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6萬的網紅巴打台,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12月15日(100蚊獅子頭) https://youtu.be/piZMZg5HKAc 請各網友支持巴打台 巴打台購物網址 https://badatoy.com/shop/ 巴打台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badatoyhk/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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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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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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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銘就「五‧一限聚令案」自辯之結案陳詞】
全文連結📄:https://bit.ly/36BBDln
案件編號:ESFS 7 / 2020
一、本人被控一項「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香港法例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以下簡稱《規例》)第6(1)(a)及6(2)條。
二、根據《規例》第6(1)(a)及6(2)條:
(1)如有受禁羣組聚集進行,每名以下人士均屬犯罪 ——
(a)參與該聚集的人……
(2)任何人犯第(1)款所訂罪行,一經定罪,可處第4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
三、首先,我必須清楚說明立場,我並不是挑戰《規例》的合憲性,而是挑戰控方對於《規例》的詮釋。我認為,《規例》本來就沒有「共同目的」立法意涵,否則一早明文規定,在《基本法》賦予我們的示威權利下,這種詮釋及執法行動都是違憲的。
四、另外,我接納及支持黃宇逸大律師及詹鋌鏘大律師就法律觀點的陳詞。
五、簡而言之,本案爭議在於:
一. 相距1.5米或以上社交距離的不同群組若有共同示威對象和訴求(共同目的),是否同樣屬於「受禁群組聚集」?
二. 如是,該等限制是否不合比例限制《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所賦予的示威權利?
三. 行使公民權利是否合理辯解可予免除刑責?
六、根據《基本法》第27及39條:
第二十七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6及17條: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比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
七、以上條文均清楚說明公民擁有發表自由和示威集會等權利,而我亦當然同意該等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同樣,限制權利及自由的權力更加不是絕對,甚至法庭應該寬鬆詮釋憲法保障港人的自由權利,終審法院曾在吳恭劭案(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中明言:
「41. 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法院對其憲法性的保障必須採納寬鬆的解釋。這種自由包括發表大多數人認為令人反感或討厭的思想,及批評政府機關和官員行為的自由。
42. ……特別是須要充分理據支持的究竟是一個廣泛的限制,還是一個有限度的限制。限制的範圍越廣,便越難提出充分理據支持。
46. ……在考慮一個限制的範圍時,對發表自由的權利所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須取其狹義解釋,這是早已確立的法律原則……」(粗體為本人所加)
八、而楊美雲案(Yeung May Wan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137)中,終審法院在首段亦開宗明義:
「示威自由是一項憲法權利,與言論自由緊密相連。這些自由當然涉及表達可能被視為令人不快或甚至冒犯他人的意見的自由,或表達可能被視為對當權者作出批評的意見的自由。這些自由是香港的制度的核心,而根據已確立的原則,法庭應對憲法就這些自由所作的保證作出寬鬆的詮譯,使香港市民能盡享這些自由。」(粗體為本人所加)
在判辭第43段亦提到:
「法律試圖根據合理性的規定,在各名公路使用者的可能互有衝突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某種造成阻礙的個別情況是否超出合理的範圍,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並須視乎所有情況而定,包括該阻礙的範圍和持續時間、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作出有關行為的目的……」(粗體為本人所加)
換言之,如果因為公共衛生理由對自由施加限制,控方必須證明其必要性,以及該限制必須符合比例(相稱性),力求取得平衡。
九、控方率先提及的梁志洪案(控方典據3),我認為對本案而言並無任何參考價值。首先,梁志洪本人並無律師代表,只是在非宗教式誓詞中提及《規例》與《基本法》廿七條及廿八條相抵觸,一如周家明法官所言,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理據以支持他的主張」。縱使周家明法官在其後指透過「相稱性分析」認為《規例》合憲,但正如我早前所言,我並非挑戰《規例》的合憲性,只是挑戰律政司一方對《規例》的詮釋。
十、我必須再次申明,依我理解,律政司一方的立場是,我等即使8人分為兩組,每4人一組,又即使相距1.5米或以上,都因為有「共同目的」而被警方視為同一群組,並因超過受禁群組所限而被檢控。當我們閱讀控方結案陳詞當中提及「有關限制」的時候,應該以這個執法標準來理解,而非《限聚令》本身,所以當我們說要運用「相稱性」驗證標準時,要時刻記住現在律政司及警方所提出無間距、無定向「共同目的」的嚴苛限制(或執法標準),是否追求合法目的,是否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是否沒有超越達到合法目的所需,或者是否屬於控方所主張的驗證標準—「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十一、當我們以「相稱性」驗證的時候,正如控方所言,都應先考慮《限聚令》的背景及原因。控方在其結案陳詞中所引用人權事務委員會在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和平集會權)(比照《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七條)的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的指引(控方典據12):
「四. 對和平集會權的限制
…
45. 例外情況下,可以為保護“公共衛生”而施加限制,例如在傳染病爆發,集會存在危險的情況下。這一點也可適用於集會期間的衛生狀況給廣大公眾或參與者自身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
…
59. 一般而言,締約國不應限制參加集會的人數。凡此類限制,只有在與第二十一條規定的限制的正當理由明確相關的情況下才可接受,例如,出於公共安全考慮規定了體育場或橋樑的最大人員容量,或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原文為簡體字,粗體為本人所加)
我請法庭留意第45段「帶來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以及第59段「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這兩句。今天我們香港是否遭遇「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不是,但觀乎本案事發日期2020年5月1日,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事實,就是案發當前最近期本地確診個案錄於4月19日,換言之,由4月20日開始至案發當天5月1日,足足已是12日連續零確診。
十二、或者,可能有人會認為零確診不算甚麼,因為可能5月2日就再次大爆發,或許就是我們這班示威群組累事的。很可惜,在疫情爆發至今,染上肺炎的有「國慶群組」、「跳舞群組」,就是沒有「示威群組」或「投票群組」。
十三、拜讀控方交付法庭的立法會文件(控方典據15)清晰可見,食衛局在5月9日向立法會表示,行政會議在2020年5月5日(即案發後4日)建議更改《規例》由4人改為8人,食衛局更道明「自2020年4月初起,本港的確診個案逐步減少,反映這些措施初見成效。一般而言,香港已成功『撫平曲線』……」,又提到7個建議放寬措施的原因,當中包括「本地個案數字偏低」、「市民個人衛生方面的警覺度甚高」等等。食衛局的結論是「固然,制定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並無絕對科學標準,我們考慮到相關社會經濟因素及最新公共衛生風險後,決定提升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至不多於八人」。
十四、如是這樣,到底我們還是否「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呢?即使法庭仍然認為是「極端情況」,那麼該《一般性意見》又有沒有甚麼提示呢?就其第59段,答案顯而易見。即使締約國有公共衛生問題,有「重大健康風險的極端情況」,需要限制部份人權,但該《指引》已舉例說明「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而不是一刀切阻止有合理間距的示威。
十五、如果真如控方所言,法庭應考慮聚集人士的「共同目的」,而非單純考慮聚集距離(我會理解控方其實是毫不考慮),那麼就會出現無論是2米至10米距離,都不得有共同訴求的示威,否則均可被視為「受禁群組聚集」的怪現象,這樣嚴苛的限制看來與《指引》所提及的「出於公共衛生考慮規定了要保持物理距離」並不相符,甚至是曲解《限聚令》想達至減少社交接觸的立法原意(控方典據14)。而如果此例一開,標準提得這麼高,其他公眾活動包括睇樓、拜山、行花市、太平清醮等則無一倖免,牽連甚廣,更影響市民大眾的生活。
十六、控方花了不少篇幅去描述武漢肺炎如何在各地爆發,但卻又不全面地向法庭交代案發背景,甚至借用《香港人權法案》「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的條文,暗指我們示威會為其他人包括公眾、記者和警員帶來染病風險,甚至死亡。其實在控方主問中,與韋高級督察惺惺相惜,答問中亦有類似見解。為此,我必須嚴正駁斥歪理。首先,根據大眾常識,傳染病只會考慮距離,而不是身份、職業、年齡、性別。如果我們示威為記者警員帶來死亡風險,那我可不可以說律政司起訴我們,讓我們足足有四天在封閉空間之中,同樣為法庭、在場記者警員及公眾帶來死亡風險?示威者有示威者的選擇,同樣,警員或記者都可以按他們的分工而作出相對的防疫措施,正如目前封區一樣,都是各自防備,保持間距。當日我們和平示威,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正是既要表達意見,亦是顧及在場所有人士的公共衛生。
十七、當我們竭力在表達意見和公共衛生方面取得平衡時,到底警員做甚麼?韋高級督察在我們仍未開始遊行之前,已經預先警告我們「……無論你哋稍後時間用一個集會或者遊行嘅方式去進行一個嘅群組聚集,亦係屬於……為咗『共同目的』嘅話,亦係屬於一個受禁群組聚集嘅……」另外,韋高級督察亦坦言只有考慮公共衛生及我們有否違法,完全沒有考慮我們本來的示威權利,亦承認沒有積極協助我們表達意見,承認只是叫我們離開和解散。
十八、根據梁國雄案(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 HKSAR (2005) 8 HKCFAR 229):
「16. ……政府在作出任何限制時,顯然有責任提出理由以作支持。這種對於涉及基本權利的憲法覆核的處理方法,既已獲本院採納,亦與許多司法管轄區所依循的方法相符。不用說,在一個法治社會中,法庭必須銳意地保護各項基本權利,而且必須嚴格地審查任何可能對該等基本權利施加的限制。
…
22. 在討論施加限制的憲法規定之前,必須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粗體為本人所加)
十九、終審法院明確指出政府有責任積極協助示威者表達意見,縱使有廣泛酌情權,視乎個案而定,但在本案中,韋高級督察清楚說明只考慮我們是否違法,以及公共衛生,因其對《限聚令》的錯誤理解而完全沒有顧及我們憲制保護的自由,沒有顧念法庭銳意保障的基本權利,令人失望。
二十、奇怪的是,在我呈堂的片段(證物D3-2),配合韋高級督察的證供,控方亦不爭議,確認在2020年4月8日同樣是社民連及工黨到禮賓府的示威卻未受阻撓,沒遭檢控。韋高級督察作供指,警方在《規例》實施的初期基於公眾對新法例未必熟識而會採取不同執法行動,包括發出提醒信,在現場勸喻及警告,同時亦表示如受禁聚集持續發生,會再作出票控,甚至拘捕。然而,在案發當日,當社民連及工黨被票控後,陳淑萍總督察卻一直容許社民連及工黨到公民廣場(亦即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示威,雖然有爭議社交距離,但最終仍然容許兩個不同組織或群組在公民廣場繼續表達意見,完整讀畢聯合聲明,亦沒有作出其他檢控行動。
二十一、由此可見,「初期鬆後期緊」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反而,我們可以見到不同高級警員就《限聚令》作出截然不同的決定和安排。雖然我們沒有證據確認陳淑萍總督察是否有考慮過我們的示威權利,但肯定案發當日,以及4月8日警方沒有完全禁止示威,因此我等認為警方應該會以同樣手法處理,對此有合理期望,雖無作供,但屬合理推測,不辯自明。而且,我不認同警方就法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決定或觀點,既然控方一直指限制必須依法規定(prescribed by law),那麼,法律就不可能時鬆時緊,在每個警員身上有不同演繹,否則公權力將很可能會被濫用,成為貪腐的溫床。
二十二、《限聚令》的立法原意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傳播,而不是禁止示威,或嚴苛地收緊示威人數,限制表達權利。如是者,控方所詮釋《限聚令》的限制是追求合法目的嗎?不論如何距離,只要共同目的,一律檢控,變相收緊表達自由,如此嚴厲廣闊的控罪,與《限聚令》的防疫目的有合理關連嗎?
二十三、控方指《限聚令》只是臨時措施,只是限制行使表達及集會自由的形式,沒有限制其實質內容,示威者仍然可以在互聯網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如果是這樣,示威可以網上示威,庭審何不又全都改作網上處理?控方言下之意,是否認為在蝸居斗室劏房的基層市民應在網上示威?這是否律政司的觀點?我要很痛苦地告訴你,不少基層市民,連上網的機會也沒有呢!
二十四、如韋高級督察所言,我們乃是「一如以往」地在勞動節示威,表達意見。在我多年參與的五一遊行,不少勞工團體都可以走到街上表達意見,數以萬計熱愛社會的群眾努力爭取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提高最低工資等等,街頭才是他們可以互相聲援打氣,在勞苦中吐冤鬱的地方。去年職工盟一早已向警方提出不同方案處理大型遊行,例如流水式遊行,又或像以色列特拉維夫民眾在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示威,但都被一一否定,最後未能得到《不反對通知書》。於是,我們兩黨堅持走到政總表達意見,此舉非只形式,親身到現場宣讀聲明,本身也是內容的一部份,如果連8人分兩組,4人一組分開1.5米以上距離的示威都不容許,試問這個限制還在達致合法目的的所需程度之內嗎?其限制恐怕已遠超所需吧?於我而言,如此嚴苛的要求,也是「顯然缺乏合理基礎」!
二十五、如果法庭並不接納我以上的陳詞,我亦請法庭再三思量根據《規例》第7條,接受我們行使公民權利乃屬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控方指出,我等示威無可避免增加公共衛生風險,不但吸引不少記者採訪,警方亦要派出警務人員維持秩序,如果法庭接納示威權為合理辯解,將大幅削弱《規例》的效用,控方認為法庭需在考慮我等示威權外,也要考慮大眾的生存權。正如我之前所言,控方意思的潛台詞,就是沒有示威,沒有風險。如是這樣,其實政府當局應該取消《規例》的附表1,取消所有豁免羣組聚集以達至更低風險,否則都會削弱《規例》的效用,危害公眾的生存權。
二十六、當我們的終審法院曾聲言「發表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自由,也是文明社會及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核心」的時候,律政司竟然說法庭銳意保護的自由影響公眾生存權,不值一顧。我們看看當時可獲豁免的群組:每天都有數以十萬計乘坐公共交通及工作者,政府當局甚至容許20人有「共同目的」地參與婚禮,卻竟然不容許只有8人的示威?究其實,當政府制定法例時,亦非一刀切禁止所有社交活動,每個方面都會權衡輕重,例如法庭、醫院、工作間等獲得豁免,以免影響公共服務及經濟,每個部份都有一個秤去量度到底值不值得有豁免,保障市民權利。我不想猜測為何如此重要,法庭銳意保障的自由未有在豁免名單之上,但我認為法庭有責任遵從終審法院所訂的理想和原則,為公眾守護珍貴的權利和自由。
二十七、我再一次表明主張,在《基本法》賦予示威權利的前提下,即使我等有「共同目的」示威,《規例》理應容許我等以1.5米或以上間距表達意見,以此套用本案,則很明顯本案並未有任何「受禁群組聚集」;如果,總人數超過30人的遊行或超過50人的集會則應由《公安條例》處理,則不是本案範圍。
二十八、在上年至今,社民連和工黨多次向政府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但林鄭政府依然固我,無動於衷。現在,失業率已高達6.6%,接近25萬人失業,14萬人就業不足,差不多40萬人生活在失望和恐懼之中。在疫情期間,他們不僅失去上街表達意見的機會,連他們的生存權也受到真正的威脅。若果我們真的重視生存權,應該推動失業援助金,應該為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立法,而不是假生存權之名,行打壓示威之實。
二十九、子曰:「過猶不及」。我固然明白示威權並非絕對,唔係大哂,但我亦不希望我們的示威權遭到無理踐踏,完全被無視。《限聚令》亦應如此,如果其原意乃是減少社交接觸,控制疫情,就肯定可以容許相距1.5米或以上的聚集,不管其有否「共同目的」。我不介意因《限聚令》而遭受懲罰,但我介意政府輕視人權,漠視民生。綜合以上所言,我認為控方從來沒有考慮我在本案中的憲制權利,其所作出的限制不但未能追求合法目的,沒有合理關連,更超越達致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亦顯然缺乏合理基礎,未能通過「相稱性」考驗,其對《限聚令》的詮釋及執法行動實屬違憲,而我亦因其憲制權利,有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因此請法庭撤銷傳票,判我無罪!
第三被告人(無律師代表)
黃浩銘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劏房法律責任 在 巴打台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香港今日社論2020年12月15日(100蚊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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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在美國,選舉人團會議正式投票選出下任總統,長期以來都是例行公事,可是昨天的選舉人投票,卻罕有備受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承認大選落敗,展開了當代美國史上最離譜的反民主操作,試圖以法律和政治手段,將百萬計合法選票作廢,聯邦最高法院上周的裁決,實際已一錘定音,駁回所謂選舉「舞弊」的無稽指控。選舉人投票正式確認拜登當選,標誌特朗普翻盤之路走到盡頭,然而這是否一如拜登陣營所言,見證了美國民主的韌性,仍得走着瞧。特朗普有關選舉舞弊的謊言,對美國民主傷害很深,選後未見大規模政治暴力,也不代表特朗普的民粹操作未有加深社會撕裂,「冷內戰」(cold civil war)已經形成,美國民主政治很難回到特朗普時代之前。
蘋果頭條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11月3日舉行至今,已超過一個月,即使美國傳媒早已推定當選人,但其實未算正式結果。在周一,選舉人團將開會投票,投下總統及副總統的一票,才正式確認誰人勝出大選。本文將簡單介紹總統大選的選舉人團制度及運作。美國總統選舉有538張選舉人票,按各州參議員及眾議員的數目分配,而各州眾議員議席是按人口劃分,並再加上每州2個參議院議席。除了緬因州及內布拉斯加州外,大多數州都是採取勝者全取制(Winners Take All),在州分取得較多普選票的候選人,可全取該州所有選舉人票。在選舉人團制度下,即使候選人取得較多普選票,亦不代表勝出大選。例如在2016年大選,特朗普所得的普選票比民主黨對手希拉里少近300萬票,但最後憑較多選舉人票勝出。
東方正論
特區亂世,無奇不有。香港人多地少,房屋政策重中之重,卻弄得一塌糊塗,蝸居族上樓難,劏房僭建問題嚴重,不少人在天台非法加建,本報揭發葵涌工廈有人把4個貨櫃吊到天台疑作為居住用途,危及樓宇結構,隨時冧樓一鑊熟。屋宇署執法不力,工廈僭建「無王管」,涉事業主明目張膽,公然進行違法工程。葵涌街坊直擊4個貨櫃吊到工廈天台,貨櫃屋裝有污水喉,內部間隔設備齊全。其實工廈僭建是公開的秘密,由於很多都空置,所以私自改變用途屢見不鮮,分拆劏房如雨後春筍,甚至經營非法民宿及旅館,造成消防隱患,衞生惡劣問題,更由於人口密集,淪為防疫漏洞。
星島社論
本港昨新增八十二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七十七宗為本地個案。黃大仙東頭邨貴東樓新增兩宗確診,累計六個較高層單位共九人染疫,當中三個單位均為15室。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連同環保署及衞生署人員到場視察,指該幢15室的單位出現小型爆發,2315室的廁所抽氣將帶病毒的氣霧(即氣溶膠)抽出室外,樓上2415室開動廚房抽油煙機時有開窗,結果將樓下病毒抽入屋內。他指,開抽油煙機形成負氣壓再將病毒抽入屋是新發現,呼籲市民開抽油煙機要關窗。近天台二十九樓的15室中招就因「擾流效應」有關。
經濟社評
內地科網企業經過多年野蠻增長,幾乎寡頭壟斷各個生活消費範疇。北京今年參照世界經驗,加入國際行列,積極監管科網巨擘壟斷行徑,最新有阿里巴巴因收購銀泰商業受罰,但那只是芸芸切入點之一,中央政府最終料會放眼科企有否負上應有社會責任,以防一日千里的商業創新,反過來造成系統風險。中國市場監管總局昨天發公告,阿里、閱文及豐巢這3家企業早前的收購違反了《反壟斷法》,各罰50萬元人民幣,清楚表明網級行業不是法外之地。罰款金額雖小,但意義龐大,市場普遍認為是揭開監管科網企業的新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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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法律責任 在 Fernando Chiu-hung Cheung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立法會會議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九)條動議的議案
- 啟動彈劾梁振英議案
張超雄議員:主席,今天是2013年首次立法會會議。我們要討論的,是彈劾特首梁振英。這件事並不光彩,既不是一件喜事,亦不是一件樂事。我在此感到不開心,我毫不享受作為聯合動議彈劾特首梁振英的其中一員。我認為我們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因為本會需要處理一眾迫切的議題及重要的事項,包括法律議題及政策措施。
議會外,貧富懸殊;富安花園剛剛發生意外;天氣寒冷,眾多露宿者及長者瑟縮街頭;院舍內有很多殘疾人士及長者處身在惡劣的環境中;以及"劏房"內的新移民、單身婦女、少數族裔及基層市民在掙扎求存。然而,本會卻在浪費時間,討論特首應否下台。我絲毫不享受也不想繼續進行此事。儘管如此,我一定要盡我的責任,因為我身為立法會議員及民意代表,今天正面對特首嚴重瀆職,向議會說謊及誤導議會,並在公眾面前說謊,失去誠信。如果身為整個政府之首的特首亦毫無誠信可言的話,那麼社會應如何走下去呢?所以,我不得不成為今天聯合動議的議員之一。
正如剛才多位同事(包括建制派的同事)所說,這項議案的核心問題,是究竟特首有否說謊。我相信,如果向香港市民提出此問題,逾半數市民皆會認為他說謊,而他說謊的證據亦確實相當確鑿。特首就其山頂物業所發出的聲明第46段指出,他在2011年11月 -- 對不起,應 該是10月 -- 已經發現,其4號物業地下低層所謂的"地下密室"是僭建物。在2011年10月時,他尚未正式宣布參選行政長官。那麼,他當時採取甚麼做法呢?其聲明指出,他當時發現有關位置與圖則有偏差及不妥當之處,以及擴建部分佔地約200平方呎,其後以磚牆來密封。
梁振英是專業而資深的測量師,他無理由不知道何謂僭建。此外,他亦無理由不知道他不可以自行築起磚牆,將他當時認為只有約200平方呎 -- 後來發現原來是三百多平方呎 -- 的僭建地下密室密封起來,便可當作沒有僭建。我相信,連小學生也理解他犯了錯,亦明白這項僭建物是結構性存在的,當然不可以予以封閉,便當作已解決問題,問題從此不存在。然而,特首卻竟然告訴大家,他便正是如此。
其聲明正正顯示出,他在宣布參選前早已知道自己有僭建的問題,只是他沒有使用"僭建"而是使用"擴建"一詞。有關的擴建部分確實與圖則有所偏差。這是甚麼意思呢?主席,難道一位測量師不知道有關部分是僭建物嗎?如果他知道的話,他其後在參選時 -- 剛才有多位同事已提及,我不在此多言 -- 卻正正以"僭建"甚至"誠信"作為議題,指責他的競爭對手唐英年,指他確實有僭建問題但卻加以隱瞞,更指他被步步進迫後才被迫承認。
梁振英當時是競爭者之一,試問他有甚麼誠信可言呢?他明知道自己有僭建的地下密室,與唐英年的情況相同,分別可能只在於面積較小。他以磚牆來封閉該地下密室,便當作無事發生。然後,他指責唐英年有僭建地下室卻不肯予以承認,沒有誠信可言。
大家試想想,此人的品性和品格如何呢?雖然梁振英自己有相同的問題,但他卻以此在全香港人面前指責競爭對手。縱使其對手將整件事情處理得非常拙劣,以"真 人Show"表演何謂"無承擔"、"無'腰骨'",當然被香港市民唾棄,但教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提出指責而成功當選的梁振英,較其對手更陰毒,技巧更拙劣。這種品格的特首,莫說誠信,連基本人格也沒有。縱然自己有相同的問題,但他竟然可以睜着眼睛而面不改容地指責對方,導致對方因誠信破產而一敗塗地,自己則上台,一副堂而皇之的模樣。這樣也行嗎?
日 期: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11時
地 點: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廳
議程: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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