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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受限？

當香港的獨立性逐漸消失的時候，香港大學能否繼續保持研究自主獨立，就更受到大家的關注！

失去了獨立自由研究的學風，港大如何維持她的學術地位，更是令人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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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西方學者在這裡落腳，通過訪談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了解「紅色中國」。80年代後，這裡接待了不少大陸學者，越來越多香港本地學者也通過這個學術橋樑走近中國大陸。直到今天，這裡依然敞開大門歡迎各地學者，設法在中國信息審查越來越嚴格的時候保留一個相對獨立、自由的空間。

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一個被譽為「中國研究聖地」的地方。

然而，該中心目前面臨「重組」的命運，中文大學稱將其併入大學圖書館管理，是為了「提升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現有服務，將其收藏的資料更廣泛地提供予本地和國際學者使用。」

但一些學者擔心，這將導致該中心喪失其獨特魅力和優勢，對於研究中國的學者是一大損失。
成立於1963年的中心有系統地收集有關當代中國的資料，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地方公報、統計年鑒、期刊和官方出版物，包括大量有關1949到1976中國政治運動的資料和許多在大陸備受爭議的紀錄片等極有價值的收藏。

該中心首位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對重組消息感到傷心。他對BBC中文說，該中心在過去30多年裡，一直是香港中文大學「王冠上的一顆寶石」，而新舉措意味著該中心面臨「可悲的消亡命運」。

如何「重組」

在回應BBC中文查詢時，中大稱將「重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把現存館藏「作為一個命名館藏，整合至中大圖書館中」。中心將與圖書館和中大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併，並稱重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是因為受到外部壓力影響的傳言「全屬虛構」。

回復還說，大學將會通過數碼技術，將其館藏進行數碼化，並以專業技術保存原始及罕有歷史資料。相關工作將由圖書館和中國文化研究所支援。紀錄片放映和研討會也將由這兩個機構支援。

【當代的中國政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惡性重複】完整分析：http://bit.ly/2unREuw

「土改」和「鎮反」中，至少數百萬地主、富農或歷史反革命分子被林林種種的「群眾組織」虐殺。

這些貌似法制外的組織，在文革前作為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寫入「二十三條」。而這種先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的方式，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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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

守尾門

/壹週刊 坐看雲起時 2014-12-04/
佔中被指為「雨傘革命」，但佔中人士急了，怕鄰近地區的掌權者「標籤」，自稱「運動」。你自稱運動，他就真的相信這不是革命嗎？大陸的生活有一個名詞，叫做「定性」。彭德懷當年何嘗沒有口口聲聲說自己上萬言書，只是「提意見」，絕不是什麼「反黨」？你說你的，他給你定性，這就是中國政治。

運動也好，革命也好，其成在無領袖，敗也在於欠缺組織。像阿拉伯的茉莉花一樣，一大堆不滿現狀的年輕人聚在一起。中國人的民族性：一場運動即使有領袖，也會有分化，何況沒有領袖？其次就是人生經驗和智慧了。佔中有點像走進賭場玩廿一點。職業賭徒，幾個友好，懂得包起一張廿一點賭桌，目的是由頭門、二三四門，至最重要的尾門，都由自己人嚴控。職業賭徒集團，在廿一點賭桌上贏庄家，最重要是控制尾門不可以亂叫牌。尾門只有九點，如果你判斷前面的大牌出得夠多，尾門如果不是自己人，一定要牌，但一個團隊，尾門就要忍住，讓大牌都給庄家，而讓對方「爆煲」。

佔中三子是廿一點賭局裡的頭門；學聯、學民、泛民是二三四門；但最後衝擊立法會、打爛玻璃的激烈本土派是尾門。當尾門亂叫牌時，頭二門卻制止不住，庄家怎不會冷笑呢？

革命當然也不全靠領袖，群眾的激情有時將領袖隨波逐流。在社會科學之中，革命到後期也必然發生分裂。中共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絕佳的例子。蘇聯的第三國際，本來想牢牢控制住中共，為什麼呢？因為列寧建立革命政權時，首先想在匈牙利和德國發展共產黨，用武力在歐洲推翻政權，像蘇聯一樣建政。但匈牙利和德國，民族基因優秀，發展共產黨不成功，列寧於是轉向亞洲，在小農社會做實驗。

一九二一年，毛澤東冒出來了。但蘇聯共產國際看中的，是王明、博古、瞿秋白、周恩來這類城市共產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列寧死了，史達林上台，看法不變：他認為中國的小農人口，教育水準低，質素低劣，一定要靠城市的左翼知識分子才可以成功。

但是小農出身的毛澤東卻不信邪，毛澤東懂得忍耐。共產國際看到王明和周恩來，甚至讓王明出席莫斯科的蘇共大會，提拔王明進入共產國際的委員會。也就是說，史達林這個外國勢力，千挑萬選，將王明升為共產國際董事局中的一員，然後將董事派回中國，指定由王明領導中國的共產革命。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率眾歡迎，像當年的鍾士元和行政局迎接來香港訪問的安妮公主一樣必恭必敬。王明下飛機，毛澤東過去擁抱，說「喜從天降」，將王明騙得醉醺醺。

假意服從王明領導，但暗中奪權。這就是守頭門的共產國際史達林預料不到的後果。國民政府加強圍剿，王明、博古這類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不會打仗。周恩來則在上海做白區特務工作，只剩下毛澤東在江西「自把自為」。共產國際不熟悉中國農村地區的地勢。毛澤東和朱德佔據江西險要的山頭，下山向地主搶掠。這一招完全出乎史達林共產國際的意料之外。然後是「率眾長征」，除經古田和遵義，毛澤東一施詭計，二用絕對的暴力，逐步將軍事領導權抓到手。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和瞿秋白被奪了權，靠邊站，這時中國的「農民革命」有了一個史達林控制不了的當地首領。

毛澤東等到了延安，才展開強烈的整風，將王明一眾整肅得片甲不留。這時王明才驚覺，當年向他陪笑臉的毛澤東，要把他置諸死地。王明後來敗走莫斯科，在那裡加入華語廣播，天天大罵，到七十年代病死。

中國一九四九年之變，是列寧和史達林在十月革命之後在遙遠的莫斯科精心監製和導演的。但因蘇聯催生的中共，卻出了一個不按導演指示演戲的男主角。毛澤東做了中國的新秦始皇，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用暴君的方式執行，摧毀地主階級，殘害知識分子，此一情節發展，史達林完全料不到，也就埋下蘇中決裂的導火線。

鑑古而知今，讀歷史真的有用。我佩服英國人，管治香港時，將歷史科任由中國人編課程，搞得枯燥難明。英國是歷史學家的搖籃，英國人懂歷史的專家真多，但管治殖民地必須如此：讓殖民地的蟻民智商低幾等，直到永遠。

特區政府上台，一伙智商有問題的人當家作主，又豈會不自動波，繼續再閹割歷史科？今日的香港變成「特區」，管治的不行，想造反也欠缺火候。只懂得現在，是不夠的。而了解過去，才是手握通往光明未來的一條芝麻開門的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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