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sense of place 大學t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恐慌嘅時候，更需要睇清楚啲。

肥人知道呢篇文真係寫得遲，本來我乜都唔想寫，依家見到個勢係全世界順水推舟圍堵中共就更加唔想寫，但係姣婆係好難守寡既，尤其是呢排成日俾班極度恐慌既人trigger… 我決定代肥控制員寫，因為我呢邊收視率高過佢。

好，開波！
--------------------

“We had better learn to doubt our inflated fears before they destroy us. Valid fear have their place; they cue us to danger. False and overdrawn fears only cause hardship. Even concerns about real dangers, when blown out of proportion, do demonstrable harm.” – Barry Glassner, American sociologist, author of The Culture of Fear.

網絡世界千奇百趣，好多網上既意見同評論，如果同傳媒製造既輿論結合（不論有心定無意），係會對社會有非常深切既影響。例如以前有政權會向群眾灌輸恐懼，挑起群眾之間既仇恨，或令群眾不知所措，進而控制群眾。呢種手法，不論以前納粹德國、現存或者已覆亡既共產國家、甚至自命民主自由既開放社會如美國都有出現。當政者及其黨羽，就係利用群眾既錯誤認知，以感性因素去扭曲大家既認知同決策能力，咁就可以達到佢地既政治目的啦。咩政治目的？好多種既，下至失敗政府要掩飾施政失誤，上至衝出國際統治全世界都有。

所以唔好話咁樣係「誇張」、「陰謀論」、同「乜都拉埋政治來講」呀，因為人類歷史就係充滿呢種叫 fearmongering既手段－用有目的地散播同誇大一樣不愉快既事情既手法，去引起大家既恐懼來控制群眾。現今世界，庸碌無能之輩當政比比皆是，唔識控制群眾既情緒，點樣遮掩政府既無能同做錯事既後果？不過肥人今次唔講法律，我學下一般既KOL咁「跨界別評論」先，所以呢篇文我講生物醫學，particularly 係將近來我係周遭聽聽埋埋既恐慌言論歸納一齊，逐點解釋。
--------------------

首先，等肥人我同大家重溫一下近來有關武漢肺炎既新聞標題：

信報報導「河南超長潛伏期病例疑94天確診」
HK01就話「逾5000疫廈元朗區最多　衛生署拒回應真偽」
Business Focus既報導就恐怖啦，話「肺炎突變新冠腦炎?　北京醫院首證病毒能侵襲中樞神經系統　感染肺炎併發腦炎北京醫院：患者意識曾陷入混亂」
CCTVB報導「私家醫生可收患者呼吸道樣本交政府陳肇始稱可及早減低傳播」

仲有零零星星報導例如：

「伊朗新冠肺炎疫情增至145死55歲國會議員不治」
「伊朗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失控，再有一位高級官員病逝。」
「【新冠肺炎・伊朗】數名官員先後染病身亡　23國會議員確診」
「新型冠狀病毒南韓確診個案累計增至逾7千宗死亡人數維持在44人。」
「【新冠肺炎．最新疫情】意大利確診個案逾萬　美國突破千宗」
上面堆報導實在睇到好多人好恐慌，尤其是本來對科學／病毒／醫療／疾病無咩認知既人，呢兩個月睇新聞就好似睇恐怖熱線咁。於是搞到好多心理質素差，表面受過教育既人墮入恐慌之中。

然後，我聽到身邊好多人竭斯底理咁驚叫：

「個肺花！個肺花！個肺花！個肺花呀！」
「呢個唔係流感呀！唔好再錯誤同流感比較啦！」
「潛伏期變長呀！無病徵既隱形病人都會傳染人架！」
（隔離果個choke到，咳兩聲）「我以後唔同你坐埋一齊呀！我唔想死呀！」
「如果唔係香港人衛生意識好，堅持戴口罩，香港一早淪陷啦！依家已經無新病例！你睇鬼佬幾污糟！又唔戴口罩，病又話唔使入醫院，返屋企休息，依家美國同意大利都爆發啦！」
「呢D廢老唔戴口罩，鬼唔望佢地中招死全家！政府應該強制人戴口罩！」

以上說話我全部聽過人講，最後一句我最撚火滾，你自己恐慌就好啦，咒人死仲要政府好 draconian 咁立法同執法？俾個民主自由既國會你仲可以普選，你都會選班人渣出來，然後大比數通過立法強制抽血抽組織，強制所有人有無問題都要戴口罩，仲可能要將人tag完再限制人出入自由。1984呀！

我日日做mon post狗睇網上既post，好多share出來又會令人恐懼既post，大部份都係有好多空間令人胡思亂想，如果你對科學尤其是 research methods, medical science, microbiology, virology等等唔認識的話，你鐵定會誤讀誤解再誤判… oh wait，睇返上面「利用群眾既錯誤認知，以感性因素去扭曲大家既認知同決策能力」，BINGO! 咁就搞掂你啦。為咩事要搞掂你？唔講啦，因為你會用陰毛論、陳雲信徒、唔好乜都政治化來駁我。

--------------------

依家太多post講呢個新型冠狀病毒，例如Facebook有個印度人既 Infographics on Covid-19，好詳盡，但咁又點呢？大家對病毒以致肺炎、流感、醫療系統等等都毫無認識，講到咁深入你地都會誤解或者一頭霧水。咁樣樣，好多人因為無足夠既basic knowledge，又先入為主咁因為自己既恐慌情緒相信左錯既資訊，要同佢地「解毒」，就好似同藍絲講咩叫法治一樣困難，真係太監洞房無撚用。

--------------------

好，依家開始【法網肥人講病毒】！

1. 眾所鳩知，武漢肺炎係由新型既冠狀病毒 Covid-19引起。Covid-19係冠狀病毒科 Coronaviridae裡面其中一種，佢係屬於 positive-sense, singled stranded RNA virus (正鏈單股核醣核酸病毒) 。RNA病毒有好高突變率，因為病毒既RNA polymerases缺乏 DNA polymerase 既proofreading能力，所以佢地好難有 nearly identical既 sequence。仲有一點好重要，病毒同病菌唔同，病毒係需要靠 host cell (宿主細胞)先可以生存，離開 host cell 佢地不能複製，不能運作，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一開始就話新病毒同SARS個sequence有幾多幾多 percent 相似，我即刻叮左一下，然後好多人傳話新病毒點點點可以生存好耐，我更加叮多兩下…. 邊個放呢D料出來既？

2. 另外，呢隻病毒並非 retrovirus (逆轉錄病毒, class VI single-stranded RNA-Reverse Transcriptase)，唔會將自己既RNA用 reverse transcriptase (逆轉錄酶)塞入host cell既基因裡面，然後適時復發。咩係retrovirus呢? 例如會引起 T Cell Leukemia 既 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1 (HTLV-1)，或者引起愛滋病既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呢個病毒，亦唔係好似肝病毒科乙型肝炎咁，唔係 retrovirus 但會有reverse transcriptase去將 viral genome incorporate 入host cell，所以就算不幸中左，都唔會話咩病者會成世帶住個病。所以我每一次聽到人講「就算中左都一世帶病呀」就會好抆，冠狀病毒變愛滋，黐L線！

3. 冠狀病毒既結構好簡單：一個 viral envelope，外面有protein spike，裡面有RNA，that’s it。佢地個replication mechanism (複製機制) 就係病毒接觸host cell後進入 host cell，然後係host cell個細胞核nucleus裡面複製。複製完之後就由host cell cytoplasm (細胞質)裡面製造既 necleocapsid (核蛋白衣) 加埋細胞核既 endoplasmic reticulum (內質網) 既phospholipid membrane (磷脂層)包住病毒RNA，經由host cell 既Golgi apparatus (高氏體)帶出host cell 繼續傳染人。呢個複製過程，當然會破壞甚至殺死 host cell啦。咁知道呢點有咩用？Phospholipid membrane係lipid bilayer (脂質雙分子層)，lipid bilayer係怕番梘soap既！咁勤D用番梘洗手就得啦，使撚用甲醇咩屌你，你嫌命長？

4. 有人話：「咁基因突變都得架嘛！個病毒咪做到所有野囉！」喔，係咩？如果咁簡單，呢個世界既大學就唔需要有生物系，而且達爾文應該無人理。首先，病毒點解會有基因變異？簡單講就係 replication 之中，有polymerases 抄錯條 sequence，例如本來係 ATCG 既，抄成 ATTG，跟住無 proofread 就掉出去。又有一種變異，就好似屬於Orthomyxoviridae 既influenza A virus咁，裡面有八條 RNA segments，可以係 replication既時候洗牌。呢種 replication 既錯誤或者洗牌，積埋積埋，小則變成 genetic drift/antigenic drift，大則變成 genetic shift/antigenic shift。前者可能將某一個半個 surface protein 結構變左少少，整體來講人體免疫系統仲認得出，變異後既病毒殺傷力有限。後者可能將原有病毒變成新既 subtype，大部份人既免疫系統都認唔出而死傷無數。假設，新既冠狀病毒係由舊有冠狀病毒（包括 SARS）天然 antigenic shift 變出來既，咁點可能係短短兩三個月再次 antigenic shift 呢？如果基因突變去到呢個地步，肯定顛覆生物學界既認知。但好多本來就無讀過生物既人會唔認同，佢地會搏命咁話基因變異點能夠預測！肥人話你知，唔係預測，而係不符合現實同暫時無人能夠推翻既理論。如果新病毒可以係短時間內變成 retrovirus，可以無任何條件下生存好耐，隨意改變 latent period潛伏期，隨意改變傳染力同殺傷力的話，科學家應該點 classify 佢呢？簡單講，長頸鹿頸長先叫做長頸鹿，如果長頸鹿變成 Mike Tyson 條頸咁短，咁我地應該叫佢做 Mike Tyson 定長頸鹿？如果新冠狀病毒有 HTLV-1既retrovirus能力，有hepatitis B 既 reverse transcriptase，有 flu A 可以 shuffle RNA 既能力，又有 HIV 既超長 latent period，你會叫佢做 coronavirus 定 super virus?

5. 講基因變異，要一個變異既病毒基因可以流傳，病毒本身必須要不斷繁衍，宿主傳宿主咁一代傳一代，病毒先可以續存。呢個就係進化論，survival of the fittest。古代有好多生物不能續存，就係因為被環境淘汰，例如有理論認為三葉蟲因為蛻變機制 (instar and molting) 有問題，結果難以生存，最後被大自然淘汰。如果病毒勁到咩人都可以一野就殺死佢的話，佢點傳播？宿主死左，無人帶佢地去傳染其他人嘛！病毒唔係病菌，可以係環境種生存好耐，病毒只要離開宿主好快就會死，就算有飛沫帶住，我地環境中既太陽紫外光、oxidizing agents、濕度與氣溫等等會令佢地好快收皮。病毒唔係倪匡衛斯理《藍血人》裡面隻「獲殼依毒間」，可以變成游離電波周圍飄。大家明白進化論，就會明白病毒學101既常識，從而 debunk 左一個不斷流傳既流言：「隻病毒好勁，好多人死架，傳播得又快！」傳播得快，不等如勁，而太勁既病毒，難以傳播。係呢度，傳播得快，同隻病毒之間並無關係。病毒殺傷力勁，傳播範圍就會窄，傳播速度都會慢；病毒殺傷力一般如普通流感的話，傳播範圍先會闊，傳播速度先會快。如果新聞瘋狂報導好多人死就等如勁，咁非洲同中東都有好多基督徒男女老幼被人大規模屠殺，你會唔會覺得信耶穌係死路一條？

6. 又有人話：「呢隻病毒唔同流感呀！唔好再同流感比啦！呢隻病毒會死人架！呢隻病毒無藥醫架！」首先，除左冠狀病毒同流感病毒，仲有 Respiratory Synctical Virus (人類呼吸道合胞病毒) 同 Rhinovirus (鼻病毒) 都會引起呼吸道感染疾病，隻隻都係病毒，病毒一向未必有有效既藥物醫治，隻隻都會死人。你地以為流感有得醫？用 Tamiflu 都未必得架，而且有可能有嚴重副作用。咁冠狀病毒同流感病毒有咩唔同? 有人話death rate高，無vaccine，latent period又長又短，病人無病徵，但呢堆因素唔係用來分別病毒勁唔勁囉。Death rate 高低由咩決定，點計？Vaccine有咩用，target 咩？latent period 點解會長短不一？有無病徵同嚴重性有咩關係，係咪好似異形咁，你怕有人無病徵但會 sudden death？你地睇得太多 WhatsApp D人無啦啦訓低既片段啦，你又知人地係武漢肺炎死？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有篇叫 First Case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the United States既文，提到美國華盛頓州有個病人1月19日入廠，20日確診，一直都係 supportive care，直到染病第11日，即係入廠第7日，醫生先用 IV 俾 remdesivir (瑞德西韋)，然後佢就退燒，其他症狀都消失或者減輕。咁又點解會係無得醫？大家記住remdesivir (瑞德西韋)，遲下會再講。

7. 仲有，我最憎既「個肺花！個肺花！個肺花！個肺花呀！」呢句，我想同講呢句既人講，肺花，係因為照 X-ray 既時候個肺有 consolidation/infiltration，呢個問題唔單止係肺炎，肺癆甚至cancer都會肺花。你怕咩肺花？流感去到嚴重的話，都可能肺花，因為你有 pulmonary consolidation or infiltration。肺花係因為你個肺 filled with liquid, exudate, pus 甚至 blood from hemorrhage。理性少少，冷靜D，肺花講一次就得，repeat 幾次無幫助。

8. 孤勿論點，呢隻病毒都只係一隻呼吸道感染既病毒，一隻真病毒，一隻同流感一樣會令人病，亦會令人死既病毒，只係流感令人鼻塞，但一樣有機會令人肺炎。呢個新病毒佢所有既威力都係傳媒、WhatsApp片段、社交媒體既報導俾佢，就好似有D 人，你聽佢大名如雷灌耳，一見到真人原來係柒碌又無料到一樣（我懷疑我自己都係咁）。其實有無人真正去了解上面我所講既野？無人話你聽你可以當呢隻病毒無到，話之佢死，但係一開始就進入恐慌狀態，咁你係咪俾人耍緊呢？

--------------------

講完上面既病毒既基本知識，不如講多少少基本病毒檢測既知識。好，依家開始【法網肥人化身肥控制員】！

外面成日有人話：「哎呀，個病人21日後先確診呀！」「哎呀，佢隻狗弱陽性呀！」「哎呀，本來係陰性依家係陽性呀！」「哎呀，南韓同意大利爆發，突然好多人確診呀！」Now TV 更報導「鑽石公主號在日確診香港人　康復回港後再檢測呈陽性」

究竟，呢堆確診數字信唔信得過？我意思唔係話邊個國家信唔信得過，而係呢個 test method 同個 protocol 信唔信得過，會唔會有 uncertainty 或者error? 一開始，我地可以睇下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月9日既文章，Diagnostic Testing for the Novel Coronavirus，裡面有講到 false positive/false negative 既問題，仲有病毒測試既regulation，測試既 guideline等等。文中有提到，開初發展出來既病毒測試有 false negative，顯示出呢個測試既設計應該係有問題。另外，FDA，CDC與美國各州政府之間都有分歧，州政府當然想為居民檢驗啦，但因為個測試係新開發，有大量問題同 uncertainy，所以FDA “made clear that laboratories were encouraged to develop tests but could not use them for clinical diagnosis without FDA’s “approval, clearance, or authoriz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咁 what does that means? 如果你讀 law 的話，我expect你可以 read between the lines。

講返個測試，檢驗新病毒一般都係會用 RT-PCR (Reverse transcriptas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逆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好多人，包括肥人好多行家與同事甚至客仔，一聽到咩DNA測試，就以為呢個 test 無L敵啦，一定準確啦。Oh Sorry，no! 撇除所有「中國的會爆炸」同「中國有咩係真」呢兩個因素，一個test既結果是否可信係建基於樣本收集同檢驗方法，無論你係美國，意大利，南韓，日本定中國，樣本收集同檢驗方法先係 main point！

檢驗呼吸道感染疾病，你地話收集咩樣本好呀？Saliva? Sputum? Nasopharyngeal aspirate (NPA)? Bronchial lavage? 如果係上呼吸道病毒，咁 NPA都足夠既，sputum 都可以，但saliva 就應該要reject。但有時呢類既樣本都未必有足夠既病毒樣本去驗，病毒深入氣管去到肺氣泡(alveoli)，樣本可能要係bronchial lavage先夠做。仲有，收集樣本既手法，部位，儲存方式，收集時間與檢驗時間既差距，樣樣都會影響結果。支棉花棒「了」得唔好，你或者都會無 result。

好啦，到講 RT-PCR啦。RT-PCR係需要 medical scientist 去砌一段 primer 出來開始做test。為左檢驗結果既可靠性，scientist通常會係新病毒入面抽一段比較穩定既 RNA segment 出來做 primer。可惜，有好多情況下，RT-PCR會俾個錯既答案你。

第一，primer 既設計好影響結果，上面都話段 primer 要係抽病毒一段比較穩定既 RNA segment 出來做，咁如果你抽錯左呢？第二，樣本既 DNA/RNA sequence 既integrity好差，甩頭甩骨咁，結果就會受影響。即係上面所講既樣本收集出現問題呀！第三，樣本純度低，或者份量少，又即係上面所講既樣本收集出現問題呀！咁個 tech 或者 scientist 要係咁加 PCR cycle去 amplify 個 sample，咁 amplify 出來既樣本就有好大機會係 false positive，呢點會影響所謂確診既可信度，亦係咁肥人我見到漁護處話瑞士花園個阿婆患者隻狗呈現弱陽性反應，我當下笑 L97 左出來。大佬呀，你是咪無足夠 sample 就鳩 amplify，然後個 result 根本有問題你都聽長官意志，鳩簽個名話係弱陽性呀？陽就陽，陰就陰。Result 唔 significant 或者 inconclusive，你出咩報告jack? Invalid 啦！仲有呀，病毒係 host specific 架，會傳染人既病毒，又點會無啦啦傳染狗? 眾所鳩知冠狀病毒係靠人類細胞上既 ACE2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來進入人體細胞啦，狗 ACE2既同人既一樣？

寫下寫下，喂，原來未寫數據演繹同政策問題，太長啦，下次再續！

#跨界別吹水
#本來要免於恐懼唔跟隨共匪起舞
#依家又俾共匪睇穿你班人既心理
#個勢變啦全世界同共匪切割了

戴耀廷的結案陳詞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 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 1963年4 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 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乙) 條中的 「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 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 10月5 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 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 月3至 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 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終審法院指出： 「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 (PW2) 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 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 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DCCC 480/2017

Closing Submission of Tai Yiu-ting (D1)

1. First, this is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2. Here, I am standing up for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initiated by Professor Chan Kin-man, Reverend Chu Yiu-ming and I, was a movement of civil disobedience.

4. Civil disobedience, known little by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w a household idea in Hong Kong.

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at paragraph 70 endorsed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put forward by John Rawls i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at p. 320.

6.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th Lord Hoffmann as the non-permanent judge repeated at paragraph 72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at paragraph 89, “civil disobedience on conscientious grounds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equally recognisable in a jurisdic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like Hong Kong.

8. However, it was not explained w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honourable and civilised.

9. John Rawls’ definition spells out more the actus reus of civil disobedience.

10. In his very famous work on civil disobedience,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reproduced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ovided more the mens r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the spiri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on 16 April 1963 while in jail serving a sentence for participating in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 in Birmingham, Alabama.

11. He said (p. 41), “One who breaks an unjust law must do so openly, lovingly, and with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penalty. I submit that an individual who breaks a law that conscience tells him i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s the penalty by staying in jail to arouse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its injustice, is in reality expressing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for law.”

12. To Dr King, a law could be just on its face but unjust in its application. He said in the Letter (p. 40-41), “I was arrested…on a charge of parading without a permit.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n ordinance which requires a permit for a parade, but when the ordinance is used to …deny citizens the First Amendment privilege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peaceful protest, then it becomes unjust.”

13. He also said (p. 39),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seeks to create such a crisis and establish such creative tension that a community that has constantly refused to negotiate i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issue. It seeks so to dramatise the issu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14. I was inspired very much by Dr King, and this is the same spirit we have implanted in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Following Dr King’s steps closely in the path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 strive to inspire self-sacrificing love and peacefulness but not to incite anger and hatred.

1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further cited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T]here are conven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law-breakers on one side and the law-enforcers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ers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do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And they vouch the sincerity of their beliefs by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16. Th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id not quote this part of the judgment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also sai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 on the other hand, behave with restraint and the magistrates impose sentences which take the conscientious motives of the protesters into account.” These other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uld also appl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object.

17. Th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to obstruct the public but to arouse public concern to the injustice in society and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public on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8. If it is found that a person is committing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he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to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as it will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tself even if his action might at the end have caused a degree of obstruction more than he could have known.

19. Non-violence w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e. occupy Central, was the last resort of the movement. The manner of civil disobedience by the protesters was to sit down together on the street with arms locked and wait to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struggling. The scale of occupation was planned and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ate. We believe that the obstruction must be reasonable.

20. I believe we have done our part as the law-breaker in civil disobedience. We expect the others will do their parts.

21.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ether the mea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proportionate; contextually, the end must be considered.

22. This is a case about some Hong Kong people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and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could a door be opened to resolving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Hong Kong.

23. I am one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l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democratic dream, we have wai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the time I was a law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Now, my son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democracy is still nowhere in Hong Kong.

24. Also said by Dr King in the Letter (p. 292),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of yesterday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25. In seeking for justice, our planned a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owerholders may indeed be a nuisance.

26.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27.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28.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av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CCPR/C/21/Rev.1/Add.7).

29. Paragraph 15 provides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or elective office ensures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vote have a free choice of candidates.”

30. Paragraph 17 provides that, “political opinion may not be used as a ground to deprive any person of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31.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ex I and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in 200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in effect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to amend the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CE.

32. Before the CE can put forward bill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method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wo more steps are added. The C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NPCSC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n amendment and the NPCSC must make a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uch bills need to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Co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SC.

33. On 31 August 2014, the NPCSC completed the second step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by issuing a decision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The NPCSC laid down specific and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tarting from 2017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may be implemented by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34.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NC”) have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method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4th CE. The NC can only nominate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C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ach candidate mus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3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dded by itself, the NPCSC should only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approving or not approving the CE’s report but not providing detailed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nomination procedures of the NC. The NPCSC has faile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by itself.

36. If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NPCSC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were to be followed, electors in Hong Kong would not hav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as all unwelcome candidates would be screened out. Th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37. These Hong Kong people resorted to civil disobedience to arouse more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unjustly broken its constitutional promise and breached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38. We did all we had done to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 to demand a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be honored by our sovereign, to strive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and to bring more justi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39. This is also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40.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organised was to be held at the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the Chater Garden, and the Statue Square, from 3:00 pm on 1 October 2014 to the latest on 5 October 2014.

41. We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omi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it on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2. The second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ust came to support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hey would leave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and move to the Chater Garden or the Statue Square.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first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3. The third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have made up their mind yet 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the ac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could decide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when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by choosing where to stay.

44. We believed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remove all the protesters joining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of occupy Central; estimated to be a few thousands.

45. We asked al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 of non-violence strictly. We adopt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most if not all participants would follow.

46. We were exercising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lso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also given to freedom of opinion, of expression and of peaceful assembl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ose articles being the equivalents of Articles 19 and 21 of the ICCPR and representing part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47. If the original plan were to be carried out, it might breach som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unauthorised assembly. However, we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held would not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to the public.

48. The space to be occupied, including the carriageway, can be freely used by every citizen on public holidays.

49.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planned occupation were public holidays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weekend.

50. When the venue of the public meeting was moved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the pavements and carriageways at Tim Mei Avenue,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and Lung Hui Roa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s the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had changed, the spirit had not.

51. People were asked to join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It was still an exercis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Hong Kong citizens.

52. Similar public meetings had been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from 3-9 September 2012. Citizens at that time could have access to the Civic Square, i.e. the East Wing Forecou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at, the space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2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pace that was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before the police cordoned all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53. Since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2012,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sed to be the public space that can be used for organising big public meeting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In another wor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o be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to gather an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gether.

54.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we share, at the time when I announced the early beginning of the Occupy Central in the small hours on 28 September 2014, we could only be intending to ask people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 other place. Occupying places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thought of us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intended that.

5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at paragraph 22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56. As senior superintendent Wong Key-wai (PW2) said in his eviden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testers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rotesters on the adjacent pavements.

57. Having a public space for the public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to gather and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acefully is a public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 can be caused even if a public meeting is being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travention with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he section of the public that will be affected is very sm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58. Mr Justice Bokhary PJ said in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at paragraph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lose such protection unless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ense of exceeding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As to that, I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a large or even massive assembly, procession or demonstration will often be able to say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ir point could not be nearly as effectively made by anything on a smaller scale. Subject to this, the most obviously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re, I think, how substantial the interference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But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relevant, too. These include, I think,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concerned had been recently preceded by another act or other acts of interference on another occasion or other occasions.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

59. No obstruction can be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s all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clo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o ensure the protesters there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safely and peacefully.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some degree of obstruc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obstruction c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testers.

60. Even after protesters walked into the carriageways of Fenwick Pier Street and Harcourt Road on 28 September 2014, people were continuing to be asked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t to stay on those roads. The police were demand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o that people could come and join the protester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f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not blocked by the poli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would have enter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ose roads would not have been occupied. No tear gas would need to be fired.

61. It should b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facilitate the holding of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y citizens. However, the police had cordon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revented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y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be intended or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o were just inv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th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62. The police irresponsibly refus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even after the police sa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ere gathering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tending to enter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polic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63.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firing of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nd excessive force had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64. The firing of tear gas in such a way was something that no one could have known. Matters were no longer in our control. By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to bring everyone home safe.

65. In the many days and nights following the firing of the tear gas, we had tried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bring an earlier end of the occupation. We helped arrang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accept an arrangement of de facto referendum as a mechanism to retreat. We organised a plaza voting.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d done came to be futile, we did work very hard and exhausted all methods we could think of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end, we surrendered to the police on 3 December 2014. The occupation at the Admiralty area ended on 11 December 2014.

66.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relating to public nuisance.

67.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prosecutors also have conventions to follow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should behave with restraint.

68. In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at p. 77, J. R. Spencer observe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secutions for public nuisance in recent years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ne of two situations: first,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amounted to a statutory offence, typically punishable with a small penalty, and the prosecutor wanted a bigger or extra stick to beat him with, and secondly,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was not obviously criminal at all and the prosecutor could think of nothing else to charge him with.”

69. Lord Bingham in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at paragraph 37 endorsed the criticisms of J. R. Spencer concerning the ulterior motive of a prosecutor laying a charge of public nuisance.

70. If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atutory offence to cover the unlawful act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e would rightly ask why laying the charges of public nuisanc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an abuse of process, the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must have breached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pplicable to him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for failing to behave with restraint.

71.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72. Similarly,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is excessiv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73. Pieces of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onspiracy charge wer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us. Civil disobedience by definition must be a public act. If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prosecution, all civil disobedience at its formation stage will be suppressed.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as something honourable as no civil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happened. Even worse, a chilling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in society, and many legitimate speeches will be silenc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must be disproportionate.

74. Whether there can be an offenc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under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is still disputable. Even if there is such an offence, laying charges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excessively, unreasonably and unnecessarily.

75. Since the substantial offence is the questionable offence of public nuisance, laying a charg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to even a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degree.

76. If the prosecutor has not acted in such an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manner and proper charges were laid, we would not have filed a defence.

77. Nonetheless, filing a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believed to be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failing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aw-breakers as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78.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answer. If the prosecutor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ectifying the wrongs?

79. At the end, this is a case about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80. As a scholar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merely hav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81. Without a genuinely democratic system,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still be exercised arbitraril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ill not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Also, without democrac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withstand the more and more severe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journey to democracy.

82. Mr Justice Tang, PJ at his Farewell Sitting (2018) 21 HKCFAR 530 at paragraphs 17-19 said, “…although judges are prepar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s i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ty must be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In what form the support should take? I think the support should be all-embracing. If the judiciary is unfairly attacked, you should hold firm and stand up for them. But, support should not only be events driven. Tha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too late. You should endeavour to nurture an atmosphere friendly to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in Hong Kong.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your vote count. Believe me,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indeed eternal vigilance. Above all else, do not give up or und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If we as a community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us easily. Do not make it easy.”

83. We all have our dut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Hong Kong.

84. I am here because I have used many years of my life and up to this very moment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 will also never give up on striving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85. I believe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rule of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 the same goal in pursuing justice.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common goal at least in the long run by creating the climate within which other mean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at goal. (See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86. If we were to be guilty, we will be guilty for daring to share hope at this difficult time in Hong Kong.

87. 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List of Authoriti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paragraphs 70 and 72.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p. 320.
3.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4.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paragraph 89.
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on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C/21/Rev.1/Add.7, paragraph 15 and 17.
6.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paragraph 22.
7.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graph 144.
8. J. R. Spencer,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p. 77.
9.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paragraph 37.
10. Farewell Sitting for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Tang PJ (2018) 21 HKCFAR 530, Tang PJ, paragraphs 17-19.
11.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戴教授，說得太好了！😭😭😭😭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不恰當檢控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戴耀廷的結案陳詞

公民抗命的精神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子。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 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 1963年4 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 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 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5 (乙) 條中的 「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 10月1 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 10月5 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 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 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 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 月3至 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7 和 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 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終審法院指出： 「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 (PW2) 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 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 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 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一文，J. R. 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 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 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採納了J. R. 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 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 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DCCC 480/2017

Closing Submission of Tai Yiu-ting (D1)

1. First, this is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2. Here, I am standing up for civil disobedience.

3.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initiated by Professor Chan Kin-man, Reverend Chu Yiu-ming and I, was a movement of civil disobedience.

4. Civil disobedience, known little by Hong Kong people in the past, is now a household idea in Hong Kong.

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at paragraph 70 endorsed the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put forward by John Rawls in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at p. 320.

6. Civil disobedience is “a public, nonviolent, conscientious yet political act contrary to law usually done with the aim of bringing about a change in the law or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7.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ith Lord Hoffmann as the non-permanent judge repeated at paragraph 72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at paragraph 89, “civil disobedience on conscientious grounds has a long and honourable history in this countr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ccepted that the concep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equally recognisable in a jurisdiction respecting individual rights, like Hong Kong.

8. However, it was not explained why civil disobedience is honourable and civilised.

9. John Rawls’ definition spells out more the actus reus of civil disobedience.

10. In his very famous work on civil disobedience,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reproduced i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ovided more the mens r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the spiri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him on 16 April 1963 while in jail serving a sentence for participating in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 in Birmingham, Alabama.

11. He said (p. 41), “One who breaks an unjust law must do so openly, lovingly, and with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the penalty. I submit that an individual who breaks a law that conscience tells him is unjust, and willingly accepts the penalty by staying in jail to arouse 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 over its injustice, is in reality expressing the very highest respect for law.”

12. To Dr King, a law could be just on its face but unjust in its application. He said in the Letter (p. 40-41), “I was arrested…on a charge of parading without a permit. Now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an ordinance which requires a permit for a parade, but when the ordinance is used to …deny citizens the First Amendment privilege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peaceful protest, then it becomes unjust.”

13. He also said (p. 39),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 seeks to create such a crisis and establish such creative tension that a community that has constantly refused to negotiate is forced to confront the issue. It seeks so to dramatise the issue that it can no longer be ignored.”

14. I was inspired very much by Dr King, and this is the same spirit we have implanted in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Following Dr King’s steps closely in the path of civil disobedience, we strive to inspire self-sacrificing love and peacefulness but not to incite anger and hatred.

1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further cited what Lord Hoffmann had said in R v Jones (Margaret), “[T]here are conven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law-breakers on one side and the law-enforcers on the other. The protesters behave with a sense of proportion and do not cause excessive damage or inconvenience. And they vouch the sincerity of their beliefs by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16. Th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did not quote this part of the judgment in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also said, “The police and prosecutors, on the other hand, behave with restraint and the magistrates impose sentences which take the conscientious motives of the protesters into account.” These other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should also appl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ould object.

17. Th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not to obstruct the public but to arouse public concern to the injustice in society and to win sympathy from the public on the caus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18. If it is found that a person is committing an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he could not have intended to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as it will defeat the whole purpo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itself even if his action might at the end have caused a degree of obstruction more than he could have known.

19. Non-violence was the overarching principle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e. occupy Central, was the last resort of the movement. The manner of civil disobedience by the protesters was to sit down together on the street with arms locked and wait to b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without struggling. The scale of occupation was planned and intended to be proportionate. We believe that the obstruction must be reasonable.

20. I believe we have done our part as the law-breaker in civil disobedience. We expect the others will do their parts.

21.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ether the mea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s proportionate; contextually, the end must be considered.

22. This is a case about some Hong Kong people who love Hong Kong very much and believe that only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could a door be opened to resolving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Hong Kong.

23. I am one of those Hong Kong people. With all people who share the same democratic dream, we have waited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or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Since the time I was a law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I had been involved 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ovement. Now, my son has jus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democracy is still nowhere in Hong Kong.

24. Also said by Dr King in the Letter (p. 292), “…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We must come to see with 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of yesterday that ‘justice too long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25. In seeking for justice, our planned ac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owerholders may indeed be a nuisance.

26. According to Article 45 of the Basic Law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CE”) is by universal suffrage upon nomination by a broadly representative nominating committe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27.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provides that, “Every citizen shall have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without any of the distinctions mentioned in article 2 and without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 (b) To vote and to be elected at genuine periodic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ballot, guaranteeing the fre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electors…”

28.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av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quirements of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under Article 25 of the ICCPR in its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CCPR/C/21/Rev.1/Add.7).

29. Paragraph 15 provides tha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pportunity to stand for elective office ensures that persons entitled to vote have a free choice of candidates.”

30. Paragraph 17 provides that, “political opinion may not be used as a ground to deprive any person of the right to stand for election.”

31. Through its Interpretation of Annex I and Annex II of the Basic Law in 2004,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SC”) in effect changed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dures to amend the election methods of the CE.

32. Before the CE can put forward bills on the amendments to the election method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two more steps are added. The CE is required to make a report to the NPCSC as regards whether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n amendment and the NPCSC must make a 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and orderly progress. Such bills need to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a two-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Co and the consent of the CE, and they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NPCSC.

33. On 31 August 2014, the NPCSC completed the second step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by issuing a decision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The NPCSC laid down specific and stringent requirements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by universal suffrage in addi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that starting from 2017 the selection of the CE may be implemented by the method of universal suffrage.

34.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Nomination Committee (“NC”) have to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umber of members, composition and formation method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for the 4th CE. The NC can only nominate two to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office of CE in accordance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Each candidate must have the endorsem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

35.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added by itself, the NPCSC should only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approving or not approving the CE’s report but not providing detailed requirement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nomination procedures of the NC. The NPCSC has failed to follow the procedures set by itself.

36. If th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NPCSC on the election method of the CE were to be followed, electors in Hong Kong would not have a genuine choice of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as all unwelcome candidates would be screened out. Thi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 suffrage.

37. These Hong Kong people resorted to civil disobedience to arouse more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nd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unjustly broken its constitutional promise and breached it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38. We did all we had done to protect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ncluding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our action, to demand a constitutional promise to be honored by our sovereign, to strive for a fundamental reform i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Hong Kong, and to bring more justice to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39. This is also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40.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organised was to be held at the Chater Road Pedestrian Precinct, the Chater Garden, and the Statue Square, from 3:00 pm on 1 October 2014 to the latest on 5 October 2014.

41. We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omi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would continue to sit on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2. The second group of people decided not to commit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ust came to support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hey would leave the Chater Road after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and move to the Chater Garden or the Statue Square. They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had chosen the first option in the letter of intent of the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 Movement.

43. The third group of people might not have made up their mind yet on whether they would join the ac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could decide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when the notified time expired by choosing where to stay.

44. We believed that the police would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remove all the protesters joining the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of occupy Central; estimated to be a few thousands.

45. We asked all participants to observe the discipline of non-violence strictly. We adopted specific measures to ensure most if not all participants would follow.

46. We were exercising ou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lso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lso protected by Article 27 of the Basic Law. By Article 39 of the Basic La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s also given to freedom of opinion, of expression and of peaceful assembly a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s 16 and 17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ose articles being the equivalents of Articles 19 and 21 of the ICCPR and representing part of the ICCPR as applied to Hong Kong.

47. If the original plan were to be carried out, it might breach som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organisation of unauthorised assembly. However, we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meeting to be held would not cause unreasonable obstruction to the public.

48. The space to be occupied, including the carriageway, can be freely used by every citizen on public holidays.

49. The first two days of the planned occupation were public holidays and the last two days were the weekend.

50. When the venue of the public meeting was moved to the area outsid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including the pavements and carriageways at Tim Mei Avenue,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and Lung Hui Roa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s theme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articipants had changed, the spirit had not.

51. People were asked to join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It was still an exercise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by Hong Kong citizens.

52. Similar public meetings had been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from 3-9 September 2012. Citizens at that time could have access to the Civic Square, i.e. the East Wing Forecou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Other than that, the space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during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September 2012 was very similar to the space that was being occupied by protesters on 27 and 28 September 2014 before the police cordoned all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53. Since the Anti-national Curriculum Campaign in 2012,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sed to be the public space that can be used for organising big public meeting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In another wor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known to the public to be an important venue for citizens of Hong Kong to gather and to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peaceful demonstration together.

54. On the basis of th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we share, at the time when I announced the early beginning of the Occupy Central in the small hours on 28 September 2014, we could only be intending to ask people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 other place. Occupying places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thought of us at that time. No one could have intended that.

55.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at paragraph 22 pointed out that, “…the right of peaceful assembly involves a positive duty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to take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enable lawful assemblies to take place peacefully.”

56. As senior superintendent Wong Key-wai (PW2) said in his eviden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for the safety of the protesters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rotesters on the adjacent pavements.

57. Having a public space for the public oppos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KSAR to gather and vent their dissatisfaction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acefully is a public benefit to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No common injury to the public can be caused even if a public meeting is being held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contravention with the Public Order Ordinance for a prolonged period. The section of the public that will be affected is very small and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is comparatively insignificant.

58. Mr Justice Bokhary PJ said in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at paragraph 144, “The mere fact that an assembly, a procession or a demonstration causes some interference with free passage along a highway does not take away its protection under art. 27 of the Basic Law. In my view, it would not lose such protection unless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is unreasonable in the sense of exceeding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As to that, I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nts in a large or even massive assembly, procession or demonstration will often be able to say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ir point could not be nearly as effectively made by anything on a smaller scale. Subject to this, the most obviously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re, I think, how substantial the interference is and how long it lasts. But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relevant, too. These include, I think, whether the interference concerned had been recently preceded by another act or other acts of interference on another occasion or other occasions. What the public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tolerate is a question of fact and degree. But whe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 court must always remember that preservation of the freedom in full measure defines reasonableness and is not merely a factor in deciding what is reasonable.”

59. No obstruction can be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participating in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s all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clo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losed the carriageway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o ensure the protesters there can exercise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safely and peacefully. Even if there were to be some degree of obstruction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obstruction could not be unreasonable in light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protesters.

60. Even after protesters walked into the carriageways of Fenwick Pier Street and Harcourt Road on 28 September 2014, people were continuing to be asked to come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ut not to stay on those roads. The police were demand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so that people could come and join the protester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f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re not blocked by the polic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would have enter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ose roads would not have been occupied. No tear gas would need to be fired.

61. It should be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facilitate the holding of a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by citizens. However, the police had cordone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prevented people from joining the public meet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y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could not be intended or caused by the protesters gathering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ho were just inviting other people to join them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62. The police irresponsibly refused to reopen the access to the Demonstration Area even after the police saw that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ere gathering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ntending to enter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police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truction outside the Demonstration Are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63. Everything changed after the firing of the 87 canisters of tear gas and excessive force had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64. The firing of tear gas in such a way was something that no one could have known. Matters were no longer in our control. By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wanted to do was to bring everyone home safe.

65. In the many days and nights following the firing of the tear gas, we had tried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bring an earlier end of the occupation. We helped arrange a dialogue between the student leader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tried to convince others to accept an arrangement of de facto referendum as a mechanism to retreat. We organised a plaza voting. Even though most of the things we had done came to be futile, we did work very hard and exhausted all methods we could think of to achieve this goal. In the end, we surrendered to the police on 3 December 2014. The occupation at the Admiralty area ended on 11 December 2014.

66.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relating to public nuisance.

67.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prosecutors also have conventions to follow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They should behave with restraint.

68. In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at p. 77, J. R. Spencer observed that, “...almost all the prosecutions for public nuisance in recent years seem to have taken place in one of two situations: first,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amounted to a statutory offence, typically punishable with a small penalty, and the prosecutor wanted a bigger or extra stick to beat him with, and secondly, where the defendant’s behaviour was not obviously criminal at all and the prosecutor could think of nothing else to charge him with.”

69. Lord Bingham in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at paragraph 37 endorsed the criticisms of J. R. Spencer concerning the ulterior motive of a prosecutor laying a charge of public nuisance.

70. If there is an appropriate statutory offence to cover the unlawful act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e would rightly ask why laying the charges of public nuisance?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an abuse of process, the prosecutor in this case must have breached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pplicable to him as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for failing to behave with restraint.

71. This is a case about the improperness of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72. Similarly, lay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and incitement to incite is excessiv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73. Pieces of evidence relied upon by the prosecution in the conspiracy charge were public statements made by us. Civil disobedience by definition must be a public act. If these public statements can be used to support the prosecution, all civil disobedience at its formation stage will be suppressed. It is meaningless to talk about civil disobedience as something honourable as no civil disobedience would have happened. Even worse, a chilling effect will be generated in society, and many legitimate speeches will be silenc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must be disproportionate.

74. Whether there can be an offenc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under the Hong Kong common law is still disputable. Even if there is such an offence, laying charges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in a case of civil disobedience and a case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demonstration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excessively, unreasonably and unnecessarily.

75. Since the substantial offence is the questionable offence of public nuisance, laying a charge of 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 must have extended culpability to even a manifestly unreasonable degree.

76. If the prosecutor has not acted in such an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manner and proper charges were laid, we would not have filed a defence.

77. Nonetheless, filing a defence against charges believed to be excessive and unreasonable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failing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s of civil disobed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law-breakers as not accepting the penalties imposed by the law.

78.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that I am not in the position to answer. If the prosecutor fails to comply with the conven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asserted by Lord Hoffmann in R v Jones (Margaret), what will be the consequenc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rectifying the wrongs?

79. At the end, this is a case about Hong Kong’s rule of law an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80. As a scholar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f Hong Kong, I believe that merely hav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81. Without a genuinely democratic system,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can still be exercised arbitraril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ill not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Also, without democrac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withstand the more and more severe encroachment on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der the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before w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of Hong Kong’s journey to democracy.

82. Mr Justice Tang, PJ at his Farewell Sitting (2018) 21 HKCFAR 530 at paragraphs 17-19 said, “…although judges are prepared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as it has always been understood and applied in Hong Kong, the community must be willing to support them. In what form the support should take? I think the support should be all-embracing. If the judiciary is unfairly attacked, you should hold firm and stand up for them. But, support should not only be events driven. That is not enough. It may be too late. You should endeavour to nurture an atmosphere friendly to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in Hong Kong.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your vote count. Believe me, the price of freedom is indeed eternal vigilance. Above all else, do not give up or underestimate your strength. If we as a community insist on the rule of law, it cannot be taken from us easily. Do not make it easy.”

83. We all have our duty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Hong Kong.

84. I am here because I have used many years of my life and up to this very moment to defend the rule of law of Hong Kong, an integral part of Hong Kong’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 will also never give up on striving for Hong Kong’s democracy.

85. I believe that civil disobedience can be justified by the rule of law.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share the same goal in pursuing justice. Civil disobedienc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securing the attainment of this common goal at least in the long run by creating the climate within which other means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at goal. (See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86. If we were to be guilty, we will be guilty for daring to share hope at this difficult time in Hong Kong.

87. I am not afraid or ashamed of going to prison. If this is the cup I must take, I will drink with no regret.


List of Authorities

1.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paragraphs 70 and 72.
2.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1999), p. 320.
3. Martin Luther King Jr.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71, No. 1/4 (Winter - Autumn, 1986), pp. 38-44.
4. R v Jones (Margaret) [2007] 1 AC 136, paragraph 89.
5.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25 adopted on 12 July 1996 (on Article 25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CPR/C/21/Rev.1/Add.7, paragraph 15 and 17.
6. Leung Kwok-hung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paragraph 22.
7. Yeung May-wan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 paragraph 144.
8. J. R. Spencer, “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 55-84, p. 77.
9. R v Rimmington [2006] 1 AC 469, paragraph 37.
10. Farewell Sitting for 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Tang PJ (2018) 21 HKCFAR 530, Tang PJ, paragraphs 17-19.
11. Benny Yiu-ting Tai,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g, M. H. (Ed.), Wong, J. D. (Ed.). (2017). Civil Unrest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London: Routledge. At pp. 141-162.

如果你問我上身最常穿的單品！！！
我想就是「oversize版型」了！！！！
所以我就想要做這集！！！！
這集是秋冬版的我就做超長了！！！
內容超多我快吐血了！！！

你們以為這次我只有看這6個牌子挑這些單品嗎！！！
當然不是啊！！！！
是只有這8件符合我認為oversize＆想購入的標準啊！！！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因為我分享的內容，
找到屬於自己喜歡的oversize輪廓，
這樣94最棒ㄉ

8件oversize上衣！
不同牌子同樣的也都是台灣都有門市可以去逛！
全部都可以好好的去試穿認識一下！
來自2020年底唯庭已經不想再做這種長片的真心推薦。
拿一個單品起來說說話聊聊天就好的那種片
如果你們想看我就做那個就好了好ㄇ各位寶貝

－－－

你們會想要的資訊在這～

第一件：UNIQLO
https://www.uniqlo.com/tw/store/goods/433044

第二件：Niko and...
https://www.dot-st.tw/SalePage/Index/6640984

第三件：Sense of place
https://senseofplace.tokyo/zh-TW/SenseOfPlace/Product?item1=01&SaleID=AA07-11B104&ColorID=029

第四件：Champion
https://www.baoli.championusa.com.tw/p/C3-Q033-020

第五件：Champion
https://www.baoli.championusa.com.tw/p/C3-S429-760

第六件：BEAMS
https://www.beams.tw/item/beams/tops/12130071803/

第七件：monkey time
https://store.united-arrows.tw/pc/by/item/detail.cgi?itemCd=83126990003

第八件：monkey time
https://store.united-arrows.tw/pc/by/item/detail.cgi?itemCd=83124991403

－－－

如果有感受到我們の用心～
請不要吝嗇你的手指～
幫我們「按讚、留言、追蹤、分享」！
每一個支持都是我們往前走的動力！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

Music from Artlist.
透過我的連結訂購！
讓我們一起多得到 2個月 的免費使用吧！
https://artlist.io/familybros-821965

__歡迎來這邊找我們聊穿搭__
Facebook ►https://www.fb.com/wwwfamilybroscom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fmbs.wear
Website ►http://www.familybros.com/

__ 合作需求請來信 __
Email ► Familybros@hotmail.com

#秋冬上衣 #oversize我超愛 #日系品牌

哪家發熱衣最暖呢？隆重推出發熱衣生死鬥🔥
►訂閱Meg Lu：https://goo.gl/S4rwdy
►生死鬥系列
➪大學T生死鬥：UNIQLO/GU/LATIV/PAZZO/NET/GILDAN
https://youtu.be/lBRIRAxaBGQ
➪經典白鞋生死鬥：CONVERSE/SUPERGA/無印良品/NIKE/ADIDAS
https://youtu.be/Vyj6C_roaio
➪白素T生死鬥：UNIQLO/ZARA/GU/H&M/NET
https://youtu.be/hiQ9M_my4X0

----------------------------------------------------------------------------------

►7家發熱衣品牌 ：

🔥UNIQLO 🔥
http://bit.ly/2zZ3QSN

🔥WIWI 🔥
http://bit.ly/2zXRRoq

🔥GU 🔥
http://bit.ly/2zZ3Emx

🔥NET 🔥
http://bit.ly/2zXRtpY

🔥全家 🔥
http://bit.ly/2zVA6X2

🔥Lativ 🔥
http://bit.ly/2zYNzgB

🔥無印良品 🔥
https://muji.lu/2zYzm3r

----------------------------------------------------------------------------------

►繼續觀看更多穿搭系列：
➪跟我們一起逛網拍！我與男友最愛逛的品牌 ft. SENSE OF PLACE
https://youtu.be/Xr4r41r0D7E

➪日本秋冬戰利品：超美古著+逛街攻略
https://youtu.be/SC-9mNb8qiQ

➪淘寶買這6家不踩雷！雙11購物賣家推薦！
https://youtu.be/yOh1QahukBc

➪千元有找！4款秋冬該有的鞋 ft.D+AF
https://youtu.be/5a_WZ-OhbA4

----------------------------------------------------------------------------------

►更多Meg Lu：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aygobla
➪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maygobla/
➪ Bilibili 站：https://space.bilibili.com/54906711
➪ 合作邀約：[email protected]
＊本網站影音創作內容皆為「Meg Lu」頻道所有，若有轉載、再製、轉錄等非授權行為，頻道將會採取檢舉、訴訟等途徑！

愛古著，愛日本🇯🇵
►訂閱Meg Lu：https://goo.gl/S4rwdy
►矮個直擊H&M：換季必備單品/3穿襯衫/千鳥紋外套：https://youtu.be/Syg21CSo_TY
----------------------------------------------------------------------------------
頭髮澎澎粉：Fujiko Ponpon Powder

►推薦逛街 ：

[下北沢北口]
1) 買風衣的店：東京都世田谷区北沢2丁目24-6
我根本不知道店名哈哈哈但我用Google Map街景服務查到地址
瞭若指掌的地步像在我家附近哈哈哈哈

2) Big Time
浮誇仿舊和真古著混著賣
這家也有很多分店 還有賣男裝

3) Little Trip to Heaven
浮誇仿舊和真古著混著賣
這家店有好幾家分店

4) 2nd Street
全日本都有的二手店
商品會稍微因所在的區域有不同風格

[高円寺]
1)古着商大虎
便宜古著 店比較小
東西也是碰運氣

2)Peep Cheep
洋裝都很讚

3) Don Don Don on Wednesday
這家也很多分店 東西比較雜
要碰運氣

5) i nou
質感很好的古著 單價偏高

6) Small Change
和Little Trip to Heaven好像是同個老闆開的
和Big Time的風格也很像

[日系品牌]
1) SENSE OF PLACE
每次去日本都會逛的品牌
是URBAN RESEARCH旗下的牌子

2) LAWRY'S FARM
單價在日本來說算平價
每次都會晃進去看看有沒有不錯的

[京都 - 四条]
1) JAM
關西地區的大古著店

2) mumokuteki
京都有三家店
千葉縣有兩家店
像是niko and...的更精緻版

----------------------------------------------------------------------------------
►繼續觀看更多影片：
➪大學T生死鬥：UNIQLO/GU/LATIV/PAZZO/NET/GILDAN
https://youtu.be/lBRIRAxaBGQ
➪淘寶買這6家不踩雷！雙11購物賣家推薦！
https://youtu.be/yOh1QahukBc

----------------------------------------------------------------------------------

►更多Meg Lu：
➪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aygobla
➪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maygobla/
➪ Bilibili 站：https://space.bilibili.com/54906711
➪ 合作邀約：[email protected]
＊本網站影音創作內容皆為「Meg Lu」頻道所有，若有轉載、再製、轉錄等非授權行為，頻道將會採取檢舉、訴訟等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