具有多麼強大的力量?我們對世界深深的絕望正因為我們如斯的愛著這個世界,只是有些人的愛走了岔路,而楊澤的詩正是將我們引回具修復與生長性的自我懷疑與肯定。
雖然,絕望可能在自我主體性開展的那一刻便已注定;雖然,自我的有限性與思想的無限性便是人類永恆的困境;雖然,即便書寫了也不一定能將苦難化為有意義;但至少,只要心中還記得楊澤理性而溫柔的文字,我們便能甘心的作一名千敗劍客、做一名深愛著無數缺陷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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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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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08.html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楊澤 #人生不值得活的 #意象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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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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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說說公道話
退休離開鴻海七年了,我一直堅守一個「不評論前東家」的原則,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主動寫文章來解釋。
今天看到各大媒體報導,蔡總統談到郭台銘董事長的富士康集團說到:「台灣首富講這個話,說服力比較不強,郭董事長應思考,他的工廠內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想不開?」
大家都知道蔡總統意指,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發生的「跳樓事件」。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一年之間發生了12起跳樓事件,主要都在深圳龍華及觀瀾廠區。
這次不幸事件,根據郭董事長自己的說法,是鴻海成立37年所面臨最大的危機。由於這次的危機處理,我是深度參與,我覺得我有必要出面說明。
在2009年11月,龍華廠區一位負責保管一個重要客戶的手機樣機大陸工程師,將這個重要的樣機遺失了。其主管得知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和保安單位報告。
保安部門當天即約談了這位孫姓工程師,直到晚上才讓他回廠區內的宿舍。沒想到這位工程師,當天晚上就跳樓自殺身亡。
事隔幾天後,公安調查顯示是有人偷走了這部樣機,與該孫姓工程師無關。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郭董事長對該工程師之死,覺得負有道義責任,又念在該員來自鄉下,家境清寒,因此郭董事長決定給予100萬人民幣的撫恤金。在2009年,這可是天大的數字,以一個工程師而言,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於是,各方媒體大幅報導,成為當時的大新聞。
2010年春節過後,許多作業員選擇返鄉不回或是換工作,正是工廠大擧招工的季節。但是,一個大危機正在形成,而我們都沒有察覺。
在春節大招工之後,陸續出現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死者家屬紛紛到龍華廠區抗議,要求巨額的撫恤金。經過媒體報導之後,跳樓成了流行病。5月底發生第7跳之後,郭董事長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取名叫做「愛心平安工程」,他本人擔任「總指揮」,並且徵調我擔任「副總指揮」,動員全集團力量,防止再次發生。
當時,在總部龍華廠區的各大門,都有海峽兩岸及國際媒體駐守,就等著下一跳的發生。自殺事件經過媒體渲染報導,更加防不勝防,直到第12跳,北京的中央政府派出一個由人社部和公安部兩位副部長帶隊的百人調查團進駐龍華廠區,調查富士康是否「血汗工廠」。
在經過一個月的調查之後,結論是,富士康對於員工的管理與福利,遠比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來的優越。「血汗工廠」的名稱,完全不能用在富士康上。
但是,跳樓事件已經成為國際焦點,因此調查團在返京前,要求富士康用盡一切力量,阻止跳樓事件再次發生,讓數字停止在12。
於是,我們採取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在全中國大陸廠區的高樓佈下「天羅地網」,讓想自殺的員工上不了屋頂、開不了窗子,即使上了屋頂也有「隱形網」讓人跳不出去,即使突破重重關卡,跳了出去,也有二、三樓之間舖的網子,將其接住。
在經過了足足100天的努力之後,富士康真的把跳樓和其他方法自殺的數字,停止在12。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郭董事長和經營管理團隊最痛苦的回憶。許多醫療團隊、宗教團體和心理專家,都被請到總部來協助我們,除此之外,沒有人伸出援手,海峽兩岸只有看熱鬧的,郭董事長甚至還被台灣某些人稱為「台灣之恥」。
事後檢討,我們才發現,春節過後的數十萬人大招工,招進了大批有精神重症的人,和「烈士型自殺」動機的員工。跟我們合作的深圳康寧醫院(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醫院),所有病床全部住滿,我們只好通知家屬來接人,卻得到一句「我們好不容易把人送交給你們,這是你們的問題了。」企業經營的困難,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靠自己解決了。
中國大陸的自殺死亡率,在199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十萬人有23個。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在2000年時,大陸自殺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9.4人,到了2012年,這項數字大幅下降了59.6%,成為每10萬人有7.8人死於自殺。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2017年全球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有10人。而根據中華民國衛福部統計,2017年台灣的自殺死亡人數為3871人,以台灣人口2357萬人換算,每10萬人是16.4人。
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僱用超過百萬人,就算以大陸2012年自殺死亡率7.8來計算,豈不是接近80個人?然而,每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我們能夠為這12跳辯解嗎?郭董事長心中的冤屈何處去訴?
我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經常教訓我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個「短」字是指「短處」、「痛處」,意指做人要厚道,即使吵架、打架,也要有所節制。
郭董事長身為大陸台商,在異地奮鬥,身受委屈時,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罷了,在台灣的自己人也跟著喊打,心中之痛可想而知。
事隔九年,蔡總統挑郭董事長心中之痛來諷刺他,是否不夠厚道?如果郭董事長必須要為這12跳負責的話,那麼2017年台灣有3871人自殺死亡,是否也應該由蔡總統來負責?蔡總統是否也應該自問,在她的政府領導之下,為什麼會有3871個人想不開?
或許蔡總統並不了解這12跳的細節,也不了解台商在大陸打拼的辛苦,因此也不好批評她。但是這也應了我一向的看法,「海峽兩岸的命運,都握在那些最少去對岸,也最不了解對岸的少數人手裡。」
我來說說公道話
退休離開鴻海七年了,我一直堅守一個「不評論前東家」的原則,除非萬不得已,我不會主動寫文章來解釋。
今天看到各大媒體報導,蔡總統談到郭台銘董事長的富士康集團說到:「台灣首富講這個話,說服力比較不強,郭董事長應思考,他的工廠內怎會有如此多年輕人想不開?」
大家都知道蔡總統意指,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發生的「跳樓事件」。在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一年之間發生了12起跳樓事件,主要都在深圳龍華及觀瀾廠區。
這次不幸事件,根據郭董事長自己的說法,是鴻海成立37年所面臨最大的危機。由於這次的危機處理,我是深度參與,我覺得我有必要出面說明。
在2009年11月,龍華廠區一位負責保管一個重要客戶的手機樣機大陸工程師,將這個重要的樣機遺失了。其主管得知情況後,立即向上級和保安單位報告。
保安部門當天即約談了這位孫姓工程師,直到晚上才讓他回廠區內的宿舍。沒想到這位工程師,當天晚上就跳樓自殺身亡。
事隔幾天後,公安調查顯示是有人偷走了這部樣機,與該孫姓工程師無關。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郭董事長對該工程師之死,覺得負有道義責任,又念在該員來自鄉下,家境清寒,因此郭董事長決定給予100萬人民幣的撫恤金。在2009年,這可是天大的數字,以一個工程師而言,可能一輩子都賺不到。於是,各方媒體大幅報導,成為當時的大新聞。
2010年春節過後,許多作業員選擇返鄉不回或是換工作,正是工廠大擧招工的季節。但是,一個大危機正在形成,而我們都沒有察覺。
在春節大招工之後,陸續出現員工跳樓自殺事件,死者家屬紛紛到龍華廠區抗議,要求巨額的撫恤金。經過媒體報導之後,跳樓成了流行病。5月底發生第7跳之後,郭董事長成立了危機處理小組,取名叫做「愛心平安工程」,他本人擔任「總指揮」,並且徵調我擔任「副總指揮」,動員全集團力量,防止再次發生。
當時,在總部龍華廠區的各大門,都有海峽兩岸及國際媒體駐守,就等著下一跳的發生。自殺事件經過媒體渲染報導,更加防不勝防,直到第12跳,北京的中央政府派出一個由人社部和公安部兩位副部長帶隊的百人調查團進駐龍華廠區,調查富士康是否「血汗工廠」。
在經過一個月的調查之後,結論是,富士康對於員工的管理與福利,遠比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來的優越。「血汗工廠」的名稱,完全不能用在富士康上。
但是,跳樓事件已經成為國際焦點,因此調查團在返京前,要求富士康用盡一切力量,阻止跳樓事件再次發生,讓數字停止在12。
於是,我們採取最笨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在全中國大陸廠區的高樓佈下「天羅地網」,讓想自殺的員工上不了屋頂、開不了窗子,即使上了屋頂也有「隱形網」讓人跳不出去,即使突破重重關卡,跳了出去,也有二、三樓之間舖的網子,將其接住。
在經過了足足100天的努力之後,富士康真的把跳樓和其他方法自殺的數字,停止在12。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郭董事長和經營管理團隊最痛苦的回憶。許多醫療團隊、宗教團體和心理專家,都被請到總部來協助我們,除此之外,沒有人伸出援手,海峽兩岸只有看熱鬧的,郭董事長甚至還被台灣某些人稱為「台灣之恥」。
事後檢討,我們才發現,春節過後的數十萬人大招工,招進了大批有精神重症的人,和「烈士型自殺」動機的員工。跟我們合作的深圳康寧醫院(專門收容精神病患的醫院),所有病床全部住滿,我們只好通知家屬來接人,卻得到一句「我們好不容易把人送交給你們,這是你們的問題了。」企業經營的困難,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靠自己解決了。
中國大陸的自殺死亡率,在199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十萬人有23個。據北京青年報報導,在2000年時,大陸自殺死亡率為每10萬人有19.4人,到了2012年,這項數字大幅下降了59.6%,成為每10萬人有7.8人死於自殺。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2017年全球的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有10人。而根據中華民國衛福部統計,2017年台灣的自殺死亡人數為3871人,以台灣人口2357萬人換算,每10萬人是16.4人。
2010年,富士康在大陸僱用超過百萬人,就算以大陸2012年自殺死亡率7.8來計算,豈不是接近80個人?然而,每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我們能夠為這12跳辯解嗎?郭董事長心中的冤屈何處去訴?
我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就經常教訓我說:「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個「短」字是指「短處」、「痛處」,意指做人要厚道,即使吵架、打架,也要有所節制。
郭董事長身為大陸台商,在異地奮鬥,身受委屈時,外人落井下石也就罷了,在台灣的自己人也跟著喊打,心中之痛可想而知。
事隔九年,蔡總統挑郭董事長心中之痛來諷刺他,是否不夠厚道?如果郭董事長必須要為這12跳負責的話,那麼2017年台灣有3871人自殺死亡,是否也應該由蔡總統來負責?蔡總統是否也應該自問,在她的政府領導之下,為什麼會有3871個人想不開?
或許蔡總統並不了解這12跳的細節,也不了解台商在大陸打拼的辛苦,因此也不好批評她。但是這也應了我一向的看法,「海峽兩岸的命運,都握在那些最少去對岸,也最不了解對岸的少數人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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