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王治澤
摘要
柏樺是第三代詩人的代表,盡致的平凡抒情使他獨具個人風格特色。在敘事詩歌上,不乏抒情作為連結,但其敘事特色依然顯而可見。其關於記憶、歷史以及現實的模擬,使得他的敘事詩歌呈現多重敘事的維度。本文將從這三部分,分別處理柏樺敘事詩歌「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之敘事元敘事素,論證其敘事詩歌的多重建構與意義。
關鍵詞:敘事元敘事素、第三代詩人、平凡抒情
壹、前言
《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收錄了第三代詩人的傑出代表,柏樺創作的抒情詩歌200餘首,時間從1981年至2019年,跨度四十年,分彆為 《夏天還很遠》\《麥子:紀念海子》\《禮物》\《生活,真好》\《年少是一種幸運》\《祖國或前世今生》\《江南來信》\《今夕是何夕》等八輯,是詩人編訂得最全面最滿意的一本抒情詩集。
柏樺寫於1981年的成名作〈表達〉,從出道便以抒情著稱。前行研究者們多著重於柏樺詩歌的抒情主題與身體美學的研究頗多,其期刊研究論文兩百餘篇,多有創見之研究者,不外乎黃粱、李商雨、李慶華等人。他們對柏樺詩歌語言、風格、意象多做闡釋與解析。就「抒情」而言,黃粱對其象徵個體化抒情特性,情境空間特徵與漢詩風格,論證了柏樺早期詩歌的特色與關懷。後者承續如是李慶華,在原先抒情層面,更深入論其柏樺詩歌終而的抒情歸宿。就「語言」而言,李商雨從柏樺對其詩歌的現代性審美切入,提出柏樺詩歌的元語言,更加確立柏樺詩歌的藝術自主性,以及柏樺對美孜孜不倦的追求。李商雨也對柏樺詩歌的身體性,立基於尼采的身體哲學和透視主義,論述其中呈現的快感、頹廢、逸樂的風格特色。
柏樺敘事詩歌比重雖不高且少,單就敘事詩歌的前行研究更是鮮見。其一方面重在敘事詩歌的作品並不多;二方面,大部分詩歌作品融於抒情中敘事,使得敘事效益來得沒抒情高。如果就《夏天還很遠》這本精選集,放諸在其四十年的時間跨度中,能見其殊異的多重性。柏樺在這類重在敘事的詩歌,對其處理方式,有著一定的敘事本根。美國敘事學家傑拉德·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概念。其元敘事有其敘事信號,即之於從柏樺敘事詩歌文本中清釐出其背後一如語境或意識等之敘事本根主題。
普林斯提出的元敘事有兩層可能性的界定。一層是「當一個話語的主題是敘事,我們就可以說該話語是元敘事。」這層是相對語言表面或話語表面的一種界定。另一層是相對嚴謹並且更意義的界定,因為它是複合式的,接近傅柯所言之「話語」(discourse)。把話語當成一個事件(event)而不僅是傳訊的媒介,同時更要認清意義符號在話語中的主宰地位。因而在面對柏樺敘事詩歌時,其相關的「語境」或「意識」得以含括進來,其敘事意義也得以延展。
筆者將瑞士語言學家斐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相關於構成語言的另一個主要單位:詞素(morpheme),借用過來形成論文的結構進行論述與辨證,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
貳、敘事三重要素
如果說閱讀顯然依賴於被閱讀的文本,那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它也依賴於閱讀該文本的閱讀者。「素」是構成語言與詞彙的最小單位,而其敘事元雖不是最小單位,但確是其鞏固敘事的元素(或作中心),這些幾重元素構築成柏樺敘事詩歌的特色。故而,柏樺敘事詩歌中的敘事元筆者將其大致歸結為三類:記憶素、從史素與模擬素。「三素」構築了柏樺敘事詩歌的面貌,而其三素的含括指涉意涵則顧名思義。
一、記憶素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高山與流水〉\〈風在說〉即為敘事元記憶素。這類記憶素相關記憶。
〈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1984)帶出記憶等於幸福的意味,詩中的受話人「我們」,其人應是友人。
1983年,西南農業大學任教前夕與張棗在四川外語學院見面半小時。讀到張棗的幾首詩,但不肯相信竟然有一個人與我寫的一樣好。匆匆離去,知道半年後,我在寂寞中試探著把他作為一個對話者向他發出了召喚。
這時的柏樺雖才不到三十歲,但足見他對過往的懷念與感慨時間的流逝,這無疑是為何柏樺詩歌重於抒情的原因之一吧。
〈高山與流水〉(2010)柏樺1975年作為知青下鄉到巴縣白市驛區龍鳳公社(現龍鳳鄉)公正大隊(現村)務農。這段知青歲月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令他縈繞又難忘,真是美呀!「唯一的欠缺就是日出而作後的寂寞」(每日晚間知青點組織政治學習),從此對這類學習感到恐懼,神經也極度脆弱。他說交談需要天賦,他也的確有這樣一個不畏風雨地與他往來50公里奔波的好友張棗,他們寫詩、談詩、改詩。「現在他已到退休的年齡了(還剩最後一週)」\「而我終於抵達!我終於走過了人生多少艱難……」作者所帶出的感慨一如題記:「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過去的光陰單剩下回過頭「昏昏燈火話平生」,供人留念。
〈風在說〉(2011)講了三個故事:老師的死、父親的死、友人之死。全詩分成三部分,分別代表了「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以各種味道構建記憶的階梯,「你越逼近死亡,越愛聞香」\「臘豬頭在灶膛已煨了一晝夜」\「他獨有的尿味、皮膚味、香水味」。一切都像風一樣從青(少)年時代,穿行到中(青)年時代,再穿行到老年時代,柏樺敘事的多愁善感盡致體現。
敘事元的記憶素敘事詩歌除了明顯的取用記憶外,其「外在物件」作織網構結形成他的記憶素的敘事風格。〈唯有舊日子帶給我們幸福〉「掛鐘\椅子\信封\書籍\日曆\樹幹」;〈高山與流水〉「斯巴達克斯\電影台詞\炊煙」;〈風在說〉「學校\剪刀\臘豬頭\睡衣\醫院」等的外在物件,帶給閱讀者極強的畫面感,而於柏樺這些物件就像鉤子串聯勾勒出帶著溫度的記憶圖騰。
二、從史素
〈路易十六之死〉\〈查理一世之死〉\〈嘉靖皇帝的的一生〉這類即為從史素,相關著冰冷的歷史。
〈路易十六之死〉(2011.9.19)一個尋找與自己命運相同的人,無非就是英國的查理一世。根據史實「我從來沒有起過與人民為敵的念頭」登上斷頭台時「滔滔說道:我是無罪的而死的,我寬恕我的仇人;你們,不幸的百姓們……」然後「十點十分,他三十九歲的生命結束了」「一個最善良又最軟弱的國王,經過了十六年半一心謀求幸福的統治之後,被他的祖國斬首」。
而於〈查理一世之死〉(2011.9.20)一個從容上斷頭台的國王。「我的頭髮礙事嗎?」「劊子手鞠躬道:請陛下把頭髮塞在小帽裡。」「無論陛下幾時給我信號,隨陛下尊意,我願意等著。」「不到一分鐘,國王伸出兩手,劊子手一斧下去就將國王的頭砍掉。」注意尾端創作日期,可以發現,寫了〈路易十六之死〉隔天才寫了〈查理一世之死〉,要尋找命運相同的人的路易十六微妙地,與查理一世聯繫在一起。而查理一世又是歐洲第一個被送上斷頭台的國王。柏樺透過國王與侍衛或劊子手的來往對話,伸延了敘事素的空間。
兩國王之間,存在的同質點在於,一方面歸咎於女人,即他們的妻子。路易十六偏愛他的妻子成了法國國王中的一個另類,不耽於美色,唯一沒有情婦的國王。也不喜歡治理國政,愛好鑽研機械原理。當時路易十六夾在強勢的貴族勢力和洶湧的人民勢力當中,加上在國內幾乎沒有什麼建樹和能力。在政治立場方面,他或許是同情平民境遇的。原因在於路易十六想通過削弱貴族,來加強皇權,所以他更有可能跟平民聯合,而不是跟貴族狼狽為奸。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奧古斯特-瑪麗·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說,如果路易十六當時堅決抵制改革,當一個暴君的話,他起碼能保住皇位,至少不會被送上斷頭台。
相比於英國的查理一世,自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後,英國成為了一個信奉新教的國家。可是查理一世卻娶了個信奉天主教的王后——亨利埃塔·瑪麗亞(法國國王路易十三的妹妹)。後來在王后的影響下,查理一世逐漸變得開始偏向於天主教,這就讓信奉新教的英國人感到非常惱火,畢竟新教才是英國的國教,查理一世還是其最高領導者。後來他長達十一年的暴政,在經過多年激烈角逐後,最終國會派打敗了保皇派,查理一世也因此成了階下囚。
二方面,兩位國王的歷史風評好壞不一,但大部分仍歸結於好的方面。就其柏樺的處理:一個是為國而死的善良又最軟弱的路易十六;一個是原有結實身軀,長命希望的查理一世。這兩位也許有著必死的必然性,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也沒有落下作為國王的尊嚴。若說是為他們翻案,難免落入偏執的窠臼,倒是他們的生命,都為各自的國家開啟了新的篇章。
〈嘉靖皇帝的一生〉(2012)如同前兩位國王處理死亡。從一開始的不死藥到各種追求永生的學問,最後卻略帶追悔莫及地發出「我想回去、去、回去!回到我的出生地。」他感到恐懼,這恐懼是十七歲時就已釀造好的。
柏樺取用真實歷史的線性發展年表作各種敘事填補,讓兩位在現今只活在冰冷歷史長河裡的國王,經過對話或設計,兩位國王猶如活生生地展現在閱讀者眼前,在他們生命的最後,也留下了為人的那種溫度。而對於嘉靖皇帝似有似無地彌補了他十七歲的缺憾,即使「人們看到我哭了又笑了,人們也注定看到我的死」也罷。
三、模擬素
〈七天日記〉\〈臨行前的一生〉\〈五十年後〉為第三類敘事素:模擬素。「模擬」具有「模」與「擬」,是一個相互對立的對象。「擬」是對「模」進行仿擬刻畫,再生出模的「擬像」,故而存有虛實辯證的意味。
不同於前兩者敘事素,模擬素筆者認為更接近於小說敘事情境,雖然前兩者也都能如此,但不同之處也許就偏重取向而言,一個記憶、一個從史。模擬素更像是兩者的結合體,形成多元且龐雜的敘事素,並帶有一種超現實的敘事,這也是我為何將其定義為模擬素的因由。
〈七天日記〉(2014)以七件小事「那退了休的男教授忙兩件事」\「女人並非只為自己哭泣」\「體會了五十歲的反烏托邦」\「一個男人要是沒有肚子,那就是殘廢」\「照片上的你並非現實中的你」\「那年輕的岳父走路像少女」\「那裡浸信會的人層出不窮」透過對現實或現象仿擬出其「模」物,來對其現實或現象作出他的看法。
〈五十年後〉(2016)在按語上,就提示了「不是此地,不是此時:他們殺的是時間,一個未來的窮苦貧民。」而為何要殺時間?
一天,五十年後的一個晚間
在本市一家小超市收銀台邊,
你發現一個紅臉白鬍子矮男人
你一下町住了他,看了很久……
在回家的路上,你哭出聲來:
「中學時他身上有股橙子味。」
主角仿佛穿越到了五十年後的世界,從「紅臉白鬍子矮男人」嗅到了「他身上有股橙子味」。從十五歲畢業分手時,到五十年後的晚間,這中間只是一線之隔,哭聲飽滿了期間的無盡意味。
〈臨行前的一生〉(2016)「那對母女臨行前兩個半小時還在吵架……」柏樺道出「三千年後,你們乃屬於同一考古層。」這樣的不爭事實。「老年人談論死亡不是恐懼而是迷信。」柏樺對現實拋以冷絕的眼光或視角呼籲現世,就像別以為「屁股是充滿拯救的彌賽亞」似地。
柏樺的敘事詩歌,立基於其上三個敘事素:記憶素\從史素\模擬素。各有其獨立的指意系統,即敘事學所談的「敘事要點」(the point of narrative)。此三種敘事素因其敘事要點也帶來了不同的敘事效益。敘事元記憶素,柏樺身體性的自主是很強烈的,畢竟攸關他的經驗,多在處理箇中情感,偏於抒情。敘事元從史素,重描歷史先人,將其活化賦予溫度,彌補缺憾,有著一定的歷史意義。敘事元模擬素:則映照世事現實更深,就像我前面談及的,前兩者的結合形構了第三者的存在,對現實與現象的仿擬,訴諸柏樺的價值關懷取向。
叁、結語
如是柏樺這一批五〇年代出生的詩人,他們歷經文革與商品化的過渡,而毛時代氛圍是他們共同的經驗。朦朧詩派的出現應了文革(1966-1976)後,政治道德秩序、價值觀念混亂且頹荒情緒漫瀰時候,但那個時代卻養育了柏樺,柏樺後來也才深切感受到「什麼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
柏樺被劃分在第三代詩人群,也就是朦朧詩之後的先鋒派,單從柏樺敘事詩歌的文字與辭藻,多少見得漸沒有毛時當下那種含蓄的象徵主義主義特徵。他的成名作〈表達〉還是看得到一些影子,如含蓄的意象。承如李商雨言:「柏樺對象徵主義的偏離更體現在他對詩歌中書寫平凡的看中。平凡是他對詩歌最重要和最具標示性的特徵之一」。確實,無論是抒情詩歌還是敘事詩歌,柏樺更趨向表達他對現實予以的真實的訴諸,從以上的論述例子可而得之。因此對於柏樺敘事詩歌的多重敘事元研究,得以建構出他的敘事詩歌架構與取向,即三種敘事素取向。
肆、主要參考資料
一、柏樺著作
柏樺,《夏天還很遠:柏樺抒情詩集1981—2019》,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20。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美】查爾斯·E·布萊斯勒(Charles E.Bressler)著,《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第五版)》(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5th Edition),趙勇、李莎、常培傑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4。
【美】傑拉德·普林斯著,(Gerald Prince)《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3。
羅振亞,《朦朧詩後先鋒詩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二)期刊論文
李慶華,〈回憶、意象與抒情的三重變奏——柏樺詩歌個人化寫作初探〉,《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集刊》,2012年00期。頁209。
李商雨,〈精緻的詩、「輕」之美與審美現代性的追求——柏樺詩歌的詩學、社會學討論〉,《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9年01期。頁205。
李商雨,〈快感·頹廢·逸樂——柏樺詩歌的身體美學初探〉,《安慶師範學院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2月第35卷第1期。頁61。
柏樺〈柏樺自選文學年譜〉,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05年第1期。頁229-233。
黃粱,〈大塊抒情,坦蕩吟詩——漫步在柏樺詩歌的溫潤境界裡〉,《青年作家》2007年02期。頁309-315。
(二)網路資料
智慧士官,〈法國歷史唯一被處死的國王路易十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2018.4.3)《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pnn5m5e.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夜讀史書,〈查理一世為什麼被送上斷頭台?選錯另一半導致的悲劇〉(2019.12.5)《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nkzj2n.html。2020年12月20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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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游佳真
圖片來源:游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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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小提琴家否認社群媒體言論「辱華」,提起訴訟
曾是上海四重奏小提琴手的蔣逸文在最近提起的訴訟中表示,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言論被誤解後,他被不公正地強迫離開了該團體。
曾是上海四重奏小提琴手的蔣逸文在最近提起的訴訟中表示,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言論被誤解後,他被不公正地強迫離開了該團體。
直到最近還被宣傳為上海四重奏——這一根植於中國的國際知名室內樂團——成員的小提琴家蔣逸文說,他在發那個豬表情的時候並沒有多想。
幾個月前,他在社群媒體上回覆了一條關於中美關係的帖子,他輸入了一張微笑豬臉的圖片——「可愛的那個,」他說——然後繼續他的一天。但他的回覆很快引發了強烈抗議,批評者說他在嘲諷中國人是豬,因此他被稱為恨國黨。
蔣逸文說,幾天之內,他就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名譽。
如今,已經拿到美國國籍20多年的蔣逸文向紐澤西高等法院提起了訴訟,聲稱他在社群媒體上隨意發表的言論,被那些反對他長期批評中國政府的人故意歪曲。
他不僅起訴了四重奏的前隊友,稱他們在他被圍攻後選擇拋棄他是有失公允的;還起訴了紐澤西的一所大學,他生活在那裡,失去了該校駐校藝術家的職位。
根據蔣逸文的訴訟和採訪內容,爭議始於3月7日他在中國社群媒體應用微信上回覆一位友人的評論,後者發布了一個有關美中關係的影片鏈接。當他的朋友說這個影片很值得一看時,蔣逸文用中文做出回覆,意在指出在中國牆——即其科技防火牆——內的人看不了。
只不過,他沒有寫「人」這個字。他用了一個豬的表情符號寫道,「據說牆內的[豬表情]們看不了。」
在接受電話採訪時他說,他想強調的是當一個專制政府控制信息流動時,中國公民受困的嚴重程度。
他說,在關係緊密的古典音樂圈子裡,他被公認為直言不諱的中共批評者,他在訴訟中辯稱,這也是那個表情符號會引發騷動的原因。
他的發言截圖在中國被廣泛傳播。在本地媒體和中國社交網路上,蔣逸文被指控為種族主義——根據中國媒體的說法,該表情符號等同於稱呼中國人是豬。「在中國政府和人民為抗擊Covid-19疫情做出巨大努力的時候,蔣逸文發表了排外和種族主意言論,稱中國人民是豬,」《中國日報》的一篇報導稱。
幾天之內,位於中國的天津茱莉亞學院——該紐約表演藝術學院的第一個海外分支——宣布,將解除其今年秋天開始的教職。四重奏的其他成員均保留原職。蔣逸文稱他告訴自己的四重奏同事,考慮到爭議,他對離開天津的職位沒有異議。但據他的訴訟稱,上海四重奏隨後在其網站上宣布已經接受他的辭呈。
蔣逸文說他從來沒有辭職。他的訴訟指控其他成員與中共共同策划了「這場誹謗並破壞他個人和職業聲譽的惡意活動」,儘管沒有詳細說明這一說法的依據。
四重奏否認與中共有任何合作,並稱蔣逸文在公開道歉後離開了該團體。「蔣逸文最近侮辱性的言辭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四重奏的成員在聲明中寫道。「我們嚴厲譴責他的不負責任的言行並向公眾誠懇道歉。上海四重奏已經要求他離開,他的辭呈已經生效。」
「這場訴訟毫無道理,而且不切實際,」該團體在另一份聲明中說道。「我們是音樂家。與觀眾一起享受深刻的音樂體驗是我們的重點所在。」
蔣逸文的訴訟要求四重奏賠償經濟損失,其中包括他應得的那份聯邦經濟刺激款項。該訴訟還指控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非法終止演出。自2002年以來,四重奏成員一直是該校的駐校藝術家。蔣逸文說,由於此事的影響,該校已撤銷了他的職務和福利。
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發言人說,該校為上海四重奏提供的常駐藝術家角色是由樂隊成員資格決定的,在得知蔣逸文不再是四重奏成員後,校方為他提供了一份兼職講師的工作。蔣逸文說,這與他之前在該校擔任的職位相比有所下降,包括醫療保險和其他福利。
該四重奏樂隊於1983年由李維剛(小提琴)和李宏剛(中提琴)兄弟創立。蔣逸文於1994年加入,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薩瓦拉斯(Nicholas Tzavaras)於2000年加入。他們發行了幾十張專輯;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蔣逸文以弦樂改編的中國民間音樂《中國風》(ChinaSong)。
蔣逸文的律師肯尼斯·菲茨傑拉德(Kenneth Fitzgerald)說,他認為他的當事人的遭遇符合中國政府的其他向藝術家和其他人施壓的行動手法,旨在讓他們避免發表可能被視為批評的言論。他提到了休士頓火箭隊(Houston Rockets)總經理達里爾·莫雷(Daryl Morey),後者發送了一條支持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推文,在NBA贊助商和中國官員中引起強烈反對,隨後他收回了推文。菲茨傑拉德說,這個信息很明確:「如果你選擇在中國做生意,你最好不要批評中國政府,即使你是身為美國公民在美國這麼做。」
管理媒體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蔣逸文的訴訟中提到中宣部是一個參與傳播有關他的虛假信息的機構。駐紐約總領事黃屏3月初曾與李氏兄弟在卡內基音樂廳的上海四重奏音樂會上合影,他在聲明中說,他的辦公室「一貫支持文化交流活動,鼓勵中國藝術團體通過文化演出促進兩國人民的友誼。我們不參與文化團體的任何內部事務」。
蔣逸文在接受採訪時說,同為美國公民,他與李氏兄弟在對待中國政府的立場上的衝突越來越大,他認為他們支持中國政府。李氏兄弟否認他們之間有衝突,並表示他們的「關係一直很親密,是音樂上的同事。」
「我們為上海四重奏的雙重文化傳統和遺產感到非常自豪,」該樂團在聲明中還說。「文化的橋樑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們音樂創作中不可或缺的。」
蔣逸文說,在他的微信評論被公開後,他開始收到威脅信息。「有人製作了一段TikTok影片,在其中燒毀了我的音樂會照片,」他說。他說,還有些人更加暴力。「我很害怕,」他說,這是他的信息在3月份瘋狂傳播以來第一次接受採訪。
他說,在朋友和家人的敦促下,他很快在中國新聞媒體上道歉,擔心84歲的父親會受到影響。他的父親是北京的一名音樂教師。
但在保持低調幾個月後,蔣逸文說,他決定站出來,用自己敘事和訴訟努力糾正這段記錄,挽救他的事業。
「我只想要我的生計恢復原狀,」他說。「我想我仍然可以為音樂界做出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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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別了,武器》海明威最後的訪談
今天是美國傳奇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7.21 — 1961.7.2)的忌辰。
海明威憑一己之力,影響了幾乎所有國家的文學。他把自己極簡的寫作風格比作「海上飄浮的冰山」:用文字寫下的東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這使小說的內蘊更豐富、更耐讀。他筆下的人物們在逆境中硬朗的風度,給無數讀者源源不斷的信念與勇氣。
今天,我們分享一篇海明威的訪談錄,以此紀念。
▲電影《午夜巴黎》中的青年海明威
採訪者:你不在打字機邊上時,是否能做到完全不去想手頭的工作?
海明威:當然可以。但這需要自制力才能做到,而這種自制力是後天得來的,並不是天生的。
採訪者:當你讀到前一天結束的地方時,你會對那部分進行修改嗎?還是說全部完成之後才會?
海明威:我每天都會修改寫完的部分。全部完成之後,肯定要再過一遍。在別人把稿子打出來後,我還能多一次機會對著乾乾淨淨的打印稿修正改寫。最後是看校樣。能有這麼多不同的機會,我很感恩。
採訪者:你會做多大程度的改動?
海明威:這要看情況。《永別了,武器》的結尾我重寫了三十九遍才終於滿意。
採訪者:是否存在某些技術問題?是什麼難住了你?
海明威:把詞用對。
採訪者:是不是重讀能讓你的「文思」更加「泉湧」?
海明威:重讀讓你不得不繼續寫下去,因為你知道你還沒有到達最好的地方。文思總會有的。
採訪者:那麼你是否還是會在某些時候毫無靈感?
海明威:那必然。但只要是停在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的地方,總能繼續寫下去。只要能落筆,就沒問題。文思自然會來的。
採訪者:桑頓·懷爾德提起過某些助憶手段,能讓作家精神抖擻地整天工作。他說你有一次告訴過他,你削了二十支鉛筆。
海明威:我壓根就沒同時擁有過二十支鉛筆。用掉七支二號鉛筆就意味著這一天成果相當不錯了。
採訪者:在你心目中,哪些地方對你的寫作有幫助?兩世界旅館肯定算一個,你在那兒完成了那麼多著作。還是說周遭環境對你的作品幾乎沒什麼影響?
海明威:哈瓦那的兩世界旅館的確是個非常好的寫作地。莊園也很不錯,或者說曾經很不錯。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寫得很好。我是說,在不同的處境下,我都能視情況盡可能做到最好。電話和訪客是最影響寫作的。
採訪者:想寫得好的話,情緒穩定是否必要?你曾經跟我提過一次,你只有在戀愛中才能寫得好。你能再詳細地解釋一下這個論點嗎?
海明威:好一個問題。不過你問出來了,給你滿分。在任何沒有他人干涉或是打擾的時候,人都能好好寫作。或者說只要夠狠心,就一定能做到。但戀愛中的人肯定寫得最好。如果答不答對你來說都一樣的話,這個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海明威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利
採訪者:那經濟保障呢?會不利於寫出好的作品嗎?
海明威:如果錢來得很早,而你愛寫作又愛享受生活,就會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來拒絕這些誘惑。一旦寫作成了你最大的惡習,同時也帶來最多的愉悅,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保障幫助會很大,因為它免去了你的種種擔憂。擔憂能夠毀滅寫作的能力。健康狀況的糟糕程度和擔憂的多少成正比,而擔憂會攻擊你的潛意識,破壞你的儲備。
採訪者:你能回憶起決定要成為作家的具體時刻嗎?
海明威:不能,我一直都想成為一名作家。
採訪者:菲利普·楊在他評論你的書中提出,1918年你所遭受的嚴重迫擊炮傷帶來的創傷性休克,對你的作家生涯影響極大。我記得你在馬德里的時候簡單談及過他的論著,並不以為然,還說你認為藝術家的才能並非後天獲取的,而是依據孟德爾法則先天遺傳的。
海明威:顯然那年在馬德里,我的腦子不太清醒。唯一說對的話可能是我只是非常簡短地評論了楊先生的著作,以及他的文學創傷理論。大概是那年我經歷的兩次腦震蕩和一次顱骨骨折導致我說話不怎麼負責任。我的確記得告訴過你,我相信想象力可能來自遺傳的種族經歷。如果光把這話當作腦震蕩後的趣談,好像沒什麼問題,不過它也不怎麼靠譜。所以在下一次能讓我清醒的創傷到來之前,這話題我們就說到這兒吧。你同意嗎?不過還是要謝謝你沒提及任何我可能牽扯到的親戚名字。聊天的樂趣在於探索,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及所有不負責任的話,都不應該寫出來。一旦寫出來,你就必須為它負責任。有時可能只是說出來看看自己是否相信而已。關於你問的問題,創傷的影響區別很大。簡單小傷,骨頭都沒斷一根的那種,不值一提。它們有些時候還能帶來信心。嚴重傷到骨頭和神經的那種創傷對作家來說就很不好了,對其他人也一樣。
採訪者:你認為對想要成為作家的人來說,什麼是最好的智力訓練?
海明威:這麼說吧,他應該出去上吊自殺,因為他會發現想寫得好比登天還難。然後上吊的繩子會被不留情面地砍斷,他的後半生都會受自己所迫,努力寫到他所能做到的最好。至少他還能從上吊的故事著手。
採訪者:那你對那些進入學術界的人有什麼看法?你認為這麼多擔任教職的作家是否都以他們的文學生涯做出了妥協?
海明威:這取決於你對妥協的定義吧。是被拋棄的女性這個語境嗎?還是政治家的讓步?或者說是你和你的雜貨商或裁縫達成一致,你會多付點錢,但會晚幾天付?既能寫作又能教書的作家就應該兩樣都能做到。我做不到,我知道,我也佩服那些能做到的人。不過我認為,學術生活可能會終結外部的經歷,從而限制人對世界瞭解的增長。但瞭解越多,作家責任越大,寫作難度就越高。試圖寫出什麼有恆久價值的東西是一項全職工作,實際寫作每天可能只有幾個小時。作家可以與井類比。有多少種井,就有多少種作家。重要的是井里要有好水,最好能規律地抽出定量的水,而不是把井抽乾,然後等它再被注滿。我知道我跑題了,但這個問題本身不怎麼有趣。採訪者 你會建議年輕作家從事新聞工作嗎?你在《堪城星報》接受的訓練多大程度上對你有幫助?
海明威:在《星報》,你必須學會寫簡單陳述句。這對任何人都會有幫助。新聞工作不會加害於年輕作家,只要他能及時脫身,就會對他有好處。這是最老套的陳詞濫調了,我為此道歉。但你如果一直問同一個人老套無聊的問題的話,你只能得到老套無聊的回答。
▲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
採訪者:你曾在《跨大西洋評論》中寫道,做新聞唯一的理由是因為收入高。你說:「當你把有價值的東西寫出來時,就是摧毀了它,你至少想為之多收點錢。」你認為寫作是某種自我毀滅嗎?
海明威:我根本不記得寫過這種東西。但它聽起來愚蠢又簡單粗暴,像是我為了避免冥思苦想而說出來的機靈話。我當然不認為寫作是一種自我毀滅,雖然做新聞在達到某種程度後,可能對於嚴肅的創作者來說是一種日常的自我毀滅。
採訪者:你認為與其他作家一起進行智力激蕩對作家來說有價值嗎?
海明威:當然有。
採訪者:1920年前後在巴黎,你和其他作家還有藝術家一起有「團體感」嗎?
海明威:沒有。沒有什麼團體感。我們尊重彼此。我尊重很多畫家,一些和我同齡,一些年紀大一點——格里斯、畢加索、布拉克、莫奈(當時他還在世)——還有幾位作家:喬伊斯、埃茲拉,還有斯泰因寫得好的那些……
採訪者:寫作時,你會不會受到當時在閱讀的東西的影響?
海明威:喬伊斯開始寫作《尤利西斯》之後就沒有了。他的影響不算直接。但在我們熟知的詞成為某種阻礙、必須為一個單詞較勁的那段時間里,他的作品產生的影響改變了一切,讓我們能夠擺脫這些桎梏。
採訪者:你能從作家身上學到關於寫作的東西嗎?你昨天告訴我,譬如喬伊斯就沒法談論寫作。
海明威:和你的同行在一起時,你們往往會談論其他作家的作品。作家水平越高,就越少談論自己寫的東西。喬伊斯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作家,他只會對傻子解釋自己在做什麼。他所尊敬的其他作家應當通過閱讀他的作品來瞭解他在做什麼。
採訪者:你近年來似乎有意避免與其他作家接觸。為什麼?
海明威:這問題更複雜些。你寫作越深入,自己就越孤獨。你的許多好朋友和老朋友都去世了,其他人搬了家。你極少見到他們,但會通信,和他們保持聯繫,就好像過去一起泡咖啡館時那樣。你們給彼此寫滑稽的、充滿滑稽的壞話的、不負責任的信,這幾乎和面對面聊天一樣令人愉快。但你也更孤獨,因為你必須通過這種方式創作,創作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如果浪費的話就感覺是在造孽,無法救贖。
採訪者:你怎麼看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你的同輩人——對你作品的影響?格特魯德·斯泰因對它們有沒有貢獻?埃茲拉·龐德呢?或者說馬克斯韋爾·珀金斯?
海明威:抱歉,但我的確不擅長這樣的屍檢。有懂文學的和不懂文學的驗屍官專門來處理這些事。有關她對我的影響,斯泰因小姐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寫,其中有相當多不準確的地方。她從一本叫《太陽照常升起》的書中學習了怎麼寫對話之後,覺得這是非做不可的。我挺喜歡她的,覺得她學會怎麼寫對話真是件好事。對我來說,從所有能夠學到的人身上學習東西,無論他們是在世還是已經去世,都不是什麼新鮮事,我不知道這會如此強烈地影響到格特魯德。她在其他方面寫得都不錯。埃茲拉對於他所真正瞭解的東西悟性非常高。這種對話不會讓你覺得無聊嗎?這類私下的文學八卦,就像洗著三十五年前的臟衣服一樣讓我覺得惡心。如果有人試圖把所有實話都說出來,情形就不一樣了。這種對話就會有點價值了。在這裡,更簡單也更恰當的辦法是對格特魯德表達感謝,我從她那裡學到了許多有關詞語間抽象關係的知識——看我多喜愛她;我重申我對埃茲拉作為偉大的詩人和忠誠的朋友的認同;然後我非常在意馬克斯韋爾·珀金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接受他已經去世的事實。他從未讓我改過任何我寫的文字,除了剔除一些當時還沒法發表的詞。那些詞留了白,任何認識那些詞的人都會知道是什麼。對我來說,他不是一位編輯。他是一位聰慧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同伴。我喜歡他戴帽子的方式,還有他嘴唇動彈的怪樣子。
▲歐內斯特·海明威
採訪者:你認為你的文學先輩——你從他們身上學到最多的那些人——有哪些?
海明威:馬克·吐溫、福樓拜、司湯達、巴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安德魯·馬維爾、約翰·鄧恩、莫泊桑、好人吉卜林、梭羅、馬里亞特船長、莎士比亞、莫扎特、克韋多、但丁、維吉爾、丁托列托、希羅尼穆斯·博斯、勃魯蓋爾、帕蒂尼爾、戈雅、喬托、塞尚、凡·高、高更、聖胡安·德·拉·克魯茲、貢戈拉——要把所有人列完得花一天。然後這聽起來就會像是我在炫耀自己並不擁有的博學多識,而不是努力試圖記起所有影響過我的生活和作品的人。這不是一個老套無聊的問題。這問題很好,但很嚴肅,需要檢驗自己的良心。我說到了畫家,或者說是剛提到了其中幾位,因為我從畫家身上學到如何寫作的方法和我從作家身上學到的一樣多。你問我這是怎麼做到的?那又要解釋一整天。我認為一個作家還可以向作曲家學習,學習和聲和復調的效果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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