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52)
「殺子」文化
(此文原刊於2018年7月30日)
幾十年前學者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就提過,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一是「殺子」文化,有別於西方的「殺父」文化。
深層結構大概是指從傳說與神話的文化沉澱中,所遺傳下來甩不掉的觀念精粹。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基因。
西方的「殺父」,源自希臘神話:俄狄浦斯因為逃避神諭說他會有殺父娶母的命運,於是離開了父親而不知道那其實是他的養父,途中他誤殺了自己的生父。他遇到獅身人面女妖斯芬克斯,向他提出一個難解的謎語,俄狄浦斯猜出了,於是當上底比斯的國王,並按照當時的風俗娶前任國王的王后為妻——也就是娶自己的生母。這就是「俄狄浦斯情結」即「殺父」情結的起源。
中國傳說的堯舜禪讓,說舜自少喪母,生父續娶,生了一弟一妹。舜成長中常受父毒打、後母虐待,他逆來順受,對父母依然孝順。舜的孝跡感動了堯帝,兩個女兒嫁給他,並把天子的位禪讓給「半子」的舜。這故事帶出的是被虐狂般的戀父情結,孝順成為繼承權力的政治道德楷模。
「殺子」文化的典型故事有《二十四孝》的「郭巨埋兒」:「郭巨,字文舉。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復得。 』妻不敢違。」這是「殺子」以盡孝。
所謂「殺子」文化,當然不是真的血淋淋地殺,而是如魯迅所說,「小的時候,不把他們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如同他們的父親一樣」。「從老到死,要佔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所謂「殺父」文化,也不是真的殺,而是如魯迅所說:「老的讓開道,催促著,獎勵著,讓(少的)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殺子」文化是永遠把子女當作孩子,要孩子「乖」「聽話」,依着過去的經驗、順着過往道路走去。「孝」包含「順」,孩子長大了也還是自己的孩子,要永遠「順」,因為永遠是「孩子」之父。「殺父」文化就是從小就把孩子當一個獨立的「人」,容許而且認為年輕人應該並可以突破前人的一切規範。
人總會老,總會死。因此,「殺子」的社會永遠不會進步,而「殺父」文化才能把人類文明不斷推向前。
「殺父」文化是年長者為年輕人遮風擋雨,「殺子」文化是年長者在不依規範的年輕人身後丟石頭。
「殺子」文化基因是中國長年落後的原因之一,不過「殺子」殺得最轟轟烈烈的莫過於一胎化的殺女嬰,而最明顯的就是六四,更轟轟烈烈的就出現在六四後的經濟起飛、一切只認錢的時代,毒奶粉、紅黃藍和性侵幼女的產業鏈,更廣泛、更無助的毒疫苗席捲中華大地,不僅殺年輕人,而且殺幼子。鎮壓是為了扼殺異端,經濟起飛的「殺子」則是只為權貴利益而對下一代狂殺。人類之兇殘達到極致也。
中國盛世的「殺子」文化亦傳來香港。為首者可以為了自己的權力而不顧親子的前途。司法暴力施加於未成年者身上。「殺子」文化不僅得到真傳,甚而變本加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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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的從來不只是人民的生命】
始於1947年在台灣的殺戮,仍在持續著,謀殺眾多台灣人的靈魂,活著也像死了。
台北,張秀哲,魯迅最親近的台灣學生。曾對中華民國抱有熱情,出任台灣紡織公司協理,二二八期間,將戰後從唐山過來的眾多朋友藏在自家宅院,為以保護安全。後來張秀哲被特務帶走,押在曾被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稱為「人間地獄」的警總情報處地窖。家人四處奔走用盡關係疏通,並散盡鉅款救援,才倖免被殺。
張秀哲那些台灣新文化健將的故友幾乎全沒能活下,從此張秀哲對中華民族的理想,徹底失望。其獨子形容撿回餘命的父親:「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坐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張秀哲先生自此過著槁木死灰的人生,抑鬱而終,但他的獨子張超英先生,日後成了出色的外交官,私下與不少台派、獨派人士交好,退休後曾協助阿輝伯完成自傳《台灣的主張》。
高雄,74年前的三月初,高雄市各界仕紳齊聚在舊時的高雄市府所在地,眾人一心想以理交涉,等候黃仲圖市長、彭清靠議長率領的和平請願團,與柴山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但迎來的是高雄大屠殺。
有的受難者家庭生計陷入困境,有的家屬悲憤自裁,有的兒女落入孤兒院,至於那些在屠殺中大難不死,撿回一命的人,許多人的人生態度從此改變,並時時被監控刁難。
上山談判,被當場羈押,以為必死無疑的彭清靠議長,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沒被槍殺。在議員任滿後,彭清靠身心俱疲,完全退出政界,彭清靠從此對中國失望,不再參與公共事務,但其子見證父親的故事後,卻埋下反抗的種子。他的兒子,便是一生從事民主運動與支持台灣獨立的彭明敏前輩。
嘉義,仕紳們相信國民政府能和平談判,要求民兵停止攻擊水上機場,並為水上機場守軍送上食物飲水,不料陳澄波、潘木枝為首的和平派談判代表,在嘉義火車站被國民政府軍隊殘忍殺害。
台中,二七部隊在埔里以40人對上700人,發動以寡擊眾,驚天動地的烏牛欄之役。台中因為二七部隊的戰略牽制,二七部隊成為大台中區人民的安全罩,當時謠傳有武裝勢力的日軍、共黨參與二七部隊,國民政府軍害怕忌憚,大台中地區因此未像台北、高雄、嘉義等地發生大規模軍隊屠殺,二七部隊在後世有了「台中之盾」的名號。
烏牛欄戰役指揮官,於2019年過世的黃金島先生,在烏牛欄之役勉勵弟兄:「世間最完美的人,便是那些在生命的逆流中含笑以應的強者。」即使陷囹圉,黃金島前輩以一生實踐這句諾言,創立大屯區民主聯誼會、臺灣公共權益協會,以身為民主農夫為使命,撒播理念種子,盡力弱勢保障與受害者平反。
台中之盾二七部隊的部隊長,現仍持續參與民主運動的鍾逸人先生,服刑最久。除了投入社會運動,筆耕不輟,將一生見證事件,付諸文字,曾獲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等。九十多歲時,曾罹患癌症,以為大限已到,後奇蹟痊癒,自認「老天爺要我活下來,就是要我完成使命」,那時正好台灣經歷「太陽花學運」,看到青年人對國家命運的投入,讓鍾逸人前輩再次燃起熊熊壯志,以94高齡完成著作《此心不沉》,以此書愐懷戰友,表達對台灣土地人民的尊敬和情意。
聽聞許多受難者家屬親友,直至今日,家族仍對政治事務極度忌諱,希望子孫專心念書和賺錢就好,記憶裡的夢靨糾纏不休。曾有朋友說,阿嬤閉口不提因二二八死去的叔伯真實死因,當他年紀小,阿嬤不願他去水邊,就說叔伯是溺水死的; 當他青春期,阿嬤怕他沈迷戀愛,就說叔伯是殉情死的; 當他到了可拿駕照的年紀,就說叔伯是車禍死的; 隨著後代成長變化,阿嬤講的死因就不同,隨著阿嬤需求改變說法。朋友這故事,說笑背後是沈痛的心酸,而每年ㄧ到228至清明前後,家族的氣氛就籠罩在烏雲裡,即使已是2021年的今天,長輩仍舊害怕後代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朋友遠離台灣、遠離政治。
類似的故事太多,驚懼猶存在每一個台灣家族的靈魂裡,禁錮台灣人的思考言行。
中國黨政府壓迫,消滅了一代人,民主也已經被耽擱了三十年,228到白恐,從來不只是某幾個人不得已做了錯事,也不只是「處理失控」和「執法過當」,而是系統性的消滅可能成為「新興國族」的台灣意識。加害者必須承認這是系統性殖民台灣的手段,應當負起責任清算解散!
台灣的創傷仍未復原,但四處撒播的種子會發芽茁壯,我們看到烽火餘燼裡,仍有新一代勇敢挺身而出,繼續台灣人未完的夢想。
#抗獨裁永世
#斷悲命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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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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