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應邀上公視台語台談台灣的援外工作,那一集還有林靜儀 醫師.立法委員、因為斷交而從索羅門群島調回來的國合會農業技師、索羅門的外交替代役男。
在節目中我談了我對台灣外交工作的一些省思,我在今周刊專欄中有將完整想法寫下來,在此跟大家分享。
***
【 比「零邦交國」更有意義的提問 】
在台灣連斷兩個邦交國後,有人在網路上討論「台灣零邦交國」的可能性。
其實這個問題的意義不大,甚至是一個假議題。怎麼說呢?
首先,中共要拿下台灣剩下的十五國邦交國需要花費龐大資源,而且這樣做的邊際效益並不高。邦交國的數字,在剛開始減少時會帶給台灣人民不安的感受,此時對中共而言邊際效益高。但當邦交國數字逐步下降時,說實話19國、18國或15國在台灣人心中感受的差異逐漸縮小,甚至對有些人來說無感。但中共每拿下每一個邦交國,的確都需要付出龐大資源,這是我說邊際效益遞減的原因。
更何況,台灣目前所剩的邦交國中,唯一歐洲邦交國者教廷與中共有主教任命權的宗教問題,太平洋四友邦中有兩國(帛琉與馬紹爾群島)與美國簽有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另外九個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國以面積及人口而言並非小國,且屬美國勢力範圍後院。所以持平而論,中共拿下這些國家所需付出的代價及成本越來越高。
如果以習近平面臨的外憂內患觀之,就更難找出中共要在短期內殲滅全數台灣邦交國的正當性。習近平的旗艦外交政策是一帶一路,但一帶一路政策成效不佳且國際觀感負評不斷;美中貿易戰中國長期屈居下風;香港反送中事件及實彈射傷香港高中生事件更讓中共建政七十週年蒙上陰影。
可以說,習近平的外交戰場處理地左支右絀,輔以中國的經濟財政狀況並不佳,許多地方省份皆有養老金無法支付的財政缺口。在如此逆風的狀況下,倘中國決心要拿下台灣的其餘全數邦交國,習近平必須找到一個更強的正當性以杜政敵之口。
雖說「零邦交國」的短期可能性不高,但對台灣而言,我們倒是可以思考一件事:現在是不是重新翻整(revamp)台灣國際合作政策的時候?
台灣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接著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我們的外交政策大致上分成兩個陣線:邦交國與非邦交國。其中在邦交國的部分,為了要鞏固邦交,台灣做了許多國際合作的具體項目,包括早期的農耕隊(現在稱為台灣技術團)、國際醫療合作、水產合作、畜產合作、華語教師等,這些國際合作的項目在每一個邦交國的具體實行面貌不一,但大抵上屬於國際政治中所謂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範疇。
有許多人常批評台灣為「凱子外交」,其實嚴格來說,台灣在ODA這一塊的付出以國際標準來看並不高。以下這段文字出自於外交部官網的敘述:
「107年我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約3.02億美元(約新臺幣90億8千9百萬元),占我國「國民所得毛額」(GNI)的0.051%,較106年度(占當年GNI 0.056%)略為減少,與聯合國所訂0.7%的理想標準仍有相當差距。」
由此可見,台灣的ODA數字大概就是0.05%上下,與聯合國的理想標準0.7%差距甚大。不管數字如何,台灣過去在ODA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得到許多國家肯定,這點應該毋庸置疑。
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ODA做得那麼辛苦,跟鞏固邦交的成效之間,有沒有互為正相關?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要分年代來回答。
八零年代及九零年代,當時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整個國家經濟一窮二白,沒人知道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以當時的世界局勢而言,我認為我們用ODA的思維來鞏固邦交,是有效的。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儘管在政治及人權議題上仍然不及格,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強國,足以跟美抗衡。在這個世界局勢下,台灣這套沿用三四十年的ODA思維,已經越來越難與鞏固邦交呈現高度正相關。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ODA做得不好。台灣的ODA做得很好,也越來越細緻,只是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友邦的高層政要在考量與台灣或中國的外交關係選邊時,我們的ODA實績(performance)越來越不是他們考量的最主要因素。
一個很少人切入的角度是,台灣做ODA往往能得到當地人民的認同及好感,許多友邦的人民除了「愛歹丸」之外,甚至討厭中國(例如討厭中國人的負面觀光客形象)。既然台灣的友邦都是民主國家,都有選舉的民意機制,而「肯定台灣的ODA表現在當地是主流民意」,那為何「跟台灣斷交的政要不會擔心下次選舉選不上呢?」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愛不愛台灣」,不會是當地最主要的政治因素。
這是國際現實,很難接受,卻正在發生且已經發生。
大家不用急著怪友邦忘恩負義,一國的外交本來就是利益計算,而非仁義道德的文字遊戲。例如,美國與日本雖然跟台灣是「理念相近國家」(like-minded countries),但他們也都跟中國建交啊!
對台灣而言,我倒是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沒有鞏固邦交的政治考量,台灣還要不要做ODA?
換句話說,全世界各國做ODA並不是為了鞏固邦交,而是身為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義務。那台灣該不該重新思考我們對ODA的角色?或是問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鞏固邦交,我們認為台灣在全世界應該要擔負起何種援助角色?我們願意在每年的GDP中,花多少錢來幫助比台灣經濟落後的國家呢?
台灣長期在國際政治中以跟對岸搶奪邦交國為外交思維,現在可以往後退一步放空思考一下,台灣能不能在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這是一個幾十年來我們不太會去思考的問題。也許,現在可以思考一下。
公視台語台節目:
https://youtu.be/dOdLu2QVF9Q
今周刊專欄: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2/post/201910040017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國合會
#ICDF
#ODA
#護台胖犬
#劉仕傑
Instagram: old_dog_chasing_ball (老狗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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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應邀上公視台語台談台灣的援外工作,那一集還有林靜儀 醫師.立法委員、因為斷交而從索羅門群島調回來的國合會農業技師、索羅門的外交替代役男。
在節目中我談了我對台灣外交工作的一些省思,我在今周刊專欄中有將完整想法寫下來,在此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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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零邦交國」更有意義的提問 】
在台灣連斷兩個邦交國後,有人在網路上討論「台灣零邦交國」的可能性。
其實這個問題的意義不大,甚至是一個假議題。怎麼說呢?
首先,中共要拿下台灣剩下的十五國邦交國需要花費龐大資源,而且這樣做的邊際效益並不高。邦交國的數字,在剛開始減少時會帶給台灣人民不安的感受,此時對中共而言邊際效益高。但當邦交國數字逐步下降時,說實話19國、18國或15國在台灣人心中感受的差異逐漸縮小,甚至對有些人來說無感。但中共每拿下每一個邦交國,的確都需要付出龐大資源,這是我說邊際效益遞減的原因。
更何況,台灣目前所剩的邦交國中,唯一歐洲邦交國者教廷與中共有主教任命權的宗教問題,太平洋四友邦中有兩國(帛琉與馬紹爾群島)與美國簽有自由聯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另外九個在拉丁美洲的邦交國以面積及人口而言並非小國,且屬美國勢力範圍後院。所以持平而論,中共拿下這些國家所需付出的代價及成本越來越高。
如果以習近平面臨的外憂內患觀之,就更難找出中共要在短期內殲滅全數台灣邦交國的正當性。習近平的旗艦外交政策是一帶一路,但一帶一路政策成效不佳且國際觀感負評不斷;美中貿易戰中國長期屈居下風;香港反送中事件及實彈射傷香港高中生事件更讓中共建政七十週年蒙上陰影。
可以說,習近平的外交戰場處理地左支右絀,輔以中國的經濟財政狀況並不佳,許多地方省份皆有養老金無法支付的財政缺口。在如此逆風的狀況下,倘中國決心要拿下台灣的其餘全數邦交國,習近平必須找到一個更強的正當性以杜政敵之口。
雖說「零邦交國」的短期可能性不高,但對台灣而言,我們倒是可以思考一件事:現在是不是重新翻整(revamp)台灣國際合作政策的時候?
台灣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接著1979年與美國斷交後,我們的外交政策大致上分成兩個陣線:邦交國與非邦交國。其中在邦交國的部分,為了要鞏固邦交,台灣做了許多國際合作的具體項目,包括早期的農耕隊(現在稱為台灣技術團)、國際醫療合作、水產合作、畜產合作、華語教師等,這些國際合作的項目在每一個邦交國的具體實行面貌不一,但大抵上屬於國際政治中所謂的「政府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範疇。
有許多人常批評台灣為「凱子外交」,其實嚴格來說,台灣在ODA這一塊的付出以國際標準來看並不高。以下這段文字出自於外交部官網的敘述:
「107年我國際合作發展事務中符合「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經費約3.02億美元(約新臺幣90億8千9百萬元),占我國「國民所得毛額」(GNI)的0.051%,較106年度(占當年GNI 0.056%)略為減少,與聯合國所訂0.7%的理想標準仍有相當差距。」
由此可見,台灣的ODA數字大概就是0.05%上下,與聯合國的理想標準0.7%差距甚大。不管數字如何,台灣過去在ODA的成就有目共睹,也得到許多國家肯定,這點應該毋庸置疑。
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ODA做得那麼辛苦,跟鞏固邦交的成效之間,有沒有互為正相關?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認為要分年代來回答。
八零年代及九零年代,當時中國才剛剛改革開放,整個國家經濟一窮二白,沒人知道經濟改革是否會成功。以當時的世界局勢而言,我認為我們用ODA的思維來鞏固邦交,是有效的。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儘管在政治及人權議題上仍然不及格,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的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強國,足以跟美抗衡。在這個世界局勢下,台灣這套沿用三四十年的ODA思維,已經越來越難與鞏固邦交呈現高度正相關。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ODA做得不好。台灣的ODA做得很好,也越來越細緻,只是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友邦的高層政要在考量與台灣或中國的外交關係選邊時,我們的ODA實績(performance)越來越不是他們考量的最主要因素。
一個很少人切入的角度是,台灣做ODA往往能得到當地人民的認同及好感,許多友邦的人民除了「愛歹丸」之外,甚至討厭中國(例如討厭中國人的負面觀光客形象)。既然台灣的友邦都是民主國家,都有選舉的民意機制,而「肯定台灣的ODA表現在當地是主流民意」,那為何「跟台灣斷交的政要不會擔心下次選舉選不上呢?」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愛不愛台灣」,不會是當地最主要的政治因素。
這是國際現實,很難接受,卻正在發生且已經發生。
大家不用急著怪友邦忘恩負義,一國的外交本來就是利益計算,而非仁義道德的文字遊戲。例如,美國與日本雖然跟台灣是「理念相近國家」(like-minded countries),但他們也都跟中國建交啊!
對台灣而言,我倒是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如果沒有鞏固邦交的政治考量,台灣還要不要做ODA?
換句話說,全世界各國做ODA並不是為了鞏固邦交,而是身為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義務。那台灣該不該重新思考我們對ODA的角色?或是問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鞏固邦交,我們認為台灣在全世界應該要擔負起何種援助角色?我們願意在每年的GDP中,花多少錢來幫助比台灣經濟落後的國家呢?
台灣長期在國際政治中以跟對岸搶奪邦交國為外交思維,現在可以往後退一步放空思考一下,台灣能不能在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這是一個幾十年來我們不太會去思考的問題。也許,現在可以思考一下。
公視台語台節目:
https://youtu.be/dOdLu2QVF9Q
今周刊專欄: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80392/post/201910040017
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OC(Taiwan)
#國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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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我在外交部工作
gni定義 在 大詩人的寂寞投資筆記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長年期儲蓄險,請繼續買好買滿xd
看到台灣人超額儲蓄,肯定有不少是由於,愛買長年期儲蓄險貢獻的,大詩人就放心了,低物價、便宜的健保...應該還是可以繼續xd
「另根據IMF資料顯示,台灣去年超額儲蓄率高達12.304%(計算基礎為包括本國人與外國人的GDP國內生產毛額,與我國計算的GNI比率不同,與台灣的數據略有差異),高於日本的4.011%、德國8.049%、南韓5.102%、中國大陸1.43%、 泰國10.821%,美國與印度甚至為負值,此數據代表台灣超額儲蓄問題,比亞洲甚至歐洲國家更為嚴重。
該報告表示,以GNI為計算基準,我國在1991年至2000年間,年平均超額儲蓄率約2.73%,但自2001年起,國內投資率不若以往,超額儲蓄率提升至7.49%。」
「在明白儲蓄與投資的定義之後,我們可以開始談談超額儲蓄。超額儲蓄即是儲蓄減掉投資後的閒錢,將其除以國民所得毛額(GNI)便是超額儲蓄率。這一比率若為零,表示儲蓄已全然被導引至實體的投資,而數字愈高則代表閒置資金愈多,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愈不利。」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604001059-26020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3/339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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