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blackbox環控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 管理的差異性 / #周末認真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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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假設「管理」這個功能是個黑盒子 (blackbox)。你不懂得 input 一些東西進去後，透過 blackbox，為什麼會得到另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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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來談談傳統的觀念跟(較)新觀念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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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念的管理者，會試著去「掀開」黑盒子的外套，找出管理的機制究竟是甚麼？如此，他才能夠知道 input x management = output 這個過程中，應該投入/行動(1) 些甚麼？經過管理 (2) 後，才能有機會得到對應的產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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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類的人，學習非常有意義。這類的人把盒子的黑外衣掀開時，他懂得去比對個案、理論、知識、其它公司的做法，去弄懂每條電線、每個齒輪、每一個軸承、 ... 的功能是甚麼？然後透過更多的嘗試，去找出那些還無法被定義的部分如何作用於管理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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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確定了投入、確定了絕大部分的管理機制，那這個系統就「較有可能」照著想像中的方式產出。他也較能夠面對未知的投入，或者應對必須調整的管理黑盒機制 (即便機制裡有許許多多未解、不能控制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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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傳統的模式是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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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模式原則上不問「管理」。問的是輸入與輸出間的直接關係 (即便可能是虛無的因果關係)。傳統論的支持者一樣會做大量的行動測試，那些少數成功的會成功獲利而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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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倖存者來說，至此以後他們會深刻的記住「只要我行動做了這些事情，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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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說，雇了員工，就應該要幫組織賺錢。至於說激勵與不激勵、創新與不創新、領導與不領導並不重要 #也不相信管理功能的重要性 。傳統模式一點不在意管理黑盒子是怎麼運作的，反正它們找到在特定情境下行動 (1) 與產出 (3) 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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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能找到 (1) 與 (3)之間的關聯也很厲害。挑戰在於，如果你不花力氣去弄清楚特定產業下的對內、對外管理機制，你會無法面對內外的環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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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傳統支持者來說，心裡永遠會有一個問題：「我以前明明這樣做可以，為什麼現在這樣做不行？」命好一點的，這輩子都順順利利；那 ... 會不會大家都這麼好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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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 #擦歪教室

書我看了，紀錄片我也看了。沒有很好下嚥，卻會由衷地感動。

每個人都有自己超越憎恨與創傷的方式，她的方式是為自己寫下一「本」報導。

《黑箱》的作者伊藤詩織，日本史上第一個主動公開露面，以本名告發性侵事件的女性。

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即使是性侵案發當下，伊藤詩織仍用敬語來稱呼山口敬之（施暴者），她想痛罵對方，才發現日語裡不存在這種詞彙。

2017年，好萊塢名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被揭發多年來性侵無數女性工作夥伴，其中包括許多女明星，陸續現身的被害人引爆#METOO活動，全世界的女性開始勇於對性犯罪提出控訴。然而在日本，響應的聲音卻寥寥無幾，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日本女性而言，那樣的騷擾與侵犯根本是家常便飯。「身為女人，連這點暴行都不能忍受，有什麼資格闖蕩以男人為主的世界？」「根本沒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日常。」「閉嘴繼續過日子就好了。」這樣的想法來自女性本身。

書中提到一份聯合國2013年的資料，以每十萬人為單位，各國的性侵案件數量，日本排名第87名，只有1.1件，而惡名昭彰的印度排名第68名，2.6件。
任何人看到印度那一欄，就會明白這份資料無法呈現真正的性侵案數量，但可以顯示出案件通報率。
到底性侵在日本的發生率如何呢？紀錄片中，日本上智大學的副教授出口真紀子說她曾經問班上同學：「你認識被性侵過的人嗎？」結果班上有二十二個人回答認識。「我提問的是『性侵』，不是鹹豬手或電車之狼啊！」

日本的性侵案通報率很低，因為一旦通報了，對被害人來說，只會面臨更多的折磨與羞辱。不論是輿論或司法，對被害人都極為苛刻。

「婊子才會單獨赴約。」「想紅吧。」「那男的真倒霉。」「遇上這種事，女人本身也有錯。」⋯⋯「是她自己來誘惑我的。」在日本，只要嫌疑犯供稱性行為是自願（合意）的，而被害人無法證明自己在案發當下有奮力抵抗，就難以將其定罪。
且為了配合調查，被害人必須坦承個人性史，比如：是不是處女？跟多少人有過性行為？在伊藤詩織的案件中，警員甚至發問：「喜歡什麼類型的男性？」不僅如此，為了重現犯罪現場，伊藤詩織必須被人偶跨騎以模擬案發經過，過程由男性警員拍照錄影。
「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發生這種事該怎麼處理。」「網路上查到一間性侵害被害者的非營利組織，我打電話問他們該到哪間醫院、做什麼檢查，他們卻告訴我除非親自去現場，否則無法給予協助。」「那個時候的我，已經沒有精神和體力再出發去那個地方。」驗血以及DNA取樣的蒐證時機就這樣錯過了。

整個體制讓性侵被害人寧可選擇噤聲。

除此之外，伊藤詩織案件中的被告山口敬之，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也使得偵辦更加不易：警視廳高層介入導致逮補突然中止、部分證據被抹去，政府網站勸說媒體不要報導伊藤詩織的案件。

此案判定為「不起訴」，原因為證據不足。

關於伊藤詩織的案件，先寫到這邊，我想聊的是伊藤詩織。

詩織最牽掛的其實是她的妹妹，在事情發生之後，第一個碰面的也是妹妹。
她承認自己在事件過後數度尋死，但一想到妹妹和其他朋友也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就感到無比痛苦，比自己受到傷害還難以忍受，非得做出改變不可。
「我不想讓任何人經歷這種事，不應該被一句『這是很常有的事』就劃下句點。」
「我想傳達的是迫使被害者忍氣吞聲的法律問題、搜查方式以及社會該有的模樣。」
「要是不趁現在推動司法體制改革，我會後悔一輩子。」
於是她決意以本名舉行公開露面的記者會，並將刑法修正案送進國會。詩織的妹妹擔心詩織將面臨攻擊，直到最後一刻都反對舉行記者會。妹妹的反應讓詩織很難過。

「我希望她總有一天能明白。」詩織說。

看到這裡我大哭。
人的使命有時來自顯著的天賦才華，有時卻是由痛苦的遭遇開啟。事發當年她才二十五歲，被命運一腳踹進這個扭轉一生的事件裡，從此義無反顧地投入提升女性權益的活動。開路是如此艱難，老天下手真重。

雖然直到《黑箱》出版時，詩織都沒能和妹妹說上話，但記者會後，無數曾選擇噤聲的被害人陸續寫信給詩織訴說自己的經歷，一場隱藏版的#METOO總算也在日本展開了。
書腰上寫著「日本#METOO第一槍」，在我看來，她既是開出第一槍的人，也是為所有無聲受害者擋子彈的人。

書末結語，詩織寫道因為被朋友說「臉上再也沒有從前的笑容」而感到心碎。「我不再像從前那樣⋯⋯但我仍然是我，不曾有過改變。」因著這份始終如一的信念，伊藤詩織將會是改變整個日本的女人。

#黑箱 #性暴力必須被終結 #METOO #伊藤詩織 #blac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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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境內只有14個地區的醫院提供性侵後的檢測工具，醫院之外，警察局也備有檢測工具，但日本的女警比例只有百分之八，也就是說，性侵檢測大多由男警進行。
在台灣，去醫院驗傷、報案，就能夠將筆錄一起完成，除了可以減少被害人舟車勞頓、無所適從的困擾，更能讓被害人在醫院驗傷及筆錄製作環境中，獲得安全、信任、隱密及團隊的協助。

臺北市政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
https://www.dvs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52899674DFFDCF6A&sms=E76BB99B45575335&s=AAA6D1E4B00D5E29

衛生福利部：https://www.mohw.gov.tw/cp-88-234-1-44.html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https://tpech.gov.taipei/cp.aspx?n=6E90F6B70B0B20E6
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https://www.dvp.ntpc.gov.tw/home.jsp?id=Mzg=

在台灣，因為婦女團體多年來的努力，1999年就已經修正通過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內容包括：
（一）改立妨害性自主罪章，以強調性侵害案件並非敗壞社會善良風俗的色情問題；
（二）不再課予受害者奮力抵抗的法律義務，同時，也將男性列為性侵害的客體；
（三）最重要的修正莫過於將妨害性自主罪，改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所謂告訴乃論是指必須由被害人提出告訴，檢察官才能夠追訴。性侵害之犯罪原則上為「非告訴乃論」，檢察官知道犯罪發生時，就可以主動偵辦。

婦女人身安全的心酸血淚史─刑法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22_40120.html
黃翠紋：我國性侵害防治政策推動現況及未來展望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FilePath=~/File/Attach/2832/File_3382.pdf

調查中是否可問及被害人性史？在台灣，是不行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16-2 條，詢問不得有歧視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但法官、軍事審判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法官應予即時制止。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書我看了，紀錄片我也看了。沒有很好下嚥，卻會由衷地感動。

每個人都有自己超越憎恨與創傷的方式，她的方式是為自己寫下一「本」報導。

《黑箱》的作者伊藤詩織，日本史上第一個主動公開露面，以本名告發性侵事件的女性。

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即使是性侵案發當下，伊藤詩織仍用敬語來稱呼山口敬之（施暴者），她想痛罵對方，才發現日語裡不存在這種詞彙。

2017年，好萊塢名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被揭發多年來性侵無數女性工作夥伴，其中包括許多女明星，陸續現身的被害人引爆#METOO活動，全世界的女性開始勇於對性犯罪提出控訴。然而在日本，響應的聲音卻寥寥無幾，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日本女性而言，那樣的騷擾與侵犯根本是家常便飯。「身為女人，連這點暴行都不能忍受，有什麼資格闖蕩以男人為主的世界？」「根本沒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日常。」「閉嘴繼續過日子就好了。」這樣的想法來自女性本身。

書中提到一份聯合國2013年的資料，以每十萬人為單位，各國的性侵案件數量，日本排名第87名，只有1.1件，而惡名昭彰的印度排名第68名，2.6件。
任何人看到印度那一欄，就會明白這份資料無法呈現真正的性侵案數量，但可以顯示出案件通報率。
到底性侵在日本的發生率如何呢？紀錄片中，日本上智大學的副教授出口真紀子說她曾經問班上同學：「你認識被性侵過的人嗎？」結果班上有二十二個人回答認識。「我提問的是『性侵』，不是鹹豬手或電車之狼啊！」

日本的性侵案通報率很低，因為一旦通報了，對被害人來說，只會面臨更多的折磨與羞辱。不論是輿論或司法，對被害人都極為苛刻。

「婊子才會單獨赴約。」「想紅吧。」「那男的真倒霉。」「遇上這種事，女人本身也有錯。」⋯⋯「是她自己來誘惑我的。」在日本，只要嫌疑犯供稱性行為是自願（合意）的，而被害人無法證明自己在案發當下有奮力抵抗，就難以將其定罪。
且為了配合調查，被害人必須坦承個人性史，比如：是不是處女？跟多少人有過性行為？在伊藤詩織的案件中，警員甚至發問：「喜歡什麼類型的男性？」不僅如此，為了重現犯罪現場，伊藤詩織必須被人偶跨騎以模擬案發經過，過程由男性警員拍照錄影。
「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發生這種事該怎麼處理。」「網路上查到一間性侵害被害者的非營利組織，我打電話問他們該到哪間醫院、做什麼檢查，他們卻告訴我除非親自去現場，否則無法給予協助。」「那個時候的我，已經沒有精神和體力再出發去那個地方。」驗血以及DNA取樣的蒐證時機就這樣錯過了。

整個體制讓性侵被害人寧可選擇噤聲。

除此之外，伊藤詩織案件中的被告山口敬之，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也使得偵辦更加不易：警視廳高層介入導致逮補突然中止、部分證據被抹去，政府網站勸說媒體不要報導伊藤詩織的案件。

此案判定為「不起訴」，原因為證據不足。

關於伊藤詩織的案件，先寫到這邊，我想聊的是伊藤詩織。

詩織最牽掛的其實是她的妹妹，在事情發生之後，第一個碰面的也是妹妹。
她承認自己在事件過後數度尋死，但一想到妹妹和其他朋友也生活在這樣的社會，就感到無比痛苦，比自己受到傷害還難以忍受，非得做出改變不可。
「我不想讓任何人經歷這種事，不應該被一句『這是很常有的事』就劃下句點。」
「我想傳達的是迫使被害者忍氣吞聲的法律問題、搜查方式以及社會該有的模樣。」
「要是不趁現在推動司法體制改革，我會後悔一輩子。」
於是她決意以本名舉行公開露面的記者會，並將刑法修正案送進國會。詩織的妹妹擔心詩織將面臨攻擊，直到最後一刻都反對舉行記者會。妹妹的反應讓詩織很難過。

「我希望她總有一天能明白。」詩織說。

看到這裡我大哭。
人的使命有時來自顯著的天賦才華，有時卻是由痛苦的遭遇開啟。事發當年她才二十五歲，被命運一腳踹進這個扭轉一生的事件裡，從此義無反顧地投入提升女性權益的活動。開路是如此艱難，老天下手真重。

雖然直到《黑箱》出版時，詩織都沒能和妹妹說上話，但記者會後，無數曾選擇噤聲的被害人陸續寫信給詩織訴說自己的經歷，一場隱藏版的#METOO總算也在日本展開了。
書腰上寫著「日本#METOO第一槍」，在我看來，她既是開出第一槍的人，也是為所有無聲受害者擋子彈的人。

書末結語，詩織寫道因為被朋友說「臉上再也沒有從前的笑容」而感到心碎。「我不再像從前那樣⋯⋯但我仍然是我，不曾有過改變。」因著這份始終如一的信念，伊藤詩織將會是改變整個日本的女人。

#黑箱 #性暴力必須被終結 #METOO #伊藤詩織 #blac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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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境內只有14個地區的醫院提供性侵後的檢測工具，醫院之外，警察局也備有檢測工具，但日本的女警比例只有百分之八，也就是說，性侵檢測大多由男警進行。
在台灣，去醫院驗傷、報案，就能夠將筆錄一起完成，除了可以減少被害人舟車勞頓、無所適從的困擾，更能讓被害人在醫院驗傷及筆錄製作環境中，獲得安全、信任、隱密及團隊的協助。

臺北市政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
https://www.dvs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

衛生福利部：https://www.mohw.gov.tw/cp-88-234-1-44.html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https://tpech.gov.taipei/cp.aspx?n=6E90F6B70B0B20E6
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https://www.dvp.ntpc.gov.tw/home.jsp?id=Mzg=

在台灣，因為婦女團體多年來的努力，1999年就已經修正通過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內容包括：
（一）改立妨害性自主罪章，以強調性侵害案件並非敗壞社會善良風俗的色情問題；
（二）不再課予受害者奮力抵抗的法律義務，同時，也將男性列為性侵害的客體；
（三）最重要的修正莫過於將妨害性自主罪，改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所謂告訴乃論是指必須由被害人提出告訴，檢察官才能夠追訴。性侵害之犯罪原則上為「非告訴乃論」，檢察官知道犯罪發生時，就可以主動偵辦。

婦女人身安全的心酸血淚史─刑法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22_40120.html
黃翠紋：我國性侵害防治政策推動現況及未來展望
https://www.sfaa.gov.tw/SFAA/Pages/ashx/File.ashx…

調查中是否可問及被害人性史？在台灣，是不行的。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6 條、第 16-2 條，詢問不得有歧視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不得詰問或提出有關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但法官、軍事審判官認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性侵害犯罪之被告或其辯護人於審判中對被害人有任何性別歧視之陳述與舉止，法官應予即時制止。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