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疫情之下的年輕人處境不佳
儘管年輕人罹患新冠重症的風險較低,但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更沉重打擊。FT全球調查顯示,疫情之下的年輕人對父輩產生不滿。
今年3月,27歲的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和22歲的妹妹梅格(Meg)離開她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回到父母家。當時她們帶了足夠穿兩周的衣服。
結果一待就是幾個月。瑪麗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這就像是回到了在家上學的年代:沒有男孩子,沒有一起玩的夥伴,沒有地方可去——除了家和賣酒的商店。」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加劇,大學停課,繼瑪麗和梅格之後,另外三個兄弟姐妹也回到家中。用他們的母親洛麗(Lori)的話來說,他們把父母在新澤西州華盛頓的四居室房子變成了一個「美食廣場、麵包店和健身房」。
自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世界各地有數百萬年輕人搬回父母家,芬尼根家只是其中之一。在美國,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與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
數據顯示,儘管學生和年輕員工罹患嚴重COVID-19的風險較低,但與其他人群相比,他們受到疫情引發的經濟衝擊波的更沉重打擊。新冠疫情還放大了過去的一些趨勢,包括低工資、就業市場停滯和學生債務上升。
英國《金融時報》進行的一項全球調查——800多名16歲至30歲人士回復了調查——顯示,這些困難正轉化為對老一輩人與日俱增的不滿,後者不僅境遇更好,而且在政治上擁有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並不是共同面對困難,千禧一代不得不在當前處境下付出最大的代價,」來自加拿大蒙特利爾的30歲的波琳娜•R(Polina R)說。「如果你們不注意,不去確保我們最終不至於失業和變窮,我們為什麼要保護你們?」
以下是他們向英國《金融時報》講述的疫情期間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
自今年8月畢業以來,來自韓國大邱的25歲的李菊妍(Juyeon Lee)遞交了幾十份工作申請。儘管她接受過幾次面試,但她對空缺職位不斷減少日益不安。
「我不想被感染,因為如果我感染了,找工作就更難了……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永遠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儘管在面試時我是一個自信的大學畢業生。」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25歲以下人群因疫情而失業的可能性是26至64歲年齡段的2.5倍。研究還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可能會對工資產生持久的傷痕影響。
根據經合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在仍在工作的人中,近一半的人報告收入減少,其中年輕女性和從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受到的打擊最大。許多寫信給英國《金融時報》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放棄商業計劃,並動用自己的儲蓄。
在發展中國家,失業往往意味著無法養活家裡的幾代人。來自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28歲的科馬爾•卡達姆(Komal Kadam)是家裡唯一掙錢的人——直到今年3月她失去工作。
「我害怕一切……我能找到新工作嗎?我怎麼償還貸款?現在我有很多煩惱,」她說。
「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的許多人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或傳播新冠病毒,但也有其他人承認自己抱有一種比較無所謂的態度——政治領導人已經批評這種行為是夏季過後歐洲和美國疫情復燃的原因之一。
在春季封鎖的高峰期,蒙特利爾的波利娜曾經讓來訪的朋友留宿。「我沒有遵守建議。」她說,「我兩次出國旅行,去過十幾次酒吧、餐館和劇院。」
「我的風險承受力很高,在沒有人拿得出一份計劃、而掌權者並沒有與人民同甘共苦的時候,我拒絕停止享受生活。」
在許多地方——尤其是美國,但也有歐洲和南亞——許多調查回復者指出,違反公共衛生規定的往往是老年人。
28歲、來自印度欽奈的阿吉塔(Ajitha)表示:「老一輩人相信互聯網告訴他們的一切。他們被WhatsApp轉發和YouTube視頻誤導了。」
年輕人的原話
「我確實違反了規定。疫情期間,我和一個女孩約會過好幾次。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可怕,是我媽媽發現我和其他人見面,讓所有人都暴露於感染風險,還是害怕被警察抓住」
胡安(Juan),25歲,哥倫比亞
「大家的態度讓我想起高速公路上司機的態度:比我快的人是瘋子,比我慢的人是弱智」
托阿德爾•馬特奧克(Toader Mateoc), 28歲,美國
「就在我剛剛認識『現實世界』時,卻不得不逆轉一切,感覺有點突兀」
馬克•安吉洛•費利扎爾多(Marco Angelo Felizardo), 22歲,菲律賓
「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許多調查回復者表示,他們對本國領導人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抗疫方式很糟糕——除了一些歐洲人和亞洲部分國家的回復者。
來自法國阿訥西(Annecy)的23歲的安東尼(Anthony)告訴英國《金融時報》:「我們都因為一場領導力危機而受到指責。」
從巴西聖保羅家裡的廚房餐桌兼辦公桌上,29歲的達尼洛•文圖拉(Danilo Ventura)看著他的國家自疫情爆發以來換了三位衛生部長。他說:「全世界都在說A,而巴西政界卻在喊Z。」
這種方向感缺失造成了代價:巴西的死亡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達尼洛和他的妻子按照地區政府的指示在家隔離,即便巴西的民粹主義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仍出席擁擠的活動。
經合組織的數據顯示,自2016年以來,發達國家的年輕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經合組織公共治理局(Directorate of Public Governance)的負責人埃爾莎•皮利霍夫斯基(Elsa Pilichowski)表示:「他們對公共機構的信心,以及他們對於自己是否擁有政治影響力和決策代表權的觀感都停滯不前。」
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許多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他們覺得政府自相矛盾,行動遲緩。
「機場開放時間太長了。有關口罩的訊息傳達簡直丟臉。我直到6月中旬才得到一個口罩,」來自蘇格蘭格拉斯哥的28歲的約翰(John)表示,「我認為,雖然比美國強一點,但我們的抗疫工作實在做得很糟糕。」
益普索(Ipsos)高級研究副總裁瑙米•哈克(Naumi Haque)表示,新冠疫情加深了政治上的希望幻滅。他說:「Z世代和千禧一代比老一代人更有可能覺得自己國家的情況正在失控。」
「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
聯繫英國《金融時報》的很多人聲稱,他們考慮過自我傷害。「失業、精神健康問題,以及有關這一切何時結束的不確定性,都讓人對前景非常絕望,」來自倫敦的30歲的詹姆斯表示,他補充說:「我一度考慮過自殺。」
公共衛生專家警告稱,新冠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響,在持續時間上將超過新冠病毒造成的感染威脅,數百萬人在對付抑鬱、焦慮和孤獨。英美開展的研究顯示,與其他年齡段的人相比,18至29歲的年輕人在此期間經歷的痛苦更嚴重。
回到新澤西,自從疫情開始以來,在芬尼根家的10個子女中,有5個開始接受治療。瑪麗表示:「有人差不多每周崩潰一次。」
25歲的瑪利亞•羅德里格斯(Maria Rodriguez)來自西班牙,但住在波蘭的克拉科夫(Krakow)。她表示,她決定寧可冒感染COVID-19的風險,也不要因為孤獨而陷入抑鬱。
「我不怕去咖啡館,也不怕見很多人,因為我不會感染家人,」她表示,「我選擇精神健康,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感染新冠。」
5月,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教育心理學講師奧拉•德姆科維克茨(Ola Demkowicz)對數百名英國青少年進行了調查。其中很多人表示,在適應人生中的這些不確定性時,他們經歷過「很多非常複雜、強烈的感受」。她表示:「對於那些本來就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這似乎確實是一項巨大挑戰。」
年輕人的原話
「當我與上了年紀的父母一起在家裡生活時,我對自己要求嚴格。如今,在做了6個月喝酒的修女之後,我要冒著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再次約會」
瑪麗•芬尼根(Mary Finnegan),27歲,美國
「每天都要通過Zoom收看數小時的大學課程,學費一分不少,但學位卻貶值了,就業前景黯淡,擔心年邁的長輩,見朋友或結交新朋友的機會(如果有的話)變少。這足以讓任何人都覺得有點毫無意義」
威爾(Will),23歲,美國
「老師的期待大幅上升,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須比平時好上好幾倍,因為考官會懷疑——而且預期——有作弊行為。過去六個月,這種壓力越來越大,但我希望當一切結束時,壓力也會消失」
Alistair Woo,16歲,香港
「年輕人希望做一番事業,每一個年輕人都希望變得更優秀,但這場疫情毀滅了一切,限制人員流動,學校關閉,一些企業破產」
維多利亞•希迪貝雷(Victoria Chidiebere), 22歲,尼日利亞
「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不過,幾位調查回復者表示,疫情讓他們得以與家人和大自然重新建立聯繫,也讓他們勾掉了願望清單上的一些事項。
26歲的約書亞(Joshua)來自英國。他表示,8月的一個早晨,他把行李裝上汽車前往西班牙,告別一間小公寓和有毒的辦公室環境。
「我現在一個人租了一間靠海的三居室,而租金是工資的不到三分之一。有兩個朋友來看過我,但我基本上過著遠離社交的單身生活。」
今年2月,泰國研究人員對新冠病毒始發地中國武漢的一群大學生進行調查,以了解他們如何應對抗疫封鎖。他們發現,其中一些人表現出較強的韌性。
德姆科維克茨博士在英國也發現類似的證據:首次封鎖讓青少年有機會決定如何規劃他們的一天,而不必理會社會義務和學校作業,她表示:「他們可以……探索他們想從人生中得到什麼,自己去發現成長和發展的途徑,並重新評估他們的人生方向。」
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中,來自澳大利亞阿爾伯里(Albury)的30歲的安德斯•弗茲(Anders Furze)表示,他發現,疫情之前他在透支自己:「我以前每周有5個晚上出門:吃飯、看電影、看話劇演出。」
最近,他反思了自己的事業,報名攻讀了一個法律碩士學位。他表示:「感覺好像它打開了一扇通向很多新天地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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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os面試 在 倫敦男子日常 london.nanzhi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來到倫敦成為「移工」快滿一年,我難道也成了英國人眼中的「Ching Chang Chong」嗎?#我們都是瑪麗亞
(版面整齊的網站版:https://weihongtseng.com/2019/03/07/ukracism/)
韓國瑜說「怎麼瑪麗亞變成了我們的老師 ?」這句話讓我想起某些英國人向移民們嘶吼著「滾回你們的國家去!」的嘴臉,也讓我回憶起研究所畢業前夕,剛開始在倫敦求職時所遇到的一個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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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以贊成 51.9% 大於反對 48.1% 通過,震驚全世界。而當時剛申請上研究所的我心中則多了些忐忑,深怕這個右派趨勢會影響了我這個國際學生兼求職者。不過後來我還是順利前往倫敦唸書、生活,在一年以後的夏天如火如荼地連夜寫論文,同時不忘要準備履歷表、開始找工作。炎炎七月天,在沒有空調的房間內我接到一通面試邀請的電話,讓我的內心隨著炙熱空氣沸騰了起來。那是一間英國知名電視製作公司,要找的是英文流利、曾從事媒體業的中文母語人士。我依照要求,花了短短三天時間,準備了一份 10 分鐘英文簡報,順利地通過第一階段的英文翻譯筆試和面試,並從面試官口中得到許多讚賞,於是隨即安排最終階段。
到了最終面試,緊張、冒汗、面對更多公司高層,但還是順利完成了簡報。結束後我搭著誤點的地鐵,漫漫長路回到家裡,才剛踏進門馬上接到電話:「很抱歉,你沒有錄取。」傷心難過是必然,但更想知道落榜理由。於是我求助 google 大神 ,確認「詢問工作未錄取原因」在英國屬於常態,因此我便鼓起勇氣寫了信詢問面試官之一。不到十分鐘後,收到一封內容讓我匪夷所思的信:「你的簡報很美、很有創意、想法很好,但你的英文不夠好。你應該去跟你的英國朋友、英國同學或是跟你一起打工的英國同事多多練習吧。」
我十分震驚,一面回想自己面試過程時英文的流利度、文法是否正確、應對有無遲鈍等,一面強迫自己摸摸鼻子下了個結論:「你的英文就是不夠好,承認吧。」不過無法安心的我還是把那封信給了幾位英國朋友看,結果他們一致表示,這在英國職場上,是相當程度的歧視,如果我有心力,是可以走法律途徑的。我再度感到震驚:歧視?噢,原來這就是被歧視的感覺。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感覺比起前幾天在地鐵上被人叫 Chink 還要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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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就是那些被人當面喊著移民回家的英國上千萬移民內心百分之一的感受。英國人認為這些外來移民盡是搶走他們的工作、歐盟其他國家拖累英國經濟,移民們又英文不好、名字難發音、英文有口音等等(別懷疑,這些理由我都聽過),於是啊,脫歐發生了,過了三年,到現在還沒解決,還拖垮了英國經濟,絲毫沒有起色。
同理韓國瑜認為菲律賓裔白領人士不配來台灣成為我們的典範,臺灣人民內心會「不平衡」。我想他說得對也錯,對的是確實很多臺灣人看不起東南亞人民,錯的是身為口口聲聲拼國際化的市長,根本不該有這種想法及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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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韓國瑜這件事,我再度把兩年前買的一本書拿出來,重新讀了一遍。這是 2017 年英國暢銷書之一《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翻成中文:為什麼我不再跟白人談論種族議題?) 。作者 Reni Eddo-Lodge 是一名倫敦土生土長的記者,曾得過許多新聞獎和文學獎。她在 2014 年以同名文章(http://renieddolodge.co.uk/why-im-no-longer-talking-to-whi…/)在網路上大放異彩,句句鏗鏘有力、字字擲地有聲,她以身為英國有色人種後代寫出對種族歧視的深刻體悟,也同時希望能與英國白人達成有效溝通。出書後增添了好多精彩的篇章,裡頭有好幾個段落想跟大家分享,可以套用在某些臺灣人對東南亞人的種族歧視問題:
2016 年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一份問卷調查指出,英國有高達 60% 的人認為自己是勞工(working class),更令人訝異的是,這其中有 47%的人其實根本不屬於勞工階級,而是管理職位或擁有高知識專業技能。研究團隊稱這群人的身份認同為 ‘working class of the mind’,也就是他們只是「感覺」自己像勞工罷了。如果再深入剖析,這群人也就是真正的中產階級,通常有所謂的 ‘anti-immigrant politics「反移民政治傾向」。
在英國,大多數低技能工作(low-skilled job)由巴基斯坦裔、孟加拉裔、非洲裔等族群從事,但是這些中產階級、菁英階級所厭惡的「新移民」們究竟佔了多少呢?市場調查公司 Ipsos MORI 在 2014 的一份問卷調查結果中指出,多數英國人認為外籍人口(foreign-born)佔了全英國 31%,然而實際上呢?只有 13%,連一半都不到。另一項出自經濟學人雜誌的調查則顯示,根據英國政府統計資料,時常被人們詬病的全民健保系統 NHS 其實花在英國白人白領階級的支出是最多的,完全推翻了人們常有的「這些移民拖垮了我們的健保」這一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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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從書中截取的段落我稍微濃縮了一下,但只是短短兩個篇幅其實可以看出,有很多相似點與臺灣對待東南亞國家的人民十分雷同。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BBC 及許多英國政府單位或大企業近幾年推出了 BAME 計劃,這也是我來英國後學到的新詞彙。BAME 全名為 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意指在英國的黑人、亞洲人等非白人少數族裔。為了提升種族及階級的垂直流動,許多單位推出如此計劃,以保障長期以來飽受歧視、資源不多的有色人種,希望能提高他們在金字塔頂端的能見度。臺灣呢?光是一個邀請菲律賓白領階級,這位直轄市市長就趕緊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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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曾經選出了第一位非裔總統,許多人天真以為種族問題就此落幕。試想臺灣有一天選出了越南裔、印尼裔等新移民後代的立委、市長、甚至總統,難道你要說不嗎?說不,臺灣人心理不平衡,我們重新投票?
在倫敦,我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夥伴們工作,我們都是移工。出了門坐上公車、搭上地鐵,有千千百百位不同種族的司機及站務人員扶持著大都會的繁忙系統。在家裡肚子餓了,懶得煮飯,可以向豐富多元的異國餐廳點外賣。好幾次搭著 Uber,穆斯林司機親切問候、提領行李。這些無論種族、膚色、宗教、國籍的移工、移民,或甚至他們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無論努力多久還是無法抹除菁英主義者內心存在的偏見。就如同在台灣離鄉背井、辛勤工作的「瑪麗亞」們,儘管再怎麼努力,還是有人會瞧不起妳,覺得妳就是應該一輩子待在藍領階級。
最後套一句 Reni 在書中面對青少年黑人小女孩的提問:「這樣的種族歧視何時會結束?」,她無奈地答道:「沒有結束的一天,而且我們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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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Ching Chang Chong 是英文使用者用以嘲弄中文使用者的歧視詞語,以中文姓名或中文字聽起來像這三個詞的讀音一樣為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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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FOTO PASEO 倫敦漫遊與生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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