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1966年中國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失敗者回憶錄0906）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196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使我對中國有了新的想像。1967年，由中國文革而引發的左派「反英」風暴，打破了我兩年前在北京所聽到極為肯定的對港政策，香港的太平日子似乎不再了。

文革剛起時，我所敬仰的香港左翼文化前輩：《文匯報》主筆政的金堯如、《大公報》的羅孚、陳凡等，都寫大篇大篇的文章為文革歡呼。主要的論述是認為，在中共自上而下的管治下，毛澤東發動學生和下層民眾，從下而上地揭發和批鬥各級管治階層的官僚主義，和隱藏在裡面的污泥濁水，是值得肯定的壯舉。紅衛兵的破壞和對當權派、文化人的過火行動，辯護者都認為是在一場大運動中無法避免的。

對這些議論，當時我半信半疑，但信多於疑。一來因為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仍是我難以動搖的價值觀，二來從個人經歷和閱讀中，一向同情弱小、底層的反抗以至造反行動，三來是目睹當年港英管治的弊端。信中亦有疑，是對文革掀動的過度而極端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感到是情緒遠多於理智。我很難與當時的左派群眾一起叫「萬壽無疆」「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因為使人聯想回到了帝王時代，那是愚蠢和欺人的祝願。不問是非的「忠」，是非理性的「愚忠」。

1967年，北京負責港澳工作的官員被文革派奪了權。十多年大陸的政治運動不波及香港的情形有了根本改變。香港掀起五月風暴。大部分市民受滋擾，而左派的「社會化」太平日子也維持不下去了。《伴侶》的印刷、發行、合作者，銷售的對象，都使我們感到不容易撐。左派上級領導人要求我們轉讓給中共直接領導的「青年樂園」系統。

我回到了上海書局，應出版界領導人的要求，老闆在書局附近成立了一家由我負責的出版公司，出版「反英抗暴」的漫畫小冊。不過銷路不佳，因為紅彤彤滿是鬥爭標語的左派書店和百貨公司門可羅雀。

左派出版界的領導人把我找回來，主要不是擔任上海書局的工作，而是要我寫出版界的「抗暴」文宣。儘管左派文化界比我優秀的前輩多的是，但若不是已經到大陸去發揮（雖然後來命運多舛），就是留在左派新聞界。出版界有能力經營書店和發行業務的大不乏人，只是缺乏寫手和編輯人才。在這方面，我薄有文名，算是出版界的「秀才」。六十年代初，在《文匯報》任副總編輯的金堯如曾經想把我挖去報館工作，但被出版界拒絕。

關於文革和六七暴動，已有許多書籍文章論及，近年特別是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和程翔的書《香港六七暴動始末》的出版，對事件已有詳細描述。我這裏簡單講講記憶中的感覺和關鍵的轉變。

左派暴動從5月開始，到7、8月是抗爭高潮。那時港英在各界別逮捕了一些頭面人物，關押在摩星嶺政治拘留營。左派的抗爭獲中共高層和《人民日報》大力聲援，表示「決心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一切支援，直到勝利為止」。中共的聲援不斷給香港左派注射雞血。左報和鬥委會宣稱「港英不低頭，就要走頭」。鬥爭不斷升級，以至放置真假炸彈肆無忌憚。1967年8月9日，港英逮捕中共外圍報紙《香港夜報》等三報5人，勒令三報停刊。中國外交部20日對英國發出緊急照會，要求英國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停刊令並釋放5報人。《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員文章，表示「絕對不容許英帝國主義在香港橫行霸道」。當時，香港左派都以為中共一定會「大軍壓境」，不會讓香港「愛國同胞」在力量懸殊下抗鬥。誰料22日48小時最後通牒屆滿，中國並沒有派軍隊支援香港「愛國同胞」，而是由北京紅衛兵衝進英國代辦處，大肆破壞，火燒汽車和辦公樓。

這一個對「最後通牒」的回應，對「愛國同胞」無疑一盆冷水。非常清楚地顯示中國的「支援」毫無實際意義。24日，《大公報》指稱的「地下突擊隊」在路上伏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縱火燒死。「最後通牒」技止此矣。它傳遞的訊號非常清楚，就是解放軍不會越界而來了。對廣大市民來說，香港可以放心住下去。對港英來說，也因此把中共「睇死」，意味著可以繼續維持治安，繼續強硬對付所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動。在港督戴麟趾發回倫敦的一個匯報電文中表示，他意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如此廣泛的支持。

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這個48小時最後通牒，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由此而改變了英國在香港施政方針，亦開始改變市民的身份認同。

圖1，1945年8月30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率領太平洋特遣艦隊抵達維多利亞港，是香港自日治時代重光的日子。

圖2，六七風暴時，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前舉毛語錄抗爭。

圖3，1960年代往大陸旅行，左一為畫家江啟明。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回答　◎北島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迴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976

　
--

◎作者簡介

　
北島（本名趙振開，1949年8月2日－），中國朦朧派詩人，出生於北平市。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誌，於八〇年代旅居、創作、教學、譯介於歐美各地二十多年。獲瑞典筆會圖霍爾斯基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古根海姆獎學金、金花環獎等多個獎項，並被選為美國藝術文學院終身榮譽院士。北島也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現為中大文學院榮譽教授。出版多部詩集與散文，包含《生活》、《陌生的海灘》、《北島詩選》、《在天涯》、《午夜歌手》等。
　

--
　

◎小編Y：〈時代與他們的眼球〉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要「真正」地談一談這首詩，似乎就要先暫時擱置北島在《回答》裡反覆出現的那些高音調、隆隆作響的巨大意象，回顧一下北島這段頗具傳奇色彩的早年。儘管作者不必然要與詩作綁在一起，但是作為「那一代人」而言，他的青春和語言，幾乎是緊緊捲著整個近代中國史的暴風雨這樣飄盪過來的。一九四九年八月，當時還沒有成為北島的趙振開出生。也就是同一年，中國近代史也正式展開了新一頁：新政權被賦予了名字。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那幾乎就等同宣告，時代必然會巨大的輾過個人，或者碾碎個人。

　
再次回到北島：趙振開生於北京知識份子家庭，讀的學校是北京四中，四中便是當時最有名的高幹學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理所當然地，北島自然也和那時大部分的學生一樣，成為了紅衛兵。北京四中曾經是北京乃至全中國最有名的高幹學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北島反感紅衛兵的派系與鬥爭，但無論如何，激昂的口號與「文化」串連，還是深深膨脹起一個二十多歲年輕人心中的理想主義。儘管那注定要迎來破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開展了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因此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得前往農村。作為「老三屆」之一的北島，在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令之下，他用了十一年（1969-1980）的時間，作為一名工人接受了再教育。在半封閉的孤獨狀態裡，北島開始有意識地寫起現代詩，接觸到北京的地下讀書運動，並在1978年時與芒克、多多等人創辦起《今天》文學雜誌。最後這個被查禁的刊物，成為歷史上朦朧詩派的匯集地。更後設的說：也許那一代緊緊被時代抓死的人，才能為時代寫出這樣的寓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作為朦朧詩派的鼻祖，北島在〈回答〉一詩中所展現的腔調，反而可以說很不朦朧，而是帶有十足革命、理想而抒情的。儘管每一節都很平均地保持四行的穩定節奏，但整體情感仍然是不斷往上堆疊。我們可以看到，敘事者直面「死者彎曲的倒影」對世界發出明確的質疑與挑戰，甚至不惜如此聲張：「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在第五節的「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註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北島連續拋出兩個極大意象（海洋決提與陸地上升）建構畫面，但〈回答〉並沒有流於單薄乏味的說教，而巧妙地串起敘事者既抒情又充滿決心的狀態：讓苦水注入「我」，讓「人類」再次選擇峰頂。如果要在革命現場以一首詩來「回應」些什麼的話，那或許必然得是〈回答〉吧。

另，這首詩還有一個與詩作相關的趣事：除了遠近馳名的這首名作〈回答〉之外，北島也寫過另一個幾乎沒有公開發表、收錄詩選的前身之作〈告訴你吧，世界〉（1973），其實也很值得愛好者留意異同之處。相關的論述與對比，可以在嶺南大學的碩士生馬世豪〈中文寫作與世界詩歌：北島詩歌研究〉（2009）中讀到論者更嚴謹的分析與對比。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公開亮相的〈回答〉少了在〈告訴你吧，世界〉末二行的：「我會說：我不想殺人／請記住：但我有刀柄」中呈現的消沈、協商、不得不的抵抗，取而代之的是最後一節有了巨大的擴張。北島以一種更宏大的樂觀召喚社會，並且將「1976」這個年代刻意標立出來。1976 年是〈回答〉一詩公開發表的那一年，也是文革結束，中國即將邁入一個新階段的時期：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1976」

　

轉機與星斗反覆變動，歷史也是。新的口號久了，終究也會蒙上另一種質疑與反詰的灰。再度凝視這些象形文字時，長期旅居海外的北島也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心境。在散文《死亡之書》（2004）的訪談裡他自述：「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是一輩子的事。」但作為遊歷者與詩人，說明最珍愛且始終帶著的東西，北島仍給出了如是回答：「中文。這是唯一不能丟的行李。」

　
帶著這唯一的行李，詩仍然在時代與象形文字之間朦朧迷走。

　

--

　

參考資料：

北島，《午夜歌手》（臺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北島，《失敗之書》（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
成令方，〈訪北島〉《聯合文學》第40期（1988年3月），頁103-108。
馬世豪，《中文寫作與世界詩歌 : 北島詩歌研究》（香港：嶺南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hi_etd.4

　

小編Y其他文章可見medium：
https://pse.is/3f52zb

　

--

圖片來源：林宇軒
美術編輯：林宇軒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中國當代詩 #朦朧派 #今天 #回答 #北島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5/20210505.html

#五四運動102周年 #巴黎和會 #五四運動

2021年5月4日是五四運動102周年。中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原本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參會各國決定把權益轉讓給日本，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遊行示威，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並上街遊行、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等人。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課程同學會執委周正偉博士認為，五四運動裏大學生「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帶動全國群眾對自身、民族和國家的關注。

「1918年11月11日，德國宣布投降，與法國簽訂《康邊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翌年元月11日，陸徵祥一行抵達巴黎，出席18日在凡爾賽宮召開的和平會議。
……
4月24日，陸徵祥電告北京，巴黎和會已決定把青島暫由五大國（英、美、法、日、意）管理，將來才交還中國。而在4月30日，北京國民外交協會也收到梁啟超於24日自巴黎來電，談及爭取日本同意歸還青島一事，恐生變數，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2日，林長民（1876-1925）撰寫《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於《晨報》刊出，消息傳出，引發民眾不滿。4日下午，有北京各校學生，及返國留學生五千人，向東交民巷列隊遊行，手執旗幟，上書誓死恢復青島，及聲討國賊曹汝霖（1877-1966）、陸宗輿（1876-1941）、章宗祥（1879-1962）等字樣，但日本仍堅持不願交還青島。
……
相信梁啟超和林長民都沒有想過，一封電報，一份刊登在報紙上的文章，居然會掀起一場對現代中國產生如斯影響力的運動。……」

https://www.mychistory.com/index.php/c001/2/g0011

#知史 #歷史 #中國歷史 #根本集 #顧維鈞 #陸徵祥

陶陶居（俗稱孖陶）位於中國廣州市荔灣區西關第十甫路（上下九步行街），由黃澄波創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陶陶居擁有的高雅格局，跟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使該茶樓在廣州茶樓中擁有殿堂級的地位，歷年來均是各方的文人雅士樂於聚首的地方。在未成為茶樓前，陶陶居原址是西關一位大戶大家的書院。陶陶居原名葡萄居，由黃澄波自理的時期，主要經營姑蘇清茶和細緻點心為主。後由廣東巨商譚傑南（另一說法是陳伯綺）購入後改名陶陶居，取其「樂也陶陶」之意。關於在茶樓大堂上耀眼的牌匾上「陶陶居」的命題，傳說是清末文人康有為的手筆，有說康有為到廣州講學時，是該茶樓的常客，因而為茶樓題字；亦有說這三個字是康有為為替愛妾「陶陶」居所題的字，後才落入茶樓老闆手中。清末民初，陶陶居拹著康有為的名氣，再加上店內清雅的裝修格局，在中華民國初期各方文人雅士聚會之地。曾經到訪過這裡的名人商賈包括巴金、魯迅，粵劇界名伶薛覺先、白駒榮等。但後來因經營不善，後繼無人，曾經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巨債而倒閉。直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重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1956年，中國共產黨對私營企業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強行將陶陶居「公私合營」。1966年，陶陶居從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有企業。文化大革命時期，蓮香樓被當局改名為東風樓，所在的第十甫路被改為「秀麗路」；至1971年9月，陶陶居恢復原名。到1990年代，國家市場經濟改革，陶陶居亦是從眾多國企中變革求生的一員。於在2000年，陶陶居被香港幸福樓海鮮酒家飲食集團收購，從舊國企轉為股份制籌集資金，並引進香港模式進行管理。但商標仍然屬於「國有」的「廣州飲食服務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並不屬幸福樓飲食集團。現在陶陶居亦被中國國內貿易部頒發「中華老字號」、「國家特級酒家」等稱號。2005年6月被公布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相傳從前陶陶居是以白雲山的九龍泉水泡茶做招徠的，並由專人負責走到那處擔水。煮茶時更用紅泥小火爐，有專人侍候。
蓮香樓是一家廣州店，位於荔灣區第十甫路。蓮香樓在香港設有分店，雖然兩者在經營上已經是脫勾，但也可說是同源異枝。1993年被國內貿易部授予“中華老字型大小”稱號；1998年經國內貿易局批准為“國家特級酒家”。 1889年，在古老的廣州城城西一隅，一間專營糕點美食的糕酥館開業了，這就是蓮香樓的前身。那時，西關一帶繁華非常，住戶多是富裕人家，因而飲食業異常興旺。老制餅陳師傅改進制餅工藝，用蓮子來製作餅點餡料，使之獨具一格，吸引客人。光緒年間，糕酥館改名為“連香樓”，並擴大經營，在香港九龍開設了三家分店。為了保證餅食品質，該店嚴格選用當年產的湖南湘蓮。由於製作講究，生意日漸興隆。宣統二年，一位名叫陳如嶽的翰林學士，品嘗了蓮蓉食品後，有感於蓮蓉獨特的風味，提議給連香樓的連字加上草頭，眾人一致贊同，他遂手書“蓮香樓”三個雄渾大字。高懸于該樓門前的金漆牌匾上的“蓮香樓”三個大字，便是這位學士的手跡。從此，蓮香樓製作的蓮蓉食品，進入千家萬戶，被譽為“蓮蓉第一家”。近百年來，蓮香樓雖幾經風雨，歷盡滄桑，人事沉浮，而生意始終興旺。老一輩的"蓮香"職工自豪地說：“蓮香開業至今，百多年來從未虧本”。
廣州酒家是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的一間著名酒家，其總店位於文昌南路與上下九步行街交匯處。酒家以經營粵菜和中秋月餅而聞名，有「食在廣州第一家」的美譽。1935年陳星海看中文昌路同上下九交界一塊地，於1937年在此創設西南大酒家。1938年毀於火災，陳星海於1939年重建，取名為廣州大酒家。1956年公私合營後成為國營企業，1950年代末困難時期，資源缺乏，市人大在廣州大酒家搞酒會時，後來的酒家領導、當時仍是廚師的陳明，就操刀弄出「番薯宴」作宴全部番薯菜式的造型、味道、款式都不一樣。文化大革命後酒家沿用現名。1983年7月進行改造裝修，1991年成立廣州酒家集團公司，2005年9月被公佈為廣州市登記保護文物單位。先後被評為中華老字號、全國十佳酒家等稱號。1930年代曾在香港石塘咀電車路置有分店，於1981年結業，此店在中共建政後已與廣州本舖沒有關連。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

2016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暨廣州近代史博物館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陵園西路2號烈士陵園內，於1959年10月1日首次對外開放，館址原為1909年設立的廣東諮議局。1911年11月9日，廣東各界代表在該處宣布廣東脫離清政府獨立，並成立都督府，推選胡漢民為都督。1921年5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1925年10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遷至此處。1926年1月、5月1日、5月15日、10月15日，中國國民黨在此地分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第二屆二中全會、中央委員會暨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1927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回遷武漢，此地成為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1927年1月，由毛澤東開辦的《政治周刊》在這裡創刊。1949年後，此地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省委員會的所在地。1958年5月，經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此地籌建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由時任廣州市市長葉劍英題名。1959年10月1日，博物館舉行《廣東人民革命鬥爭陳列展覽》並首次對外開放。1966年6月，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博物館被當局關閉，直至1980年3月才恢復開放。1986年對展出內容作出修改，1987年正式開放。1993年博物館建築因被判為危房而關閉維修。1994年廣州市人民政府撥出資金修復，1996年重新修復大樓屋面殼體；7月23日，廣州編制委員會批准建立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兩塊館牌同一館舍，內容著重反映1840至1949年廣州的政治、經濟、衛生、教育、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歷史概況。1999年7月27日，博物館獲確定為第五批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7月被廣東省人民政府確認為第四批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確認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分為主樓、荷花池和石橋三部分，主樓占地2500平方米，樓高兩層，屬於磚木、鋼樑柱結構的西方羅馬式議會建築，大門為弧形門廊，正中築有4根仿歌德式柱。1998年，原通往中山三路的大門被拆除，進出博物館均須使用烈士陵園正門。展館內設有《近代廣州》大型陳列，陳列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百年風雲展覽設於博物館一樓，主要展示在廣州多次發生的中國歷史重大的事件，並復原1921年孫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時的禮場。第二部分：日趨近代化的中心城市，主要介紹廣州各方面的近代發展歷程。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現管轄18個革命舊址、古建築和近代歷史文化遺跡，主要有：黃埔軍校舊址、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廣州公社舊址、中共廣東區委舊址、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舊址以及反映近代廣州歷史文化遺跡的廣東諮議局舊址、黃埔海關分關舊址，外國人墓地、大坡地炮臺、白鶴崗炮臺等。其中廣東諮議局舊址、黃埔軍校舊址、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廣州公社舊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另外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個，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