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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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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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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怡和旗下美心咖啡店 思考鴉片戰爭的諷刺

1992年正值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500周年，全美國都有各種盛大慶典和紀念活動。耶魯也不例外，舉辨了一系列相關學術講座。其中一場較特別，為顯示現代美國的「開明」，不會只從白人帝國主義觀點來看歷史，就特別邀請了一位美國女性原住民酋長來演說，講述原住民對被哥倫布「發現」的感受。

首先「被發現」一詞已極具侮辱性，而美洲原住民與歐洲人接觸500年來的經驗非常差，是人類歷史上有數最嚴重的災難。哥倫布1492年抵達中美洲前，估計南北美洲總人口高達1億以上，到了1650年，估計跌至只約600萬！除暴力衝突、甚至直接屠殺外，更重要的是歐洲人帶來眾多美洲原住民從未接觸過，毫無免疫力的多種疫症，包括天花、鼠疫、霍亂、 瘧疾和梅毒等等。到了今天，擁有原住民血統的南北美洲人口仍只約4000萬，不到500年前的一半！

美洲原住民「被發現」極侮辱

年代太久遠，已記不起當日講者名字和演講詳細內容，但對她開場白印象仍非常深刻。她對耶魯主辦單位表示謝意，早上到達New Haven時，先由一位學生充當導遊，帶她參觀校園。其中一個景點就是耶魯最著名的秘密組織Skull and Bones（骷髏會），被稱為The Tomb（古墓）的會所。

這位導遊興奮地介紹骷髏會的驕人歷史和傳統。創立於1832年，創會成員為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Alphonso Taft和其他12名同學。每年春季的Tap Day，Skull and Bones秘密地從第三年學生中，挑選十多名精英領袖，邀請在Senior Year入會成為Bonesmen，是一種終生榮譽，極少人會拒絕。Skull and Bones經常被譽為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秘密組織，部分被披露的舊生會員包括3位美國總統，William Taft（創辦人Alphonso Taft的兒子）、George H. W. Bush（老布殊）和 George Ｗ. Bush（小布殊），被稱CIA之「母」的James Jesus Angleton，《時代雜誌》創辦人Henry Luce，以及黑石創辦人Steve Schwarzman等等。

名字叫得做骷髏會，總要些陰深恐怖的故事來加點色彩，這位導遊很驕傲地娓娓道出最有名的一個傳說。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時，Prescott Bush（老布殊父親）和其他數名Bonesmen同學，自願參軍，但幸運地沒有被派到歐洲戰場，只駐守在Oklahoma的Fort Sill。幾個年輕人「百厭」地掘開著名Apache族戰士Geronimo的墓地，偷走了頭骨。Geronimo是位驍勇善戰，最受所有印第安人，甚至美軍尊敬的戰士，他的名字至今仍代表勇敢，所有美國傘兵在跳傘前，仍會大喊Geronimo。退役後，Bush等就把「戰利品」帶回耶魯，從此就成為了骷髏會的「鎮墓之寶」！（在2009年，Geronimo的後人曾控告骷髏會，但不得要領。）

這位女酋長表示聽完這故事後，感覺被侮辱和很諷刺。既然耶魯邀請她來演講，扮開明，願意聽到原住民對哥倫布的觀感，又何必如數家珍般介紹骷髏會的盜墓史？是年輕導遊的無心之失？還是反映耶魯，這所表面推崇自由平等的高尚學府，骨子裏其實仍深藏着白人帝國主義的基因？

近日香港小學歷史教材中，出現了有關鴉片戰爭的小風波。網上出現一段視頻，中小學老師扭曲史實，把鴉片戰爭的成因說成英國企圖拯救中國，幫助解決嚴重的鴉片問題！很多家長發現後，就馬上向該小學投訴，該校長也作出回應，刪除視頻，並答應徹查此事。後來又有人發現另一小學教科書，提及鴉片戰爭時，聲稱引述耶魯中國近代史大師Jonathan Spence（史景遷）的巨著《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尋現代中國）》內，對林則徐的評價，似乎批評他太過鹵莽，不了解中英貿易狀况，禁煙對英國的影響有多大，最後不「明智」地貿然銷毀鴉片，導致戰爭。

我與史景遷教授有素面之緣。十年前他來香港出席進念．二十面體，改編自他的著作《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利瑪竇的記憶宮殿）》，在九龍華仁書院的舞台劇首演。演出後在石澳高爾夫球會舉行晚宴，史教授更講述了一些利瑪竇的生平事蹟。

我翻查了一下《追尋現代中國》，並不覺得對林則徐的評價負面。因語言和文化差異，中英互相誤解肯定是有的，但以當時標準，林則徐已非常好學，經常找人翻譯西報，並跟與外國有交往的中國商人傾談，加深對英國的認識。他曾力諫道光皇帝增加軍費，購入西洋大炮和戰艦，但可惜數量仍遠不足以抵抗英國艦隊的火力。

評論歷史人物決定 不應事後孔明

第一次鴉片戰爭又是不是真的因林則徐的「鹵莽」所引起？看歷史有兩大忌，第一不應以事後孔明態度來評論歷史人物一些決定。尤其在戰爭的霧中（fog of war），每位將領只可按不完美資訊來作決策。林則徐出身文官，絕不好戰，受命欽差大臣後，身負重任，執行禁煙。但他不想開戰，曾直接嘗試致函維多利亞女王，請求她出手制止鴉片貿易，但最後此信石沉大海，似乎沒有交到女王手中。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清廷打輸了仗，證明嚴重低估了英國海軍威力。但在開戰前，林則徐是否就應能料到必將落敗？其實中方人多勢眾，1839年剛開戰時，清軍曾在數場衝突中小勝，只是後來英國從印度和南洋調來士兵和多艘砲艇增援，轟炸廣州、廈門和寧波等城市，才扭轉戰况，最後迫使清廷求和，簽下割讓香港的《南京條約》。諷刺地，戰敗的林則徐固然受責，被貶至新疆伊犁。打勝仗的Captain Charles Elliot（義律）也逃不過厄運，被指摘不遵命令，為何拿下香港這塊barren rock（廢石頭）。結果他也被革職召回，其後被派至得克薩斯和百慕達。

忌用現代道德標準評價歷史

評論歷史的第二個大忌是用現代道德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的某些行為。例如歷史上中外最受人景仰的「明君」，包括唐太宗、凱撒大帝和乾隆等，以現代標準來衡量，他們都是大量殺人的暴君。成吉思汗和匈奴阿提拉等就更不用說了，行徑比希特勒更殘暴。

那麼從19世紀中葉觀點來看，英國販賣鴉片又是否一門不道德可恥，和違法的生意呢？

從中方角度來看，鴉片貿易絕對是違法和不道德的。從18世紀初，清廷已多次頒令禁煙，一百年都未見成效。英國毒販從印度Bengal偷運鴉片到中國，1800年約4000箱，到1830年升至4萬箱。當時超過四分之一成年男子成了癮君子，女煙民也很多，上至官紳巨賈，下至販夫走卒，都做了毒品的奴隸。因鴉片所導致的貿易逆差，也逐漸挖空中國的白銀儲備。

英國方面，雖當時沒有明文規定禁鴉片，但並不等如英國不知道在中國販賣鴉片是違法和不光彩的。英國人非常熟悉不道德交易，長期活躍於販賣黑奴，從非洲虜走土人，運到美洲當奴隸。但在英國本土，中世紀後已停止奴隸制度。20世紀初，英國國會曾貓哭老鼠辯論過香港「妹仔」問題，迫使逐漸放棄此傳統。

1840年，英國國會曾就攻打中國議案，展開三日激烈辯論，主戰領袖為外相Lord Palmerston，反戰領袖為自由黨的William Gladstone（後來兩位都曾先後當首相）。Palmerston極力狡辯宣戰原因並非鴉片，而是因為清廷侮辱了英國使節，必須保衛英國名譽和僑民安全。但連當時的英國報章都不相信，即時把事件稱為鴉片戰爭。Gladstone警告如因鴉片而宣戰，英國將永遠蒙羞。可惜最後國會仍以少票數差距通過動議。

怡和創辦人渣甸醫生出身

毫無疑問，鴉片戰爭的真正罪魁禍首是William Jardine（威廉•渣甸），怡和洋行創辦人（現時老闆Keswick，是他外甥家族）。渣甸是蘇格蘭人，年輕時讀醫，畢業後加入東印度公司，在貨船上當醫生，但對錢更感興趣，所以兼做走私生意，後來索性辭職，留在廣州從商。

本來東印度公司擁有英中經商，包括鴉片的專利權，但後來經渣甸游說，在1834年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正是怡和洋行，還有第二大的Dent & Co，和美資的Russell & Co （骷髏會創始成員William Russell家族企業）。

據記載，渣甸是個擁有紳士風度，充滿愛心，樂意幫助家人和朋友的大好人。這可能是真的，正如很多現代南美毒梟，無論在「公事」上多兇殘，對家人鄉里都非常好，且經常去教堂。但渣甸性格反骨且極具野心，出賣完老顧主東印度公司後，就馬上處心積慮，計劃游說英國政府對中國宣戰，目的是迫使中國開放廣州以外更多商埠，並且一早計劃奪取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商船不需再經屬於葡萄牙的澳門。

初時他派合伙人James Matheson到倫敦游說攻打中國，但當時外相Duke of Wellington（曾打敗拿破崙）鄙視毒販，拒絕無理要求。後來渣甸告老歸田，回到倫敦，且進入了下議院。當中英關係日趨緊張時，Palmerston向他詢問意見時，原來他已一早寫好全套攻打中國計劃，包括地圖、攻擊戰略，以及需要調動多少士兵和戰艦！

我正坐在一家怡和集團的美心咖啡店寫稿，有點跟女酋長在耶魯演講時同樣的諷刺感覺。整件事匪夷所思，令我想起兩套Netflix有關毒品的電視劇《Breaking Bad》和 《Narcos》。《Breaking Bad》劇中主角本來是個中學化學老師，後來步上成魔之路，成為Crystal Meth大毒梟。渣甸更離譜，本是位濟世為懷的醫生，但後來竟不止變成大毒梟，更成為發動侵略中國的千古罪人！ 《Narcos》主要敘述曾壟斷美國可卡因的哥倫比亞大毒梟Pablo Escobar的故事，雖不少當地政府人員被他收買，但美國的DEA（反毒部）一直和他周旋。Escobar最終下場仍是被警察擊斃。渣甸更犀利，竟然贏得歷史上最強大的大英帝國的支持，出軍為毒梟賣命，替他爭取更多可恥的利益！

美疫情仍嚴重 特朗普企圖卸責中國

美國疫情仍然嚴重，死亡人數超過7萬，已超越總統特朗普原先低於6萬的預測，看似將攀升至10萬。特朗普毫無承擔，當然企圖把責任推卸給中國。但美國情報機關和健康部門都已宣布無任何證據顯示Covid來自武漢的病毒實驗室，亦沒有任何基因改造迹象。但特朗普繼續亂說一通，說見過病毒來自實驗室的證據。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更差，竟可在15秒內自相矛盾，先說相信病毒是人為的，然後當記者指出美國自己情報顯示毫無人為迹象，隨即改口說相信情報，病毒是天然的（真的西點考第一？）！

人為病毒是一個極嚴重、極危險，甚至可以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指控，絕不可信口開河。幸而中國已非吳下阿蒙，早貴為核武大國，處理疫情更遠勝西方，經濟已開始復蘇，今季GDP更將直逼美國。希望特朗普清楚明白今天中國不再是毒癮纏身，可被列強隨意欺負的積弱晚清皇朝。

（中環資產持有Netflix的財務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