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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 爆頭就對了 ！| 從《#屍戰朝鮮：雅信傳》到《#惡靈古堡》|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後人類未來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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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李屍朝鮮：#雅信傳》只有一個想法—「欸為什麼沒有可以按下一集的地方！」。真的很喜歡《#李屍朝鮮》，自從2019年看了第一季，那種「公路電影」般的一路跋涉，加上詭秘的政權鬥爭，還有寫實又魔幻的戰爭，重新定義了活屍文本的特徵與內涵。我們今天就談談「活屍」（#zombie）及其文本，活屍在大中文化中的意義，還有活屍也有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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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們認為，活屍電影、電玩、小說等，尤其在2000年後的興盛，是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這些文本從政治、經濟、科學等領域，迂迴地提出「反-社會結構」的批評，並在倖存者身上，賦予某種「#後人類」式的期待。這種Ulrich Beck的「#解放性災難」，使我們思考新的社會型態與人類存在，並開啟未來的可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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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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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
▶ 活屍的系譜
▶ 活屍文本的基本解析
▶ 巫術所控制的活死人
▶ 活下來的人有這三種
▶ 作為一種後人類
▶ 爆頭就對了
▶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屍檢
▶ 末日重生—解放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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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ropkmml94wf0863oyg6vp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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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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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屍朝鮮與雅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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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2019第一次看到Netflix上的《李屍朝鮮》，非常驚豔，居然可以將活屍與歷史、政爭、戰爭混合在一起，創造一種全新的視野。第一季的片頭，令人頭皮發麻，逐集釋出的片段，你可以一集一集地慢慢發覺這是養屍的陰翳詭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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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概的背景是，16世紀末日本入侵朝鮮數年後的朝鮮王朝，王世子李蒼想見臥病在床十多天的父王，卻一直被宮人阻撓，直覺宮中有不可告人秘密。為追尋真相，李蒼微服暗訪醫治其父王的醫員，卻發現一場恐怖瘟疫正全國擴散，染疫的人會死而復活，變得非常嗜血及人肉，整個朝鮮正陷入一場滅亡危機。整個《李屍朝鮮》虛構地表現著真實的史實，包含16世紀的國際政治、政府治理、人民生活、飢荒與瘟疫，那些人吃人的殘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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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信傳，運用了朝鮮與女真之間的緊張關係，架構了一個「生死草源起」的場面。其中全智賢以及她的部族，是夾在朝鮮與女真之間歸順政府的「城底野人」，以來往探密為生。活屍在這裡，指向某種「他者」，是一個民族傷痛的隱喻，本篇裡並沒有太多的謀策或活屍趕殺，更多的是在恨意上的不斷加深，這個被賤斥、賤踏的他者（沒有認同、失語、赤裸、遭受暴力），最終反撲成為一種灰滅性的瘋狂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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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最後活屍感染全滅軍隊時，感到內心充滿快感呢。你也可以藉雅信，明白前兩季的諸多橋段，包含生死草的來源、為何會出現、朝鮮的政爭、第二季結束時全智賢的詭異微笑。並且，藉由雅信這位女性角色的賤斥主體反撲，整個顛倒了前兩季的所有「皇權」（kingdom）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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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屍朝鮮》大概是近年K-zombie中，最典型又精彩的作品。它之所以好看，是因為其脫離了20-21世紀裡，成為重要的反烏托邦類型的活屍文本，獨樹一格。不過，我們還是回過頭來談談這整個影視發展中的活屍文本，其是對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的一種反映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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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心中有一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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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句導演李安的句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活屍。活屍電影已然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電影類型之一，是一種結合怪物、恐怖、與科學幻想的文本。從1932年的《白殭屍》（White Zombie）開始，1968年George Romero執導的《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興起，「活屍」一社會想像在40年內逐漸成為主流，時至今日已然有577部相關的活屍電影作品發行，尚未包含電玩、小說等其他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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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後，活屍文本更蓬勃出現，成為當代流行文化中的重要類型。這些血腥恐怖的情節背後，與一般鬼片不同，其隱含著複雜的、預設式的、假設式、未來式、較積極的負面烏托邦，用通俗的方式探討著「反結構」（anti-structure）的趨勢，甚至可以說，活屍文本就是某種「社會科學的科幻」（Reed and Penfold-Mounce, 2015），是一種社會學的想像。後面就來漫談活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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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海地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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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宛瑄（2017）回顧了活屍的系譜。她認為，當代習稱活屍的怪物依其所從出的歷史脈絡與形象變遷過程，可以區分為「#海地活屍」與「#美國活屍」，兩種活屍形象各有所對應的社會情境及衍生的政治文化意涵，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則是揭示活屍的理論潛能所在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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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海地活屍」為巫毒教的產物，例如「白殭屍」，海地人相信巫毒教巫師能夠藉由含河豚毒素的特定毒物與儀式，讓活人處於假死狀態，之後再藉另一種藥物使之復甦；但甦醒過來的受害者會失去許多心智功能，淪為受巫師操縱的奴隸。由於海地的歷史充滿被帝國殖民為奴的記憶，海地活屍逐漸演變為一種政治社會壓迫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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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的系譜—美國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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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活屍在1920年代傳入美國，並在電影中，幾經轉變，最後由喬治羅米洛的活屍系列，將活屍由巫術型轉換成「感染型」。二十世紀西方大眾文化想像中的喪屍已從「#傳統神祕傳說中沒有心智且相對不具威脅性的奴性機器」轉變為「#兇惡且自我驅動的吃人機器」；活屍研究者不應將「海地喪屍」與「美國喪屍」的發展史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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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喪屍擺脫巫師或奴隸主甚或殖民者支配後，始得成為所謂「常人怪物」（行屍走肉），方能夠代入各種社會脈絡與問題情境，凝聚吸納其間的想像與焦慮，羅米洛的活死人系列因此可說是活屍作為一種大眾文化史上重要的轉捩點。（林宛瑄，2017）所謂的「感染型活屍」。不論性別種族階級，任何人都可能轉變為活屍，人與喪屍之間的界線不再牢固，人無法輕易將活屍斥逐為與己對立之他者。只要有心（?），人人都可能是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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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電影的基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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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557部活屍電影名稱做文字分析，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詞彙，如邪惡（Evil）、重返（Return）、活死人（Undead）、黑暗（Dark）、屋舍（House）、居民（Resident）、啟示錄（Apocalypse）、戰爭（War）、變種（Mutant）。這些片名用字指向大眾對「人」（human）之常態的質疑與恐懼。活屍象徵著，道德人性的變質、資源稀缺的搶奪、社會集體歇斯底里的害怕、全球戰爭的末日想像、對傳染病的恐懼、與基因科技的深層不信任。簡單來說，即是在技術、風險、生命權力、恐怖主義等等概念力量將社會質變後，活屍電影重新定義了「人」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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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倖存者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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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活屍文本時，我時常將重點放在「活屍」本身，以其作為一種對當代社會的隱喻與批判視角，但事實上，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類，也是很重要，他們可能是反映人類在世界存在的方式，與社會重建的未來。倖存者的分類，依賴原本的社會資源，純淨的社會結構。倖存者可以分類成「#群眾」（Multitude）、「#超人類」（transhuman）、「#後人類」（post-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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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眾」的情況下，大眾被與活屍連接在一起，你可以在大部分的電影中看到這樣的場景，人口過剩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中，一方面不幸成為活屍的大眾在社會結構中無腦的重複動作，另一方面，倖存的群眾則試圖恢復舊秩序，或是，衝破各種機構的框架，例如種族、性別等。這樣的集體大眾合作，也表現在活屍路跑的活動場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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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人類」，是一種思考未來的方式，許多超人主義理論家與倡導者希望運用理性、科學和技術，並在此基礎上減少貧困、疾病、殘疾和全球各類折磨人的疾病。在《惡靈古堡》電影中，女主角Alice受感染又轉基因，變成一個超越人類界限的賽博格（cyborg），如Donna Haraway在《賽博格宣言》裡說的一樣，女性的暴力是對所有中心主義的一種超越與破壞，拋棄了所有人的從屬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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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後人類」（post human）狀態，少了超人類的超越，更多的是重新思考與風險共處的例外狀態，然後形成一種生命風格。是對未來人類個體趨勢的一種觀察、推測與想像，最著名的經典是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他強調技術革命將帶來人類社會的終極改變，其中包含了道德界線的瓦解，與社會集體暴力的來臨。Ira Livingston與Judith Halberstam則描繪「後人類」是科技的設計，是藏有符碼傳染的軀體，是致命的肉身，人類不再屬於「人族」（the family of man），而是後人類的一員。諸多學者對人類個體的未來狀態有著不確定的憂慮，但也隱含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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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頭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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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玩《惡靈古堡》中，第一次將「生化武器」、「傳染病」、「病毒」等元素加入活屍文本。「這場流行病的傳染速度，比現代歷史上的任何疾病要快得多了。」在Covid-19的時代，在《惡靈古堡3》重製版（Resident Evil 3，2020）詭譎緊張的開場序曲中的這句話，令每一個身處在現在的玩家深深感到遊戲文本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巧合。從1996年誕生於日本Sony公司的遊戲開發部的《惡靈古堡》（Resident Evil），以大規模傳染與生化實驗為故事基礎，展開第一代成人玩家恐怖科幻視野，也是幾十年來活屍類型文本（zombie genre）的重要原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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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靈古堡》的核心是T-virus病毒，這種將人類變異成活屍的虛構感染，讓玩家無論是通過歐式豪宅、非洲村落、亞州公寓，每一集都有。就算到了《惡靈古堡：村莊》（Resident Evil Village）的羅馬尼亞風格民間故事中，都還是可以碰見邪惡集團Umbrella Corporation，因為製造生化武器，而開啟的活屍末日。但對於《惡靈古堡》而言，一開始幾代你還會期待是有解藥的，可以回到末日前的社會。但最近的幾代，主角與活屍的距離開始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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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屍就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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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是《屍速列車》裡，列車上的病毒傳染末日最可怕的敵人除了活屍之外，還包括各種延伸出來的危機狀況，像是對糧食、飲用水、衛生的不信任，大量流竄的、囂張的、與恐慌的活人才是真正致命的對手。這些由活屍想像延伸出來的情境，全都指向全球化晚期資本主義下的災難，社會失序、病毒感染、生化戰爭、病毒疫苗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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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屍速列車》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它的成功，正是奠基在韓國的徹底失敗上，的確，電影中所提及的「世越號沈船事件」、「MERS疫情」等真實事件，都體現了導演在韓國社會中的生活經歷，看見了韓國階層文化的不公平、國家體系的失常、經濟壓力下，人們渴望「逃跑」。所以我們看到《屍速列車》裡有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例如資本家對雇員的指使、社會對高齡的排擠等；也看到軍隊體系的暴亂之力；一節節的車廂裡的失序場景，反而在極端的條件下將韓國的社會秩序表現了出來。而失速的列車也逃往向釜山，一個韓國經濟的重量級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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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電影如《活人生吃》、《毀滅倒數28天》也時常描繪「商場裡的消費活屍」、「倖存者的險惡競爭」、「資源的匱乏」、「極具才能的才德至上英雄」、「巨大邪惡的企業（與科學家）」、「失能又極權的軍政複合體」，也時常是活屍電影的重要場景。都很像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場場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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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非人的共生的遊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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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片通常很短，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傳染的展開片段，但如果像是《陰屍路》這種發展很長的篇幅，就可以看人們開始嘗試展開新的生活。有趣的是，活屍科幻電影看似悲觀，這些倖存者卻總為未來社會帶來希望，追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例如《屍速列車》，電影中主角孔劉與其他人物的關係描繪得十分飽滿。一個故事由主角構成，主角本身卻又由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構成，互動來去，在情緒、情感、合作策略的各種人際關係行為中，維繫了「人」存在於這個世界末日的價值。又或者是超級長篇《陰屍路》、被罵翻的《最後生存者2》，到後來已經展開各種活屍末日的生活共同體實驗，活屍末日是新世界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或傳統的社會建制，只有一群剛強的倖存者」（林宛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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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去感官主義的票房刺激，我們可以思考，在當代流行文化中被大量產出的殭屍文本，也許並不是我們恐懼上述的「後人類怪物」，而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具殭屍，他提醒著當代人類身上存在著「跨界性」，我們必須要在無法可管的條件（社會變動太過劇烈）下創造新的律法。這是「後人類」的啟蒙，在最狂暴卻又極度管制的的區域中重新創造「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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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式災難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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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哲學家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來解釋這活屍延伸出來的後人類思考。在活屍科幻電影鋪成的過程中逐漸展開視域，可以發現空間與政治、生命與法律、混亂與正常之間已經失去清楚界線，這種「例外狀態」標示著當代社會型態的狂暴與管制、安全與風險的共存。而就是因為《李屍朝鮮》、《陰屍路》、《屍速列車》、《惡靈古堡》以及其他的活屍類型文本中，存在著活屍的暴力性、動物性、去道德化，反而強化了主角與其他角色之間社會關係，那些是人性的脆弱、難得的尊重與無私的互動，這些是維護「人」所存在的最後理由。「最後生存者」，這種新的存在方式，不純然是對非人狀態的拋棄恐懼，更可以是一種共振、共活（想想看這兩年的全球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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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活屍文本可以反映Ulrich Beck（周桂田、徐健銘，2016）提出的「解放式災難」，災難的風險可能帶來變革與解放的契機。「活屍」給我們一種壓力，一種啟事，一種警告，告訴我們自己即將面臨（或正處於）例外世界，承認當代人類個體已然是各種跨界性的混合體，但我們依然盡力地維護著人性的價值與個體安全的保證，在可能是最壞的未來情境裡，持續重新定義人類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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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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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桂田、徐健銘（2016）。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 林宛瑄（2017）。我們就是喪屍:《 陰屍路》 中的喪屍末日與再創生。英美文學評論。

3. Fukuyama, F. (2006).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Simon and Schuster.

4. Halberstam, J. (1995). Ira Livingston, eds. 1995. Posthuman Bodies.

5. Reed, D., & Penfold-Mounce, R. (2015). Zombie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he walking dead as social-science fiction. In The zombie renaissance in popular culture (pp. 124-138).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核廢監督專家：核安不能靠運氣，如何抵抗核能工業的環境不正義？（06/29/2021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 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而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臺灣發生。

從鈾礦開採到高階核廢的處理，核工業集眾多環境不公義於一身。但核工業數十年來卻一再對外宣傳，最終處置高階核廢只是技術問題。近年來核工業更聲稱，先進反應爐的技術指日可待，唯有核能才能穩定供電，並因應迫切的氣候危機。

為了幫助民眾理解核電與氣候議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特別於2021年5月15日邀請美國反核運動的代表人物、超越核能（Beyond Nuclear）核廢監督專家凱文．坎普斯（Kevin Kamps）發表線上演講，探討北美核工業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壓迫以及環境運動者的持續抵抗，並以北美經驗說明核能為何無法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曾多次代表美國非營利組織與美國聯邦高層官員會面，包括能源部 、核能管理委員會和環境保護局。此外，他也就相關核能議題，教育國會辦公室官員和在聽證會作證。他曾於2010年1月於佛蒙特州眾議院與參議院的聯合聽證會上，就反應爐放射性洩漏的風險作證。幾週後，佛蒙特州參院遂以26票比4票的決定，關閉佛蒙特洋基核電廠（Vermont Yankee Nuclear Power Station）。此事也為反核運動寫下重要一頁。

坎普斯於演講中分析核能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核燃料鍊不同階段所造成的社會、環環壓迫，乃至於軍工複合體在核工業所扮演的角色。

核電自顧不暇、又如何抗暖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指出，今年8月台灣即將舉行「重啟核四」的公投，再加上513與517兩次停電事故，引發民眾關切能源議題。有人主張必須續建核四以避免日後發生類似事故。然而，核電需要三天才能達到滿載，是能力最差的救援投手，一旦發生故障，耗用的恢復時間不僅最長、更會造成整個供電系統極大的負擔。此外，核電在極端氣候漸成常態，一遇到酷寒或酷熱就自身難保，又如何能承擔減碳、抗暖化的任務？

關於核電能否因應氣候災害的研究汗牛充棟，坎普斯首先建議台灣聽眾可以先從美國史丹佛大學學者雅各森（Mark Jacobson）、洛文斯（Amory Lovins）、美國能源和環境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主席馬凱賈尼（Arjun Makhijani）、該所首席科學家史密斯 （Brice Smith）與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學者索瓦庫爾（ Benjamin K. Sovacool ）等5名學者所發表的研究入手。這些研究明確顯示，核能無法解決氣候問題，再生能源方能減緩氣候危機。

坎普斯用以下幾個例子說明核電何以無法因應氣候危機。

2011年6月密蘇里河淹入內布拉斯加州的卡爾洪堡核電廠（The Fort Calhoun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業者竟僅僅以砂包阻擋洪水。當時廠內因火災使得冷卻系統失法電力。業者因該嚴重事故停機3年後，再於2016年永久關閉卡爾洪堡核電廠。

同樣的場景也在內布拉斯加州古柏核電廠（Cooper Nuclear Station）上演。密蘇里河於2011年氾濫時，業者為了省錢，僅以堆置沙包因應洪患。古柏核電廠所使用的馬克一型沸水反應爐與福島核災爐心熔燬的反應爐為同型設計。（奇異公司刻意設計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緊臨反應爐壓力槽 。如此一來，業者在取出用過燃料棒置於冷卻池時，不僅移動距離最短，也最省錢。） 若核電廠不幸失去電力，發生核災，情況就會與福島核災如出一轍。

內布拉斯加州尚有其它與極端氣候相關的天災人禍。例如密蘇里河流域有諸多大小不一的水壩，一旦密蘇里河氾濫造成水壩潰堤，就會造成內陸海嘯，吞噬該州的核子設施。

核子設施不只難以因應海嘯、洪患、高溫、也無法抵禦嚴寒。2021年2月中旬暴風雪侵襲德州。當時德州的核電廠冷卻水系統結凍，業者為避免反應爐溫度持續升高導致爐心熔燬，因此被迫停機。

核工業的社會和環境壓迫

與台灣多數民眾的印象正好相反，北美核工業絕非進步的象徵，而是立基於社會和環境壓迫。

核電背後的政治絕對不該化約為技術問題，而核工業的壓迫要從核燃料鍊源頭看起：採礦。坎普斯認為，發展核工業的過程中，政府、業者迫害北美原住民的事件並非個案，而是層出不窮的常態。

早在1930年代，曼哈頓計畫尚未開始前，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即原住民族）就飽受礦業的輻射危害所苦。加拿大於1930年在西北地區大熊湖（Great Bear Lake）發現鈾礦，鐳港（Port Radium）是大熊湖東岸的一個重要礦區，業者僱用第一民族甸尼人（Dene）開採鐳礦，結果甸尼族曠工因受到輻射曝露病故，身後只留下了寡婦村。

在二戰後美國大量製造核武，鈾原料需求持續增加，也使得開採鈾礦的公衛後果如影隨形。

艾利特湖（Elliot Lake）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也是一個以湖泊命名的城市。該市於1950年代大規模開採鈾礦後，具有氡氣的鈾尾礦堆積如山。因採礦時酸性徑流污染土壤森林，亦使氡氣釋放到空氣中，造成礦工肺癌和環境浩劫。由於工人多為經濟弱勢的原住民， 所以坎普斯引述當地部落領袖觀點，指稱：「用金錢收買飢餓之人，何來道德可言？」

加拿大開採鈾曠壓迫社經弱勢群體的情況也持續至今。加拿大常年以來是世界上最大的鈾礦出口國，自發現鈾礦後，境內的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北地區都有鈾礦場，境內更有24座反應爐。

不只加拿大，核能、核武為同一燃料鍊和產業鍊，持續造成巨大壓迫也在美國上演。坎普斯分析， 美國官方認定原住民善良可欺之事早在1942年時見於官方記戴。美籍義大利物理學家費米（Enrico Fermi）是世界第一座核子反應爐芝加哥1號機（Chicago Pile-1）的製造者。該反應爐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首度於1942年12月2日產出鈾裂變連鎖反應。 當時曼哈頓計畫主事者以「發現新大陸 」比喻製造出全球首座反應爐的冷酷對話，已經預示了北美印地安人未來的命運。

「義大利航海家已經登陸新世界。」
「當地原住民如何？」
「非常友善。」

美國核工業迫害原住民族之事，從新墨西哥州教堂岩（the Church Rock）鈾礦廠災害可見一斑。該廠區於1979年7月16日發生放射性尾礦處理池決堤的洩漏，池內具有酸性、重金屬、硫酸鹽等質物的輻射污水不僅污染了地下水，更使得居住於普埃科河（Puerco River）下游的亞利桑那州納瓦霍族（Navajo Nation）牧民首當其衝，當地人平日灌溉、畜牧、飲用和賴以維生的河水成了輻射污水，卻從未獲得賠償。

1970年教堂岩鈾礦廠污染事件，與二戰期間輻射污染事件有著相近的模式。

坎普斯指陳，美國於1945年7月16日首次於新墨西哥州試爆原子彈，該次試爆是曼哈頓計畫的一部分，行動代號為三位一體（Trinity）。美軍在7月16日所試爆的原子彈與日本長崎原爆的原子彈同型。兩個不同年代的事件卻殊途同歸。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州核武試爆，輻射落塵下風處的印地安人與1979年7月16日受輻射廢水毒害的下游牧民，至今並未得到美國政府和核工業的賠償。

然而處於核武試爆、核武工廠、鈾礦場、鈾燃料廠等污染場址的核子落塵下風處或下游處的居民，並不僅止於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美國境內尚有內華達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猶他州、南卡羅來納州和愛達荷州等地的居民，分別曝露於核武和和核能燃料鍊不同階段的輻射污染。受害民眾除了美洲原住民，尚有經濟弱勢的美國民眾。

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西屋核燃料廠污染場址就是一例，廠區的鈾洩漏持續污染當地的土壤、地下水長達數十年，但核管會和西屋卻一再坐視污染發生。更有甚者，南卡羅來納州境內除了西屋鈾洩漏的災難尚有其他核子設施污染。聯邦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在該州建立薩凡納河基地（The Savannah River Site）生產核武所需要的核子材料。基地附近居民多為非裔美國人。

基地鄰近尚有液態核廢料棄置場、薩凡納河國家實驗室製造核武的氚設施、乃至於位於巴納韋爾（Barnwell）的低階核廢貯存場收受來自康乃狄克州和紐澤西州的核廢。而南卡羅來納州與與喬治亞州交界處，還有一座全美最大的沃格特爾核電廠（Vogtle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廠內有4座機組。

核能、核武燃料鍊同出一源

坎普斯力陳，艾森豪於1953年所宣傳的「原子能和平用途 」根本是以核電掩飾核武的手法。首先，當年的反應爐是由美國海軍興建和營運，再者，美國在1970年代前只有少數反應爐真正用於發電，所以不論是開採鈾礦與發展軍事民生兩用的反應爐都是為了發展核武。

關於核能、核武同出一源之事，美國官方說得再清楚不過。莫尼茲（Ernest Moniz）曾於歐巴馬主政時期擔任能源部長。他近年明言，美國政府必須持續補貼核能產業，方能維持核武優勢。這種共生關係也說明了核工業為何會一再申請老舊機組延役，堅持要運作至80年、甚至於100年。

即使核電廠設備老舊、無法與再生能源競爭，核工業都因政府大方補貼，而有恃無恐。坎普斯直言，美國核工業向來能用錢買到最好的民主（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核工業者以6000萬美金賄賂俄亥俄州議會議長、議員，使得州議會為境內兩座危老反應爐通過10億美金的「紓困」計畫，而核工業買通州議會的作法也是該州有史以來最大的醜聞。

坎普斯相信，核工業產官一體的現象不是美國獨有，各國皆是如此，例如日本國會所公布的調查報告直指，福島核災是日本政府、東京電力公司與管制機關間的勾結、腐敗和犯罪（collusion, corruption, and criminality）所導致的人禍。所以反核運動就是抵抗體制的力量。

核電無法與社會、環境和平共存

美國原住民和非裔人口在核能與核武工業發展過程中首當其衝，但其他人口密集和水資源豐富的地區也同樣面臨輻射危害的威脅。例如鄰近紐約市的印地安角核電廠（Indian Point Energy Center）雖然已經在2021年4月30日關閉，但高階核廢乃持續污染地下水。

坎普斯表示，身為密西根人，他非常熟悉核子設施遍佈五大湖區、形成核子熱點的情況。目前核電廠、核燃料加工設施、核廢料處理乃至於鈾尾礦場址圍繞於休倫湖、密西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 。

五大湖所組成湖泊為全球面積最大的淡水水域。坎普斯憂慮，湖區四週遍佈核子設施，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輻射危害影響所及會是地球表面21%的淡水和全美84%的淡水。

因坎普斯長年關注美加邊境五大湖區的核電和核廢議題，所以他曾代表美加環境團體，於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所辦的聽證會作證，說明核電和核廢的跨境影響。

川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坎普斯對拜登政府所說的氣候承諾卻不表樂觀。目前拜登政府已任命新墨西哥州的勒瓜那普韋布洛（Laguna Pueblo）印地安女性哈蘭德（Debra Anne Haaland）擔任內政部長。哈蘭德深知，該州的傑克派爾（Jackpile）鈾礦區緊鄰當地部落所致的健康和環境危害。

坎普斯判斷，任命哈蘭德之事應與拜登政府的其他高層人事安排相互對照。例如拜登的氣候顧問麥卡錫（Gina McCarthy）於2013年至2017年間擔任歐巴馬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卻坐視密西根州弗林特市（Flint）飲用水受到鉛污染的災難，傷害當地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民眾。

拜登政府高層也多與核工業、化石燃料業交好，如能源部長格蘭霍姆（Jennifer Granholm），這也呼應坎普斯先前所提的事實，抵抗美國核工業的過程會是個與體制對抗的漫長過程。

當日聽眾線上參與和提問相當踴躍。坎普斯在短講前多次表達想與聽眾交換意見，以下為他演講活動當日的答問記要。

問：美國意圖發展小型反應爐、比爾．蓋茲等人聲稱新一代反應爐更加安全、可當成暖化解方，講者的看法為何？

坎普斯答道：所謂的「新型反應爐」其實都是老舊設計。「新型反應爐」過去研發屢屢失敗，未來也是所費不貲、重蹈覆轍 。蓋茲的反應爐計畫並不是自己拿錢去投資，而是藉著核能和核武為同一個產業鍊，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能源部的補貼。

1979年三哩島核電廠發生核災時，反爐爐正是當年的新型設計（三哩島2號機於1978年12月30日運轉，1979年3月28日2號機發生部分爐心熔毁）。車諾比核災發生時，反應爐也是當時的新型設計。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爐心熔毁後，核管會不僅拒絕採取管制作為，更聲稱發生爐心熔毁的機率微乎其微。

此外，美國核管會允許小型反應爐省去安全設計以節省成本，想走捷徑只會使「新型反應爐」比更過往更危險。

問：台灣的核四廠已經是40年前的設計，在尚未完工階段封存至今，如果要啟用會有哪些風險？

坎普斯答道：台灣核四廠為40年前的舊設計，無法針對35年前車諾比核災、10年前福島核災所面臨的挑戰做出改善。美國田納西州瓦特斯巴核電廠（The Watts Bar Nuclear Plant）是個類似案例。兩座反應爐始建於1973年，2016年2號機才完工商轉，但之後卻多次停機。

此外，反應爐無論新、舊一樣無法解決核廢問題。新型反應爐更依賴以核燃料再處理技術分離鈾、鈽等核種，這類高危險的技術，不僅昂貴、高污染，更增加核武擴散的風險。

問：對台灣的核一、核二廠區核安有何建議？例如加強鋼板和水泥？對於核四位於斷層帶的看法？

核電廠坐落於斷層帶附近或斷層帶上本身就令人憂心，因為不論用任何技術強化廠區安全都無法阻止地震發生。

美國過去已有管制機關勾結業者的醜聞，如核管會的前身、原子能委員會（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確知維吉尼亞州的北安娜核電廠（The North Anna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 ）就位於斷層帶，卻隱匿斷層帶事證，業者更企圖使核電廠延役運作至80年。
司法部原先想起訴原能會官員，但真要追究，只會使政府顏面掃地，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

維吉尼亞州於2011年8月23日發生芮氏規模5.8地震，當時震央距離北安娜核電廠只有15英哩（約24公里）。地震卻已經造成核電廠冷卻系統損壞和冷卻池洩漏。這也顯示，美國核電廠常與核災擦身而過。福島核災的教訓就是：要確保核安絕不能只憑運氣。

問：上週看到美國漢福德核廢料貯存桶破裂外洩的新聞，請問講者可否說明為何會有外洩事故、影響為何？

坎普斯答道：位於華盛頓州漢福德基地（The Hanford site）的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已多次發生洩漏，目前該處有177個儲存槽 ，並放置了高達5000萬加倫的液狀高階核廢。

漢福德基地因曼哈頓計畫的需要於1943年啟用，並生產核子武器所需要的鈽，長崎原爆中美軍所使用的鈽就是在漢福德生產。漢福德不僅為全美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更破壞了哥倫比亞河的生態環境。政府多次想要固化液態高階核廢，卻屢屢失敗，目前當地核廢大多是液態，雖然一部分核廢已固化，卻因美國高階處置設施付之闕如，使得核廢仍然留在當地，無法移出。

類似的情況，也在我先前提到的南卡羅來納州薩凡納河基地發生。能源部選擇在經濟弱勢的非裔美國社區，興建地下高階核廢料儲存槽，棄置核廢污泥，這使得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薩凡納河不堪飲用。

反核運動每次的抵抗都與環境運動者和當地居民攜手合作，但是對手是軍事上、經濟上極為強勢的核武暨核能工業。而美國的能源部與核管會永遠只為核工業的利益服務，而非為民眾利益服務。

問：美國為何至今都沒有成功設立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如果暫時找不到適合的場址，應如何處理與保存高階核廢料？

坎普斯答道：美國核工業所擁有的129座反應爐目前已累積高達10萬立方公噸的高階核廢，其中93座反應爐持續運作並製造高階核廢。能源部過去30年一直鎖定內華達州猶卡山（Yucca Mountain）為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但因選址欠缺科學依據，引發當地的印地安原住民西休休尼族（The Western Shoshone）挺身抵抗30年。過去全美超過1000個環境和團結組織加入西休休尼族的抗爭。為阻擋各地高階核廢運送至內華達州，沿途各州的人民也加入抗爭。

美國目前面臨核廢難題時，既不能永遠留存核廢於核電廠內，但又欠缺最終處置設施。我認為採3個步驟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首先，以再生能源取代核電，停止繼續製造核廢。

其二，在沒建立最終地質處置設施前，先建立強化現場儲存（hardened on-site storage），這也是全美的環璄團體所提出的要求 。實際做法是使冷卻池回歸冷卻功能，非而核廢儲存池。經一定年限後，池內用過的燃料棒必須改以乾式儲存。

福島核災時4號機於4月11日發生火警事故，若當時冷卻池起火，日本政府就必須疏散5000萬人，而非疏散16.4萬人。日本首相菅直人承認，若真要疏散5000萬人，就相當於終結日本這個國家了。不過，美國的冷卻池用以儲存用過的燃料棒的密度還遠高於日本，一旦發生核災時，危害也會更為嚴重。

第三，美國必須建立一個符合科學與技術要求、環境正義的最終地質處置設施。該地質設施必須達成核廢應與生物圈安全隔離數百萬年要求，還要能因應極端氣候、恐攻的挑戰 。目前計算核能碳排時，從不計入數百萬年最終處置所涉及的高量碳足跡。這也使核電看似低碳，實則不然。

內華達州猶卡山設施若真用於最終處置，輻射洩漏問題遲早會發生。要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高階核廢，就是不要使用核電。我的環境導師——五大湖非核聯盟（Coalition for a Nuclear Free Great Lakes）領導人奇根（Michael Keegan）指出，核廢就是詛咒後代長達萬年，所以應該停止製造核廢。

問：目前擁核人士希望以核能當成基載，解決氣候問題，請問是否可行？

坎普斯答道：洛文斯（Amory Lovins）指出，為了減緩氣候危機，我們必須以最少成本、最短時間內減去最多的碳，因此我們必須權衡碳、成本和時間等三個因素，方能評估氣候有效性，就也是每花費一美元時能多快減少多少碳排，而非只看碳排一項。

在同時衡量三項因素後，再比較核能和再生能源何者才是氣候解方，我們很快發現，投資核電不僅昂貴、耗時，更使有限資源無法投入用於符合氣候效益的再生能源選項，所以核能絕對不是解方。

問：各國民眾和政府針對日本政府決定排放「稀釋的」福島核電廠廢水入海，可以如何採取行動？

坎普斯答道： 排放核廢水入海就是以海洋為垃圾場，構成危害海洋罪（crimes against the ocean）。

核廢水入海侵害了洋流行經之處的所有人，核廢水含氚，氚是氫的同位素之一，因過濾不掉，排放「稀釋的」輻射廢水後會生物集中於食物鏈高層，既破壞海洋生態，也影響生物和人的分子細胞、組織、器官，造成癌症和先天缺陷。福島廢水中尚有如銫和鍶等放射性同位素，日本政府因無法處理，索性隱匿事實，直到消息曝光，難以再抵賴。

日本政府應有的做法就是儲存輻射廢水125年，直至氚對人體真正無害為止。

日本政府自欺欺人的作法與美國政府、核工業如出一轍。美國政府與核工業因無法處理漢福德輻射污泥，所以一概宣稱該場址的「污泥對人體無害」。日本漁業合作社聯合會多來強烈反對排放核廢水入海，中、韓政府、台、韓民間團體也強烈反對。我們必須繼續強化反對力道。

主辦方–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演講最後總結表示，從坎普斯的分析，使我們警覺到美國看似先進，核工業卻習於侵害印地安人權利，壓迫底層、而政府則是管制失靈。

從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反觀國內，類以的場景也在台灣發生，講者不僅提出了與美國官方論述大相逕庭的進步觀點，也使台灣民眾了解美國核工業加速氣候崩壞的情況十分盤根錯結。不論身處任何一任政府治下、20或21世紀，反核之路註定漫長艱辛，而北美最缺乏社會資源的原住民和底層挺身抵抗核工業的跨國壓迫、官資一體，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當可為台灣各界帶來許多啟發。

（本文為2021年5月15日綠盟主辦【如何抵抗核工業的環境不正義？從美國環境運動談起】之講座紀錄）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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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聽】#說真話與後真相 | 陳時中部長的政策溝通 | 風險時代的語藝 | 說真話的勇氣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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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連結」，這句話突然變成「年度金句」，人們讚嘆，他的講話總是令人同意也可以接受，這句「真話」同時是一種技巧，也是一種倫理。回顧這一年多以來，阿中部長的每場言談，總有許多令人欣賞的部分，像是2月時「#部長落淚」、4月時「#部長帶粉紅口罩」，當然還有更多是在直播記者會上與記者們的對話，時而嚴正指明，時而溫馨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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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開始對陳時中部長的「發言」、「政策溝通」進行分析，想要把握阿中部長的「語藝」（rhetoric）技巧。但就筆者自己的研究，部長的個人風格（Charismatic Leaders）應該佔語藝技巧的大部分比例。也就是說，天時地利人和（疫情風險中的領導期待）加上本身的人格特質與說話習慣，讓他的溝通成為某種典範。今天的節目中，我想指出，「#說真話」（parrhesia）的重要性，也簡單討論與之相伴隨的「#後真相」（post-truth），它們同時都指向民主體制，也是在我們這個疾病風險時代，可以深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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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節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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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的連結
▶ 部長的政策溝通
▶ 語藝學的傳統
▶ 傅柯的權力與論述
▶ 說真話的勇氣
▶ 說真話與後真相
▶ 疫情時代中最需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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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ory 聽這裡：https://open.firstory.me/story/ckonj5y3w9rpd0816spjpnypl?ref=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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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box 聽這裡：https://podcast.kkbox.com/episode/Pat9P9A4vBG_v5Ks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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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 聽這裡：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6hNr2xExQuCW01m154STIb?si=H6wmKVqJSNiFDbi047ye6w&utm_source=copy-link&dl_bran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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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聽這裡：https://podcasts.apple.com/us/podcast/ep-45-%E8%AA%AA%E7%9C%9F%E8%A9%B1%E8%88%87%E5%BE%8C%E7%9C%9F%E7%9B%B8-%E9%99%B3%E6%99%82%E4%B8%AD%E7%9A%84%E6%94%BF%E7%AD%96%E6%BA%9D%E9%80%9A-%E9%A2%A8%E9%9A%AA%E6%99%82%E4%BB%A3%E7%9A%84%E8%AA%9E%E8%97%9D-%E8%AA%AA%E7%9C%9F%E8%A9%B1%E7%9A%84%E5%8B%87%E6%B0%A3-%E6%9D%8E%E9%95%B7%E6%BD%94/id1516956557?i=100052165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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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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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中，我們每天都看到部長在談疫情，在危機時刻，或許我們不得不信任，但整體而言，他的講話總是有著特別的說服力。他連續得到前所未有的超高民調，顯示人們對他有著高黏著度的信任與喜愛。有人批評這是一種造神或是偶像包裝，但我覺得不如仔細觀察與分析他的談話，可能對我們的人生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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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政策語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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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部長講出「人與人的連結」，真是絕妙，文字精準帶有情感，溫暖幽默又不失正確性。一時間也成為社群媒體上瘋傳的名言佳句（當然有各種解讀啦）。相關的例子很多，他總是可以用沉穩冷靜的語氣，說明數據，鼓舞士氣，像是流下淚說出：「雖然不希望在統計上有相關確診病人，但反過來想，也等於是我們救他一命，讓我們的醫療界盡最大努力來幫助他」，或是，戴上粉紅口罩鼓勵正確的口罩使用習慣與扭轉性別意識形態，其他像是「人與人之間不信任，病毒就有機可趁」，「媒體在做利己利人的事，社會安定很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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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者會上，他總是非常「真實」，是整個人格氣質、數據論點、口條表達上的真實。這正是語藝學中所強調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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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藝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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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介紹一下西方的語藝學傳統。語藝學（rhetoric）是個起源於古希臘時期的一門學問，這可說是最古老的傳播學與傳播教育。而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以語言符號進行溝通。在古希臘誕生的傳播知識我們稱為語藝（rhetoric）；在希臘開始的傳播教育我們稱為「語藝教育」，主要以說服為目的。這個語藝傳統包括創作、組織、風格、記憶、演述的技巧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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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之所以重要，是因當時的公民因在民主體制與精神下，在參與公共事務時可以自由的發揮，因此思辯與表達能力也得以受到重視。語藝可以說是民主的基礎之一，但語藝與真實的關係也時常是哲學爭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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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雄辯滔滔與真實之間可能是有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語藝技巧並不以真理或事物的本質為基礎：真理，信不信由你，都是語藝的效果。只要你能成功達到說服，那就成為某種真實。正因這個弔詭，法國的哲學家Foucault，在晚年便針對「語藝」與「說真話」進行區隔與辯論，兩者相互衝突，卻又模稜兩可，也同時是民主機制中的基礎與派生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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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柯的論述分析與權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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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大概是二十世紀後半最有影響力的歐洲知識份子，有學者認為，他是一位｢改變所有學者的工作基礎｣的重要思想家；你可以說他是社會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在1955~1969之間，Foucault在法蘭西學院有著一段知識的輝煌時間，而在1984年時，卒於自己的死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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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Foucault的的主要學術工作有三，首先是新史學範疇下進行｢瘋狂｣概念的系譜分析，如《瘋癲與文明》(1961)，第二條路線是對人文科學發展史的研究，如《詞與物》(1966)，第三條路線是進行知識論述的語言學研究，為《知識的考古學》。此外也有一些單一主題，例如《臨床醫學的誕生》等等。而晚期Foucault則從是《性史》三大卷的艱鉅工作，並轉向自我的倫理技術探究，思考人的存有問題，包含《說真話的勇氣》、《主體詮釋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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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Foucault而言，權力無所不在，這是一個文化中最複雜的論述實踐。因此，他並不會問：「誰是掌權者？｣而會是問：｢權力如何被配置，以及生了什麼物質效果｣。例如，什麼標準被認定為患有精神病？需要如何被治療？這些問題持續成為Foucault工作中重要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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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我們探究權力問題時常會問的｢制定法律者是誰｣、｢法案如何通過｣，傅柯會認為這些問題預設了權力關係是穩定的、可預測的客觀事實；從其觀點來看，權力並非通過社會結構而下放的，相反的，權力是流動的，且透過論述蔓延開來，在特定的學科或實踐範疇內，我們的知識本身構成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也內含了力量的運動。從此來看，Foucault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追尋權力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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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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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去世前一年，1983年在法蘭西學院開了一堂討論班：「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課堂中，他進行了此生中的最終回思辨，直指「說真話」（fearless speech）在論述形構、論述實踐、與主體詮釋上的歷史與作用，試圖解開「權力」的謎題與提供一個面對「權力」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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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話」也是古希臘時代的一個政治行為的概念，意旨坦率直言、自由言說、思言不二，面對暴政權力時，依然敢直言不諱。Foucault在他的「主體詮釋學」講座課上，對「說真話」（Parrhesia）的分析已經提出了幾個深具意涵的問題，特別是在論民主體制之時也將是關鍵的：「說真話」與「語藝」（rhetoric）的區辨，以及「說真話」與逢迎者（flatterer）「說好聽話」之間的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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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說真話」牽涉了我們對自身的主權（egkrateia），也因為作用於他人，而更是一種言說的倫理。但「說真話」必須審慎於情境時機（kairos），需要選擇與決斷可與之言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掌握說服技藝的人能夠藉著話語而支配他人，「說得好聽」可能成為「講真話」的可怕敵人。另一方面，單是真理本身又未必足以說服人，仍然需要表達的藝術，才能發揮說服力，「令人相信」。（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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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Foucault認為，「說真話」對真理的擔保，不在於理論與技巧，而是必須對照於說者實際生命格調的態度與行止。相對比，說服群眾的雄辯，不在於訴諸邏輯與真理的判斷，而在於召喚出聽眾的強烈情緒，就如同劇場裡的戲劇成分。以說服為目的，「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看似跟從聽眾的討好姿態，其實在召喚聽眾的跟從。而「說真話」，不僅表現說者對自身的主權，也在鼓勵、支持聽者自主與獨立的判斷，助益而不操控，是一種對他人的慷慨。因此「語藝」說服裡說得好聽的逢迎諂媚，和「說真話」是絕不能相容的敵對者。（朱元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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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在1982年3月3日講課結尾時用了很模稜的表述：「說真話」是一種特別的，「非語藝的語藝」（nonrhe- nonrhe torical rhetoric）；既是一種技藝，也是一種倫理，既是一種判讀情境對象之藝，也是一種道德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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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話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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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Foucault在「自我與他者的治理」講座課上，提了兩個概念「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與「說真話」（parrhesia）之間曖昧的關係。在專裁體制下，我們看見「說真話」的陰影：謊言、遮蔽、言不由衷、集體錯覺，所有人民注定要被擺佈。Foucault說，民主的基本特徵是「說真話」。但，奇怪的是，民主與「說真話」之間的惡質關係也可能毀壞民主，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表，尤其當多數聲音代表主要意見，甚至我們去討好多數意見，產生民粹，卻也消滅了「說真話」與其主要的區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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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另一個與「說真話」相關的概念：真相。一口氣可以拿出三個層次關於「真」的討論，即事實（fact）、真相（truth）、真實（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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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就是指實際發生和實際存在的事物狀態或狀況，某個程度上無法解釋，也比較難理解，無論是哪一種制度都無法完全承擔起呈現事實的重量，事實是自己存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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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相，其相對於假象，是現象之下的二級概念，真相是指真實地表現了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因此，真相和本質是一致的；假相則是指沒有真實地表現一定對象的實際情況或本質的現象，相反，假相是那種遮蔽了、掩蓋了一定對象實際情況的現象，因此，假相是和本質不一致的。具有交互主觀性，真相是透過觀察、理解、判斷等詮釋過程所得來的，是在（醫療、媒體等）論述下生產與再生產出來的「事情的面貌」，其包含了假象與真相，而呈現真相、符合事實是這些論述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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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真實，真實是個認識論概念，是指認識結果與認識對象間的一種關係。如果作為結果的認識與認識的對象符合，就說認識是真實的，如果不符合，就說認識是不真實的。也就是說，當呈現的真相與事實符合時，我們可以說我們創造了一個可以認識到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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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能夠動用的是「真相」層次，主要的著力點也就是呈現真相或是排除假象。但是，真相不是自為的，而是人為的。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們究竟要的是甚麼真相？如果真相如此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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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裡有一種「真相困境」。所有參與到疫情關係中的我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訴說真相，形成一個程度式的真相，既然真相是一個光譜，那我們老百姓們所期望的是真相嗎？還是，我們要的是希望他們「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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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無畏的直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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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問題的癥結點不在於真相如何，因為真相終究是論述的。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是否展現了「說真話」的民主特徵。民粹主義這字眼在當代的語境中有點負面，就像我們表示每個人都有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權利，可以「平等的自由言說」（lsegoria），不管其知識、美德之類的條件如何，這樣一來，無法區辯是否為真話，無法保證是否為真相論述，淪為民粹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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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認為，要確認是否為真話的條件有二，其一是要接受學習與教育（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是教養的意涵），其二是要「重返自己」，不僅是有勇氣對他人說真話，還要有勇氣揭露關於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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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阿中部長的政策溝通技術，以及前幾波疫情全民的安穩處理，除了語藝的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理性訴求（logos）外，做為一個「無畏的直言者」，有足夠的「學習」與「重返自己」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疾病議題關乎生死，與「自己」密切相關，而密集的「健康傳播」也讓大家都擁有審時判斷的能力。而部長的「說真話」，不只是一種技巧，更直接地反映了風險時代道德主體的倫理態度。這一切才能運作的如此美好順暢，我相信之後也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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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真相與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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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的疫情升高，比定會相伴隨各種「假訊息」，這些訊息不一定是刻意造假，而是一種「平等的自由言說」下而形成的「後真相」。「後真相」（post-truth）一詞作為前年的代表詞彙，也與風險社會的局勢變化相關。所謂「後真相」指的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換句話說，隨意散播驚悚的言論，比起事實真相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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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方面隨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愈來愈多政治人物以此方式對待人民。對政治人物而言，奉行的是「有用者為真！」（what works is true!）（就像語藝學般），對「我的政治利益」有用的就是真理真相，沒有什麼永恆的價值與意義存在。如此的心態，加上大眾傳播媒體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推波助瀾，刻意扭曲的造謠、橫空出世捏造及帶風向的假新聞與假資訊等，搖身一變被包裝成為「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而獲得了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地位。（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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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這些「另類事實」經不起時間與查證的考驗，但在資訊氾濫至內爆的網路時代中，根本沒時間去考驗，因為更多、更新的另類事實持續不斷地湧現，覆蓋著前面的另類事實而不斷將其壓縮；且在速率的催趕下，公民及閱聽大眾無力、無心也無時去逐一檢視另類事實是否為事實。但是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所有的資料與資訊都應該完全公開、透明與真確，並能不經加工製造的真實傳播出去，以讓人民知曉真相，據以自主判斷。在這個「瘟疫蔓延＋後真相」的時代中，「說真話」（fearless speech）更顯其價值與重要性，我們必須明白「無懼地說出真話」的真諦。（楊州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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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阿中部長早在2月13日的記者會上，說過「唯有選擇說真話，防疫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分享給大家，也請大家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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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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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鴻. (2016). 說真話與民主, 傅柯的最後一課. 思與言: 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54(2), 57-91.
2. UT, I. C. K. Truth-Telling in the Era of Post-Truth: Two Cases of Parrhesia for Democracy.
3. 楊洲松. (2020). 學在瘟疫蔓延時: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教育思考.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5(1), 1-14.
4. Foucault, M., & 鄭義愷. (2005). 傅柯說真話. Fearless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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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加油
#很好睡的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