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國際政治錄音室🇯🇪🇮🇪】剛才的「香港北愛爾蘭化」分享會,用了上週Roger Chung live的《Sunday Bloody Sunday》開場,關於這首神曲的背景,4年前曾經介紹過,當時自然沒有甚麼人理會,但現在可能不一樣。
//近日一份英國解密檔案顯示,在港英管治晚期,有北愛爾蘭官員曾「認真考慮」一位學者的建議,讓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媒體報導後,當事人又說這只是「英式幽默」。無論這建議有沒有可行性,純粹藝術創作,想像全體香港人真的移民當時的北愛爾蘭,確實具有相當創作空間,因為他們會無可避免捲入北愛抗爭的前線。今天的香港人只認識《海闊天空》,但假如他們住在北愛,就不得不認識北愛抗爭神曲:《Sunday Bloody Sunday》。
這首歌來自愛爾蘭搖滾樂隊U2在1983年推出的專輯《War》,開宗明義指涉1972年北愛衝突高峰期爆發的「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鎮壓事件,成為英國「北愛爾蘭問題」(The Troubles)年代的流行文化標記,被不同媒體評選為史上最經典抗爭歌曲之一。要了解這首歌,就得對北愛問題有基本了解。
北愛爾蘭由阿爾斯特六郡組成,原來於南愛爾蘭是一個整體。但在1918年英國大選,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雖然贏得愛爾蘭整體七成選票,但在北部阿爾斯特九郡之中,在新教徒佔多數的六郡全線敗選。英國政府遂於1920年頒布《愛爾蘭仲裁法》,將該六郡劃為「北愛爾蘭」。1921年愛爾蘭獨立戰爭後,根據《英愛條約》,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但阿爾斯特六郡也引用條約賦予的自決權退出自由邦,留在聯合王國。此後北愛存在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支持留在英國,「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一直尋求加入愛爾蘭。
1960年代末期,兩派爭拗愈趨激烈,雙方軍事組織持續爆發流血衝突,北愛政府尋求英國派軍維持秩序。「民族派」起初也歡迎英國駐軍,因為他們認為北愛政府和警察偏袒聯合派、新教徒。例如1971年訂立「未經審判拘留制度」後,共有350人被拘留,當中只有3人是聯合派新教徒。但他們對英軍的信任迅速崩潰,正是因為1972年1月30日爆發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當時英軍武力鎮壓脫離大隊的遊行人仕,並向人群開槍,造成12人死亡,多人受傷,據目擊者證供,英軍當時瞄準遊行人仕、救援人員及記者,而他們並沒有手持武器,並且正向安全地點逃離。事件令「民族派」對英軍失望,兩派衝突更加激烈,英國政府遂於1972年解除北愛自治權,「民族派」的愛爾蘭共和軍(IRI)則成為冷戰期間最著名的恐怖組織。
《Sunday Bloody Sunday》一曲,正是以這背景寫成。由於事件是「民族派」的反英里程碑,令U2一度被認為是共和軍的支持者,但這樣的激進標籤,並非一隊流行樂隊希望得到的。北愛爾蘭亞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Ulster)社會學教授Bill Rolston曾經撰文分析,指U2當時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其後表演中,刻意宣示反對激進行動的訊息,以免落入「聯合派」和「民族派」的二元對立,只集中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
例如,在每次現場演唱《Sunday Bloody Sunday》前,主音Bono都會口號式的、有點此地無銀地聲明:「This is not a rebel song」。U2後期演唱會總有一幕,Bono撕爛愛爾蘭橙白綠三色旗幟,只留下象徵和平的白色布條披在身上。《Sunday Bloody Sunday》歌詞第一句原為「Don’t talk to me about the rights of the IRA」,後來也改作「I can’t believe the news today」,令歌曲傳遞厭倦北愛兩派衝突的訊息更加強烈,同時與激進共和派劃清界線。Niall Stokes在《U2: Into the Heart: The Stories Behind Every Song》一書中,指「《Sunday Bloody Sunday確實是一首抗爭歌曲--反抗的並非北愛各派系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各方之間似乎永無休止的暴力衝突惡性循環》」。這樣的訊息,不但拯救了這首歌的命運,也令它成為搖滾長青之作。
但無可否認的是,U2在云云搖滾樂隊當中,是最具政治、社會意識的代表之一。他們發表的包括《Sunday Bloody Sunday》在內的不少作品,都圍繞當時英倫三島上的政治、宗教、體制紛爭,成為一個時代英倫、愛爾蘭政局的流行文化標記。U2成名並登上神壇後,也刻意在北愛問題上發揮文化、政治影響力,最著名的是在1998年英國和愛爾蘭簽訂締結北愛和平進程的《貝爾法斯特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前夕,正在貝爾法斯特演出的U2,邀請各黨派政客上台呼籲民眾支持協議,締結聯合和民族兩派政黨大和解,確實也貫徹了《Sunday Bloody Sunday》中終止兩派鬥爭的訊息。
其實U2的社會參與,可謂一以貫之。早在1986年,U2已聯同其他愛爾蘭樂隊、音樂人,在都柏林籌辦了一場名為「Self Aid」的慈善音樂會,旨在協助當時愛爾蘭接近廿五萬的失業人口,歷時14個小時的音樂會,數百萬英鎊收益成立了失業基金。其後,U2以樂隊或成員個人名義參與的慈善事業,更衝出愛爾蘭,不時與國際特赦組織、綠色和平等合作,參與國際慈善音樂會、探訪活動,以至成立基金等。2001年,U2發表《Walk On》,獻予當時仍被軟禁的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2003年,成員Bono與the Edge參與由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號召的「46664」音樂會,呼籲各界關注南非愛滋病。2006年,Bono先是有份創立「Product Red」品牌,連結Nike、可口可樂、Apple Inc.等跨國企業,為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籌募經費;後來又創辦非牟利團體「ONE Campaign」,拯救非洲以至全球的赤貧人口。假如有一個「樂壇和平獎」,今天的Bono,絕對是大熱。
《Sunday Bloody Sunday》的演化歷史,透視了一個真理:一首長青的抗爭歌曲,總不能只應用在單一場景,也不能只針對單一群組,否則只會被種種排他性強的激進組織利用。仇恨與大愛、自私與無私,從來是一線之差,U2和Bono的成就,正正是佐證。問題是,假如全體香港人出現在當時的北愛,又會怎樣領略這首神曲呢?//
https://simonshen.blog/2015/10/04/sunday-bloody-sunday:北愛爾蘭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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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軟實力系列] 那些年的「方舟計劃」:假如全體香港人移居北愛爾蘭……
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新一代出現了不少香港政治新論述,恰巧如此同時,英國國家檔案館也解密了一批文件檔案,涉及不少香港回歸前的政體討論。其中一份檔案,披露1983年曾有英國學者提出,將全港約550萬人口全數調遷到北愛爾蘭,並得到內部一定討論。現在聽起來,要將550萬人從東亞遷移到歐洲邊陲的北愛,似乎不可思議;檔案公佈後,相關人士也相繼表示只是「開開玩笑」,「認真你就輸了」。不過回歸將近廿年,不少香港人再度蘊釀移民外地,這計劃在「平行時空」會怎樣發展,仍然不無思考價值。
計劃當年由雷丁大學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es)提出,他認為香港在九七回歸以後「沒有將來」,因此英國政府有責任接收香港人。根據解密檔案,方案得到時任北愛官員的費格遜(George Fergusson)和議,但他的出發點主要是內向的,相信指將港人移居到北愛,有助解決當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須知七、八十年代的北愛爾蘭正處於動盪時刻,牽涉宗教與種族仇恨,武裝組織愛爾蘭共和軍跟英國政府軍不時爆發槍戰。費格遜所期望的,大概是引入香港人作為「第三族群」,在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產生緩衝作用。
假如當時一切按計劃進行,香港人大規模遷入北愛後,對當時大環境以至後續發展,又會有甚麼影響呢?
首先,大部份香港人根本不關心、也不了解當時的北愛局勢,對背後的教派衝突,更是感覺陌生。北愛原為愛爾蘭北部阿爾斯特六郡,以新教徒佔多數;1918年英國大選中,主張愛爾蘭獨立的新芬黨在愛爾蘭大勝,唯獨於阿爾斯特六郡失利。南部的「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阿爾斯特六郡維持留在聯合王國,成為「北愛爾蘭」,但此後出現嚴重分裂,聯合派(unionism)、新教徒傾向英國,但民族派(Irish nationalism)、天主教徒則主張脫離王國,加入愛爾蘭。單是這樣的來龍去脈,能夠說清楚的香港人,恐怕極少。
如果香港人以新移民身份,被逼介入當時的北愛衝突,主流意見大概會認為,他們會因「英國情意結」,而支持代表倫敦中央政府的新教徒一方。畢竟香港跟北愛天主教徒的接觸本身不多,亦對其抗爭歷史興趣不大,加上英國當時宣傳愛爾蘭共和軍是「恐怖份子」的文宣得力,聖公會再回歸前香港的影響力也頗大,都令港人不願意支持共和軍。然而,香港人會否參與內戰,或者向其中一方提供實質協助,則幾乎不可能。假如要打仗,還有人願意移民嗎?
何況任何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計劃,都不能忽視對原居民的影響。如果550萬香港人一下子湧入北愛,基於香港的文化、語言、歷史等,都跟當地無論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一方截然不同,或者激起北愛人的排斥,不用說北愛人口本來就不太多。這樣一來,共和軍只要宣傳「倫敦引入外人打壓本土資源」,就能激起本土主義,只怕全民更激化。原本就有武裝實力的愛爾蘭共和軍,只會藉本土主義壯大,甚至遷入當地的香港人,也有可能成為攻擊對象。當時有遠見的港人,不會想不到這一點,不可能鼓勵同胞白白跑到北愛當砲灰。
根據戴維斯所言,將香港人遷移北愛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振興當地經濟。但這又是似是而非。基於兩次石油危機、英國政治動盪,以至愛爾蘭內戰等因素,愛爾蘭北部一帶的失業率自1970年代開始持續攀升,直至1980年代中期接近20%,持續的武力衝突也令外國投資者卻步。相比下,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如日中天,正值輕工業最發達之時,屬「亞洲四小龍」之一,非當年參與討論計劃的英國外交官員斯諾謝爾(David Snoxell)所形容的「只能打漁的水上人」。假如港人能帶著資金到北愛,對當地經濟自然不無幫助。問題是香港最有實力的商人,即使在全球化時代開始前,也有大量比北愛理想的投資環境選擇;一般港人到了當地,卻只能提供北愛不一定需要的服務和勞力,屆時成為資源還是負累,會否被批評為「搶飯碗」,實屬疑問。
但這是否表示計劃一無是處?卻不是的。假如當年英國真的提供某一塊(沒有多少原住民的)土地,讓願意到當地的香港人集體居住,而新移民又不用面對北愛內戰、本土主義等問題,願意離開香港、建立「新香港」的人,多少總會有的。1989年6月20日,蘇格蘭報紙《The Glasgow Herald》曾報道,謂一個英國智庫建議在1997年後,在蘇格蘭重建一個獨立行政區「新香港」,讓希望離開「舊香港」的港人重新開始建立屬於香港的一切,那樣既可以保留香港特色,又無需挑戰中國云云。「蘇格蘭方案」和「北愛爾蘭方案」異曲同工,不過蘇格蘭地廣人稀,待開發的地方更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開發極北之地,再發現越來越多的石油資源,歷史怎樣演化,說不定十分有趣。
這類建議,並非純然單向來自英方。1989年「六四事件」後,不少香港城中名人、包括現屬愛國陣營的,也曾提出建立「新香港」,讓香港人大撤退。當時建議「希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尋找一處自給自足、與香港在面積、地理、氣候等都相若的地方,將該地發展為跟香港相近的城市」,認為「港府可跟澳洲、紐西蘭或南太平洋諸島國,以至英國的屬地,租地建立一個跟當地社會有一定隔離的移民特區,再按年或定期向當地政府或社會,作出定額經濟援助」,最終鎖定了北澳洲的達爾文,上述詳細情況,《信報》年前曾有重溫。
雖然最終一切未能成事,但概念上,只要有政府配合,這些「方舟計劃」式方案並非絕不可行。今天不少國家面對嚴重財政危機,要考慮這樣的方案,也不是天方夜譚。假如真的有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對這類計劃產生遐想,背後反映了什麼問題,更是彌足深思。
沈旭暉 明報月刊 2015年9月
延伸閱讀:對英國的幻想,一切都是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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