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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名穿著遊騎兵制服的軍官與一名中情局幹員仔細檢查背包。最後,只獲得簡單戰利品:十二捲底片、二十張以彩色筆修正過的地圖、一個壞了很久的手提收音機、兩本行事曆與一本綠色筆記本。
兩本行事曆引起轟動。軍官瀏覽細小字跡所寫下的內容,並確認那是日記本,日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所學校被用來當成背包主人的監獄,稍後,在這所學校的門口,設立了一個臨時實驗室,一名中情局幹員翻拍日記內容。所有的物品,由一名上校負責以直昇機送到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那本綠色筆記本,寫了一系列的詩篇,彼時似乎未激起太大的興趣。
數小時之後,背包的主人埃內斯托.格瓦拉司令,在無花果村(La Higuera)的小學校遭處決,而從他身上搜刮得來的個人物品則被瓜分。
切的日記轉了幾手之後,存放在玻利維亞軍情局辦公室的一個保險箱,配合一項辨別日記真偽的計畫。辨別真偽的計畫尚未完成,玻利維亞內政部部長即偷走日記備份,並將之帶到古巴;自此,《玻利維亞日記》(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在全球發行了無數個版本。
一九八○年代中期,切的日記再度成為新聞焦點。英國著名拍賣公司蘇富比宣稱即將拍賣切的原版日記,預估其價值有二十五萬英鎊。切的日記如何落在蘇富比手中?玻利維亞政府展開調查,結果很快指向玻國前獨裁者路易斯.賈西亞.梅薩(Luis García Meza)將軍,他將原版日記賣給一名「巴西人」,那個「巴西人」再將日記賣給英國一家藝廊。或者那個「巴西人」只是充當路易斯.賈西亞.梅薩的中間人。一九八四年六月,蘇富比放棄拍賣日記,一方面由於玻利維亞政府的不斷控訴,另一方面則因切的遺孀公開指責。
即使走過那段充滿爭執與喧嘩的歲月,切在兩本行事曆上所寫的日記,或多或少還能精準呈現原貌。第三本筆記本的命運,就是那本有綠色封面的筆記本,則為奧祕的歷程。內容是切在玻利維亞戰役期間所寫的詩?或是切在最後幾年所抄錄的詩?他對哪些詩人情有獨鍾?還是一本混合兩種可能性的詩集?那些詩代表某種密碼嗎?而綠色筆記本在哪?
Ⅱ
二○○二年八月的一個早晨,切的老友J.A.,一個從未被懷疑過的同伴,在我的桌上放了一疊影本,說道:
「這是什麼?誰的東西?你可以辨認字跡嗎?」
我翻閱著。不禁打起哆嗦。看似切親筆書寫的文件。是嗎?從哪裡取得?我請他給我兩天時間來辨認。
我將這疊影本帶回家,比對切親筆書寫的各種文件:玻利維亞日記的片段、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信函影本、告別菲德爾信函的傳真、剛果日記的修正稿。顯然,那是切的筆跡。
我慢慢檢視那一百五十頁,我不否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儘管這麼多年來我與切相當親近,但切從未停止讓我驚訝與感到意外。
那是一本詩集,多半有標題,或註記系列詩篇的號碼,但缺乏作者的資料,除了其中一首標示著「L. Felipe」之外,毫無疑問,係指在晚年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里昂.菲利浦(León Felipe)。大部分的詩可辨識。為何切不厭其煩地抄下這些詩?或背誦這些詩?為何會省略作者?為何將詩抄在這本綠色筆記本裡呢?
的確,這就是那本在玻利維亞遺失的綠色筆記本。如何輾轉來到這裡?
我重建了背包內物件所發生的故事。綠色筆記本與其他物品一起落入玻利維亞軍情局的手中,但不在路易斯.賈西亞.梅薩意圖賣給蘇富比的贓物之中。事情的來龍去脈漸漸釐清,近年有人從軍情局的保險箱內偷走,或拷貝複本。
切何時寫下這本綠色筆記本?
書寫的時間很可能在一九六五年剛果行動後,在切離開三蘭港(Dar es Salaam)之前;或是他在布拉格的漫長等待期間,籌備古巴畢納德里約(Pinar del Río)軍事訓練之前,即那為了玻利維亞行動所進行的預備訓練。筆記本的封面印有阿拉伯文。難道是他在一九六五年離開坦尚尼亞之前買下?
毋庸置疑,筆記的部分內容完成於玻利維亞行動期間。有一張照片,用放大鏡細看,好像切攀登在樹枝上守衛,同時在綠色筆記本上書寫。那幾個月,他的背包裡會放哪些書並不是祕密,而我在筆記本所辨識出的詩人,也是那些書的作者。
是抄下?還是憑記憶默寫?我在自己的書房查證,也比對我熟悉的詩篇。沒錯,是切抄下來。如果憑記憶默寫,不會準確記得一段四行詩是以分號結束,或者記得一句詩被強制切成兩行的特定方式。
那麼,為何省略作家資料呢?這些都是切相當喜歡的作家,難道是他的幽默大膽作風?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遊戲?(我熟悉這些作家,為何還要放上他們的名字?)也許他想,半認真,半開玩笑,將他的筆記本變成私人文件,僅能以他自己的密碼進出。或許那是一種記憶方式?抄下詩,然後背下來。無論如何,那是一本選集。
那是一本切的選集。一本個人的選集。
Ⅲ
切一生大量閱讀詩。許多軼聞皆有記載。例如有一次,他寫信給醫學院的同窗好友蒂塔.殷方提(Tita Infante):「與其說我自暴自棄,不如說我正處在悲觀時候/……/一旦臨時陷入那種情境,我的解決方式是喝一些瑪黛茶,讀兩句詩。」
在青少年時候,在那段經常忍受氣喘病之苦的時光,由於被迫長時間不動,他在書堆裡,找到一個可以遁逃的平行世界。聶魯達與波特萊爾(Baudelaire) 的《惡之華》(Las flores del mal)應該是他對詩的初戀,令人好奇的是他閱讀法文版的波特萊爾。十五歲時,他與魏爾倫(Verlaine)、安東尼歐.馬恰多(Antonio Machado)相遇在詩中。同時,他也發現了甘地(Gandhi),而令他感動不已。朋友記得他從那時起,便朗誦聶魯達的詩,也朗誦西班牙詩人的作品。一首四行詩一直與他如影隨形:「那是謊言/而謊言變成悲哀的事實,/聽見妳的腳步聲/踩在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馬德里。」
一九五二年,他二十四歲,去了波哥大,在那裡遇到一個哥倫比亞的學生領袖,兩人談政治,也聊文學。切向他表示,已讀過聶魯達所有愛的詩。哥倫比亞學生於是向他挑戰:
「二十首……」
切毫不猶豫回答:「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寫,例如……」然後繼續。
兩年之後,在墨西哥的一處監獄,他寫一封家書給父母:「假如因任何我無法相信的理由,導致我不能再寫信,且面臨生死攸關境地,請把這幾行字當成告別信,沒有優美的辭藻,卻是肺腑之言。我一生在跌跌撞撞中找尋真理,在這條路上,已有女兒相伴,她延續了我生命,而我也終止了這個循環。從此時此刻起,我不會視我的死亡為挫敗,只是像辛克美(Hikmet)一樣:「唯一隨我進入墳墓的痛苦/乃一首未完的歌。」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墨西哥那幾天,切被迫轉入地下行動,「因為墨西哥政府犯了一個大錯,相信我紳士般的言論而釋放了我,並要我在十天內離開墨西哥。」他往返於墨西哥城。偶而回家看女兒伊爾蒂達(Hildita)時,對她朗誦一首安東尼歐.馬恰多獻給李斯登(Listen)將軍的詩:「我的文字從山林到海洋:/假如我的筆等於你的槍/我將自快樂指揮官殞歿。」那七個月大的小女娃看來很喜歡馬恰多式的音律,因為念完詩句後,她就哭鬧,要求再念。
在馬艾斯特拉山區(Sierra Maestra)進行游擊戰時,切建立了一個運輸網路,替他將馬蒂(Martí)的書,以及荷西.馬利亞.艾雷迪亞(José María Heredia)、荷楚蒂斯.德.阿維亞納達(Gertrudis de Avellaneda)、賈布列.德.拉康賽西翁(Gabriel de la Concepción)、魯本.達利歐(Rubén Darío)等人的詩集運到山上,替換他常閱讀的那本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所寫的哥德傳。從一張照片可看到切斜躺在一間茅屋裡,讀著這本記傳,身上蓋著一張毯子,嘴巴則叼著一根粗大雪茄。
一九六一年一月,他擔任革命勝利後的工業部部長,在一次採訪中,他向伊戈爾.曼(Igor Man)透露:「我憑著記憶認識聶魯達,我在床頭櫃上放著波特萊爾,用法文來讀他。」切還承認,在聶魯達的詩作裡,他最愛〈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Nuevo canto de amor a Stalingrado)。
我曾寫時光與水/我曾描寫哀痛與它的紫色/我曾寫天空與蘋果/現在我要寫史達林格勒。
他的伴侶亞蕾伊達.瑪奇(Aleida March)回憶說:「在空閒時刻,在一個會議與下個會議之間的空檔,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途中,他隨時閱讀。」
如今有一個圖像更有效證明這些事實。在良加瓦蘇(Ñancahuazú)遭玻利維亞軍方沒收的膠捲中,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切攀上一棵大樹,應該是正執行那沒完沒了的守衛工作,手裡捧著一本詩集。
Ⅳ
切一生不僅大量閱讀詩,他也以創作者身分玩味詩藝,曾經親近詩,也曾遠離詩,總是十分重視詩。我會說,他太過於重視詩。他從不滿意自己的作品,認為他所寫的詩沒什麼價值,因此從未付梓出版。
他應該在青少時期就寫詩了,但是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少數詩篇,是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六年間,他旅居瓜地馬拉與墨西哥時所作。那段時期的詩,是一個角色轉型的完整歷程,著迷於那個以某種方式等待他的大千世界,也醉心於前哥倫布時期的遺跡。
在一九五五他寫下:
大海以她友誼之友召喚我/我的牧場 ── 一個大陸 ── /溫柔且不朽地展開/彷彿薄暮中的一只鐘。
再以另一首詩看這類主題:我獨自面對無情的夜/以及那令人厭倦的金錢壓力/歐洲以陳年酒之聲召喚我/受到金髮美女,博物館收藏品的鼓舞。/在新興國家的號角中/我迎面接受影響/那馬克思與恩格斯之歌。
歐洲,拉丁美洲,革命,令人好奇的是還有前哥倫布世界。他對帕倫克(Palenque)的著迷可從一首詩表露無遺:什麼力量讓妳矗立那裡幾世紀/依舊活潑動人宛如處於青春年華?在工作結束後,怎樣的神吹起/妳石碑的生命氣息呢?
他在墨西哥從醫,某次為一個名叫瑪麗亞的婦人看病,婦人患有與氣喘相關的呼吸疾病,病情相當嚴重。婦人與女兒及三、四個孫子住一起,套句墨西哥當時的說法,她的去世「不好不壞」,但他因婦人的不幸感到難過,儼然個人的罪過,於是寫了一首詩:
老嫗瑪麗亞,妳將逝去/我想嚴肅對妳說/妳的生命是一串充滿痛苦的玫瑰念珠/沒有愛人,亦無健康與金錢/只有飢餓與妳共享。
這是一首鬆散的詩,慢慢地從婦人的不幸開始描寫,鋪陳到醫院的診間,以及氣喘所引起的死亡,出現醫生雙手的溫柔窘態,為了向老嫗保證而緊握著她的手,帶著希望的男性低沉聲音,那最熾熱與最陽剛的復仇,就是妳的孫子將生活光明。詩以「我發誓」(lo juro)的誇大方式收尾,將lo juro以大寫呈現,然而聽起來真誠。
在墨西哥那段時間,他所寫的詩中,有一首係在秋雷歐(Choleo)農莊完成,當時他正在農莊接受軍事訓練,也許那是他最糟的詩作之一。那是一首獻給菲德爾的史詩,詩中最大的美德反映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著迷於古巴領導人激發了阿根廷醫生(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透過隱祕的通訊小徑/解放你如此熱愛的綠鱷魚);另一方面是他嚴肅地承諾參與革命計畫:假如途中遭武力埋伏,我們要求一塊有古巴淚水的裹屍布/以覆蓋游擊隊員的骨骸/在通向美洲歷史的過程。/就這樣。
他從未將這首〈走吧,黎明的熾熱預言家〉送給菲德爾。顯然,他不認為那是一首好詩,也不想讓這首詩被當成留念之用。
數年之後,《綠色橄欖樹》(Verde Olivo)的總編輯里昂內.索多(Leonel Soto)出版了這首詩,切氣急敗壞寫了一張便箋警告給他,在未獲得同意的情況下不該出版他的詩,更何況「那些詩句糟透了」。切認為,他的詩屬於個人。還有一次,巴爾多.里亞達(Pardo Liada)提議出版他的詩,或在廣播中朗誦,切開玩笑似地威脅他,會將他槍斃。
很可能他在生命尾聲之際仍持續寫詩,只是這些詩從未公開。
Ⅴ
切在綠色筆記本內所收集的六十九首詩,只有一首標明作者,就是第六十五首〈偉大冒險〉,在詩的尾端寫上「L. Felipe」。其他六十八首並未標示作者。
我開始著手,擬出一張我知道切喜歡的作家名單,結果相當龐雜,我共找出了五十位作家。
我可以求助於知識淵博與熟背詩篇的朋友或專家。我確定羅貝特.費南德茲.雷塔瑪(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應可很快幫我解開大部分的謎團,然而這項挑戰卻令我著迷。隨著古老的福爾摩斯式閱讀,我採用了嚴謹的邏輯:刪除了不可能,再從所留下來的……我先辨認十五首我熟悉、或者有印象的詩。塞薩爾.巴列霍的〈黑色傳令兵》。聶魯達在《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中的第二十首〈今夜我可以寫下最悲傷的詩句〉與〈一首絕望的歌〉,以及那首知名的〈道別〉。塞薩爾.巴列霍在《淒美》中的另外兩首詩:〈在那個角落〉與〈今夜我下馬〉。尼可拉斯.奇彥的幾首詩:〈我不知為何你會認為〉、〈先賽瑪亞〉、〈一隻長長的綠鱷魚〉。再加上里昂.菲利浦的那首詩,切早已標示出作者:「時光流轉四百年……」
原則上確定了四位詩人:巴布羅.聶魯達、尼可拉斯.奇彥、塞薩爾.巴列霍與里昂.菲利浦。對我而言,這是第一步。以這四位詩人為指南,我開始查閱所有不在這裡面的詩,把最有疑問的辨認工作放到最後。有些詩的辨識相對簡單,我直覺有些詩來自《漫歌》,有些可能屬於里昂.菲利浦,或是十分相近的模仿者,有些是巴列霍式的句子,有些則為奇彥的加勒比海頌樂。由於我對有些選集較陌生,因此必須借助於巴列霍、聶魯達與奇彥作品全集的各種版本,並從家父的書房裡搜括所有里昂.菲利浦的書。
或許這項工作對一個專家來說輕而易舉,但無法享受這麼多的工作樂趣。一個星期之後,包括幾個晚上,在露出黑眼圈與呵欠連連的情況下,這六十九首詩已被我辨別出六十七首,那剩下的兩首稍後再進行。
在過程中,我踩到了幾個陷阱,切省略了兩首詩的標題,其中一首抄在不同的兩頁上,中間夾著另外一首詩,兩首詩都只抄了片段,而一首詩接著另一首詩,沒切分。
切的詩選集終於釐清。
筆記本收錄了巴布羅.聶魯達、塞薩爾.巴列霍、尼可拉斯.奇彥與里昂.菲利浦的詩選。只有這位四位詩人,沒再多一位。令人好奇的是,詩並未按作家的順序排列,甚至沒有順序可言(一般選集採用年代順序方式)。換言之,切在讀這四位作家的詩集之際,不加區別即同時抄錄下來。起初,可看得出連續性:一首巴列霍的詩,一首聶魯達的詩,一首奇彥的詩;這樣的連續性重複了八次。我思索這樣的連續性是否暗藏著密碼,然而連續性不久後被打斷,之後便察覺不到任何次序。
有些詩令我茫無頭緒,日期看來不一致。奇彥的〈阿空加瓜山〉出版於一九六七年的詩集《宏偉的動物園》,不過先前即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的《革命星期一》(Lunes de Revolución)刊登;因此,這首詩應該曾出現在某本選集裡,或者切可能保留了當時的剪報。第二個疑惑在於里昂.菲利浦的《喔!這把破舊小提琴》的那些詩,詩集於一九六五年底由墨西哥經濟文化基會出版社(FCE)所發行。但是一點都不意外,里昂.菲利浦可能寄了一本到古巴,在展開玻利維亞游擊戰之前的短暫軍事訓練期間,有人再將書帶到畢納德里約基地,轉交給切。
切所抄錄的詩篇中,僅有些微修改:奇彥的〈姆拉妲〉使用了古巴人的口語拼音,切修改了口語拼音,將「dise」(說)改成「dice」,把「cobbata」(領帶)改為「corbata」,以「narices」取代「narise」(鼻),「veddá」(真相)則變為「verdad」。
還有最後一個疑惑,切最愛聶魯達的那首〈獻給史達林格勒的新情歌〉,為何排除在選集之外?為何巴列霍那些有關西班牙內戰的詩也不在選集之中?這些都是憑記憶的了解,我得屏除這樣的論點,因為他也喜歡聶魯達的情詩,而這些情詩收錄在選集裡。因為某些理由,他必須排除那些詩,留下空間給柔情的詩篇與親密的反思。或許那是他生命最後兩年的一首必要對歌,而那兩年籠罩在一場革命旋渦裡,革命事業卻轉眼成空。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冷酷,詩彷彿避風港,提供了個人,與美洲、西班牙的歷史視野。
Ⅵ
一九三八年,祕魯詩人塞薩爾.巴列霍在滂沱大雨中死於巴黎,那天是一個星期五,並不是他所預言的星期四,而當時切才九歲。在選集裡的四位詩人當中,切唯獨不認識他。雖然在他活著的時候,切也許曾經讀過他的一些詩,尤其那些獻給西班牙內戰的詩。
巴布羅.聶魯達是他青春時期的詩人。在一九五五或五六年間,他住在墨西哥時,曾寫過一篇有關《漫歌》的廣泛評論,裡面寫著,那些詩包含了「公義的暗喻」、「高雅的純樸」,他並將這部作品評為「詩意美洲最高尚之書」。一九六一年一月,當時切擔任國家銀行總裁,他接見了聶魯達,聶魯達在一本《漫歌》上簽名且送給他;自此,那本《漫歌》便在床頭櫃上陪伴他。
尼可拉斯.奇彥與切之間的友誼深厚,他是第一位受邀參訪拉卡巴良(La Cabaña)司令部的詩人,切的第八縱隊於古巴革命勝利後即駐守在那裡。一九五九年二月,尼可拉斯.奇彥為游擊隊員舉辦了一場詩歌朗誦會。他曾獻給切一首我個人覺得相當笨拙的詩。(儼然聖馬丁的純潔之手/伸向平易近人的馬帝,彷彿植物的拉布拉他河前來/與卡屋多河的河水及柔情匯合,/如此格瓦拉,聲音粗獷的高卓人/獻給菲德爾他那游擊隊員的鮮血。)
切住在墨西哥期間,認識了西班牙詩人里昂.菲利浦,當時他流亡墨西哥城。瑞卡多.羅赫(Ricardo Rojo,1923-1996)回憶在一家咖啡廳內的一場聚會,交談中,西班牙詩人與阿根廷流亡年輕人翹著腳,兩人露出破損的鞋底。那場聚會應該在阿根廷醫生烙下深刻印記,在古巴大革命勝利後,切反覆提及里昂.菲利浦,寫信給他,並寄自己的文章給他。
這三位當時仍在世的詩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切的背包裡,伴著他進行最後的戰役,以文字向他道別:
聶魯達在《世界末日》(Fin de mundo)的〈為英雄之死悲傷〉(Tristeza en la muerte de un héroe)寫著:我們經歷了這部歷史/這場死亡與/我們那被封存的希望復活/我們選擇了戰鬥/並見到旗幟升揚/我們知道那些沉默者/是我們唯一的英雄……
奇彥在〈切司令〉(Che comandante)寫著:不是因為你已殞歿/而是你的聲音微弱了/一匹火馬/支撐著你那游擊隊員的雕像/在山區的風雲之間。
里昂.菲利浦有一首詩提到駑騂難得的馬嘶,而切一直很喜歡唐吉訶德的這匹馬,在這首詩裡他寫道:你一直是使徒與福音傭兵,也是勇敢與田徑男孩,會跳出致命的三級跳遠。
─── 巴可.伊格納西歐.達伊波二世《切的綠色筆記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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