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這本談冷戰末期的書，其實是在重新經歷一段雖然發生未久且影響深遠，個人在當時卻茫然無知的歷史。
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時，我只是14歲的國中生。當時的蘇聯是世界兩大超強之一，美蘇冷戰、核戰一觸即發、世界末日隨時降臨，這些是國中生都知道的，因為前一年(1984年)，「魔鬼終結者」這部末日電影才在全球造成轟動。但戈巴契夫上台後怎麼搞改革開放、怎麼和雷根總統從冷戰敵人變成合作夥伴、怎麼和鄧小平在北京會面從而引發了1989年的天安門學潮和屠殺，當時都是懵懵懂懂。至於看似會千秋萬代的蘇聯怎會在譯者剛上大學的1991年戛然崩解，當時更一無所知。
事後回顧，超級大國領導人的性格、氣質、作風、目標，確實會影響到歷史的進程。受歷史唯物論影響比較大的社會科學家喜歡強調結構的力量，不喜談個人的作用。但很清楚的是，儘管蘇聯當有種種內外危機，但如果在1985年掌權的是蘇共元者葛羅米柯而不是戈巴契夫，蘇聯並不是註定會在1991年崩解，因為同樣是危機重重的共產極權國家，北韓的金氏王朝就撐到現在。如果雷根在1981年遇刺身亡，我們所知的冷戰末期史也會改寫。又如果鄧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前就離世，或鄧小平當時鐵腕鎮壓的意志稍有鬆動，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可能已不存在。光是比較胡錦濤時代和習近平時代，就會知道同樣是中共總書記，溫和開放和一人專制有多大的不同。
所有這些事件都影響到當時在世界上幾無足輕重的台灣，但事件發生當下卻無人能預料其深遠影響。比方說，假如不是戈巴契夫搞「開革開放」，對美國不再造成威脅，美國可能延續尼克森和季辛吉「拉中抗蘇」的政策，早對台灣棄之不顧。又假如不是戈巴契夫引發中國的六四學潮和天安門屠殺，國民黨頑固派也可能不顧所謂「野百合學運」要求民主化的呼聲，繼續一黨專制，而台灣人追求獨立的意識也不會高漲，從此和中國越走越遠。
假設性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的問題永遠問不完。細思歷史人物如何決策，以及非常有可能做出不同的決策，以及不同的決策會造成如何不同的長遠後果，這是翻譯本書最重要的樂趣之一。希望細心的讀者也能找到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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