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郭嵩燾銳意求學。立志進取,飽讀詩書,經世致用,不恭虛浮。他18歲考取秀才,22歲中舉,29歲摘桂進士做官。封建士大夫趾高氣揚,固步自封,而他不輟腳步,崇尚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貫中西。
郭嵩燾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縱觀眾多「質疑」,可看到他的研究洞徹,蔑視權貴,思維創新的精神一以貫之。在當時社會,其學問大有「一覽眾山小」的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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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郭嵩燾誕辰200周年
南湘陰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咸豐四年(1854年)至咸豐六年(1856年)佐曾國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為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廣東巡撫,同治五年(1866年)罷官回籍,在長沙城南書院及思賢講舍講學。光緒元年(1875年),經軍機大臣文祥舉薦進入總理衙門,不久出任駐英公使,光緒四年(1878年)兼任駐法使臣,次年迫於壓力稱病辭歸。光緒十七年(1891年)病逝,終年73歲。他是中國史上第一位出國外交大臣。
郭嵩燾三題
其謂一題名字,二題封諡,三題自銘。適逢晚清重臣郭公誕辰200周年之際,重閱了其一生業績,令人感佩不已。世之評論甚多,容予從小處發之筆端。
一題名字
見諸史冊的,郭公有九個名字:齡兒、先杞、嵩燾、伯琛、筠仙、雲仙、筠軒、玉池山農、玉池老人。
齡兒、先杞,應該是父母居三井頭孩子出生地所取。郭公生於1818年湖南省的湘陰縣城西。郭氏祖籍系吳越一支發脈。曾祖郭熊是湘陰的富商,且是貢生。祖父郭銓世繼續祖業,經營田地、鹽業和錢莊。其父郭家彪精通醫術,矜貧恤獨,經常施藥鄉里,深受鄉鄰尊重。郭家世代既經商又讀書,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為孩子取名頗有講究。為何取齡兒?內涵玄機。郭家祖人壽命都不過60左右。望兒長壽,仕進長遠。郭公的老家雖在湘陰城西正街普田巷三井頭,但已在長沙開有商鋪,尋找了一個吉祥的街道,名「壽星街」;嵩燾其名,亦有「壽」字內涵。家人常以「崧(燾)齡」呼喚,可見父子心中的勾畫。郭公晚年賦詩中有「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寓意精神長壽,千秋不朽。先杞之名是入學名,即家族排行名。先,取自「世家先立本,道德與文章」排行詩中。杞,本名枸杞,養生延壽藥物(注意:父親從醫出身)。又有「杞人憂天」一說。據《左傳》,魯莊公七年(前687年)所言:某天夜晚,所有的星星都消失了,忽然,天空中下起了流星雨。流星雨砸到杞國一帶,落星砸毀半個國家,房屋焚燒,大火連燒三個月。故經歷過此事的人,總是害怕天再塌下來。後世雖笑迂腐過分擔心,然則憂天憂國,為讀書人首要之則;不然讀書人與俗夫何異?父輩的執着,潛移了兒子的執着。大凡皆有靈驗。郭公慧眼超前通變,第一個寫出《使西紀程》,求國家不可閉關自守,學習西洋技術,遭到保守派的鋪天蓋地謾駡、諷刺、打擊,認為這樣偉大的清朝,還怕英國、法國乎?簡直杞人憂天。任憑詆毀,我行我素。先杞,國家在先,他擔心的是國家的命運。只有曾國藩、李鴻章、曾紀澤讀懂了他。今天,我們更認識了他的遠見卓識。
嵩燾者,喻志也,當為居長沙父子同心而鳴。嵩,山上小山,極高,猶喜馬拉雅山之珠穆朗瑪峰。燾,由壽(年限很長)和四點火(光明)組合,寓意經久不熄滅的長明燈,照亮後來的路。從姓名學來看,知識豐富,中年得貴,光照遠處,出國跡象。有表字伯琛,兩相呼應。伯,老大、第一;琛,又謂貢寶,大貴。真正所謂要,出類拔萃,非同凡響。
郭公銳意求學。立志進取,飽讀詩書,經世致用,不恭虛浮。他18歲考取秀才,22歲中舉,29歲摘桂進士做官。封建士大夫趾高氣揚,固步自封,而他不輟腳步,崇尚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貫中西。
郭嵩燾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郭嵩燾日記》、《養知書屋文集》、《養知書屋遺集》、《郭侍郎奏疏》、《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使西紀程》等。縱觀眾多「質疑」,可看到他的研究洞徹,蔑視權貴,思維創新的精神一以貫之。在當時社會,其學問大有「一覽眾山小」的情勢。
郭公有超人見識,提前走向世界。曾國藩欲遞辭呈時,他力阻其行,曉以國難,助創湘軍,興辦水師。左宗棠受挫之時,他給左打氣,督促迎難而上,披掛上陣,始有新局。封建士大夫們熱衷於天朝自大,盲目排外。他卻要平等看洋人,反對呼「蠻夷」。既然洋人要侵華經商擋不住,我們就要開門了解西洋,學習成功的東西。特別是重任出使英、法欽差大臣後,一系列變格圖存模式都是常人未曾企及的:與洋人打交道,以和為貴,談判爭勝,「戰無了局」,中國的刀槍劍戟太落後。後果確實如此。學習洋人的工業技術,更重要的是改革政治體制,富國強兵。「其本在朝廷政教。」「君民兼主國權。」這一點,他是最早預見並提出的。郭公1859年上書「疏通夷情」,是說洋人對中國瞭若指掌,而「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寬款又20餘年,」國人卻不知外情不懂外語,現在必須要辦外語學堂,使「轉相傳習」。必須要使實學代替八股,以應對外交。他反對重農抑商,發展民族工業,名聲好的商人可以做官。這些振聾發聵的高論,不亞於地震!天下譁然。
再看筠仙、雲仙、筠軒諸名,都是自取號名。筠,青皮有節操的竹子。仙,神仙。軒,卿大夫之車,有高貴欄杆。總起來分析,暗示了其人個性很強,性格秉直,愛國遠見,超脫一般,不會消失。
為什麼又叫玉池山農、玉池老人呢?其意表示不忘耕讀出身。他的老房子長沙壽星街,房子雅稱玉池別墅,內有小塘;自取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玉池從何提起?郭公祖父在普田巷經營鹽業發財,郭公父親重修新宅。因庭院內種有兩株石榴樹對著書齋,故名「面榴軒」;院內有個大水池,名「玉池」。從郭公有《九日邀同吳南屏、張子恒等登定王台、天心閣,歸飲養知書屋》一詩,測知,三人乃步行游觀,長沙城裏的定王台、天心閣離家不遠,邀請回來喝茶很方便。那麼,養知書屋且在何處?今之開福區六堆子是也。雖已蕩然無存,但書香隱隱未了。
二題封諡
1891年郭公壽終正寢,消息傳來,李鴻章十分懷念,惻隱之心頓生,上書朝廷求封賜諡號。按功績,清朝第一使臣,開放眼光,無私朝廷,應予追封。聖旨下來卻是:「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准行。」
「不准」的主要原因是,他寫的書籍產生了普天下的指責。什麼書?主在《使西紀程》。指責他的是些什麼人呢?閉關鎖國的上層官僚以及不明真相的莽夫「東亞病夫」,有魯迅所指的「看客」。於是乎,真正焦慮國家前途命運的人,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皇帝畏懼「輿論殺人」嗎?是朝廷不知其人的良苦用心嗎?
當初公使出洋是熱行的,去職回來是冷走的。船到漢口,老友李瀚章要他「先期回京不待假滿」。他知道,這是恭親王和李鴻章的意思,要朝廷給他一個官職,不能冷下了。他腦子裏打了幾個圈圈。
記得遺老遺少們老早就攻擊他的洋務策略,立功不討好;又考慮年已花甲,一身病,怎麼還能遠涉重洋?但兩太后幾次招見,非他莫屬,無人頂替。慈禧太后還給一顆定心丸:你只一味替國家辦事,不要管別人瞎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什麼心事?外交應與英人和談,和為貴。打架不是英法對手。他得了尚方寶劍,抱病出使,辦成了不少的事,穩定了局勢,而皇上太后不認帳了,以《使西紀程》滿朝非議賣國撤職。
只為超前認識。一、郭認為,不可小瞧洋人,他們也有兩千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現在落後了,不如他們。表現出強烈的國際參與意識。——清朝坐大,蒙昧不知天外有天。這還得了,如同炸了鍋,上下沸騰,不被認可。二、郭批評因循守舊,要學英國政教制度,「法度嚴明,仁義兼主,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只有我天朝才是文明古國,大罵郭對天朝有二心,漢奸。三、郭認為身在他國,應當尊重禮節獲得好感,學習長處以為國用。遊甲敦炮臺,接受披了一下洋人衣;巴西國王入會,大家起立他也隨之站起;在白金漢宮聽音樂有音樂單,他也同洋人一樣閱看。——這便成了他投降賣國的罪名。隨吏劉錫鴻告陰狀,必欲置之死地。從未見過大場的滿清官員們,拿起芝麻當西瓜,大加撻伐。四、他提出,絕不能以為日本彈丸之國,經濟和野心發展很快。果然,郭死後三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他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則不及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五、鋒芒畢露。郭嵩燾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張,以攘夷狄為義,而置民父于不顧;必使覆國亡家,以快其議論而為名高」 ,呼籲國人要摒棄傳統的「夷夏之辨」,引起公憤。
他的遠見卓識,作為井底之蛙的腐儒昏官是覺察不到的,統治者反倒害怕口狂危及到社稷。所以,他痛徹悟到與其共事,不如回歸故里。
三題自銘
郭公前前後後所著書籍共40多卷。在那個時候軍務洋務忙碌,用毛筆撰寫,著作等身,實在是鱗毛鳳角。沒有封諡,也有自銘,這些詩書典冊,可謂千秋永存,非帝王空空封諡可比。
本節略從他個人詩聯中,管窺他的自我評估:自信、遠見和執着。
其一:「面榴軒」宅院中,祠堂楹聯——
文章千古事
忠孝一生心
聯語既是對郭家的總結,也是對對子孫的訓辭。要讀書深造,要盡忠盡孝。從郭公留下的絕筆《枕上作七首》,其一曰:「三人同瘦命偏長,共道吾家兄弟強。兒輩尚能規進取,莫忘先世有書香。」證明郭公站得高看得遠,「吾人行事,必具有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心,乃能於事有濟。文章氣節不納之道義,皆是浮動之氣。」他的洋務觀點,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納之道義,是為急切拯救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忠心耿耿,哪裏投降賣國?曾紀澤當慈禧太後面,很替郭嵩燾抱不平。這一點,太后心知肚明,儘管滿朝口誅筆伐問罪,還是算了,隨他去吧。
其二: 對聯自題——
無補清時,終老書叢原宿志;
偶談瀛海,重攤詩卷紀前遊。
「自題」 上聯,講朝廷不重用我了,我就回到老家養老,但是,決不會享受清福,仍然筆耕書田,坐案寫事,留給後世,為實現早期的夢寐志向。這一點,他已經做到了。下聯講嘴巴還是封不住的,腿子還是要動的。「偶談」什麼呢? 瀛海,前遊。罵由他們罵,我還是要講國家外交。郭公出使英國時,長沙的居所曾受到守舊派的圍攻。返鄉後,親友都規勸他少談洋務。那怎麼行?他硬要宣講:「歐洲各國日趨富強,推求其源,皆學問考核之功。」「彼之所長,徇而習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至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並將自己有關洋務的論文編成《罪言存略》一書,自費刊行。
其三:光緒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賦詩——
成仁取義生平志,老死柴門亦數然。
豈分三醫連四表,竟愁一藥送餘年。
慚無身後完存稿,盡有人間未了緣。
家國友朋多負負,來生犬馬志猶堅。
此詩重點體現「志猶堅」。首聯即開宗明義,生平志向以正義為最,即使罷官老死或被殺,折磨多次,本性不移。頸聯訴述多病之軀,一邊吃藥,一邊寫奏表。愁的是藥送終年,而不是表得落妥。曾記得曾經澤討還伊犁與俄交涉前,他上表獻策六條。第一條就是應聽從左宗棠的意見。朝廷認為可備考,密囑李鴻章將表折內容轉給曾經澤。他多次上書要求禁煙,在長沙開設禁煙會。頷聯是說,我慚愧擬定存稿未付梓,洋務願望不能付之實施。主講思賢講舍,並立王船山祠,授徒講學。尾聯遺憾對家庭、朝廷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多有辜負,表達來世就是變成犬馬效勞,也會不變初衷,意志更加堅定。這可以說是湖南人的「霸得蠻」的一塊金字招牌!
其四:臨終前兩年的《戲書小像》吟——
傲慢疏慵不失真,盡留老態待傳神。
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世人欲殺定位才,迂拙頻遭反噬來。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此詩表達重在對身後的自信。首聯是自我畫像,確實如此,栩栩如生,毫不掩飾,光明磊落。頸聯自信,讓時間說話,有如「西門豹治鄴」:千百年後,令子孫思我言。我這個人是不會消失的。頷聯回顧所受之冤屈,誣衊譭謗,紛至遝來,甚至要他坐牢,要殺人。 「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謂考之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聖人而不惑,於悠悠之毀譽何有哉!」尾聯有自謙「學問半通」,有自白「官半顯」。他1860年辭職還鄉兩年,著書不輟。1862年再度出山。1866年廣東巡撫任上被彈劾,回家講學。1875年又啟用入總理衙門。國難當頭,又任出國公使第一人。1879年罷官海外,回來寫回憶錄,宣傳洋務。所以是「一生懷抱幾曾開」,不屈不撓筠仙在。
中國遣使,始於光緒初。嵩燾首膺其選,論交涉獨具遠識。李鴻章認為,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為最。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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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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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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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大戲熱播,包衣也隨之成為了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那麼,包衣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下面我們就瞭解一下。
包衣是清朝特有的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全稱包衣阿哈,滿語家奴之意。最初的包衣阿哈是滿洲貴族對於家奴的通稱,後來逐漸固化,成為了清朝皇家家奴的特定稱謂。
正因為這些所謂的家奴並不是一般人家的家奴,而是皇家的家奴。所以,雖然同是家奴,其身份、地位與普通人家的家奴卻有著很大的區別。因此,包衣成為了清朝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
清朝包衣的最初來源大致有這麼幾個:
一、愛新覺羅家族原本就已經存在的世奴,即所謂的家生子奴隸。
二、滿洲平民因犯罪而被罰沒為奴隸者。
三、部分滿州平民因生活無著而自願或被典身、販賣為奴隸者。
四、戰爭期間俘虜的漢族人、朝鮮人等等被收編為奴隸者。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來源,但不是主流。
也就是說,清朝的包衣不僅僅由滿州人組成,還包括了漢族人、朝鮮人等等。但是,清朝包衣中的漢族人既不隸屬漢軍八旗,也不同於後來的漢民,這些人被稱為包衣漢姓人,歸屬于滿洲八旗的各個包衣牛錄。
換句話說,這些人仍然屬於滿洲人,只不過,身份是包衣而不是平民,《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家族就是典型的包衣漢姓人。
伴隨著滿洲政權與關內政權戰爭規模的升級,由於滿洲人口相對較少,八旗軍隊的兵源補充成了大問題。為了解決兵源不足的問題,許多青壯年的包衣阿哈們被派上了戰場,開始逐漸脫離低級的奴役生活,建功立業。
在清朝定鼎中原、一統天下之後,滿洲統治階層出於對漢人的天然不信任,中央乃至全國各地的許多重要職務都由滿洲人充當。
但是,中國的疆域實在太大,人手根本不夠,最後自家的家奴再一次進入了滿洲統治階層的視野。用自家的家奴總比用外人來得放心一些,清朝的包衣阿哈們從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後,不少出身包衣的人,成為了機樞重臣、封疆大吏,甚至入閣拜相、位極人臣。
這些包衣出身的官員,雖然開衙建府、錦衣玉食、風光無限。但是,對於皇家而言,他們的身份依舊是家奴,家奴對主人應盡的義務還是必須盡到的。
清朝入關之後,包衣的身份並沒有隨著其中一些人職務的不斷升高而改變,終清朝二百餘年,包衣始終都是皇家的家奴,直到清亡。
在皇帝親掌的上三旗,各包衣牛錄由內務府統一管轄,編入內務府包衣三旗,歸皇帝及其近支親屬使喚。
在入八分輔國公以上王公貴族所掌握的下五旗,包衣牛錄同樣單獨編制,歸本旗大小旗主使喚。
雖然很多包衣出身的官員後來成為了威風八面的「大人物」,但是,相對於本主而言,他們的身份依舊是家奴。即便是位列中樞、入閣拜相的包衣,見到本主依然要執奴僕禮、以下人的身份侍奉本主。
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嘉慶年間的大學士松筠,其所在的蒙古鑲藍旗旗主家辦喪事,松筠雖然彼時已是「宰相」之尊,但也只能老老實實去給主子迎賓、哭喪、送葬。
要知道,松筠還只是隸屬蒙古正藍旗普通旗人,地位要高於奴籍的包衣,清朝包衣相對本主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清朝每年一度的內務府選秀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內務府包衣三旗每年一度要挑選包衣秀女(後期稱使女)入宮充當宮女。這些包衣秀女的地位要遠低於戶部組織挑選的八旗秀女(八旗秀女通常挑選來充當皇帝的妃嬪或者皇子、皇孫等近支皇族的配偶)。
也就是說,即便是高官、哪怕是「宰相」家的小姐,只要你是包衣籍,你就必須按制度應選,被選中後就必須進宮充當宮女,盡你家奴應盡的義務。同樣,下五旗的包衣同樣有將女兒交予本主挑選為使女或妾的義務。
雖說清朝的奴籍是世代相傳的,但是,包衣的身份也並不是完全不能改變,這就涉及到所謂的抬旗。清朝一些立有重大功勳的包衣及其後代會被皇帝加恩除去奴籍,抬入滿洲八旗,從而擺脫奴籍。
此外,包衣出身的皇后(實際非常少、幾乎沒有,清仁宗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實際在出生前其家族已經由包衣抬入滿洲旗了)、皇帝的生母以及一些非常受寵的後妃家族也會被「抬旗」,如清仁宗生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家族、清高宗慧賢皇貴妃高佳氏家族等。
不過,抬旗並不像影視劇裡那樣,似乎很多、而且很簡單。清朝真正得到抬旗待遇的並不是很多,而且大多局限於後妃家族,普通官員以功勳抬旗的相對要少得多,包衣出身的官員抬旗的就更少了。
當然,抬旗並不僅僅限於包衣,由漢軍旗抬入滿洲旗,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等情況也叫抬旗,這裡就不鋪開說了。
說到底,清朝的包衣制度實際就是滿洲奴隸制舊俗的一種延續,並不是什麼先進的東西,甚至可以被視為糟粕。只不過,這種主僕的人身依附關係更加便於統治階層的集權,因而被清朝統治者保留了下來。
同時,由於作為皇家的家奴可以更近距離地接觸到最高統治層面,從而獲得其他人無法得到的巨大政治、經濟利益。
所以,清朝許多包衣非但不以此為恥,反引以為榮。不單包衣如此,甚至整個滿、蒙、漢軍八旗都以自認皇家的「奴才」為榮,也算是畸形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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