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抉擇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著名主張「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不曉得各位讀者作何理解呢?
是左圖的「平庸很邪惡」(整天庸庸碌碌就是一種惡,我們生而追求卓越不凡啊),還是右圖的「邪惡很平庸」(邪惡是平庸的,換句話說,到處都是,像路邊的小石頭,換言之人的惡行惡狀不是特例而是常態)。
多佐~~ 請選擇!
事實上,這個容易混淆的詞語,是因為中文具有詞性自由(轉品),和「甲之乙」有兩個合理的解讀方向所造致。但從英文我們就可以分辨,啊,提示會不會太明顯。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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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健 (Kwok Wing Kin):「有時我也會覺得很累、很灰心,但每次看到女兒的臉,我便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一定會加倍努力,讓初心能在平等的、自由的、快樂的社會中成長」
今天是女兒初心兩歲的生日,感謝太太為我打氣。
有時我也會覺得很累、很灰心,但每次看到女兒的臉,我便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一定會加倍努力,讓初心能在平等的、自由的、快樂的社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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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Alevin的話:
2005年,我和郭永健相識於香港大學。我是文學院學生,他是建築系學生。兩個看似不可能相遇的人,爾後成為了彼此最親密的人。
我有幸見證著他始終如一的信念,由他18歲那年在大學堂(University Hall)對我說要為社會make a difference ,到他31歲今天對全港說要團結重奪未來。這些年,我見過他灰心,但我知道他從沒有放棄。
我有幸挽著他的手一起參與每一場社會運動,天星皇后我們一起訓街、聲援碼頭工人罷工、五區公投、雨傘運動等等。這些年,他越走越前,因為年輕人已經沒有退縮的餘地。
我有幸和他結為夫妻,我品嚐到他的廚藝、看著他玩fifa時全情投入、對著女兒時輕聲細語、享受晚上一起遛狗的時光。這些年,我們經歷了生命大大小小的事,感激我遇見。
我們的女兒中文名是「初心」,是我起的,取自「毋忘初心,方得始終」。英文名Hannah,是郭永健起的,取自Hannah Arendt的名字。願女兒的名字能時刻提醒父親作為從政者的信念及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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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邪惡是平凡人造成的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李怡
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大規模的邪惡不是大奸大惡的人造成的,而是許許多多平凡的、不作思考、沒有同理心的人製造的。
×××
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他雖然不是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的執行角色。
艾希曼將上百萬的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納粹政權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
艾希曼在法庭上說,我無罪。他認為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也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
精神科醫師一致認為他很正常;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理想典範。」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
服從上級難道有罪嗎
美國雜誌《紐約客》邀約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前去全程採訪審判,鄂蘭描述艾希曼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接下來,鄂蘭提出了一個關於邪惡、是非的認定的顛覆性論斷,就是一個缺乏思考的平凡人,卻產生最大的邪惡。漢娜鄂蘭書中提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鄂蘭真正要指出的不只是邪惡的平庸,而是其原因:艾希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沒有思想能力(thougtless),而這就是平庸。「大規模犯下的罪行,其根源無法追溯到作惡者身上任何敗德、病理現象或意識型態信念的特殊性。作惡者唯一的人格特質可能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淺薄……是一種奇怪的、又相當真實的『思考無能』」。「這種脫離現實與缺乏思想能力,遠比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加總起來更可怕,這才是我們在耶路撒冷應該學到的教訓。」
不思考的邪惡最可怕
她認為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並不只是一個有邪惡壞心的人作出的行為,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兇殘惡果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也就是需要有同理心。
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德國猶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沒有這種同理心,他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極惡的壞蛋,或凡是使用暴力,不論施暴還是抗暴,都危害社會,如果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這就是鄂蘭提出的關於邪惡的顛覆性論述:大規模的邪惡不是大奸大惡的人造成的,而是許許多多平凡的、不作思考、沒有同理心的人製造的。「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她期待社會產生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公民實質參與政治。
鄂蘭認為,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
政治中服從就是支持
漢娜•鄂蘭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導和「平凡的邪惡」的經典論述,寫成一本當時引起巨大爭議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她在書中的核心主張就是,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因此,書的最後一段她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是否可能無罪,也並非你周圍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們假設,你之所以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一個工具完全是出自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負擔責任:「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這本書當時引起的另一個爭論焦點,是她書中追究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的責任。她說「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她的說法讓很多人批評她對猶太人沒有特殊的同情,批評她身為猶太人而不愛猶太人,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漢娜.鄂蘭1906年出生於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她曾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1954年獲美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她的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於1975年12月去世。
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的理論思想對後世民主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幾年前,根據她評述艾希曼大審的事蹟拍成電影《annah Arendt》,中文片名叫《漢娜•鄂蘭:真理無懼》,電影DVD的封面有一行宣傳語:「HER IDEA CHANGED THE WORLD」—— 她的思想改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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