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新強:中國應積極吸引移民 「三胎」非應付老齡化最有效方法
文章日期:202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早前中國公布了2010至2020年人口普查結果,只微增了5%,正式超過14億人口。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率只有1.6左右(適齡生育的女性更低,只有1.3),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
期待已久,內地政府終於再放鬆人口政策,容許生第三胎。一如所料,中外的即時反應以負面為主,異口同聲肯定這些政策改變無用,每年最多只將帶來微不足道的數萬額外新生嬰兒。現今一代大多為獨生子女,結婚後,兩口子已需要照顧4名父母,如真的生3個孩子,豈不是要負責9個人生活!須知現在養1個孩子都已經非常昂貴,如何能夠負擔3個?
我知道要逆轉生育率非常困難,根據「人口轉型理論」(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隨着經濟發展,嬰兒夭折率下跌,教育水平上升(尤其女性),生育率自然下降。何止中國,所有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歐洲,人口增長都在放緩,日本及韓國人口更已開始下跌。連印度的生育率都落後1980年的5以上,跌至現在的約2.2。去年加上疫情,美國新生嬰兒更加速下跌了4%,證明某些人預測會因夫妻被疫情困在家中而在一年後出現一次「疫情嬰兒潮」是完全錯誤的!疫情中,所有人心情煩躁,何來心情享受魚水之歡?反而家暴和離婚率有所增加。
農村人口多 提供經濟利益或鼓勵生育
「人口轉型」雖可說是大趨勢,但並非自然科學定律,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家庭情况都不盡同,即使不易逆轉,但不等於完全不受政策和科技發展所影響。即使在中國,雖然城市化已剛超過了50%人口比例,即是仍有近半人住在生活水平較低的農村,或較容易利用各種經濟利益,例如西方流行的所謂「牛奶金」,或更有效的房屋津貼和價錢優惠等手法,去鼓勵生育。
近日香港是個好例子,本來很多人抗拒疫苗,有發展商捐出一層樓,作為鼓勵接種疫苗的獎品,都收到很好反應,預約人數馬上跳升超過50%,但其實此計劃的每人平均成本很低,可能20元不到!如利用類似手法鼓勵生育,可能亦有點成效呢!除經濟鼓勵方法外,現在醫學昌明,另外還有很多人工受孕和基因工程的新科技和方法,但當然道德和安全性都是重要考慮。
中國人口的最差預測是到2030年代中人口見頂(新增勞動人口早在2012年已見頂),到2100年,人口更將「腰斬」下跌一半,回到約7億人。很多人擔心這將帶來巨大經濟災難,應驗西方人的詛咒,「China will get old before it gets rich(中國未富先老)」,未來那麼多的老人家,靠誰來奉養和照顧?中國確要小心有這個可能,但毋須過慮。
以美國為例,也有頗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本來亦有很多人擔心當二戰後至1960年代初出生的Baby Boomers到退休年齡時,社會將無法應付此龐大的醫療和社會福利財政壓力。事實上,即使美國財政赤字和總債量不停上升,但由於過去40年,利率也不斷下降,結果利息支出對GDP比例,不升反降,再加股市長期表現奇佳,負擔能力綽綽有餘。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近日繼續呼籲美國應以比總統拜登(Joe Biden)提出更大量的基建投資,來替代老齡化社會的自然疲弱消費需求!
同樣政策適用於中國嗎?我認為答案是「yes and no」。我贊成人口老齡化自然減慢長期消費增長,帶來巨大通縮壓力,所以現在所見到的通脹反彈,只因經濟重開對供應鏈製造的短期壓力,只屬過渡性,而非結構性通脹。
1970年代為近代消費通脹最嚴重的年代,當時全球人口增長亦是最快的,再加上當年是「石油年代」的高峰期,所以每當OPEC減產,馬上挾高油價和全球通脹。現在全球女性生育率已跌近半,只約2.4,加上世界已進入無限供應的「數據年代」,所以何來結構性通脹?如長期通脹上升,最有可能的原因將是全球政府和人民,決定為對付氣候變化,寧付出「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加速轉移到太陽能、EV(電動車),以及各種減碳排放生產鋼鐵和混凝土但仍較昂貴的綠色技術。
人民幣倘成功國際化 將減未來財政壓力
但中國面對的老齡化問題比美國嚴重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民幣缺乏美元的話語權。美國至今仍可隨意行使美國獨有的「exorbitant privilege」(過分特權),亂印鈔,肆意操控利率曲線,基本上即把財政負擔推給全世界投資者幫他埋單,但竟然仍無損美元地位!所以我經常提醒,中國的真正短板絕非製造業,連半導體也不是,中國的真正短板是金融和傳媒。如中國能提升人民幣地位,成功國際化,即使不能代替美元地位,但將對減低未來財政壓力,大有幫助。如再加上成功打造股市的健康慢牛,當然亦對退休基金和人民自己積穀防老,有莫大幫助。
除財政擔憂外,很多人亦擔心未來勞工短缺問題,包括誰來照顧大量老人家?中國人非常相信科技,寄望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利用5G和AI等新技術,工廠變得更自動化,連家居工作,包括老人家的日常生活護理,都可由機械人替代人力。但兩周前我在文章中已解釋過,5G和AI的發展速度都遠遜預期,尤其如駕車和照顧老人家等關乎安全的任務,當成較簡單的ANI(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問題來處理,可能是個基本性錯誤,因為這些是極需要可見將來仍沒有的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需擁有「common sense」,才能解決的問題。
如真的不能提升生育率,科技亦無法完全解決勞工短缺問題,那麼是不是真的絕望?當然不是,其實最實際和最有效化解老齡化問題的方法就是接受移民。另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以移民來解決老齡化問題,同時亦是最符合全地球利益,減低對氣候變化壓力的最佳方法。即使發達國家和中國人口增長緩慢,但非洲、中東和東南亞增長率仍高,所以全球人口仍以每年約1.1%的頗快速度增長,為世界環境製造不小壓力。我不清楚此增長率是否過急,會否因此而威脅2050年達到碳中和目標,從而防止全球暖化攝氏1.5度的危險臨界點。
人口問題跟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息息相關,每個國家不可自私地盲目追求經濟發展,漠視全球人口和環境問題,必須全球合作。自遠古石器時代以來,從非洲開始,人類遷徙大方向按照兩個原則:第一是人類「滲透」(osmosis),從人口密度高,遷至密度較低的地方,過去500年,南北美洲和澳洲的開發,就是最佳例子。第二是人類亦會遷至即使人口密度較高,但經濟發展機會亦較多的大城巿;所以即使日本人口已在收縮,但東京都人口仍在增長,在中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明顯也有同樣情况出現。
美國有大量經濟機會 排外無礙吸引力
美國當然是移民建國的最成功例子。數百年來,不停吸引全球移民去尋金、尋找機會,亦有人為了逃避原來出生地的戰亂、饑荒和貧窮。美國每年接受超過100萬名合法移民,非法移民的總數量亦遠超過1000萬。移民不止為美國帶來全球精英,亦帶來更需要的勞動力,如真的杜絕非法移民,全美國將無人收割水果和蔬菜,更沒有工人為富人修葺花園和打理家務。
當然在美國和歐洲等地,移民亦帶來嚴重種族關係和其他社會問題。反移民潮正是過去數年,西方民粹崛起、推動英國脫歐、不少歐盟國家極右主義抬頭,以及特朗普入主白宮的重要推手。不少歐洲人誇張地擔心在不久將來,歐洲甚至將變成伊斯蘭為大多數的地區。長遠當然有這個可能性,但伊斯蘭教徒仍只佔歐洲人口不到10%,真正害怕的原因仍是種族主義居多。况且,近日中東和北非難民加速湧入歐洲的原因,正是因為美國跟歐洲和以色列等盟友,在中東啟動多場不義之戰,大量殺戮伊斯蘭教徒,他們才會遭巨大生命危險,逃亡到歐洲。正所謂「自作孽,不可活」。
美國擁有大量土地和經濟機會,所以吸引力更大。即使特朗普如此排外,大量減少移民和工作證額度,近日針對亞裔人士的歧視與日俱增,仍無礙美國對大量移民的吸引力。當拜登一上台,數以百萬計的中美和南美人即湧至美墨邊境,企圖偷渡到美國,希望拜登特赦,或最少不會遣返所有非法移民。
有些西方「聰明人」已指出,美中之爭,決定勝負的關鍵,正取決於美國處理移民的政策。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如此比例不改變,毫無疑問,即使美國使盡陰招,包括貿易和科技戰,抹黑中國等,中國名義GDP仍必將在10年內超越美國,並且將繼續拉開距離,變成美國的兩倍甚至三倍。打仗則兩敗俱傷,絕不可行,唯一最有效抗衡方法是加速接納移民,但當然要非常小心處理種族關係,和對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範疇的影響。過急的移民速度將帶來極大社會矛盾,即使特朗普已下台,但很多社會問題仍未解決,未來隨時可因移民問題而再度爆發。
中國吸納移民 更需要一般勞動力
我當然不贊同此修昔底德陷阱、零和遊戲式的觀點,但我認為基於老齡化問題,中國也必須考慮移民政策。中國大多數人為漢族,雖然有50多個少數民族,但大多都已歸化中國多年,並非移民。
近年因經商和留學交流,多了不少外國人居住在中國,在一些餐廳已開始見到外國人當服務員,據聞有些工廠亦有顧用外勞。但整體人數仍有限,拿了永久居留權的應不多,入了中國籍的就更少了。我鼓勵中國採取更積極吸引移民政策,精英當然歡迎(雖然大學生過剩,但全球精英可帶來創意和新市場),但其實可能更需要一般勞動力,尤其未來照顧老人的護理人員。
我非常歡迎中國逐步開放人口政策,但原因並非天真期待純粹藉此解決未來的老齡化和相關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此政策改變符合人道立場。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2748057226&issue=20210604
2012 諾 貝爾 經濟學獎 在 元毓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
2012 諾 貝爾 經濟學獎 在 元毓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推特可以禁止美國總統川普的帳號甚至刪除已發表言論嗎?
1.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ach)的保障根據憲法原理原則,是規範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既然Twitter並非美國政府機關,此私人公司針對川普總統的言論限制措施就不構成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違反問題。
即便可能因各種政府公務人員退休基金等金融操作關係而間接持有Twitter股票,但這依然不構成「政府行為」。
2. 反之,如果是美國聯邦政府下令Twitter關閉某人帳戶或刪除某人言論,那就有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爭議。
3.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以降的產權經濟學觀念,推特這類私人公司針對用戶的言論限制,包括最近台灣吵得火熱的Youtube過度保障大企業著作權的黃標/警告舉措,事實上都不需要政府介入。
正如我在2012年「旺中投資蘋果日報」一文中談過的經濟學邏輯:
私有產權制度下的公司營運的平台採取的言論限制最終都會導致用戶的使用成本上升。一旦使用成本高於預期效益,用戶便會轉向競爭對手;與此同時,過高的言論限制也會鼓勵並引誘競爭對手進入市場。
同樣的經濟學邏輯不但適用於推特或臉書近年來的各種言論管制,也同樣適用愚蠢(或別有居心)的台灣媒體/法律學者聲稱的「媒體壟斷」這個假議題。
而2012年完成文章後的事實發展更加證明台灣學者/覺青事實上根本不關心「壟斷」在法學與經濟學上的真正爭議,他們只是找個藉口來試圖以政府力量禁止他們所討厭的言論,最可笑的是這個藉口還包括他們口中的「言論自由保障」,用「侵害他人產權/自由權」的方式來保障自由。
4. 也如我前兩天提及的,令人感到十足諷刺性幽默,川普一整年孜孜不倦地嘗試以保障言論自由、國家安全等藉口禁止TikTok,結果卻是TikTok是如今少數不進行內容審查川普相關言論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