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中國與台灣同時流行著一個說法,現在的社會有三種性別: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這樣的說法點出了除了傳統的生理、社會因素區分性別之外,還多了一個工作與職業生涯因素創造出來的性別分類。當然,這個網路流傳的說法主要是希望指出高學歷女性在當代華人社會所面對的困境,她們的困難不是傳統男性或女性所面對的,而是一個新的必須兼顧學術、職業、工作、家庭、婚姻、情感等面向的艱難挑戰。當我們認為當代社會對於女性越來越開放,女性也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力時,高學歷的女性卻會面對「不得不」選擇學術、職業的一邊,或是放棄學術這一面去追求家庭與感情的那一面。這樣的選擇困境並不是被明文規定的性別歧視,但是透過一些工作指標、投入心力等要求,華人社會的高等教育機構仍舊以一種掩蓋的方式讓男性與女性工作者產生了選擇上的差異。為什麼高學歷男性就在學術事業或家庭只能擇一投入,而高學歷女性卻往往必須做出選擇呢?
小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討論高學歷女性在職場性別不平等的文章。同時,我們「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隊,也即將於9月初舉辦一系列關於女性、人類學以及職涯的講座活動喔!尤其是今天推薦的關於女性職場平等以及女性職涯規劃與性別議題的內容,將會邀請奧沃市場顧問創辦人林宛瑩來進行講座,千萬不要錯過喔!系列講座的訊息請參考貼文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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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台灣看似平等,男女都可以追求高學歷,然而學術界制度面的困難,真的平等了嗎?
前陣子我和多位女科技人參與女科技人的形象影片拍攝,其中一環是錄下我們對新生代的女孩們想說的話,於是拍攝前我們邊聊天邊討論該對新生代說什麼,突然其中一位女學者說,現在女性追求學位不是問題,真正的挑戰不在求學,而是在取得學位之後。
今天我想談談當拿到博士之後,學術女性可能面臨的困境。
我們先從成功案例講起,2019 年台灣社會學刊發表了一篇「做學術、做媽媽:學術媽媽的建制困境、協商策略與智性母職」的學術論文,紀錄學術媽媽的專業掙扎和家庭責任上的掙扎與努力,普及版也發表在女科技人電子報第 152 期《專題報導》專欄。
學術專業對時間和心力的需求非常大,博士期間只要專心學術,有時當助教協助教學,但若在大學裡找到專任教職工作,前幾年往往都在忙教學、指導學生、學校行政事務,很難有力氣好好做研究。
但偏偏大學教師的升等,是以學術產出為主,助理教授被現在沉重的學術發表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但當媽媽又是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因此上述學術媽媽都是女超人。
學術媽媽固然忙碌,但她們象徵某種成功經驗,有許多學術女性,面臨不同的掙扎,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一種是有學術工作,但面臨建立家庭的困境;另一種是有家庭,面臨重返學術的困境。
雖然有些女性很快就拿到博士學位,但取得學位後可能還要經歷博士後研究和專案助理教授等工作,真正拿到一個較穩定的專任教職工作,已經是幾年後的事情,但現在助理教授苦於期限內升等制度的壓迫和不穩定性,時間壓力一直都在,男性沒有生理時間的顧慮,但女性很快就進入生育年齡的尾端。
台灣父系社會對傳宗交代還是有所執著,過了四十歲,即便伴侶願意沒有孩子,那也得看家族接不接受,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個系所幾乎都有不同世代單身未婚的女教授們,誰都不想去當家族沒有後代的罪人。
有些女老師幸運有家庭,但沒孩子,不是因為樂當頂客族,而是女老師因壓力太大生育困難;我也有女學者朋友提到,前些年她和老公都是年輕助理教授,升等壓力很大,她們共同決定選擇工作不要小孩,但這不代表她沒有遺憾。
學術工作的聘任是殘忍的割喉戰,只看學術發表篇數,一兩年的中斷,基本上會連博士後研究員或專案助理教授都申請不上,因為男性競爭者不會有發表的中斷。目前台灣沒有協助女博士回到學術界的機制,因此很多女博士生育後面臨回不了學術界的困境。
我剛收到另一位女學者朋友,生育後努力了七年,終於拿到了第一個一年的工作合約。七年,人生有幾個七年可以這樣消耗等待。另外,我也有看到前輩以「個人因素」從專任教師辭職,以捍衛有家庭的權利,但這是個人因素嗎?還是集體的掙扎?
我們需要制度性的改變,保障學術女性安心建立家庭和增產報國所面臨的困境。但在制度結構有所改變前,每一位女性學者都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一場革命,祝福大家革命成功!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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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萬的網紅范琪斐,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COVID-19疫情全球確診人數截至10/6中午12點已經來到3千5百多萬人(35,456,343),死亡人數也早已跨過百萬(1,043,216)。根據各家的統計來看,死亡人數最高的地區為6月起開始飆升的拉丁美洲地區,其次分別是歐洲、北美洲、亞洲、非洲。以國家死亡人數來看,來看目前仍是美國最高,其次...
人類學社會學差異 在 譚蕙芸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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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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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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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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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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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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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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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人類學社會學差異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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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朋友問我,他記得我曾經說過,「一個人就算表裡不一,一樣是真實的」。因為那表裡不一的模樣,就是他當下唯一一種對外顯現的方式,毫無虛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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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看似有其他表裡如一的可能,但也只是存在於我們腦中的想像,與他此時此刻無論有意識也好、無意識也好,所呈現的樣貌,還有一大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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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何昨天又說,「人總是彆扭的做出不真實的表情」。依照上述脈絡,就算是彆扭的、相反的,不也應該是真實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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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可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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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意義是由差異造成的,而差異必須在整體文章脈絡中才能被辨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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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上」的意思就是「不是下的地方」,「白天」的意思就是「不是黑夜的時刻」,「年老」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他也可能是「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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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我一個朋友失戀了、喝多了,劈頭就問:
「愛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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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腦中閃過普列希特一本偉大的著作《愛情的哲學》,作者從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腦神經科學、哲學、文學來回答何為愛情。因為「愛情」在不同的脈絡、不同的視角下有著完全不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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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眼前這位朋友顯然不適用於上述任何一種脈絡,因為他想談論的愛情,是庸常的、俗世的、帶有強烈情緒的、失戀的人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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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何謂真實」,在不同的文章脈絡中,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呈現。「真實」這兩個字,只是一個符號,符號的意義由情境中的差異而來,它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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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可以是指一個人如實的描述他所認知到的事實:「我看到他拿走了錢包」。但他口中真實的描述,不見得是真實的客觀事實,因為也許他認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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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盛怒之下卻表現平靜的人,被認為「不真實」,但不想輕易對外人顯現情緒才是他再「真實」不過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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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情境脈絡下,真實可以是說謊的相反,也可以是客觀的事實;可以是表裡不一的相反,也可以是如實呈現表裡不一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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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也可以是貓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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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我時常認為表裡不一是人性真實的樣貌,不代表我不能換一個視角說,我覺得他的表情好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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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下一句接著說,但這樣的不真實卻恰好為他的真誠提供了證據。你看,真誠被我當作特洛伊木馬,把真實偷渡回來,回到了原先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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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樣的問題如果放在一個人整形了,表情肌不再按照他原先的情感流動顯現,甚至淚腺都被影響了,那他的表情還會是真實的嗎?微整有比全整更真實嗎?臉上的人工改變要超過百分之多少才算是另一張臉呢?這會不會變成另一個經典的「忒修斯之船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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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社會學差異 在 范琪斐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COVID-19疫情全球確診人數截至10/6中午12點已經來到3千5百多萬人(35,456,343),死亡人數也早已跨過百萬(1,043,216)。根據各家的統計來看,死亡人數最高的地區為6月起開始飆升的拉丁美洲地區,其次分別是歐洲、北美洲、亞洲、非洲。以國家死亡人數來看,來看目前仍是美國最高,其次依序是巴西、印度、墨西哥以及英國。我們已經一段時間沒有談全球疫情了,今天就來看看過去9個月來的疫情發展給我們什麼啟示。
世界衛生組織在10月5日表示,根據其「最佳估計 」,全球每10人中就有1人可能已感染新冠狀病毒。比現在的數字多了20倍。他特別提到,東南亞部分地區的疫情正在激增,歐洲部分地區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感染率也在上升。而且現在歐洲的官員們擔心,今年春天歐陸醫院慘況會重演,當時病毒蔓延造成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的重症監護室負荷。像是現在西班牙的部份地區,醫院再度出現大量新冠肺炎病患。與此同時,俄羅斯5日的病例上升來到接近5月份的最高數字,但俄國卻已逐步解封。
剛剛講到美國死亡人數全球最高,大約是22萬(213466),這其實就佔了北美的9成,而鄰國加拿大僅有9千多人(9481)病亡。但是其實加拿大總理也說,現在加拿大已經進入第二波疫情,新增感染人數每天也是以千記,但是因為加拿大也是在過去SARS受創很嚴重的國家,所以衛生部門非常謹慎小心。
這樣感覺領導人是誰好像真的有差,現在川普確診,雖然已經出院了,但還沒康復。死亡人數第二高的巴西,之前他們的總統波索納洛也確診。而且這兩個人就是典型不在乎疫情的領導人,才會導致國內疫情這麼嚴重。
拉丁美洲的狀況真的滿嚴重的,拉丁美洲的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8%,但現在卻佔了全球死於COVID-19的三分之一。但是過去幾週狀況有比較好轉,應該過了最嚴重的階段。跟歐美國家不同的是,拉丁美洲大部分的地區很難進行封鎖,因為半數以上的拉美人在非正規部門工作,往往沒有什麼積蓄,只能外出謀生。密集的城市和多代同堂的家庭也讓疾病更容易傳播。
所以看起來防疫還是有文化跟社會結構的差異,但有些基本到像是直覺的事,像是戴口罩,我就不懂有什麼好反對。尤其跟歐美國家比起來,拉丁美洲人已經懂得要好好防疫。有一個有趣的調查是,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顯示,到4月份,拉美大部分地區至少有70%的人表示外出時總是戴口罩,而美國和英國大部分地區的這一比例不到30%。
像希臘還有醫生上街戴口罩遊行,鼓勵大家戴口罩,但是在英國還有人因為戴口罩被別人霸凌。像是美國也是,也難怪主持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的Chris Wallace還得說,wear the damn facemask,照規定戴!口!罩!很難嗎!?
接著來看看歐洲,英國首相強生說冬天的疫情可能更嚴重,英國確診跟死亡人數都是最高。之前嘗試要放寬封鎖的國家疫情都飆升,英國,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等,都可能會逐步恢復封鎖,規定派對的人數等等,並實施更嚴格的防疫措施。我看這個歐美的派對文化要改變也很困難,如果是我就不會想要去可能感染病毒的活動。不過世界上有好幾百萬人是靠這個生活,很多人從派對中得到幸福感和釋放,鼓勵陌生人之間相互信任,進而促進社會凝聚力。因此現在也有很多新的方式,比如說停車場派對,或者是有人在線上放歌,隔空派對,的確也可以解決人類的孤獨感。
而死亡人數超過10萬高居全球第三的印度,確診病例數也突破640萬,也是世界上第二高,而且印度的死亡率和感染率不斷攀升,僅9月份感染的人就佔其病例的40%以上,是目前全球日病例數最多的國家,新病例幾乎是美國的兩倍,過去24小時內就增加75,829例。光是印度官方統計已經有超過10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更不要說沒有統計的。但聽說印度官員還是計劃取消更多限制,希望重振已經癱瘓的經濟。而且除了經濟之外,我自己看到這些國家在封鎖中,受到影響有很多是沒辦法去上學的兒童,那種影響才是好幾代的。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學校還在封鎖當中,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都去工作了,印度也不例外,而且這些小朋友從事的往往是非法且危險的工作。這也使得這些國家未來的社會流動性和競爭裡都會出現問題。
不過世界上還有少數零確診的國家,像大洋洲就是目前世界上少數的淨土,有12個大洋洲島國保持零確診,包括台灣的4個邦交國:帛琉、馬紹爾群島、諾魯、吐瓦魯。這些國家主要是因為可以比較容易封鎖邊界,而且從過去的歷史來看,只要病毒一入侵,出現的危機更大。
從今天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世界上每一個地區面對病毒肆虐,都得要重新檢視一下各自面對最大的挑戰是什麼,除了衛生健康專業之外,防疫的路上也要有社會學或是人類學家一起從文化和社會的面向找到最好的防疫措施,至於根據規定戴口罩,就不用我再重複了吧。如果你對我們的討論有什麼意見,請上網與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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