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大家來參加作天「在新聞工作中的人類學」講座，希望兩位講者精彩的分享都有讓大家收穫滿滿。
這邊分享詹博凱先生的筆記，幫助大家回顧一下昨天的活動，沒到場的朋友也能從中知道昨天的精彩。
再次感謝詹博凱先生的分享。
20181216
很久沒有參加演講活動，這次算是腦波弱就買了下去
出發前還有點懊惱，但說實在聽完也有種refresh的感覺
這次主講的兩位講者都相當有經驗與內涵。
第一位是Taipei Times專題組組長巴諾亞，歷史哲學背景出身，也已經在台灣待超過十年的時間，特別對於台灣原住民、廟宇以及傳統儀式的主題有興趣，也因此開啟他和主持人宋世祥先生(人類學家，百工的創辦人)的緣分，兩人在各式各樣的田野地，從觀落陰到廟會走闖。
巴諾亞覺得，人類學提供了一些工具來幫助記者工作，其一是文化相對論，而他的解釋則是每個人/文化都是不一樣的，也因此我們都必須對這些與自己不同的異文化展示尊重；其二，他認為人類學家的民族誌提供了觀察與訪問的能力。他舉了一些例子，包含他曾參與過的大甲鎮瀾宮繞境、蜂炮儀式、廟會文化、乩童除病和電子花車這些主題，來說明在這些經歷，他如何從Researching, interviewing, writing and editing 做出他所需要的報導，而這個過程的諸多元素正和人類學的田調不謀而合。
雲章老師則是將自己媒體經驗，與報導人建立關係、學習語言或生活文化，了解文化差異並與用對方能聽懂與接受的方式打入人群。而在新聞寫作，雲章老師說到她曾在台灣立報工作，當時的他們秉持的信念便是「誰得利？誰受害？誰支持？誰反對？」，唯有把這些過程都思考過與釐清，那篇報導才能更接近真實。
除了演講內容，令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有兩個問答討論的片段。
「#人類學往往把文化擺在人前面」
新聞與媒體有時效性，一個故事往往沒有辦法等一年兩年的深度觀察才產出，而相對的人類學家的民族誌重視的反而是時間所淬煉出來的真實樣貌。巴諾亞認為，這樣的認知差異其實可以用兩者的「受眾」不同來解釋。新聞報導是給所有人看，因此這個族群最在乎的，尤其在當代資訊爆炸且快速，內容是不是精煉有趣有具有內涵，成為閱聽者快速篩選的條件之一；相對而言，民族誌的撰寫具有強烈的學術色彩，它溝通的對象主要是其他的研究人員，自然撰寫方式就會需要學術共通的語言，沒有相關背景的大眾自然就不容易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類學家在完成自己的研究著作後，會再把內容整理成書冊出版讓大眾可以親近這些作品。「人類學往往把文化擺在人前面」巴諾亞用英文這樣說著，他認為學者強調文化、儀式與脈絡的成分，有時往往讓人類學看不到「人」，但報導的故事卻常常圍繞在報導人上，大家彷彿可以透過這個人經歷那些自己可能沒有機會經歷的生命，也因此有其價值。
「#他們能獲得什麼？」
有一位觀眾問到：「新聞報導有時強調時間性，那對於一些比較難進入的族群，講師有什麼樣的建議可以快速進入呢」。巴諾亞說，有時接觸報導人的方式，可以先找到一個他也熟悉我們也熟悉的共同朋友，也許後續便能藉著關係而建立關係。可是，這樣的靠關係，真的合適嗎？
每個想要進入田野的記者或研究者，他們或多或少都抱著一個「目的」，而作為被進入的族群，他們其實沒有必要接受，至於中間介紹的共同朋友，事實上也承擔了很大的壓力與責任。雲章老師分享到，當她開始建立起與移工和新住民的網絡與連結後，這幾年開始有很多人，不論是媒體或是學生想要做報告的，都會聯繫雲章老師希望可以獲得介紹，而這些有時不免造成困擾。華人文化有種習慣是「有關係就沒關係」，我們很擅長藉著朋友的介紹而連結其他人，但是不是每個族群都適用？又或者這樣的理所當然真的沒有問題嗎？曾聽過一些說法，研究者或服務隊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來到田野地/服務地，每一個都說想要了解或幫助他們，而他們也一次又一次給與信任與娓娓道來，可是，憑什麼？他們沒有理由要替這些人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消費？雲章老師說，她有時便會反問：「他們能獲得什麼？」若她沒辦法在這個時候去把關或是確認對方的來意，會不會這一次介紹就變成關係的結束？
我想起今年十月在台東參加的人類學與民族學年會裡的某個Session，一位位研究生分享著他們與田野的故事與研究結果，還記得當時台下問到：他們是在什麼時間點告訴報導者他們的「目的」？有些人擔心在一開始講清楚說明白會讓他們難以與對方建立關係，所以選擇熟悉了以後再慢慢地講出自己的目的；也有些人認為在一開始就明講，因為這樣才符合倫理，而若是被拒絕了，也好讓自己可以盡快重新找願意接納的田野地做研究。而在這個session裡另一件有趣的發現是，大家似乎都發現各自在田野地做研究，竟湊巧的都發展出「第二事業」，也就是他們都用了某些方式協助報導人，有些是連結了資源，有些是寫了新聞稿聯絡記者，有的是成為了固定的志工，也有的幫忙策劃了活動，他們的這些第二事業，與自己當初進入田野做研究的目的截然不同，但發生的時候卻那麼自然而然。想起來，「#第二事業」何嘗不是種研究者的「#儀式」？研究者永遠對當地來說是他者，而在被當地包容下做田野工作，這樣「第二事業」的付出或交換，某種程度上消彌了研究者的佔便宜。就如同雲章老師說道，曾一位學生想進入某個組織做田野，從一開始就表明了自己是來做研究，而組織也是抱持懷疑的態度，學生一做就是做了兩年的志工和勞動，藉以換得信任與研究的機會。我們功利一點來描述或許是「他們能獲得什麼」，但我認為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就會知道他們其實沒有必要接受。
新聞與人類學，各有各自的專業與訴求，但不得不說很多暢銷著作有著人類學的色彩，作者很恰巧的都有著記者的經歷。而其實不只是新聞媒體，各行各業都有各自可以擁有的人類學色彩，正如同今天早上醫病和諧推廣協會的表揚大會，在臨床長時間工作與觀察的這些人們，正是臨床裡的人類學家，而那些得獎作品便是這些人們把對不同群體的觀察轉譯與轉化。百工裡的人類學家，正是希望讓社會大眾知道其實人類學並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存在各行各業以及生活的每一個小細節，每個人都可以帶著人類學的Toolbox，更了解他人也更了解自己一些。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雲章老師講的故事還是那麼令人陶醉
#想到Ula之前寫在獨評的文章來當作延伸閱讀好了
【投書】為什麼不能跟國際志工們說：「走，我們這趟是去交朋友的」？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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